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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景，就是汉文帝和汉景帝。文帝名叫刘恒，是刘邦的儿子，在位23年(公元前179～公元前157年)。景帝名叫刘启，是文帝的儿子，在位16年(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年)。文景统治的40年，在历史上被称为“文景之治”。
文景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较快的时期。这个局面的出现，是在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打击了地主阶级统治之后造成的。汉初以来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提出并且收到一定效果。
西汉建立后，社会经济一片凋敝。史书记载，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那时，连皇帝都弄不到四匹一样颜色的马来拉车子，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面对这种形势，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成了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当务之急。由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所以刘邦当政以来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实际上就是稳定小农经济、以巩固封建统治的政策。文景两代，大力推行这一政策，因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
文帝曾经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意思是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治理国家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采取的办法，首先是减轻田租，有时把原来的十五税一，改成“三十而税一”，有时甚至“除民田之租税”，即免收田租。景帝时还把田租“三十税一”正式定为制度。人头税也有所减轻。汉代人头税称为算赋，民年15岁到56岁，每人每年交纳120钱。文帝时曾减为40钱，徭役也有所减轻。文帝时把原为一年服役一个月的办法，改为“三年而一事”。文帝对役使民力也比较慎重。有一次，他想盖一所露台，招来工匠估算，要花费黄金100斤，约等于中等人家10家的家产。文帝觉得费用太重，就把这项营建的计划取消了。文景时还一再下令，让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以免“戍卒给输费苦”。这就是所谓“轻徭薄赋”。与此同时，在刑罚方面有所减轻。文帝时，作了两点改变：一是废除连坐收孥法，即对犯罪人的全家老小不再一同治罪，对犯罪人的妻子不再罚做奴婢；二是废除肉刑，即当黥(在脸上刺字)者改为城旦舂(男子修城，女子舂米)，当劓(割去鼻子)者笞(杖打)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景帝时又减轻了笞刑。这就是所谓的“刑罚大省”。
文帝和景帝的政策调整了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当时封建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和武帝初，社会和国家都已比较富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霹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文景，就是汉文帝和汉景帝。文帝名叫刘恒，是刘邦的儿子，在位23年(公元前179～公元前157年)。景帝名叫刘启，是文帝的儿子，在位16年(公元前156～公元前141年)。文景统治的40年，在历史上被称为“文景之治”。
文景时期是西汉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较快的时期。这个局面的出现，是在秦末农民起义推翻了秦王朝，打击了地主阶级统治之后造成的。汉初以来恢复和发展生产的休养生息的政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提出并且收到一定效果。
西汉建立后，社会经济一片凋敝。史书记载，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那时，连皇帝都弄不到四匹一样颜色的马来拉车子，将相有的只能坐牛车。面对这种形势，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成了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当务之急。由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是封建统治的基础，所以刘邦当政以来采取休养生息政策，实际上就是稳定小农经济、以巩固封建统治的政策。文景两代，大力推行这一政策，因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较快发展。
文帝曾经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意思是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治理国家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了。为了发展农业生产，他采取的办法，首先是减轻田租，有时把原来的十五税一，改成“三十而税一”，有时甚至“除民田之租税”，即免收田租。景帝时还把田租“三十税一”正式定为制度。人头税也有所减轻。汉代人头税称为算赋，民年15岁到56岁，每人每年交纳120钱。文帝时曾减为40钱，徭役也有所减轻。文帝时把原为一年服役一个月的办法，改为“三年而一事”。文帝对役使民力也比较慎重。有一次，他想盖一所露台，招来工匠估算，要花费黄金100斤，约等于中等人家10家的家产。文帝觉得费用太重，就把这项营建的计划取消了。文景时还一再下令，让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自己的封国，以免“戍卒给输费苦”。这就是所谓“轻徭薄赋”。与此同时，在刑罚方面有所减轻。文帝时，作了两点改变：一是废除连坐收孥法，即对犯罪人的全家老小不再一同治罪，对犯罪人的妻子不再罚做奴婢；二是废除肉刑，即当黥(在脸上刺字)者改为城旦舂(男子修城，女子舂米)，当劓(割去鼻子)者笞(杖打)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景帝时又减轻了笞刑。这就是所谓的“刑罚大省”。
文帝和景帝的政策调整了生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当时封建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
经过劳动人民几十年的辛勤劳动，到景帝末和武帝初，社会和国家都已比较富庶。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载：“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霹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