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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5周岁以前，我和我母亲的生活是比较轻松、简单的。我们清苦，没有多余的零花钱，粮食和全国城市人口一样也是限量的，而且在定量里有一定比例的粗粮，比方红薯面要占据成人定量的百分之五。我母亲是个粗粮细做的巧手，她会把红薯面外边包一层白面擀成过来吸引我的食欲。在冬天，她还会做一种名叫“果子干”的大众冷食。她把柿饼、黑枣、杏干、山里红用凉开水泡成糊状，盛入搪瓷小锅放置户外，吃时搅拌上奶粉和白糖“果子干”就成了。每天晚上我们从幼儿园回到家里，吃过晚饭，洗过脸洗过脚，我们围坐在炉边，我母亲往炉盘上烤几粒红枣，为的是熏出一屋子枣香。我守着热炉子，吃着冰凉的果子干，我们娘儿俩再一块儿说一阵子我父亲的坏话，然后刷牙，然后就上床睡觉。一般是由我母亲开头说我父亲的坏话，我是坚决的随声附和者。我母亲说我父亲是天下少有的暴君，我就说：“暴君！”我母亲说我父亲和她打架的时候那种抓起什么摔什么的行为简直能把人气死，我就说：“气死我了！”我母亲说像他这样的人谁还敢再跟他结婚呢？我就说：“谁还敢呢！”我母亲说什么人跟他结婚也不会好的，我就说：“不会好的！”每到这时我母亲反而冲我笑起来，说我是个傻孩子。我也冲着我母亲笑，虽然我弄不清我笑的是什么。到后来，每天说一会儿我父亲的坏话成了我们娘儿俩一个雷打不动的固定节目，我母亲的那些坏话也说得越来越轻描淡写，越来越充满一种恶毒的善意和排斥的亲近，给人觉得她是在用这种形式想念我的父亲。这种形式也使没有父亲的我自觉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父亲，他一直固执而强大地生活在我们的坏话里。
这样的生活终于在我5周岁的时候结束了。那个下午，当滑梯上的我把右手伸向陈非，当陈非跌落在一堆废铁上，当我和我母亲的目光对撞的一瞬间，当我母亲瞪大双眼将食指紧紧压在唇上之后，嫉妒这种物质暂时从我体内排出了，我变成了一个懦弱的鬼鬼祟祟的孩子。陈非之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这座城市一个妇孺皆知的话题。新闻报道说北京路幼儿园中班的陈非小朋友不慎在打滑梯时从梯上跌下因头部撞在地面一块三角铁上当场致死。
这是一场意外死亡，所有的人都这么看。
在那些日子里，去我们家串门的人很多，因为我母亲是这个事件的惟一目击者——串门的人从未把那天在场的孩子放在眼里，包括我。我深知我母亲在那些日子里的艰难，她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各种来访者的各种询问，甚至别人不问她也加倍主动地诉说并且说起来滔滔不绝。仿佛只有主动地光明磊落地大讲陈非的死亡过程才可能转移所有人的注意力，才可能保全我永远的不受怀疑。她的诉说一般是以这句话为开头：“太可怕了！”然后她长叹一声，接着便讲起她怎样先听见“噗”的一声闷响，然后就看见陈非满头是血地倒在地上，手里还拿着一只铁皮玩具猴。我母亲特别强调了玩具猴对陈非安全的妨碍，她一般在结束讲述之前提到玩具猴。她说陈非不应该拿着玩具上滑梯，这样他的精神便缺乏必要的集中。我母亲侧重对玩具猴的讲述，起初让我以为她是暗地里替我鸣不平，因为玩具猴的确是导致陈非死亡的原始理由。但我又想起我并没有跟我母亲说起过玩具猴对我那不可遏制的吸引力以及由此引发的我对陈非的仇恨，我把这一切藏进心里仿佛已预感到它的事关重大，它与前次的蝴蝶结事件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量级。