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二看书网 www.32kan.com,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 显然,周人不但有力,而且有智。只不过后来做总结,就既不谈智,更不谈力,只剩下德。[6]
德,成为上天授权的标准。
后面的结论也顺理成章。周人既然“以德得天下”,那就必须“以德治天下”。否则就会跟殷商一样,自取灭亡。
这是周人几乎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道理。周公就一而再,再而三对子弟和同仁们说:我们是“小邦”,根本就没资格“居中国”,也不敢“革殷命”。现在天地翻覆,完全由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不认商王认周王。为什么呢?就因为纣王失德,而我们的文王和武王有德呀!这跟当年夏桀失德,商汤革命,是一样的呀!
这个道理,直到西周晚期还在讲。陕西岐山出土的青铜器“毛公鼎”铭文,就说皇天上帝对文王和武王的美德大为满意,这才让我“有周”来匹配上天。难怪周公说,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延续文王的美德,才有可能保住天命。[7]
诸如此类的话,周公对召公奭说,也对康叔封说。
康叔封就是武王和周公的同母弟弟姬封,排行老九。管蔡之乱后,周公把武庚的人民一分为二,组建成两个新的国家。其中一个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公国;另一个则给了康叔封,国号叫卫,侯国。
卫和宋,其实就是殷和商,是古代殷商二字的音变。可见康叔封的任务,就是要把殷人改造成周人。[8]
康叔封任重道远。
于是周公发表《康诰》,语重心长地对康叔封说:唉,我亲爱的弟弟,年轻的封啊!你要小心翼翼,你要谦虚谨慎,你要戒骄戒躁呀!天命是无常的,天威是可怕的,人民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们天天都在看着你,看你能不能遵循父王的传统,弘扬父王的美誉,继承父王的遗志。那些小人是很难搞的。你得把别人的病痛,当作自己的病痛才行啊![9]
周公旦语重心长。
毫无疑问,周公旦、召公奭、康叔封,都并非天生的道德楷模。他们的德,其实是逼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上圣坛”。
哈哈,这就对了!
实际上,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或境界,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的自私,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这才成为全人类共识。周人的独到之处,则只是在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又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也萌芽了。
这就是“以德治国”。
从逻辑上讲,这是顺理成章的。是啊,既然“君权天授”,当然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为本”,当然要“敬天保民”。但这在世界上,却是独一无二,闻所未闻。世界各文明古国,有宗教治国的,有法律治国的,更有兼用宗教和法律的,还有只靠个人魅力的。以德治国?没听说过。
德,真能治国吗?
如果能,怎么治?
看得见的力量
以德治国,也许来自周人的灵感。
没错,德这个字,殷商就有了,是甲骨文,并屡屡见于卜辞。它的字形,是路口或路上一只眼睛。意思也有两个。一个是“视线很直”,所以德通直,也读“直”。另一个是“看见了什么”,所以德通得,也读“得”。在卜辞中,它还被借用来表示“失”。有得就有失,有治就有乱。在古文字中,得失治乱,都可以是同一个字。[10]
很好!文化密码,就在于此。
的确,德,首先是得与失。周公他们要考虑的,也首先是天命的得到和失去。而且,由于来之不易,由于转瞬即逝,由于天命无常,由于天不可信,他们必须“有德”。
这就首先要“有心”。
于是,西周青铜器上的德,就在眼睛下面加了“心”,意思是“心中所见”,是内心世界的得失和曲直,也就是“心得”。这就已经非常接近今天所谓“道德”,尽管在周人那里,道是道,德是德。但德字如作他用(比如人名),则仍是甲骨文字形,有路,有目,无心,德鼎和德方鼎就是。
有没有“心”,很重要。
目前发现的“有心之德”,最早的是在何尊,原文是“恭德裕天”。这是成王时期的礼器,记载了周公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其中,还有“宅兹中国”四个字,是“中国”一词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这件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周人在平息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完全有资格“居中国而治天下”时,“以德治国”的观念就萌芽了。[11]
