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沥川回到昆明的第二周就收到几个从瑞士寄来的巨大包裹：他的常用药品、各种文具和四季衣物。然后几乎每隔一两周我们就得跑一趟邮局，寄来之物包括餐具、书籍、床单、轮椅和巧克力。沥川的奶奶甚至寄来了一个沥川常用的单人沙发。我们不断地在工作人员好奇的眼光中将各种形状的包裹领回来，东西堆满了各个角落，轮椅在拆包的第一天就直接塞进了床底。
以前工作时，因为经常开会、谈判和见客户，沥川一天八小时都会用义肢。对于高位截肢的人来说，是件需要毅力的事情。他的身体会大量出汗，若不小心摔倒，还会有骨折的危险。但是，只要还能站起来，沥川绝对不用轮椅。他说坐在轮椅上让他看上去很像个残疾人。
听见这话我微微发窘。沥川继而纠正说，他是残疾，但他不想看上去很残疾。
我继续窘。
沥川说虽然这么多年他早已接受了自己的样子，也知道有些事不方便去做，但他不喜欢接受特别关注或特殊照顾，哪怕是口风里不自觉地透露出来也会让他不自在。他只想做个普通人，只想让大家以平常心来对待他。而我，谢小秋，在这方面是个坏典型。
回来后的第三天，他水土不服发过一次高烧，我送他去医院，紧张得就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沥川打了一剂退烧针就回家了，死活不肯住院。他不敢在医院里待太久，怕我会崩溃。
我说我的神经没那么脆弱，他还是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安慰我。告诉我他的病情好转了很多，目前没有恶化的迹象，让我尽管放心。接着他又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名词，还把常用的药拿出来给我看。尽管如此，我还是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
我怕沥川死在我怀里，比他活着离开还要害怕。从那天起，沥川开始叫我“honey（甜心）”。
我们打开的第二个包裹里装满了沥川的衣物：成套的西装、领带、衬衣、t恤、牛仔裤、鞋子、内衣袜子。我猜想，可能是霁川和rené将沥川的衣柜倒了个儿，里面有什么东西也不细看，一股脑地都塞进了这个足有小型冰箱那么大的纸盒里。
衣物全部掏出来，堆了满满一床。
“沥川，”我叹气：“中国是个纺织大国，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哥还要给你寄衣服，这里又不是买不到。”
“纺织大国？我怎么不知道？”
“丝绸之路你总该知道吧？”
他顿了顿说：“honey，我不随便买衣服的。”
“那还买了那么多——”
“我向来买一件是一件。这里的每一件衣服都很合身，有一大半是量身订做的。特别是裤子。”
“这也不难，难道昆明就没有裁缝了吗？”
“昆明有裁缝，不过我不喜欢被人家量身体。”
“呵，还说你没有少爷脾气——你非常小资！”
十年来我并没有和沥川共同生活过很长时间。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住的都是设施完善的宾馆和公寓。我们从没住过这种黑暗陈旧、走道肮脏的老式楼房。
沥川到这里的头一天就开始做清洁。每天都要洗碗、洗锅、洗锅盖、连酱油瓶也不放过。然后擦桌子、拖地板、洗马桶、倒垃圾。我戏称他为“清扫狂”。他说德语里还真有这个词，叫“putzteufel”（清扫魔鬼）。沥川还将清扫的范围扩大到一楼的整个楼道，受到左邻右舍的一致好评。
沥川有着令人惊讶的平衡能力。他可以单腿独立、长时间地站得笔直，昂首挺胸，一动不动。如果不看下身，你甚至猜不出他只有一条腿。沥川说，他是滑雪高手，差点被教练怂恿着参加残运会。当时他一心一意想当建筑师，就放弃了。
说到这里我问他：“你不是学经济的吗？怎么又转行了？”
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哥哥。”
“你哥哥？”
“手术后，他担心我在大学里不能照顾自己，决定转校到芝加哥。芝大也有建筑系。我想了想，与其他转校不如我转校，我就去了哈佛。”
“啊哈佛！”我想起那个著名的电影爱情的故事，“你有没有追过女孩子？
“头几年我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他说，“学业很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我日日学习到凌晨。”
“要这样拼命吗？”
“系主任是我爷爷的老朋友，不想太丢他的脸。”