到后来，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我母亲在1958年大肆渲染玩具猴在陈非死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多么精明，就像很多年之后她也能更改叙述角度，避开玩具猴，又大肆叙述滑梯下的废铁与陈非死亡的紧密关系。我发现我们有些中国人真是本领高强，像我母亲，她几乎无师自通地知道哪些话是时代要她说的，哪些话她应该避开时代的不高兴。1958年她本可以针对滑梯下边那堆废铁发表看法的：一个孩子从滑梯上摔下来，如果他没有落在废铁上而是落在草坪上，或许他不会死亡。但恰恰是废铁导致了他当场死亡，却没有人对废铁堆放的位置提出异议，提出异议就等于否定一个时代，或者简直就等于阻挠中国人民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于是我母亲和有关领导有关新闻媒介本能地淡化了废铁，转而向陈非坠地时手中的英国铁皮猴提出质疑。我母亲说陈非为什么会抱着玩具猴上滑梯呢因为他太喜欢这件玩具了，不仅他喜欢，班里很多小朋友都喜欢。这是一件时髦的外国玩具，它来自老牌资本主义英国。众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垄断玩具市场的一直是欧洲，不可否认我们中国到现在还不具备生产这种玩具的条件，因此我们不得不羡慕英国，连他们的玩具都羡慕，羡慕到不分时间场合地爱不释手。假如我们自己可以大批生产这样的玩具，一只英国铁皮猴就不会对陈非小朋友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那么他的死亡就说不定是可以避免的。由此更加看出了全民大炼钢铁以提高综合国力的必要，只有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一切才有保障然后我母亲再检讨一下自己，她说作为中班老师这也是她最失职的地方，她事先竟然没有看见陈非手中有玩具，为此她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自己。这时她多半会流下泪来，流着泪的时候她开始夸陈非的聪明和干净，好像他要是不聪明不干净死了就不可惜似的。我躲在角落里，装得像个局外人似的一遍又一遍听我母亲念经一般的絮叨。她的嗓子嘶哑，嘴唇爆着白皮；她的脸色憔悴，眼珠在眼眶里永远无法稳定似的移动着。她的絮叨延续到后来竟由有不知情的外人偶尔到我家小住——某次我的姨姥姥路过此地住在我家，我母亲也迫不及待地向她（完全没必要）讲起陈非的死。啊，那时我是多么无地自容羞愤难当。与其说这是我母亲对我奋不顾身的保护，不如说她是为了我的平安在虐待自己。当来人散尽家中只剩下我和她时，我们相对无言。我母亲居然还会对我流露出一点儿尴尬和愧色，仿佛因为她的表演并不尽人意，而这不尽人意的表演让我点滴不漏地看了去。然后她再一次向我重复那个下午的动作：竖起食指紧紧压在唇上。我立刻为这个动作感到一种沉重的寒冷，因为这是一种充满威胁的爱，一种兽样的凶狠的心疼。我将在这种凶狠的被疼爱当中过活，我，一个5岁的罪犯，靠了我母亲真真假假神经质的表演才能得以平安度日。我本应为此对我母亲感恩戴德，我本应为此与我的母亲更加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但是你想错了，我没有。我为我这“没有”感到深深的内疚，内疚着，却非要“没有”下去不可。我对我母亲出乎寻常地冷漠，我甚至由此拒绝她的拥抱。我对她给予的巨大庇护越来越毫不领情，她那一遍比一遍啰嗦的“死亡叙述”直听得我头皮发炸双手发麻。因为她每说一遍我都会在心里告诉自己一遍“这是假话”而我母亲正是由于我的存在才不得不如此作假。她的假话使我有一种强烈的要脱离她的企望，可我之所以无法脱离她，正是因为她手中有我一生的罪证。我有时也会惊奇我在5岁时就有这种分析自己的能力，我还感觉到正是陈非的死更加亲密了牢固了我和我母亲的关系。我母亲在虐待自己的同时是否也感到些许快乐呢？她丢弃了丈夫，从此把我当成她的惟一。如果陈非不死她便没有为我献身的机会，现在她如愿以偿：我失掉了，她得到了。她的絮叨便是在告诫我牢记我的罪过，我为此快要发疯了。
