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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委会主任，一年生草本……呃，是三年轮换制，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很可能对它没什么概念，甚至会把它和街道办事处弄混，这可完全是两码事：街道办事处主任那可是公务员！
居委会的官方解释是是居民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建设、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它在基层政权或者它的派出机关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明白了吧，抓住其中两个关键字眼：自我，群众性。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在老师授权下组成的学习小组。
以前我们经常带着嘲讽的口气说居委会大妈怎么怎么样，那是以前，现在可不一样了——那会居委会光发避孕套，现在还办交谊舞会。如今我们居委会也是政府发工资，我一个月八九百呢。
本来这样的好事也轮不到我，自从前几年国家实行基层管理高素质化以来，再想进居委会就需要大专学历了，我们这个最基的层很快就成了很多大学毕业生梦寐以求的缓冲站，我之所以能成为王府大街的居委会主任，是我受到了政府的特别眷顾——因为我是一个孤儿。
等我浑浑噩噩地从一所三四流的大学出来以后就被直接安排到了这里，工作地点，居委会，官职，主任。
开始，我认为我是幸运的，毕竟这个缺儿是很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求之而不得的；可我也马上发现自己是倒霉的，因为我要去的地方是王府大街。
我们说过了，王府大街的排外性是非常强的，我对这里而言完全是陌生人，虽然不至于像羊入狼群，起码也是把猩猩派给了狒狒，而且我还得面对一件事情：我这一来就使以前的居委会主任，孟大妈成了副主任，这在当地人看来无疑是非常严重的挑衅。
于是在我初来乍到那几个月你看吧，我简直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本地居民在孟大妈的带领下和我展开了一场了表面上波澜不惊，实际却血流成河的斗争——流的都是我的血。
我就不明白了，一张普通的敬告居民注意卫生的传单我贴在小区东门上，他们偏偏要揭下来再贴到西门上；收个卫生费，家里明明有人就是不给你开门，开了门也说没钱明天要去银行取——明明就36块钱！
被人这么冷落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渐渐明白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又见祥林嫂）得到的那声“你放着罢”是多么的凄凉。
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就是*呀！王府大街，这个21世纪本城最恐怖的所在，这里的居民不光刁悍难处，在政治斗争中同样游刃有余，你想，他们当初跟着那姓朱的老不要脸混了几百年，这方面能不擅长吗，否则要光靠蛮横无理也活不到解放前。孟大妈在对付菜贩子和我的近交远攻上就是一个例子！
就在我要被逼得去捐门槛的时候，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用怀柔！具体办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打杂的，效仿辫子戏里的小太监，再具体的办法就是：每次孟大妈再喊我小何主任的时候都自动把它过滤成“小安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他们明白谁才是这里真正的老大——其实就是一个让他们明白我不是老大也不想做老大的过程。
就这样，把每个老太太的话都当成懿旨，把每个居民都看作是自己的主子，我虽然不是公务员，却抢先一步实现了“人民公仆”的身份，我那位智囊还告诉我，对付这种政治嗅觉极其敏感的人群，服务不能流于表面，要在细节上下功夫，切实做好实处，就把她们当成我丈母娘、老丈人、小舅子大舅子来讨好。后来我总结了一下觉得我也惨了点，“家家都有丈母娘”我是做到了，可我那媳妇在哪呢？这他妈哪是怀柔啊，这是和亲！
不管怎样，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大家终于不再把我当外人了——可不是么，一个女婿半个儿嘛。