“哎沥川，瞧你这经历，怎么说也算一部励志小说啊！”他拧我的耳朵，“这么优秀的励志青年，却被你写进了低俗的言情小说里！”
我大笑。
将卧室唯一的一个五斗柜腾出来，我把自己衣服塞进了纸盒。
沥川拦住我：“嗳，我不是这个意思嘛。”
“你的衣服这么贵，得小心存放。我的衣服很便宜，随便塞哪都可以。”
“不行，一人一半，要不明天再买个衣柜。”
“别买了，房子太小装不下。那就一人一半吧。”
我们坐在床上，花了一个多小时将每件衣服叠成很小的一块，一点一点地塞进抽屉里。
过了一会儿，沥川站起来找拐杖，我到客厅将他常用的一对肘拐递给他。
这对钛合金的双拐是按照他的身高订制的。黑色的手柄，天然钛色的光泽，轻若无物却无比坚硬。我拿在手上掂了掂，又比了比，忽然发现了大问题：“嗳，沥川你看，你们瑞士也有假冒伪劣产品欸！这两只拐杖的长度不一样！”我忍不住替他委屈，“你用了这么久都没发现吗？发票还留着吗？”
其实沥川有好几对这样的拐杖，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用的就是这种牌子，我帮他递过很多次，从未关心过长度问题。
“来来来，honey，”他拿出一张纸一只笔，“让我向你普及一下拐杖的基本知识。”
我坐到他的身边，看见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小人：“我左边少了一条腿，所以站起来重心会向左边偏移，对吧？”
“对。”
“我的肩也会向左倾斜。”
“对。”
“为了保持重心和行走的舒适，左边的拐杖会略高一点。”说完他用拐杖轻轻敲了敲我的头，“所以不是假冒伪劣。”
我呆住了，问道：“一直是这样的吗？从我认识你的那天起你的拐杖就是这么一高一低的吗？”
“是啊。”
“而我居然从没有发现？”
“这很正常啊，你又不用拐杖。”
“至少说明我是个很粗心的人！”
“我没这么说啊”
“难怪这么多年你都不理我！”
“不是这样的”
“我粗心了，我才是假冒伪劣呢！”突然间我就哭了。
“”
“honey——”他将我从床上拉起来，紧紧地拥抱我，“天下没有谁比你更合格。”然后他开始发誓：永远和我在一起，长命百岁、白头谐老、今生今世永不分离blah，blah，blah
沥川不是个喜欢发誓的人，尤其不喜欢对拿不准的事情承诺。可是一旦发现我情绪失控，发誓成了安慰我的最后一招，他就开始重复这些漫无边际的甜言蜜语。用呓语般低沉的嗓音在我耳边娓娓絮絮，如同佛唱。我便在这佛唱中安详沉静，恢复本性。我渐渐相信九年前沥川毅然离开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对情感危机的处理能力远比我想象的要差，虽然我对回避这些危机的能力远比我想象的要强。
“告诉我，沥川，当你被确诊为癌症时，你父亲可曾向你隐瞒过真相？”
“没有。”他说，“他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我。还告诉我这种病五年之内的存活率只有百分之三十。”
我唏嘘：“那时的你只有十七岁，你父亲就那么确信你能承受这个真相？”
“可能是我父亲认为我比较tough吧。如果是我哥，他会考虑隐瞒一部分。”
我抱起了胳膊：“可是，你却觉得我不可以承受这个真相？”
“你又来了。”
“因为我是女人，女人是情感脆弱的动物。”
“女人也有坚强的。”
“但我不坚强？”
他看着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我什么地方不坚强？”
“”
“举个例子看看？”
“比如说，我已经告别了，你还写了一千封信？”
“这就是坚强，锲尔不舍就是坚强。”
“comeon.”
“这说明我的神经无比坚韧，无论你怎么甩都甩不掉我。”
“”
“所以你错了，当时你应当告诉我真相。”
他摸了摸我的脸，想了想，忽然说：“既然你想知道真相，那我就告诉你一件事。”
“说吧。”
“昨天有个人给我打电话，是你接的，对吧？”
“对。他说德语我听不懂。”
“他是我的医生。”
我的脸立即白了。
“在来昆明之前我去拍过胸透。在我的肺部又发现了三个很小的点。他们怀疑有转移，但不能确信，要等六周再去胸透”
我呆呆地看着他，大脑一片空白，顷刻间不能呼吸。然后我就直直地倒了下去。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沥川的臂弯里，嘴里有一股浓浓的辣味：是酒，烈酒。
我迷惑地看着他，他指了指桌上的二锅头：“我相信你无比坚韧的神经没有昏厥，只是你的头昏厥了。”