我的“发疯”基本上是以少言寡语和沉默来体现的。自那个下午之后我们母女的生活便再无乐趣可言——我们甚至... -->>
在我5周岁以前，我和我母亲的生活是比较轻松、简单的。我们清苦，没有多余的零花钱，粮食和全国城市人口一样也是限量的，而且在定量里有一定比例的粗粮，比方红薯面要占据成人定量的百分之五。我母亲是个粗粮细做的巧手，她会把红薯面外边包一层白面擀成过来吸引我的食欲。在冬天，她还会做一种名叫“果子干”的大众冷食。她把柿饼、黑枣、杏干、山里红用凉开水泡成糊状，盛入搪瓷小锅放置户外，吃时搅拌上奶粉和白糖“果子干”就成了。每天晚上我们从幼儿园回到家里，吃过晚饭，洗过脸洗过脚，我们围坐在炉边，我母亲往炉盘上烤几粒红枣，为的是熏出一屋子枣香。我守着热炉子，吃着冰凉的果子干，我们娘儿俩再一块儿说一阵子我父亲的坏话，然后刷牙，然后就上床睡觉。一般是由我母亲开头说我父亲的坏话，我是坚决的随声附和者。我母亲说我父亲是天下少有的暴君，我就说：“暴君！”我母亲说我父亲和她打架的时候那种抓起什么摔什么的行为简直能把人气死，我就说：“气死我了！”我母亲说像他这样的人谁还敢再跟他结婚呢？我就说：“谁还敢呢！”我母亲说什么人跟他结婚也不会好的，我就说：“不会好的！”每到这时我母亲反而冲我笑起来，说我是个傻孩子。我也冲着我母亲笑，虽然我弄不清我笑的是什么。到后来，每天说一会儿我父亲的坏话成了我们娘儿俩一个雷打不动的固定节目，我母亲的那些坏话也说得越来越轻描淡写，越来越充满一种恶毒的善意和排斥的亲近，给人觉得她是在用这种形式想念我的父亲。这种形式也使没有父亲的我自觉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父亲，他一直固执而强大地生活在我们的坏话里。
这样的生活终于在我5周岁的时候结束了。那个下午，当滑梯上的我把右手伸向陈非，当陈非跌落在一堆废铁上，当我和我母亲的目光对撞的一瞬间，当我母亲瞪大双眼将食指紧紧压在唇上之后，嫉妒这种物质暂时从我体内排出了，我变成了一个懦弱的鬼鬼祟祟的孩子。陈非之死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这座城市一个妇孺皆知的话题。新闻报道说北京路幼儿园中班的陈非小朋友不慎在打滑梯时从梯上跌下因头部撞在地面一块三角铁上当场致死。
这是一场意外死亡，所有的人都这么看。
在那些日子里，去我们家串门的人很多，因为我母亲是这个事件的惟一目击者——串门的人从未把那天在场的孩子放在眼里，包括我。我深知我母亲在那些日子里的艰难，她必须一遍又一遍地回答各种来访者的各种询问，甚至别人不问她也加倍主动地诉说并且说起来滔滔不绝。仿佛只有主动地光明磊落地大讲陈非的死亡过程才可能转移所有人的注意力，才可能保全我永远的不受怀疑。她的诉说一般是以这句话为开头：“太可怕了！”然后她长叹一声，接着便讲起她怎样先听见“噗”的一声闷响，然后就看见陈非满头是血地倒在地上，手里还拿着一只铁皮玩具猴。我母亲特别强调了玩具猴对陈非安全的妨碍，她一般在结束讲述之前提到玩具猴。她说陈非不应该拿着玩具上滑梯，这样他的精神便缺乏必要的集中。我母亲侧重对玩具猴的讲述，起初让我以为她是暗地里替我鸣不平，因为玩具猴的确是导致陈非死亡的原始理由。但我又想起我并没有跟我母亲说起过玩具猴对我那不可遏制的吸引力以及由此引发的我对陈非的仇恨，我把这一切藏进心里仿佛已预感到它的事关重大，它与前次的蝴蝶结事件不同，它们不属于同一量级。到后来，很多年之后我才明白我母亲在1958年大肆渲染玩具猴在陈非死亡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多么精明，就像很多年之后她也能更改叙述角度，避开玩具猴，又大肆叙述滑梯下的废铁与陈非死亡的紧密关系。