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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汉末魏晋的人物品评
前面讲到魏晋有一种流行的风气,即对人物进行评鉴,当时多称为“人伦”,或“品藻”“品评”,《世说新语》就有《品藻》篇。“品”就是定一个人的高下等差,是上品、中品还是下品,分得细一点,上中下里面可以再分上中下,就变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魏初的大官陈群就提倡用九品来区分人才,并设立一个名为“中正”的官员来主持,这就叫“九品中正制”。把人定为九品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官员,级别不同的官员就用品级不同的人,只有高品才能做大官,所以这种制度又叫“九品官人法”(“官”在这里是动词)。“藻”就是“鉴其文质”,鉴定一个人的才能、性情。“品”比较偏重德,“藻”比较偏重才。
人物品鉴的风气其实从汉末就相当流行了。因为时代混乱,需要真正的英雄人物出来收拾世局,重建太平,那么到底谁才是人才、如何识别人才,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当时就有一些很擅长识别人才的专家,如太原的郭泰、汝南的许劭以及许劭的堂兄许靖,据说都有这种本事。许劭兄弟甚至把它当作很重要的事情来做,每月初一发布一次评鉴结果,如果一个人的表现有变化,对他的评鉴结果也就跟着改变。时人把许氏兄弟的每月评鉴叫“月旦评”(“月旦”就是每月初一),在士族精英分子中很有名气,以至于“月旦评”后来竟成了人物品评的代名词,在后世诗文中甚至简称为“月旦”,如把品评人物称为“月旦人物”之类。
传说曹操年轻时名声还不大,就去找许劭,要许劭给他一个评鉴:“我何如人?”—大概是想替自己做广告吧。许劭不大看得起曹操,本不愿意,奈何他软磨硬泡,结果给了他十个字的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个故事见于《世说新语·识鉴》第一则,刘孝标注引孙盛《异同杂语》。《后汉书·许劭传》也有这个故事,但评语颇不同,许劭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而《世说新语·识鉴》第一则的本文又写,说这话的人是乔玄—也就是著名美女大乔、小乔的爸爸,话也不同,说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总之,曹操不是个普通人物,不当英雄就当奸雄,看在什么时候。
人物品鉴的风气后来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魏初就有一个叫刘劭(也作刘邵、刘卲)的学者,写了一本《人物志》,就是专门讲品鉴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的。人物品鉴的问题在魏晋玄学也有所反映,成为魏晋玄学中一个著名的哲学论题,就是“才性之辩”。“才性之辩”在正始年间(240—249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讨论才与性的关系问题。当时一流的玄学清谈家,如钟会、嵇康、傅嘏、李丰、王广等人都参加了讨论,而且各有各的看法。这些观点大致有四种,就是: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1】什么是“才”,什么是“性”呢?先得弄清楚各自的定义,才好谈它们的关系。这里存在两组可能的解释,一组认为“才”是才能、才干,“性”是德行、操行;另外一组认为“才”是才能,“性”是这种才能所依据的天赋本质。根据第一组定义就会产生才与性是同还是异的问题,就是说德行和才能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呢?是不是品德好的人才能也高,品德不好才能也就低呢?还是说品德好不一定就才能好,品德低也不一定就才能低呢?根据第二组定义就会产生才与性是离还是合的问题,即一个人的才能和他的天赋本质是否一致的问题。天赋好是不是才能就高?天赋差是不是才能就低?这其实是说一个人的才能到底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学到的,先天占多少后天占多少。【2】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实际是人物品鉴的哲理升华。不要以为这个问题很玄虚,辩来辩去只是书生逞口舌之快,跟实际无关,其实它跟当时的社会政治是紧密相关的。《三国志·武帝纪》说曹操在建安十五年(210年)春下了一道“求贤令”,是这样的: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指的是姜太公吕尚。这个后来帮助文王、武王建立周朝八百年天下的大政治家、军事家,一直怀才不遇,到八十岁了还在渭河边钓鱼。“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讲的是陈平,后来做了汉朝的宰相,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嫂子私通,又曾经接受过别人的贿赂。曹操说这样的人都可以用,叫大家“唯才是举”。
