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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甚至不再说我父亲的坏话。这时我才明白说人坏话也是需要情致的，而我们不再有从前那种积极而又单纯的情致，哪怕是小市民式的。我母亲似乎也有意避免单独和我在一起，她向幼儿园领导提出要求，除了白天的正常上班，她还要求每天晚上参加炼钢。园领导说你的孩子还小晚上怕不方便吧，我母亲便说大炼钢铁赶超英国是第一位的，孩子是第二位的。园领导答应了我母亲的请求。从此她每天晚上在火光熊熊的小高炉前一守就是大半夜。她和其他一些大人往炉子里填着废铁，她额前的一绺头发都被烤焦了。有一天我从家里偷偷跑出去看她炼钢，我看见她从废铁堆里捡出了陈非那只英国产的玩具猴子，勇猛地扔进了小高炉。那时她的表情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似乎因为陈非留在北京路幼儿园的惟一痕迹已彻底被销毁。我看见了她的这种表情，她也看见了正在看她的我。不知为什么在一些关键时刻我和我母亲的眼光总能相遇。那一刻她非常不高兴，她涨红着脸跑过来对我说：“你应该在家睡觉，回去！”我扭头就往家走，一进家门我就把自己藏了起来。我用我的被子裹住我自己，钻到床底下去睡。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可能是故意要让我的母亲着急。后半夜我母亲回来了，当她发现我不在床上，果然急了。幸好她及时看见了露在床边的我的被子角，赶紧从床底下把已经昏睡了很久的我抱出来，要不然她一定会歇斯底里狂呼大叫的。她抱我出来把我晃醒，她摇晃着我，一边小声地然而怒气冲天地对我说：“韩桂心你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你什么时候才能知道生活有多么艰难，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不再担惊受怕呀你！”我紧紧闭着眼不说话，耍死狗一样全心全意和张美方妈妈作着对，从小我就有这种在必要时一言不发的本领。当我练就了这种本领，我和我母亲的位置就颠倒了一下：陈非的死仿佛是我母亲一手制造，而我反倒根本与此事无关。
我相信我这个人从本质上就是一个坏孩子，不然我为什么会如此不近人情？陈非死亡近一年的时候，这件事在大家心里已经淡了下去，幼儿园的滑梯也已经拆除，不仅北京路幼儿园，全市幼儿园都不再有滑梯这种东西。但我却渐渐不甘心起来。第二年，临近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女市长——也就是你奶奶，陪外省一个妇女参观团来北京路幼儿园参观，这时我们中班已升级为大班。我们大班的小朋友被告知，当市长和客人来到游艺室时，由一位小朋友给客人讲一个故事。这种出风头的事是轮不到我的，我对此也就漠不关心。但是，当市长陪同客人走进游艺室，那个被指定讲故事的小朋友却由于过度紧张，怎么也说不出话了。张美方老师蹲在她眼前启发诱导，并且替她把故事的开头讲了出来，小朋友低着头一声不吭。我忽然感到我的机会来了，我搞不清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是出人头地的机会还是恐吓张美方妈妈的机会，总之这是一个机会。我于是走到客人面前大声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说：“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一边讲一边看张美方妈妈，我看见她的脸“刷”地变白了，我还看见她几乎站立不住，她的身子微微晃着。她仿佛知道我要讲什么，她一定猜出了我要讲什么。我高兴看到她这种样子，我继续讲：“我来到一座山上，山很高，比天还要高，我就我就”我看见张美方妈妈的脸已经成了一张白纸，我终于看见她艰难地把食指竖在了苍白的唇上。几秒钟之内我妥协了，我应该向张美方妈妈表明我的妥协，我继续讲：“我就我就从山上下来了。”讲完这句我就闭了嘴。我的故事肯定让客人们莫名其妙，但大家还是很客气地鼓了掌。有人称赞了我的想像力，说“山比天高”这就是想像力。市长还抱住我吻我的脸蛋儿，并送给我一盒十二支装的彩色蜡笔。
又有一次，幼儿园园长到我家来，我母亲给她彻了一杯茶，她们很亲切地说着话。我知道客人是我母亲的领导，是领导就能掌握我母亲的某种命运。这时我又突发奇想地站在园长跟前，我对她说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开始讲，我母亲端着茶杯的手开始发抖。我继续讲：“我来到一座山上，山很高，比天还要高”我母亲突然放下茶杯——她以为她把茶杯放在了桌上，但是她放空了，茶杯落在地上，碎了。这使我想到了我父亲，我在我母亲怀里吃奶的时候就听我母亲讲过，当我父亲的杂志主编到我家要白矾时，我父亲是怎样慌张得打碎了茶杯。难道今天我对我母亲的威力就像当年那主编对我父亲一样？茶杯碎了，我母亲蹲在地上，双手抓挠着地上的碎杯子，两眼却直直地看着我。我还要继续讲么？我心里斗争着。其实我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胆大，我真正要看的，不过是我母亲的恐惧表情罢了。她恐惧着我就主动着，我常在这时觉得我能操纵我们的命运。碎茶杯打断了我的故事，我不往下讲了。园长本来就似听非听，我不再讲，她也就不再听了。不久以后我母亲升做副园长，我得知那天园长到我家，就与这件事有关。
