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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华横溢,过早地遁入空门,未免可惜,不如趁这个抗日救国的机会还了俗。谁知他婉言谢绝了朋友们的好意,觉得干革命工作的途径并非只有一条,从事佛教工作,照样可以干革命。他写了一首诗,以明志向,诗题为友朋中有以罢道为劝者诗以答之,诗曰:
亡羊自昔多岐途,脱俗方为中道行。
夏绿春红何足惜,要从冰雪验人生。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巨赞路过桂林开元寺时,见古刹原貌不复,已成废墟,伤感万分,赋诗道:
空王原不计行藏,种福无田实可伤。
舍利函空秋露冷,金刚碑仆月华凉。
难凭胜侣穷生死,敦认残灰体断常。
极目神州无限泪,桂江日夜泻汪浪。
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初,巨赞回到了当初的出家之地灵隐寺。先后担任杭州市及浙江省佛教会秘书长。在此其间,他撰写了灵隐小志,第二年出版,非常受欢迎。灵隐寺自古以来,有这么多的高僧与高士,如果不写点什么,那就太对不起前人了。按他的原话说就是:“东晋开山迭经兴废,千六百载,名德如林。永明大慧之禅修,赞宁契嵩之著作,道标皎然之吟咏,道济守益之神奇,或传佛祖之心灯,或示迷徒以正轨,功在圣教,矩*(*:上“萑”下“又”)常存,不有所书,将同忘祖。”灵隐小志到了1980年再版。巨赞为了弘扬佛法,培养佛法后继人才,与若瓢、会觉等人开办了“武林佛学院”初由会觉、枯木担任会长之职,后因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学院经费十分困难,几近倒闭的边缘,巨赞临危受命,在杭州各大寺院来回奔走,筹措经费。巨赞主张学员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习文化知识上面。他说:“文化知识好比水,佛学知识好比船,唯有水涨才能船高,否则,陆地行舟,寸步难行!”
1948年底,武林佛学院因经费来源断绝,被迫停学。学员作飞鸟状,四散而去。巨赞此时于香港、台湾、澳门之间奔波,这期间,他先后会见了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钊、郭沫若、赵朴初等旧友。1949年4月份,巨赞到了北平,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和周叔迦居士一起商讨,以北京市佛教同仁名义上书毛泽东主席,提出改革佛教的方案。并得到毛主席的亲笔复信,让他与政务院的李维汉联系。
1949年9月21日,巨赞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至此,他结束了飘飘泊泊的云水生涯,在北京定居下来,致力于佛教界的工作并担心领导职务。先后担任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现代佛学社主编、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兼秘书长等。但在反右斗争中,巨赞受尽屈辱,几被打成右派。在“文革”期间,被关押七年。1975年出狱,写有出狱书感一诗:
不婚不宦情如洗,独来独往无所求。
收拾乾坤归眼底,一肩担却古今愁。
巨赞对自身的遭遇并不介意,但对好友田汉死于“文革”痛心疾首。他曾于1942年与田汉会见于桂林,还赠诗给田汉,诗曰:
崎岖山下路,恻怛佛家情。
对镜憎华发,年来白几茎。
田汉平反之后,巨赞颇为伤感,亲撰悼诗云:
靴声橐橐忆当年,慷慨陈词猛着鞭。
南国剧场聆夜话,祝融峰顶设斋筵。
北来常作书房客,迟到方知厄逆连。
往事萦思剩一恸,于今昭雪尚凄然。
“文革”以后,巨赞继续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并领导出版法音刊物。巨赞不仅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而且还“明于经,优于史,妙于文,工于诗”并对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有广泛的涉猎。弘一法师读了巨赞的先自度论与为僧教育进一言两篇文章后,所作的评语是:“叹为希有,不胜忭跃。求诸当代,未有匹者。”巨赞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如安世高所译经之研究、试论唐末以后的禅风——读碧岩录、读宗镜录、鉴真大师律学传承、天台与嘉祥、华严宗的传承及其它、汤著佛教史关于太平经与佛教的商榷、龙树提婆与无著世亲、禅宗思想与风范、东渡弘法的鉴真大师、关于空与有、般若思想在汉民族地区的发展、一行大师和他的大日经疏、玄奘法师和他的会宗论、道安法师的著作和学说等。专著有新佛教概论、灵隐小志等。
1984年4月9日,巨赞法师于北京去世,享年七十六年。4月27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李维汉、叶圣陶、帕巴拉•格列朗杰等送了花圈;习仲勋、刘澜涛、杨静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参加了追悼会。