显然,以德治国,就是周人的政治思想。这个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民族的观念,是周文化和周制度的核心,也是他们的一大发明。周之前,是没有的。[12]
不过麻烦也接踵而来。
没错,得失之得或曲直之直加上“心”,就成了“道德之德”。但道德既然在心里,怎么治国?唯一的办法,是把无形之德变成有形之物,让它看得见,做得了,也行得通。
周人解决了这个问题。
看得见的是圣人。圣,甲骨文和金文都有,字形中最醒目的符号是大耳朵。所以,圣(圣)、声(声)、听(听),在上古是同一个字,都从耳。圣的本义也是“听觉敏锐”,后来变成“一听就懂”,再后来变成“无所不通”,最后变成“众望所归”。或者用孟子的话说,就叫“人伦之至”。[13]
耳聪目明变成德高望重,无疑是一个重大转变,却也是不得不变。从此,被尊为圣人的,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周武、周公、孔子,无一不是道德高标。
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圣人崇拜”。
圣人崇拜成为风尚,虽然是由于后世儒家的鼓吹,但那意思周初就有了。是啊,改朝换代要有依据,以德治国要有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据说是无穷的。文王和武王,岂能不“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就连革除夏命的商汤,也得是。
榜样,是“看得见的力量”。
但,禹汤文武,只是统治者的榜样;后来的孔子,也只是读书人的楷模。教化大众的“平民圣人”还没出现,虽然迟早会被打造出来。在此之前,实施以德治国,就不但要靠“看得见的力量”,还得依靠“行得通的手段”。
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礼乐。
重新安装系统
礼乐并非周的发明,殷商就有,夏也有。而且,商人之礼是奢侈的,商人之乐也是华丽的,甚至特别重视音乐之美。汤王的赞美诗《那》这样唱道——
伟大啊繁多,
敲起手鼓。
鼓声隆隆啊,
乐我先祖。
清亮的管乐,
齐整的步武。
铿锵有力的钟磬,
神采飞扬的万舞。[14]
呵呵,他们没准还有唱诗班。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说“周公制礼作乐”?
因为周公让夏商也有的礼乐脱胎换骨。他先拷贝其数据,再格式化其硬盘,然后按照自己的需要安装另一个系统,结果便变成了全新的东西。
那么,周的礼乐,跟殷商的又有什么不同?
不妨先看什么是礼乐。
从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看,礼就是礼器,即祭礼;乐就是乐器,即乐舞。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礼乐。周公要做的事情,当然并不仅仅是把夏商的祭礼和乐舞重新编排一遍,而是要实现质的飞跃和变化,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制度,变成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
换句话说,商的礼乐是仪(仪式),周的是制(制度)。
问题是,这可能吗?
完全可能。
我们知道,祭礼和乐舞都是有序的。比方说,在祭祀仪式上,接受致敬和礼拜的天神地祇、列祖列宗谁坐主席,谁算列席,要有一个序列;参加祭祀的人,谁是主祭,谁算助祭,也要有一个序列。如此,才能行礼如仪。至于乐舞,也必须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起承转合,井然有序,才能斐然成章。
秩序,是礼的本质,礼的精神。
礼既然是秩序,那就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定。这就是周公的礼。它的意义,当然不再仅仅只是敬神祭祖,更在于身份认同和社会责任。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也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只要明确这一点,各自安分守己,就不会动乱。
这是西周社会的定海神针。
因此,它必须被确定为制度,这就是礼制;必须被应用于政治,这就是礼治;必须成为普遍进行的教育,这就是礼教;必须成为类似于法律的东西,这就是礼法。
礼制、礼治、礼教、礼法,就是周人安装的软件系统。
但这里面有问题。
问题在于不平等。因为所谓礼乐制度,说到底就是“以等级定秩序”。按照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都不平等。而且,正因为不平等,才有秩序,叫“尊卑有序”。
这就无法让人心理平衡。
是啊!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有的尊,有的卑?