就拿今天这事来说，孟大妈要不是没拿我当外人，是绝不会把我调遣得如此得心应手的，王府大街的居民对外，除了蛮横，还是有一点自矜的。
王府大街前几年被某历史学家当成了一种历史现象来分析，面对诸多不友善的说法，这位教授独树一帜，强调不能片面地看问题，据他分析，王府大街的居民那莫名其妙的敌视一切的态度不光是因为扭曲了的自尊和自卑的问题，更多的是由于这条老街上的土著历经历史洪流百年，旁观了不计其数的世态炎凉，已经看破一切红尘世事，他们对世界的态度其实代表了一种真正贵族的生存哲理：漠视一切地高贵着，冷眼看世事的时候嘴角带着一丝冷笑。
这两句是那位学家的原话。为了写完这篇文章他还亲自到王府大街来采访过，当时的居委会主任孟大妈接待了他，当学家拿了一大堆第一手资料，踌躇满志地出来以后才发现有俩本地孩子正在给自己的自行车放气，满脑子高贵的学家满脸微笑，带着包容一切的胸怀浑不当回事，回家一气呵成了上面那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学家故地重游，觉得自己为王府大街的居民正了名，怎么也应该被完全接纳了吧，结果孟大妈仍旧不冷不热地接待了他，学家倍感寂寥，出门的时候抱着自行车再被放气的心理准备，结果这回还真没有被放气——他自行车没了。
也不知道学家走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王府大街居民那“挂在嘴角的一丝冷笑”，我觉得他挺可怜的，用句历史学名词说：这人就一2b。
我比学家聪明，明白一个真理：要有小孩子放你气，你上去踹他两脚绝对比面带微笑能感染他们。什么看破世事历史洪流都是扯淡——穷山恶水出刁民，你得跟丫们对付！
我依旧坐在一圈图钉按成的人造革椅子上，喝着两块五一两的花茶，面前摊着那张《参考消息》，闭目养神。
居委会的办公室不小，有40来平，这是我当了几个女婿大家奖励我的，反正王府大街远离三环地广人稀，街里最高的建筑是土六楼，临街全是居民自己盖的底店，我们这离一个很大的汽车修配厂还有长途汽车站很近。
王府大街毕竟还是21世纪新中国的一条普通街道，它不是水泊梁山也不是金三角贩毒地带，虽然小有恶名，也就附近的人略有体会，生活节奏飞快的人们他是不会特意去看这条街叫什么名字的，所以开点买卖总归还是有人来的。
当然，来消费和来销售我们还是有区别对待的，那个卖菜的小贩就是典型——他是唯一敢骑着人力三轮来王府街卖菜而又没被放气的人。孟大妈第二天提起他，还说“我还欠他5分钱呢”，第三天便没有说，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大约菜贩子的确是怕了……
我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又把时间放慢了，我之所以说我比别人闲得多，不是因为我在居委会工作，是因为我可... -->>
居委会主任，一年生草本……呃，是三年轮换制，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很可能对它没什么概念，甚至会把它和街道办事处弄混，这可完全是两码事：街道办事处主任那可是公务员！
居委会的官方解释是是居民进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建设、自我服务的群众性自治组织。它在基层政权或者它的派出机关的指导下进行工作。
明白了吧，抓住其中两个关键字眼：自我，群众性。有点像我们小时候在老师授权下组成的学习小组。
以前我们经常带着嘲讽的口气说居委会大妈怎么怎么样，那是以前，现在可不一样了——那会居委会光发避孕套，现在还办交谊舞会。如今我们居委会也是政府发工资，我一个月八九百呢。
本来这样的好事也轮不到我，自从前几年国家实行基层管理高素质化以来，再想进居委会就需要大专学历了，我们这个最基的层很快就成了很多大学毕业生梦寐以求的缓冲站，我之所以能成为王府大街的居委会主任，是我受到了政府的特别眷顾——因为我是一个孤儿。
等我浑浑噩噩地从一所三四流的大学出来以后就被直接安排到了这里，工作地点，居委会，官职，主任。
开始，我认为我是幸运的，毕竟这个缺儿是很多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求之而不得的；可我也马上发现自己是倒霉的，因为我要去的地方是王府大街。
我们说过了，王府大街的排外性是非常强的，我对这里而言完全是陌生人，虽然不至于像羊入狼群，起码也是把猩猩派给了狒狒，而且我还得面对一件事情：我这一来就使以前的居委会主任，孟大妈成了副主任，这在当地人看来无疑是非常严重的挑衅。
于是在我初来乍到那几个月你看吧，我简直受到了非人的待遇，本地居民在孟大妈的带领下和我展开了一场了表面上波澜不惊，实际却血流成河的斗争——流的都是我的血。