1981年秋,巨赞法师在避暑山庄观时,写了一首观白荷诗,这首诗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我把诗录之于下,作为本文之殿:
姑射仙人冰雪姿,亭亭玉立耀秋池。
经尘怯染铮铮骨,烦恼难抛袅袅丝。
历尽兴衰惟莞尔,忘情荣辱不求知。
端严常使须眉愧,磊落襟怀未易窥。
才华横溢,过早地遁入空门,未免可惜,不如趁这个抗日救国的机会还了俗。谁知他婉言谢绝了朋友们的好意,觉得干革命工作的途径并非只有一条,从事佛教工作,照样可以干革命。他写了一首诗,以明志向,诗题为友朋中有以罢道为劝者诗以答之,诗曰:
亡羊自昔多岐途,脱俗方为中道行。
夏绿春红何足惜,要从冰雪验人生。
民国三十年(公元1941年),巨赞路过桂林开元寺时,见古刹原貌不复,已成废墟,伤感万分,赋诗道:
空王原不计行藏,种福无田实可伤。
舍利函空秋露冷,金刚碑仆月华凉。
难凭胜侣穷生死,敦认残灰体断常。
极目神州无限泪,桂江日夜泻汪浪。
民国三十五年(公元1946年)初,巨赞回到了当初的出家之地灵隐寺。先后担任杭州市及浙江省佛教会秘书长。在此其间,他撰写了灵隐小志,第二年出版,非常受欢迎。灵隐寺自古以来,有这么多的高僧与高士,如果不写点什么,那就太对不起前人了。按他的原话说就是:“东晋开山迭经兴废,千六百载,名德如林。永明大慧之禅修,赞宁契嵩之著作,道标皎然之吟咏,道济守益之神奇,或传佛祖之心灯,或示迷徒以正轨,功在圣教,矩*(*:上“萑”下“又”)常存,不有所书,将同忘祖。”灵隐小志到了1980年再版。巨赞为了弘扬佛法,培养佛法后继人才,与若瓢、会觉等人开办了“武林佛学院”初由会觉、枯木担任会长之职,后因物价飞涨,通货膨胀,学院经费十分困难,几近倒闭的边缘,巨赞临危受命,在杭州各大寺院来回奔走,筹措经费。巨赞主张学员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学习文化知识上面。他说:“文化知识好比水,佛学知识好比船,唯有水涨才能船高,否则,陆地行舟,寸步难行!”
1948年底,武林佛学院因经费来源断绝,被迫停学。学员作飞鸟状,四散而去。巨赞此时于香港、台湾、澳门之间奔波,这期间,他先后会见了李济深、沈钧儒、章伯钊、郭沫若、赵朴初等旧友。1949年4月份,巨赞到了北平,作了一个多月的调查,和周叔迦居士一起商讨,以北京市佛教同仁名义上书毛泽东主席,提出改革佛教的方案。并得到毛主席的亲笔复信,让他与政务院的李维汉联系。
1949年9月21日,巨赞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至此,他结束了飘飘泊泊的云水生涯,在北京定居下来,致力于佛教界的工作并担心领导职务。先后担任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现代佛学社主编、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副会长兼秘书长等。但在反右斗争中,巨赞受尽屈辱,几被打成右派。在“文革”期间,被关押七年。1975年出狱,写有出狱书感一诗:
不婚不宦情如洗,独来独往无所求。
收拾乾坤归眼底,一肩担却古今愁。
巨赞对自身的遭遇并不介意,但对好友田汉死于“文革”痛心疾首。他曾于1942年与田汉会见于桂林,还赠诗给田汉,诗曰:
崎岖山下路,恻怛佛家情。
对镜憎华发,年来白几茎。
田汉平反之后,巨赞颇为伤感,亲撰悼诗云:
靴声橐橐忆当年,慷慨陈词猛着鞭。
南国剧场聆夜话,祝融峰顶设斋筵。
北来常作书房客,迟到方知厄逆连。
往事萦思剩一恸,于今昭雪尚凄然。
“文革”以后,巨赞继续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并领导出版法音刊物。巨赞不仅在佛学方面造诣深厚,而且还“明于经,优于史,妙于文,工于诗”并对古今中外的哲学著作有广泛的涉猎。弘一法师读了巨赞的先自度论与为僧教育进一言两篇文章后,所作的评语是:“叹为希有,不胜忭跃。求诸当代,未有匹者。”巨赞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大量的论文,如安世高所译经之研究、试论唐末以后的禅风——读碧岩录、读宗镜录、鉴真大师律学传承、天台与嘉祥、华严宗的传承及其它、汤著佛教史关于太平经与佛教的商榷、龙树提婆与无著世亲、禅宗思想与风范、东渡弘法的鉴真大师、关于空与有、般若思想在汉民族地区的发展、一行大师和他的大日经疏、玄奘法师和他的会宗论、道安法师的著作和学说等。专著有新佛教概论、灵隐小志等。
1984年4月9日,巨赞法师于北京去世,享年七十六年。4月27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邓颖超、李维汉、叶圣陶、帕巴拉•格列朗杰等送了花圈;习仲勋、刘澜涛、杨静仁、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等参加了追悼会。
1981年秋,巨赞法师在避暑山庄观时,写了一首观白荷诗,这首诗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我把诗录之于下,作为本文之殿:
姑射仙人冰雪姿,亭亭玉立耀秋池。
经尘怯染铮铮骨,烦恼难抛袅袅丝。
历尽兴衰惟莞尔,忘情荣辱不求知。
端严常使须眉愧,磊落襟怀未易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