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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bb030b09ae93437dadb82fa57b00d251_5">第四节 思想的自由奔流</h3>
<span class="bold">一、轴心文明思想的开启
许倬云先生认为，殷商是个大邑，可以压制周边诸方国，但殷商的神，始终不脱宗族神、部落神的性格；周人作为小邦而成大国，便必须寻找到超越部族范围的至高权威，即天，周的王权也需服从于天命。所以，周人的世界是个“天下”而非“大邑”，周人的政治权力被铸成一个文化的共同体，中国从此不再是若干文化体系竞争的场合，而呈现为统一的华夏文化之世界。<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315—316页。">
普遍精神的胚芽已经在这里开始孕育了，只待条件合适，它就会成长出来。这种成长意味着一种精神自觉，但精神自觉意味着首先要有一种自我与环境的撕裂，以环境为他者而令自我意识浮现。对于周室及各封建诸侯来说，承载着伦理意涵的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就是其生存环境，这种环境给了他们确定的尊严与地位，同时也约束着他们的行动边界。封建的解体，带来了自我与环境的撕裂。有识之士开始对此前“日用而不知”的一切进行反思，寻找其普遍精神的基础，彼此对峙竞争的诸侯则为思想的自由撑起了必要的外部空间。从史前历经数千年演化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礼”，到了春秋末年、战国时代，终于进入了精神的自觉，东亚大地进入轴心时代。反思的大门一旦开启，精神的自由奔流则不可遏抑，百家争鸣的时代出现了各种思想的竞争，其中儒家、法家和道家的影响向下贯透千载。
儒家起自古代巫史系统的祭司官员，是礼的仪式过程的具体操作者与记录者。故而儒家对于礼进行了普遍的反思，这也便是对秩序进行了普遍的反思。孔子将秩序的根本确认为“仁”，认为其路径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span class="mark" title="《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不再是慑于传统的盲目顺随，而是充满担当的主动抉择。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这是大勇之举，需浩然之气<span class="mark" title="孟子答公孙丑何谓浩然之气，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参见《孟子·公孙丑上》）"> 激荡于胸，方可凛然直面，“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一种充满英雄气概的理想主义，通过复古，实现开新，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它要继天立极，为世界定下规范，以天下为一家，而不囿于一族一姓，不惶惶于流俗之讥，不汲汲于功利之途，知其不可而为之。“礼”原本就是中原人们的行为习惯的一部分，内在于人们长久以来的基本互动方式之中，所以儒家在后来很自然地成为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核心内容。
但在法家看来，儒家的理念未免太过迂阔。时易世变，倘拘泥古法，不切世事，则天下堪忧。韩非曰：“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span class="mark" title="《韩非子·五蠹》。"> 故而，当此乱世，在上者当行法、术、势，以御臣下，令国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斩首为勇，此之谓王资。昧于此者，诚取乱之道也。法家往往在本国是不受欢迎的，反倒建功他乡；因为君主行法、术、势，需要的就是臣下无有赖以对抗君主的根基。脱离了家乡的游士，如漂泊浮萍，孤身一人，最为君主所喜；倘在本乡，则其经常成为君主忌惮的对象。对法家而言，“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span class="mark" title="《韩非子·有度》。">。贵贱有别的宗法制、源出宗法的分封制本就不值得留恋；贵贱一体的统一秩序，才是事功的追求。事功的极致便是天下一统，此后则吾乡他乡也无大区别。
儒家法家皆出自中原，要解答的是同样的问题：一者复古以图开新，钟于传统，一者非古以图开... -->>
<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bb030b09ae93437dadb82fa57b00d251_5">第四节 思想的自由奔流</h3>
<span class="bold">一、轴心文明思想的开启
许倬云先生认为，殷商是个大邑，可以压制周边诸方国，但殷商的神，始终不脱宗族神、部落神的性格；周人作为小邦而成大国，便必须寻找到超越部族范围的至高权威，即天，周的王权也需服从于天命。所以，周人的世界是个“天下”而非“大邑”，周人的政治权力被铸成一个文化的共同体，中国从此不再是若干文化体系竞争的场合，而呈现为统一的华夏文化之世界。<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许倬云《西周史》（增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第315—316页。">
普遍精神的胚芽已经在这里开始孕育了，只待条件合适，它就会成长出来。这种成长意味着一种精神自觉，但精神自觉意味着首先要有一种自我与环境的撕裂，以环境为他者而令自我意识浮现。对于周室及各封建诸侯来说，承载着伦理意涵的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就是其生存环境，这种环境给了他们确定的尊严与地位，同时也约束着他们的行动边界。封建的解体，带来了自我与环境的撕裂。有识之士开始对此前“日用而不知”的一切进行反思，寻找其普遍精神的基础，彼此对峙竞争的诸侯则为思想的自由撑起了必要的外部空间。从史前历经数千年演化而逐渐发展起来的“礼”，到了春秋末年、战国时代，终于进入了精神的自觉，东亚大地进入轴心时代。反思的大门一旦开启，精神的自由奔流则不可遏抑，百家争鸣的时代出现了各种思想的竞争，其中儒家、法家和道家的影响向下贯透千载。
儒家起自古代巫史系统的祭司官员，是礼的仪式过程的具体操作者与记录者。故而儒家对于礼进行了普遍的反思，这也便是对秩序进行了普遍的反思。孔子将秩序的根本确认为“仁”，认为其路径是：“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span class="mark" title="《论语·颜渊》。">克己复礼不再是慑于传统的盲目顺随，而是充满担当的主动抉择。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这是大勇之举，需浩然之气<span class="mark" title="孟子答公孙丑何谓浩然之气，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参见《孟子·公孙丑上》）"> 激荡于胸，方可凛然直面，“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一种充满英雄气概的理想主义，通过复古，实现开新，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它要继天立极，为世界定下规范，以天下为一家，而不囿于一族一姓，不惶惶于流俗之讥，不汲汲于功利之途，知其不可而为之。“礼”原本就是中原人们的行为习惯的一部分，内在于人们长久以来的基本互动方式之中，所以儒家在后来很自然地成为中国文化当中的一个核心内容。
但在法家看来，儒家的理念未免太过迂阔。时易世变，倘拘泥古法，不切世事，则天下堪忧。韩非曰：“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span class="mark" title="《韩非子·五蠹》。"> 故而，当此乱世，在上者当行法、术、势，以御臣下，令国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以斩首为勇，此之谓王资。昧于此者，诚取乱之道也。法家往往在本国是不受欢迎的，反倒建功他乡；因为君主行法、术、势，需要的就是臣下无有赖以对抗君主的根基。脱离了家乡的游士，如漂泊浮萍，孤身一人，最为君主所喜；倘在本乡，则其经常成为君主忌惮的对象。对法家而言，“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辟大臣，赏善不遗匹夫”<span class="mark" title="《韩非子·有度》。">。贵贱有别的宗法制、源出宗法的分封制本就不值得留恋；贵贱一体的统一秩序，才是事功的追求。事功的极致便是天下一统，此后则吾乡他乡也无大区别。
儒家法家皆出自中原，要解答的是同样的问题：一者复古以图开新，钟于传统，一者非古以图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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