我不明白我母亲为什么会被提升，谁都知道一年前在她负责的中班死过一个孩子。后来我猜测也许因为她炼钢太积极了吧，她毫不利己，昼夜加班，把几岁的孩子（我）扔在家里一扔就是一夜。她炼钢不仅烧焦了头发，有一次还被炉中火燎去半条眉毛。炼钢是第一位的，对一个孩子的生命负责，在大跃进的年代对一个幼儿园老师来说，也许并不那么举足轻重。
慢慢地，我知道了我今后该怎样达到自己的目的。当我需要一件灯芯绒罩衣而我母亲不给我买时，我就开始讲：“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母亲立刻会满足我的要求。遇到我不爱吃的菜，比如芹菜，如果我母亲非要我吃不可，我就放下筷子说：“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母亲便不再劝我。上小学之后我经常逃学，因为我不合群，我不喜欢和同学们在一起。每个班里都有“王”的，男生里有男王，女生里有女王，这些“王”威力无比，同学们要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兜里有什么零食要首先贡献给他们吃。“王”说和谁玩就和谁玩“王”说不理谁大家就都不理谁。我讨厌我们班的女王。其实不仅在小学，在成年人里，在生活中，你总会发现有些人是与你终生不合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一见面就觉得你们彼此看着都不顺眼。我和班里的女王之间便是这样，我因为不喜欢她也不愿服从她的命令而逃学。我早晨不起床，我母亲一遍又一遍催促我，我就慢条斯理地开始说：“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母亲不再吭声，班主任家访时我母亲还替我撒谎说我病了。
我觉得那几年我一直以折磨我母亲为乐事，因为没有人来折磨我。童年的我虽然还不懂法律，不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最简单的人生常识，但我本能地知道我本应受到惩罚的，我本应受到我该受的折磨。我母亲不遗余力地阻挡了我的被折磨，我不折磨她又折磨谁呢？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有那么一会儿，我没有听见韩桂心的话，因为打我们眼前走过的一男一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认出那女的就是前两天在刘爱珍烈士墓上做皮肉生意的那位，男的已经换了他人。我目送着这一男一女，直到他们行至甬路尽头让大树掩住。韩桂心问我在看什么，我说没看什么。韩桂心说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么？我说听见了，你说"文化大革命"。
我们甚至不再说我父亲的坏话。这时我才明白说人坏话也是需要情致的，而我们不再有从前那种积极而又单纯的情致，哪怕是小市民式的。我母亲似乎也有意避免单独和我在一起，她向幼儿园领导提出要求，除了白天的正常上班，她还要求每天晚上参加炼钢。园领导说你的孩子还小晚上怕不方便吧，我母亲便说大炼钢铁赶超英国是第一位的，孩子是第二位的。园领导答应了我母亲的请求。从此她每天晚上在火光熊熊的小高炉前一守就是大半夜。她和其他一些大人往炉子里填着废铁，她额前的一绺头发都被烤焦了。有一天我从家里偷偷跑出去看她炼钢，我看见她从废铁堆里捡出了陈非那只英国产的玩具猴子，勇猛地扔进了小高炉。那时她的表情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似乎因为陈非留在北京路幼儿园的惟一痕迹已彻底被销毁。我看见了她的这种表情，她也看见了正在看她的我。不知为什么在一些关键时刻我和我母亲的眼光总能相遇。那一刻她非常不高兴，她涨红着脸跑过来对我说：“你应该在家睡觉，回去！”我扭头就往家走，一进家门我就把自己藏了起来。我用我的被子裹住我自己，钻到床底下去睡。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可能是故意要让我的母亲着急。后半夜我母亲回来了，当她发现我不在床上，果然急了。幸好她及时看见了露在床边的我的被子角，赶紧从床底下把已经昏睡了很久的我抱出来，要不然她一定会歇斯底里狂呼大叫的。她抱我出来把我晃醒，她摇晃着我，一边小声地然而怒气冲天地对我说：“韩桂心你为什么要跟我过不去，你什么时候才能知道生活有多么艰难，你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不再担惊受怕呀你！”我紧紧闭着眼不说话，耍死狗一样全心全意和张美方妈妈作着对，从小我就有这种在必要时一言不发的本领。当我练就了这种本领，我和我母亲的位置就颠倒了一下：陈非的死仿佛是我母亲一手制造，而我反倒根本与此事无关。