对此,周公他们自有一套说辞。可惜这些说辞未必让人心服,更未必能让人心悦。这个问题显然必须解决。否则,实行礼制的结果,就不是秩序井然,而是愤愤不平。
周公的办法,是用“乐”来调和。
什么是乐?乐是音乐,也是快乐。换句话说,音乐是让人快乐的,要想快乐就得像音乐。那么,什么是音乐?音乐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而乐音的特点就是差异。不同的乐音,音高、音长、音强、音色,都不同。但组合在一起,很好听。可见不一样或不平等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组织。
组织的原则就是和谐,和谐则是多样统一。这也正是礼和乐必须构成同一个制度的原因所在。没错,礼辨异,乐统同;礼讲多样,乐讲统一;礼维持秩序,乐安定人心。人心安定,秩序就能维持;秩序井然,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稳定,政权就能巩固。新兴的周,也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
他被后世尊为圣人,也不奇怪。
有圣人崇拜,就有了“看得见的力量”;有礼乐制度,就有了“行得通的手段”。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系统工程就这样建立起来,而按照这个系统建设的就是中华礼乐文明。
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当然一言难尽,但线索是清晰的——因为“君权天授”,所以要“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所以要“以德治国”;因为以德治国,所以要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即“以礼立序,以乐致和”。
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这就是周公的思想体系。
从这样一整套思想体系出发,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至此,周文化和周制度的系统软件,全部安装完毕。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 显然,周人不但有力,而且有智。只不过后来做总结,就既不谈智,更不谈力,只剩下德。[6]
德,成为上天授权的标准。
后面的结论也顺理成章。周人既然“以德得天下”,那就必须“以德治天下”。否则就会跟殷商一样,自取灭亡。
这是周人几乎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道理。周公就一而再,再而三对子弟和同仁们说:我们是“小邦”,根本就没资格“居中国”,也不敢“革殷命”。现在天地翻覆,完全由于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不认商王认周王。为什么呢?就因为纣王失德,而我们的文王和武王有德呀!这跟当年夏桀失德,商汤革命,是一样的呀!
这个道理,直到西周晚期还在讲。陕西岐山出土的青铜器“毛公鼎”铭文,就说皇天上帝对文王和武王的美德大为满意,这才让我“有周”来匹配上天。难怪周公说,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那就是延续文王的美德,才有可能保住天命。[7]
诸如此类的话,周公对召公奭说,也对康叔封说。
康叔封就是武王和周公的同母弟弟姬封,排行老九。管蔡之乱后,周公把武庚的人民一分为二,组建成两个新的国家。其中一个给了纣王的庶兄微子启,国号叫宋,公国;另一个则给了康叔封,国号叫卫,侯国。
卫和宋,其实就是殷和商,是古代殷商二字的音变。可见康叔封的任务,就是要把殷人改造成周人。[8]
康叔封任重道远。
于是周公发表《康诰》,语重心长地对康叔封说:唉,我亲爱的弟弟,年轻的封啊!你要小心翼翼,你要谦虚谨慎,你要戒骄戒躁呀!天命是无常的,天威是可怕的,人民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他们天天都在看着你,看你能不能遵循父王的传统,弘扬父王的美誉,继承父王的遗志。那些小人是很难搞的。你得把别人的病痛,当作自己的病痛才行啊![9]
周公旦语重心长。
毫无疑问,周公旦、召公奭、康叔封,都并非天生的道德楷模。他们的德,其实是逼出来的。只不过,他们没有被“逼上梁山”,而是被“逼上圣坛”。
哈哈,这就对了!
实际上,道德与其说是一种品质或境界,不如说是一种智慧。说白了,它只是在“通过损人来利己”和“通过利人来利己”之间,做了明智的选择,是“聪明的自私”。但这种聪明的自私,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这才成为全人类共识。周人的独到之处,则只是在新政权诞生之际,把它变成了治国理念和施政纲领。
又一种早熟的新思想和新概念也萌芽了。
这就是“以德治国”。
从逻辑上讲,这是顺理成章的。是啊,既然“君权天授”,当然要“以德配天”;既然“以人为本”,当然要“敬天保民”。但这在世界上,却是独一无二,闻所未闻。世界各文明古国,有宗教治国的,有法律治国的,更有兼用宗教和法律的,还有只靠个人魅力的。以德治国?没听说过。
德,真能治国吗?