我就不明白了，一张普通的敬告居民注意卫生的传单我贴在小区东门上，他们偏偏要揭下来再贴到西门上；收个卫生费，家里明明有人就是不给你开门，开了门也说没钱明天要去银行取——明明就36块钱！
被人这么冷落了一段时间后，我开始渐渐明白祥林嫂在鲁四老爷家（又见祥林嫂）得到的那声“你放着罢”是多么的凄凉。
后来我想明白了，这就是*呀！王府大街，这个21世纪本城最恐怖的所在，这里的居民不光刁悍难处，在政治斗争中同样游刃有余，你想，他们当初跟着那姓朱的老不要脸混了几百年，这方面能不擅长吗，否则要光靠蛮横无理也活不到解放前。孟大妈在对付菜贩子和我的近交远攻上就是一个例子！
就在我要被逼得去捐门槛的时候，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用怀柔！具体办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打杂的，效仿辫子戏里的小太监，再具体的办法就是：每次孟大妈再喊我小何主任的时候都自动把它过滤成“小安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让他们明白谁才是这里真正的老大——其实就是一个让他们明白我不是老大也不想做老大的过程。
就这样，把每个老太太的话都当成懿旨，把每个居民都看作是自己的主子，我虽然不是公务员，却抢先一步实现了“人民公仆”的身份，我那位智囊还告诉我，对付这种政治嗅觉极其敏感的人群，服务不能流于表面，要在细节上下功夫，切实做好实处，就把她们当成我丈母娘、老丈人、小舅子大舅子来讨好。后来我总结了一下觉得我也惨了点，“家家都有丈母娘”我是做到了，可我那媳妇在哪呢？这他妈哪是怀柔啊，这是和亲！
不管怎样，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大家终于不再把我当外人了——可不是么，一个女婿半个儿嘛。
就拿今天这事来说，孟大妈要不是没拿我当外人，是绝不会把我调遣得如此得心应手的，王府大街的居民对外，除了蛮横，还是有一点自矜的。
王府大街前几年被某历史学家当成了一种历史现象来分析，面对诸多不友善的说法，这位教授独树一帜，强调不能片面地看问题，据他分析，王府大街的居民那莫名其妙的敌视一切的态度不光是因为扭曲了的自尊和自卑的问题，更多的是由于这条老街上的土著历经历史洪流百年，旁观了不计其数的世态炎凉，已经看破一切红尘世事，他们对世界的态度其实代表了一种真正贵族的生存哲理：漠视一切地高贵着，冷眼看世事的时候嘴角带着一丝冷笑。
这两句是那位学家的原话。为了写完这篇文章他还亲自到王府大街来采访过，当时的居委会主任孟大妈接待了他，当学家拿了一大堆第一手资料，踌躇满志地出来以后才发现有俩本地孩子正在给自己的自行车放气，满脑子高贵的学家满脸微笑，带着包容一切的胸怀浑不当回事，回家一气呵成了上面那篇文章，文章发表后学家故地重游，觉得自己为王府大街的居民正了名，怎么也应该被完全接纳了吧，结果孟大妈仍旧不冷不热地接待了他，学家倍感寂寥，出门的时候抱着自行车再被放气的心理准备，结果这回还真没有被放气——他自行车没了。
也不知道学家走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王府大街居民那“挂在嘴角的一丝冷笑”，我觉得他挺可怜的，用句历史学名词说：这人就一2b。
我比学家聪明，明白一个真理：要有小孩子放你气，你上去踹他两脚绝对比面带微笑能感染他们。什么看破世事历史洪流都是扯淡——穷山恶水出刁民，你得跟丫们对付！
我依旧坐在一圈图钉按成的人造革椅子上，喝着两块五一两的花茶，面前摊着那张《参考消息》，闭目养神。
居委会的办公室不小，有40来平，这是我当了几个女婿大家奖励我的，反正王府大街远离三环地广人稀，街里最高的建筑是土六楼，临街全是居民自己盖的底店，我们这离一个很大的汽车修配厂还有长途汽车站很近。
王府大街毕竟还是21世纪新中国的一条普通街道，它不是水泊梁山也不是金三角贩毒地带，虽然小有恶名，也就附近的人略有体会，生活节奏飞快的人们他是不会特意去看这条街叫什么名字的，所以开点买卖总归还是有人来的。
当然，来消费和来销售我们还是有区别对待的，那个卖菜的小贩就是典型——他是唯一敢骑着人力三轮来王府街卖菜而又没被放气的人。孟大妈第二天提起他，还说“我还欠他5分钱呢”，第三天便没有说，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大约菜贩子的确是怕了……
我胡思乱想着，不知不觉又把时间放慢了，我之所以说我比别人闲得多，不是因为我在居委会工作，是因为我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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