然后我的眼泪开始哗哗地往下掉，浑身发抖地看着他：“这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他叹了口气，掏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这是我的主治医生，会说英语，不信你亲自问他。”
沥川的医生叫herman，他用带着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向我解释了沥川目前的病情。他说沥川的身体虽未恢复到理想的状态，但比去年进步了很多。没有查出任何新的转移。但他又说像他这样的病人，转移的... -->>
沥川回到昆明的第二周就收到几个从瑞士寄来的巨大包裹：他的常用药品、各种文具和四季衣物。然后几乎每隔一两周我们就得跑一趟邮局，寄来之物包括餐具、书籍、床单、轮椅和巧克力。沥川的奶奶甚至寄来了一个沥川常用的单人沙发。我们不断地在工作人员好奇的眼光中将各种形状的包裹领回来，东西堆满了各个角落，轮椅在拆包的第一天就直接塞进了床底。
以前工作时，因为经常开会、谈判和见客户，沥川一天八小时都会用义肢。对于高位截肢的人来说，是件需要毅力的事情。他的身体会大量出汗，若不小心摔倒，还会有骨折的危险。但是，只要还能站起来，沥川绝对不用轮椅。他说坐在轮椅上让他看上去很像个残疾人。
听见这话我微微发窘。沥川继而纠正说，他是残疾，但他不想看上去很残疾。
我继续窘。
沥川说虽然这么多年他早已接受了自己的样子，也知道有些事不方便去做，但他不喜欢接受特别关注或特殊照顾，哪怕是口风里不自觉地透露出来也会让他不自在。他只想做个普通人，只想让大家以平常心来对待他。而我，谢小秋，在这方面是个坏典型。
回来后的第三天，他水土不服发过一次高烧，我送他去医院，紧张得就好像到了世界末日。沥川打了一剂退烧针就回家了，死活不肯住院。他不敢在医院里待太久，怕我会崩溃。
我说我的神经没那么脆弱，他还是花了一晚上的时间安慰我。告诉我他的病情好转了很多，目前没有恶化的迹象，让我尽管放心。接着他又详细地向我解释了一个又一个的医学名词，还把常用的药拿出来给我看。尽管如此，我还是度过了两个不眠之夜。
我怕沥川死在我怀里，比他活着离开还要害怕。从那天起，沥川开始叫我“honey（甜心）”。
我们打开的第二个包裹里装满了沥川的衣物：成套的西装、领带、衬衣、t恤、牛仔裤、鞋子、内衣袜子。我猜想，可能是霁川和rené将沥川的衣柜倒了个儿，里面有什么东西也不细看，一股脑地都塞进了这个足有小型冰箱那么大的纸盒里。
衣物全部掏出来，堆了满满一床。
“沥川，”我叹气：“中国是个纺织大国，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哥还要给你寄衣服，这里又不是买不到。”
“纺织大国？我怎么不知道？”
“丝绸之路你总该知道吧？”
他顿了顿说：“honey，我不随便买衣服的。”
“那还买了那么多——”
“我向来买一件是一件。这里的每一件衣服都很合身，有一大半是量身订做的。特别是裤子。”
“这也不难，难道昆明就没有裁缝了吗？”
“昆明有裁缝，不过我不喜欢被人家量身体。”
“呵，还说你没有少爷脾气——你非常小资！”
十年来我并没有和沥川共同生活过很长时间。我们住在一起的日子加起来不超过一个月，住的都是设施完善的宾馆和公寓。我们从没住过这种黑暗陈旧、走道肮脏的老式楼房。
沥川到这里的头一天就开始做清洁。每天都要洗碗、洗锅、洗锅盖、连酱油瓶也不放过。然后擦桌子、拖地板、洗马桶、倒垃圾。我戏称他为“清扫狂”。他说德语里还真有这个词，叫“putzteufel”（清扫魔鬼）。沥川还将清扫的范围扩大到一楼的整个楼道，受到左邻右舍的一致好评。
沥川有着令人惊讶的平衡能力。他可以单腿独立、长时间地站得笔直，昂首挺胸，一动不动。如果不看下身，你甚至猜不出他只有一条腿。沥川说，他是滑雪高手，差点被教练怂恿着参加残运会。当时他一心一意想当建筑师，就放弃了。
说到这里我问他：“你不是学经济的吗？怎么又转行了？”
回答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哥哥。”
“你哥哥？”
“手术后，他担心我在大学里不能照顾自己，决定转校到芝加哥。芝大也有建筑系。我想了想，与其他转校不如我转校，我就去了哈佛。”
“啊哈佛！”我想起那个著名的电影爱情的故事，“你有没有追过女孩子？
“头几年我很少参加社交活动，”他说，“学业很重，压得人喘不过气，我日日学习到凌晨。”
“要这样拼命吗？”
“系主任是我爷爷的老朋友，不想太丢他的脸。”
“哎沥川，瞧你这经历，怎么说也算一部励志小说啊！”他拧我的耳朵，“这么优秀的励志青年，却被你写进了低俗的言情小说里！”
我大笑。
将卧室唯一的一个五斗柜腾出来，我把自己衣服塞进了纸盒。