我发现我们有些中国人真是本领高强，像我母亲，她几乎无师自通地知道哪些话是时代要她说的，哪些话她应该避开时代的不高兴。1958年她本可以针对滑梯下边那堆废铁发表看法的：一个孩子从滑梯上摔下来，如果他没有落在废铁上而是落在草坪上，或许他不会死亡。但恰恰是废铁导致了他当场死亡，却没有人对废铁堆放的位置提出异议，提出异议就等于否定一个时代，或者简直就等于阻挠中国人民在十五年内赶上英国。于是我母亲和有关领导有关新闻媒介本能地淡化了废铁，转而向陈非坠地时手中的英国铁皮猴提出质疑。我母亲说陈非为什么会抱着玩具猴上滑梯呢因为他太喜欢这件玩具了，不仅他喜欢，班里很多小朋友都喜欢。这是一件时髦的外国玩具，它来自老牌资本主义英国。众所周知，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垄断玩具市场的一直是欧洲，不可否认我们中国到现在还不具备生产这种玩具的条件，因此我们不得不羡慕英国，连他们的玩具都羡慕，羡慕到不分时间场合地爱不释手。假如我们自己可以大批生产这样的玩具，一只英国铁皮猴就不会对陈非小朋友产生那么大的吸引力，那么他的死亡就说不定是可以避免的。由此更加看出了全民大炼钢铁以提高综合国力的必要，只有我们的国家强大了我们的一切才有保障然后我母亲再检讨一下自己，她说作为中班老师这也是她最失职的地方，她事先竟然没有看见陈非手中有玩具，为此她无论如何不能原谅自己。这时她多半会流下泪来，流着泪的时候她开始夸陈非的聪明和干净，好像他要是不聪明不干净死了就不可惜似的。我躲在角落里，装得像个局外人似的一遍又一遍听我母亲念经一般的絮叨。她的嗓子嘶哑，嘴唇爆着白皮；她的脸色憔悴，眼珠在眼眶里永远无法稳定似的移动着。她的絮叨延续到后来竟由有不知情的外人偶尔到我家小住——某次我的姨姥姥路过此地住在我家，我母亲也迫不及待地向她（完全没必要）讲起陈非的死。啊，那时我是多么无地自容羞愤难当。与其说这是我母亲对我奋不顾身的保护，不如说她是为了我的平安在虐待自己。当来人散尽家中只剩下我和她时，我们相对无言。我母亲居然还会对我流露出一点儿尴尬和愧色，仿佛因为她的表演并不尽人意，而这不尽人意的表演让我点滴不漏地看了去。然后她再一次向我重复那个下午的动作：竖起食指紧紧压在唇上。我立刻为这个动作感到一种沉重的寒冷，因为这是一种充满威胁的爱，一种兽样的凶狠的心疼。我将在这种凶狠的被疼爱当中过活，我，一个5岁的罪犯，靠了我母亲真真假假神经质的表演才能得以平安度日。我本应为此对我母亲感恩戴德，我本应为此与我的母亲更加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但是你想错了，我没有。我为我这“没有”感到深深的内疚，内疚着，却非要“没有”下去不可。我对我母亲出乎寻常地冷漠，我甚至由此拒绝她的拥抱。我对她给予的巨大庇护越来越毫不领情，她那一遍比一遍啰嗦的“死亡叙述”直听得我头皮发炸双手发麻。因为她每说一遍我都会在心里告诉自己一遍“这是假话”而我母亲正是由于我的存在才不得不如此作假。她的假话使我有一种强烈的要脱离她的企望，可我之所以无法脱离她，正是因为她手中有我一生的罪证。我有时也会惊奇我在5岁时就有这种分析自己的能力，我还感觉到正是陈非的死更加亲密了牢固了我和我母亲的关系。我母亲在虐待自己的同时是否也感到些许快乐呢？她丢弃了丈夫，从此把我当成她的惟一。如果陈非不死她便没有为我献身的机会，现在她如愿以偿：我失掉了，她得到了。她的絮叨便是在告诫我牢记我的罪过，我为此快要发疯了。
我的“发疯”基本上是以少言寡语和沉默来体现的。自那个下午之后我们母女的生活便再无乐趣可言——我们甚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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