如果能,怎么治?
看得见的力量
以德治国,也许来自周人的灵感。
没错,德这个字,殷商就有了,是甲骨文,并屡屡见于卜辞。它的字形,是路口或路上一只眼睛。意思也有两个。一个是“视线很直”,所以德通直,也读“直”。另一个是“看见了什么”,所以德通得,也读“得”。在卜辞中,它还被借用来表示“失”。有得就有失,有治就有乱。在古文字中,得失治乱,都可以是同一个字。[10]
很好!文化密码,就在于此。
的确,德,首先是得与失。周公他们要考虑的,也首先是天命的得到和失去。而且,由于来之不易,由于转瞬即逝,由于天命无常,由于天不可信,他们必须“有德”。
这就首先要“有心”。
于是,西周青铜器上的德,就在眼睛下面加了“心”,意思是“心中所见”,是内心世界的得失和曲直,也就是“心得”。这就已经非常接近今天所谓“道德”,尽管在周人那里,道是道,德是德。但德字如作他用(比如人名),则仍是甲骨文字形,有路,有目,无心,德鼎和德方鼎就是。
有没有“心”,很重要。
目前发现的“有心之德”,最早的是在何尊,原文是“恭德裕天”。这是成王时期的礼器,记载了周公营建成周(洛阳)的史实。其中,还有“宅兹中国”四个字,是“中国”一词目前发现的最早文字记载。这件出土文物雄辩地证明,周人在平息了武庚和三监的叛乱,完全有资格“居中国而治天下”时,“以德治国”的观念就萌芽了。[11]
显然,以德治国,就是周人的政治思想。这个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民族的观念,是周文化和周制度的核心,也是他们的一大发明。周之前,是没有的。[12]
不过麻烦也接踵而来。
没错,得失之得或曲直之直加上“心”,就成了“道德之德”。但道德既然在心里,怎么治国?唯一的办法,是把无形之德变成有形之物,让它看得见,做得了,也行得通。
周人解决了这个问题。
看得见的是圣人。圣,甲骨文和金文都有,字形中最醒目的符号是大耳朵。所以,圣(圣)、声(声)、听(听),在上古是同一个字,都从耳。圣的本义也是“听觉敏锐”,后来变成“一听就懂”,再后来变成“无所不通”,最后变成“众望所归”。或者用孟子的话说,就叫“人伦之至”。[13]
耳聪目明变成德高望重,无疑是一个重大转变,却也是不得不变。从此,被尊为圣人的,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周武、周公、孔子,无一不是道德高标。
这,就是中国独有的“圣人崇拜”。
圣人崇拜成为风尚,虽然是由于后世儒家的鼓吹,但那意思周初就有了。是啊,改朝换代要有依据,以德治国要有榜样,而榜样的力量据说是无穷的。文王和武王,岂能不“乃圣乃神,乃武乃文”?就连革除夏命的商汤,也得是。
榜样,是“看得见的力量”。
但,禹汤文武,只是统治者的榜样;后来的孔子,也只是读书人的楷模。教化大众的“平民圣人”还没出现,虽然迟早会被打造出来。在此之前,实施以德治国,就不但要靠“看得见的力量”,还得依靠“行得通的手段”。
那么,它又是什么呢?
礼乐。
重新安装系统
礼乐并非周的发明,殷商就有,夏也有。而且,商人之礼是奢侈的,商人之乐也是华丽的,甚至特别重视音乐之美。汤王的赞美诗《那》这样唱道——
伟大啊繁多,
敲起手鼓。
鼓声隆隆啊,
乐我先祖。
清亮的管乐,
齐整的步武。
铿锵有力的钟磬,
神采飞扬的万舞。[14]
呵呵,他们没准还有唱诗班。
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说“周公制礼作乐”?