沥川拦住我：“嗳，我不是这个意思嘛。”
“你的衣服这么贵，得小心存放。我的衣服很便宜，随便塞哪都可以。”
“不行，一人一半，要不明天再买个衣柜。”
“别买了，房子太小装不下。那就一人一半吧。”
我们坐在床上，花了一个多小时将每件衣服叠成很小的一块，一点一点地塞进抽屉里。
过了一会儿，沥川站起来找拐杖，我到客厅将他常用的一对肘拐递给他。
这对钛合金的双拐是按照他的身高订制的。黑色的手柄，天然钛色的光泽，轻若无物却无比坚硬。我拿在手上掂了掂，又比了比，忽然发现了大问题：“嗳，沥川你看，你们瑞士也有假冒伪劣产品欸！这两只拐杖的长度不一样！”我忍不住替他委屈，“你用了这么久都没发现吗？发票还留着吗？”
其实沥川有好几对这样的拐杖，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用的就是这种牌子，我帮他递过很多次，从未关心过长度问题。
“来来来，honey，”他拿出一张纸一只笔，“让我向你普及一下拐杖的基本知识。”
我坐到他的身边，看见他在纸上画了一个小人：“我左边少了一条腿，所以站起来重心会向左边偏移，对吧？”
“对。”
“我的肩也会向左倾斜。”
“对。”
“为了保持重心和行走的舒适，左边的拐杖会略高一点。”说完他用拐杖轻轻敲了敲我的头，“所以不是假冒伪劣。”
我呆住了，问道：“一直是这样的吗？从我认识你的那天起你的拐杖就是这么一高一低的吗？”
“是啊。”
“而我居然从没有发现？”
“这很正常啊，你又不用拐杖。”
“至少说明我是个很粗心的人！”
“我没这么说啊”
“难怪这么多年你都不理我！”
“不是这样的”
“我粗心了，我才是假冒伪劣呢！”突然间我就哭了。
“”
“honey——”他将我从床上拉起来，紧紧地拥抱我，“天下没有谁比你更合格。”然后他开始发誓：永远和我在一起，长命百岁、白头谐老、今生今世永不分离blah，blah，blah
沥川不是个喜欢发誓的人，尤其不喜欢对拿不准的事情承诺。可是一旦发现我情绪失控，发誓成了安慰我的最后一招，他就开始重复这些漫无边际的甜言蜜语。用呓语般低沉的嗓音在我耳边娓娓絮絮，如同佛唱。我便在这佛唱中安详沉静，恢复本性。我渐渐相信九年前沥川毅然离开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对情感危机的处理能力远比我想象的要差，虽然我对回避这些危机的能力远比我想象的要强。
“告诉我，沥川，当你被确诊为癌症时，你父亲可曾向你隐瞒过真相？”
“没有。”他说，“他第一时间就告诉了我。还告诉我这种病五年之内的存活率只有百分之三十。”
我唏嘘：“那时的你只有十七岁，你父亲就那么确信你能承受这个真相？”
“可能是我父亲认为我比较tough吧。如果是我哥，他会考虑隐瞒一部分。”
我抱起了胳膊：“可是，你却觉得我不可以承受这个真相？”
“你又来了。”
“因为我是女人，女人是情感脆弱的动物。”
“女人也有坚强的。”
“但我不坚强？”
他看着我，不知道如何回答。
“我什么地方不坚强？”
“”
“举个例子看看？”
“比如说，我已经告别了，你还写了一千封信？”
“这就是坚强，锲尔不舍就是坚强。”
“comeon.”
“这说明我的神经无比坚韧，无论你怎么甩都甩不掉我。”
“”
“所以你错了，当时你应当告诉我真相。”
他摸了摸我的脸，想了想，忽然说：“既然你想知道真相，那我就告诉你一件事。”
“说吧。”
“昨天有个人给我打电话，是你接的，对吧？”
“对。他说德语我听不懂。”
“他是我的医生。”
我的脸立即白了。
“在来昆明之前我去拍过胸透。在我的肺部又发现了三个很小的点。他们怀疑有转移，但不能确信，要等六周再去胸透”
我呆呆地看着他，大脑一片空白，顷刻间不能呼吸。然后我就直直地倒了下去。
醒来时我发现自己躺在沥川的臂弯里，嘴里有一股浓浓的辣味：是酒，烈酒。
我迷惑地看着他，他指了指桌上的二锅头：“我相信你无比坚韧的神经没有昏厥，只是你的头昏厥了。”
然后我的眼泪开始哗哗地往下掉，浑身发抖地看着他：“这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他叹了口气，掏出手机，拨了一个电话，“这是我的主治医生，会说英语，不信你亲自问他。”
沥川的医生叫herman，他用带着浓重德国口音的英语向我解释了沥川目前的病情。他说沥川的身体虽未恢复到理想的状态，但比去年进步了很多。没有查出任何新的转移。但他又说像他这样的病人，转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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