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二月,曹操又下了一道旨趣相同的命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苏秦是战国时代有名的纵横家。纵横家都是些投机分子,以口才取胜,没有什么固定的宗旨,只要能打动当时的国君获得权位就好。苏秦原来主张“连横”,想说服秦国的国君横向联合齐、鲁等国,逐渐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秦王没有采纳;他又转过头来以“合纵”来说服秦国以外的六强,叫他们纵向联合起来以对抗秦国。纵横家当然不是什么守信之人,曹操说这样的人也可以用。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八月,又有一道: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著声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伊挚、傅说分别是夏商时期的名相,年轻时地位很低,伊挚是个厨师,傅说是个土木工。管仲是春秋时代齐国的宰相,本来是齐桓公小白的政敌公子纠的谋士,是反对小白的,被打败后没有自杀殉主,却投降了小白,终于帮小白建立了霸业。萧何、曹参、韩信、陈平都是汉初的大臣。韩信大家都知道,是刘邦的大将。他年轻的时候被几个流氓混混戏侮,叫他从裤裆底下钻过去,他居然不反抗就钻了,行为像个胆小鬼。萧何、曹参年轻的时候不过是沛县的小公务员,后来都做到宰相。吴起是战国时代的名将,娶齐妻,鲁国国君想用他为将,又担心他跟齐国割不断感情,吴起竟把自己的齐国老婆杀了,以表示自己对齐国不留恋,母亲死了,他也不回去。这些人在当时的人看来都是行节有亏的,甚至是不仁不义的,曹操说这样的人也可以用。
曹操这三道命令内容大致相同,目的都是求才,还真有求贤若渴的味道。三国时代魏国人才最多,力量最强,显然跟曹操这... -->>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汉末魏晋的人物品评
前面讲到魏晋有一种流行的风气,即对人物进行评鉴,当时多称为“人伦”,或“品藻”“品评”,《世说新语》就有《品藻》篇。“品”就是定一个人的高下等差,是上品、中品还是下品,分得细一点,上中下里面可以再分上中下,就变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魏初的大官陈群就提倡用九品来区分人才,并设立一个名为“中正”的官员来主持,这就叫“九品中正制”。把人定为九品的目的是为了选拔官员,级别不同的官员就用品级不同的人,只有高品才能做大官,所以这种制度又叫“九品官人法”(“官”在这里是动词)。“藻”就是“鉴其文质”,鉴定一个人的才能、性情。“品”比较偏重德,“藻”比较偏重才。
人物品鉴的风气其实从汉末就相当流行了。因为时代混乱,需要真正的英雄人物出来收拾世局,重建太平,那么到底谁才是人才、如何识别人才,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当时就有一些很擅长识别人才的专家,如太原的郭泰、汝南的许劭以及许劭的堂兄许靖,据说都有这种本事。许劭兄弟甚至把它当作很重要的事情来做,每月初一发布一次评鉴结果,如果一个人的表现有变化,对他的评鉴结果也就跟着改变。时人把许氏兄弟的每月评鉴叫“月旦评”(“月旦”就是每月初一),在士族精英分子中很有名气,以至于“月旦评”后来竟成了人物品评的代名词,在后世诗文中甚至简称为“月旦”,如把品评人物称为“月旦人物”之类。
传说曹操年轻时名声还不大,就去找许劭,要许劭给他一个评鉴:“我何如人?”—大概是想替自己做广告吧。许劭不大看得起曹操,本不愿意,奈何他软磨硬泡,结果给了他十个字的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个故事见于《世说新语·识鉴》第一则,刘孝标注引孙盛《异同杂语》。《后汉书·许劭传》也有这个故事,但评语颇不同,许劭说:“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而《世说新语·识鉴》第一则的本文又写,说这话的人是乔玄—也就是著名美女大乔、小乔的爸爸,话也不同,说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总之,曹操不是个普通人物,不当英雄就当奸雄,看在什么时候。