我相信我这个人从本质上就是一个坏孩子，不然我为什么会如此不近人情？陈非死亡近一年的时候，这件事在大家心里已经淡了下去，幼儿园的滑梯也已经拆除，不仅北京路幼儿园，全市幼儿园都不再有滑梯这种东西。但我却渐渐不甘心起来。第二年，临近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女市长——也就是你奶奶，陪外省一个妇女参观团来北京路幼儿园参观，这时我们中班已升级为大班。我们大班的小朋友被告知，当市长和客人来到游艺室时，由一位小朋友给客人讲一个故事。这种出风头的事是轮不到我的，我对此也就漠不关心。但是，当市长陪同客人走进游艺室，那个被指定讲故事的小朋友却由于过度紧张，怎么也说不出话了。张美方老师蹲在她眼前启发诱导，并且替她把故事的开头讲了出来，小朋友低着头一声不吭。我忽然感到我的机会来了，我搞不清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是出人头地的机会还是恐吓张美方妈妈的机会，总之这是一个机会。我于是走到客人面前大声说：“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我说：“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一边讲一边看张美方妈妈，我看见她的脸“刷”地变白了，我还看见她几乎站立不住，她的身子微微晃着。她仿佛知道我要讲什么，她一定猜出了我要讲什么。我高兴看到她这种样子，我继续讲：“我来到一座山上，山很高，比天还要高，我就我就”我看见张美方妈妈的脸已经成了一张白纸，我终于看见她艰难地把食指竖在了苍白的唇上。几秒钟之内我妥协了，我应该向张美方妈妈表明我的妥协，我继续讲：“我就我就从山上下来了。”讲完这句我就闭了嘴。我的故事肯定让客人们莫名其妙，但大家还是很客气地鼓了掌。有人称赞了我的想像力，说“山比天高”这就是想像力。市长还抱住我吻我的脸蛋儿，并送给我一盒十二支装的彩色蜡笔。
又有一次，幼儿园园长到我家来，我母亲给她彻了一杯茶，她们很亲切地说着话。我知道客人是我母亲的领导，是领导就能掌握我母亲的某种命运。这时我又突发奇想地站在园长跟前，我对她说我要给你讲一个故事：“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开始讲，我母亲端着茶杯的手开始发抖。我继续讲：“我来到一座山上，山很高，比天还要高”我母亲突然放下茶杯——她以为她把茶杯放在了桌上，但是她放空了，茶杯落在地上，碎了。这使我想到了我父亲，我在我母亲怀里吃奶的时候就听我母亲讲过，当我父亲的杂志主编到我家要白矾时，我父亲是怎样慌张得打碎了茶杯。难道今天我对我母亲的威力就像当年那主编对我父亲一样？茶杯碎了，我母亲蹲在地上，双手抓挠着地上的碎杯子，两眼却直直地看着我。我还要继续讲么？我心里斗争着。其实我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胆大，我真正要看的，不过是我母亲的恐惧表情罢了。她恐惧着我就主动着，我常在这时觉得我能操纵我们的命运。碎茶杯打断了我的故事，我不往下讲了。园长本来就似听非听，我不再讲，她也就不再听了。不久以后我母亲升做副园长，我得知那天园长到我家，就与这件事有关。
我不明白我母亲为什么会被提升，谁都知道一年前在她负责的中班死过一个孩子。后来我猜测也许因为她炼钢太积极了吧，她毫不利己，昼夜加班，把几岁的孩子（我）扔在家里一扔就是一夜。她炼钢不仅烧焦了头发，有一次还被炉中火燎去半条眉毛。炼钢是第一位的，对一个孩子的生命负责，在大跃进的年代对一个幼儿园老师来说，也许并不那么举足轻重。
慢慢地，我知道了我今后该怎样达到自己的目的。当我需要一件灯芯绒罩衣而我母亲不给我买时，我就开始讲：“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母亲立刻会满足我的要求。遇到我不爱吃的菜，比如芹菜，如果我母亲非要我吃不可，我就放下筷子说：“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母亲便不再劝我。上小学之后我经常逃学，因为我不合群，我不喜欢和同学们在一起。每个班里都有“王”的，男生里有男王，女生里有女王，这些“王”威力无比，同学们要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兜里有什么零食要首先贡献给他们吃。“王”说和谁玩就和谁玩“王”说不理谁大家就都不理谁。我讨厌我们班的女王。其实不仅在小学，在成年人里，在生活中，你总会发现有些人是与你终生不合的，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一见面就觉得你们彼此看着都不顺眼。我和班里的女王之间便是这样，我因为不喜欢她也不愿服从她的命令而逃学。我早晨不起床，我母亲一遍又一遍催促我，我就慢条斯理地开始说：“在一个中午，我午睡起床之后来到一座山上”我母亲不再吭声，班主任家访时我母亲还替我撒谎说我病了。
我觉得那几年我一直以折磨我母亲为乐事，因为没有人来折磨我。童年的我虽然还不懂法律，不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最简单的人生常识，但我本能地知道我本应受到惩罚的，我本应受到我该受的折磨。我母亲不遗余力地阻挡了我的被折磨，我不折磨她又折磨谁呢？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
有那么一会儿，我没有听见韩桂心的话，因为打我们眼前走过的一男一女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认出那女的就是前两天在刘爱珍烈士墓上做皮肉生意的那位，男的已经换了他人。我目送着这一男一女，直到他们行至甬路尽头让大树掩住。韩桂心问我在看什么，我说没看什么。韩桂心说我刚才说的话你听见了么？我说听见了，你说"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