因为周公让夏商也有的礼乐脱胎换骨。他先拷贝其数据,再格式化其硬盘,然后按照自己的需要安装另一个系统,结果便变成了全新的东西。
那么,周的礼乐,跟殷商的又有什么不同?
不妨先看什么是礼乐。
从甲骨文和金文的字形看,礼就是礼器,即祭礼;乐就是乐器,即乐舞。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礼乐。周公要做的事情,当然并不仅仅是把夏商的祭礼和乐舞重新编排一遍,而是要实现质的飞跃和变化,从而把它们变成一种制度,变成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维持秩序和安定人心的工具。
换句话说,商的礼乐是仪(仪式),周的是制(制度)。
问题是,这可能吗?
完全可能。
我们知道,祭礼和乐舞都是有序的。比方说,在祭祀仪式上,接受致敬和礼拜的天神地祇、列祖列宗谁坐主席,谁算列席,要有一个序列;参加祭祀的人,谁是主祭,谁算助祭,也要有一个序列。如此,才能行礼如仪。至于乐舞,也必须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起承转合,井然有序,才能斐然成章。
秩序,是礼的本质,礼的精神。
礼既然是秩序,那就可以用来处理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安定。这就是周公的礼。它的意义,当然不再仅仅只是敬神祭祖,更在于身份认同和社会责任。说得再明白一点,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和社会角色,比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也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只要明确这一点,各自安分守己,就不会动乱。
这是西周社会的定海神针。
因此,它必须被确定为制度,这就是礼制;必须被应用于政治,这就是礼治;必须成为普遍进行的教育,这就是礼教;必须成为类似于法律的东西,这就是礼法。
礼制、礼治、礼教、礼法,就是周人安装的软件系统。
但这里面有问题。
问题在于不平等。因为所谓礼乐制度,说到底就是“以等级定秩序”。按照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是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君臣、父子、夫妻、兄弟,都不平等。而且,正因为不平等,才有秩序,叫“尊卑有序”。
这就无法让人心理平衡。
是啊!人人生而平等,凭什么有的尊,有的卑?
对此,周公他们自有一套说辞。可惜这些说辞未必让人心服,更未必能让人心悦。这个问题显然必须解决。否则,实行礼制的结果,就不是秩序井然,而是愤愤不平。
周公的办法,是用“乐”来调和。
什么是乐?乐是音乐,也是快乐。换句话说,音乐是让人快乐的,要想快乐就得像音乐。那么,什么是音乐?音乐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而乐音的特点就是差异。不同的乐音,音高、音长、音强、音色,都不同。但组合在一起,很好听。可见不一样或不平等不是问题,关键在于如何组织。
组织的原则就是和谐,和谐则是多样统一。这也正是礼和乐必须构成同一个制度的原因所在。没错,礼辨异,乐统同;礼讲多样,乐讲统一;礼维持秩序,乐安定人心。人心安定,秩序就能维持;秩序井然,社会就会稳定;社会稳定,政权就能巩固。新兴的周,也就能立于不败之地。
这就是周公的“制礼作乐”。
他被后世尊为圣人,也不奇怪。
有圣人崇拜,就有了“看得见的力量”;有礼乐制度,就有了“行得通的手段”。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系统工程就这样建立起来,而按照这个系统建设的就是中华礼乐文明。
如此复杂的系统工程,当然一言难尽,但线索是清晰的——因为“君权天授”,所以要“以人为本”;因为以人为本,所以要“以德治国”;因为以德治国,所以要以礼维持秩序,以乐保证和谐,即“以礼立序,以乐致和”。
天授是旗帜,人本是纲领,德治是“一个中心”,礼乐是“两个基本点”,这就是周公的思想体系。
从这样一整套思想体系出发,周人创立了四大制度——井田、封建、宗法、礼乐。井田是经济制度,封建是政治制度,宗法是社会制度,礼乐是文化制度。井田顾民生,封建从民意,宗法敦民俗,礼乐安民心。至此,周文化和周制度的系统软件,全部安装完毕。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