人物品鉴的风气后来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魏初就有一个叫刘劭(也作刘邵、刘卲)的学者,写了一本《人物志》,就是专门讲品鉴人物的理论和方法的。人物品鉴的问题在魏晋玄学也有所反映,成为魏晋玄学中一个著名的哲学论题,就是“才性之辩”。“才性之辩”在正始年间(240—249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讨论才与性的关系问题。当时一流的玄学清谈家,如钟会、嵇康、傅嘏、李丰、王广等人都参加了讨论,而且各有各的看法。这些观点大致有四种,就是: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1】什么是“才”,什么是“性”呢?先得弄清楚各自的定义,才好谈它们的关系。这里存在两组可能的解释,一组认为“才”是才能、才干,“性”是德行、操行;另外一组认为“才”是才能,“性”是这种才能所依据的天赋本质。根据第一组定义就会产生才与性是同还是异的问题,就是说德行和才能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呢?是不是品德好的人才能也高,品德不好才能也就低呢?还是说品德好不一定就才能好,品德低也不一定就才能低呢?根据第二组定义就会产生才与性是离还是合的问题,即一个人的才能和他的天赋本质是否一致的问题。天赋好是不是才能就高?天赋差是不是才能就低?这其实是说一个人的才能到底是先天决定的还是后天学到的,先天占多少后天占多少。【2】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实际是人物品鉴的哲理升华。不要以为这个问题很玄虚,辩来辩去只是书生逞口舌之快,跟实际无关,其实它跟当时的社会政治是紧密相关的。《三国志·武帝纪》说曹操在建安十五年(210年)春下了一道“求贤令”,是这样的: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指的是姜太公吕尚。这个后来帮助文王、武王建立周朝八百年天下的大政治家、军事家,一直怀才不遇,到八十岁了还在渭河边钓鱼。“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讲的是陈平,后来做了汉朝的宰相,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和嫂子私通,又曾经接受过别人的贿赂。曹操说这样的人都可以用,叫大家“唯才是举”。
建安十九年(214年)十二月,曹操又下了一道旨趣相同的命令: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思此义,则士无遗滞,官无废业矣。
苏秦是战国时代有名的纵横家。纵横家都是些投机分子,以口才取胜,没有什么固定的宗旨,只要能打动当时的国君获得权位就好。苏秦原来主张“连横”,想说服秦国的国君横向联合齐、鲁等国,逐渐达到统一天下的目的,秦王没有采纳;他又转过头来以“合纵”来说服秦国以外的六强,叫他们纵向联合起来以对抗秦国。纵横家当然不是什么守信之人,曹操说这样的人也可以用。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八月,又有一道: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著声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伊挚、傅说分别是夏商时期的名相,年轻时地位很低,伊挚是个厨师,傅说是个土木工。管仲是春秋时代齐国的宰相,本来是齐桓公小白的政敌公子纠的谋士,是反对小白的,被打败后没有自杀殉主,却投降了小白,终于帮小白建立了霸业。萧何、曹参、韩信、陈平都是汉初的大臣。韩信大家都知道,是刘邦的大将。他年轻的时候被几个流氓混混戏侮,叫他从裤裆底下钻过去,他居然不反抗就钻了,行为像个胆小鬼。萧何、曹参年轻的时候不过是沛县的小公务员,后来都做到宰相。吴起是战国时代的名将,娶齐妻,鲁国国君想用他为将,又担心他跟齐国割不断感情,吴起竟把自己的齐国老婆杀了,以表示自己对齐国不留恋,母亲死了,他也不回去。这些人在当时的人看来都是行节有亏的,甚至是不仁不义的,曹操说这样的人也可以用。
曹操这三道命令内容大致相同,目的都是求才,还真有求贤若渴的味道。三国时代魏国人才最多,力量最强,显然跟曹操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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