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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清人王士，亦主诗禅一致，拈出“神韵”二字，以言透彻玲珑之境。诗境与禅境，并不全同，以禅喻诗亦非以禅说诗。诗之美，在于气物感人、吟咏情性，以自然之春风秋月、夏暑冬寒，人事之悲欢离合、生活际遇，感发心灵。而禅之深，在彻见自性，于山色云林，平常生活中，参悟佛之诸法实相。诗之“言有尽而意无穷”，譬如禅之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皆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胜。故禅味入诗，即是于心灵感发之中，了悟人生价值与宗教体验，以臻审美与圆融之境。姚广孝曾作《杂诗八首》，其中一写孔子，一写秦始皇，可见出姚广孝对现实生活种种之历史感悟。孔子一篇云：“仲尼昔在鲁，里呼东家丘。谁知百王师，圣德与天侔。要令臣子惧，笔削成春秋。遗经勤后来，一变乃从周。”秦始皇一篇云：“祖龙并六国，势大莫与争。欲愚世上人，肆暴坑儒生。群经化灰烬，法令从吾行。剧政若牛毛，哀哉若疲氓。鸿鹄骤—举，四海如沸铛。不逢赤帝子，天下谁能平。”7其所谓“笔削成春秋”，实于思想的角度，言孔子经典作为后世之规范，有治国安民的效用，亦能构建一个颇有秩序的社会。而所谓“鸿鹄骤一举”，则表现了一种救世心态。秦汉之际，与姚广孝所处之元季乱世十分相似。他以赤帝子，也即刘邦为喻，则是期待一明君出世，平治天下，以救民于“剧政”之痛苦中。此即姚广孝心中对人世之关爱。姚广孝本是医家子，自是熟谙种种病痛人之苦难。为医者，救乡人于肉身顽疾之痛；为圣为贤者，则救世人于精神妄念之苦。姚广孝陷溺于此，成为一种在世的情感牵系。
姚广孝常怀耽溺之苦痛。前述所言，于姚广孝心底，有感性的、耽溺于世的一面。他牵系政治，欲以儒家之理想社会救人世之苦难，故其写诗，常有现实之感怀。且此种感怀，常是自信与积极的。譬如他写“悠悠范阳郡，蔚蔚娄桑村。村民深居稠，鸡犬日相闻。闾相具揖让，古来风俗淳”。或有桃花源中真淳之民风，或有盛唐诗人敞亮之精神。然此一《秋蝶》，却有淡然之阴霾，好像另一种声音，言理想未得之苦痛。
广孝潜心习禅，亦怀人间事之理想及抱负。其理想及抱负，非一己之功名，乃是化众生为善，待佐明君，平治天下，救民于乱世之苦痛。然元季明初，政纲混乱，盗贼四起。虽有张土诚割据江南，偏安一方，后亦有朱元璋统一中原、建立明朝。然此二者，皆非姚广孝所理想之人物。故长久以来，他始终活在“机”之期待里。至遇见当时之燕王朱棣，姚广孝年近五旬。而至辅佐燕王成为一代永乐大帝，姚广孝则年近七旬，已是垂垂老矣。生命之流逝，于姚广孝而言，譬如钟摆往复于左右，成为—种永恒。而在此永恒与无限里，个体之生命譬如渺小之萤虫，被吞噬于时间之维。于是，一种惶恐之感，自然而然地滋生了。在不少的诗作中，姚广孝往往以此自喻。譬如，那首《秋蝶》以蝶喻心。蝶之遇秋，譬如心之遇霜。蝶遇寒秋而“凋残”，心则在无尽之等待里“憔悴”。一种归宿难觅之感，一种“南北驱驰十五年，人间事业任茫然”之慨，乃是显然可见的。
知性使姚广孝有一种超然精神。他可以无心一己之利害得失，亦可以摈弃任何有目的之欲求。深岭之中，云松之间，可以栖心；昼夜交替，四时变化，皆是自然而然。对他而言，心存于此境，便也澄澈了，便也能够了悟应对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之法了。来与去，终与始，总是顺此因缘。就好象“声来本无始，声去宁有终”，而“禅翁已深悟，焉能动乎中。”0姚广孝晚年曾作《少师真容自跋》。诗云：“幼读东鲁书，长习西方教。抹过两重关，何者为悟道。不厌山林空寂，不忻钟鼎尊荣。随缘而住，任运而行。犹孤蟾之印沧海，若片云之浮太清。了无他说，即此，便是人问我，更何如手里栾珠一百八。”算作此种反省与自识。参禅使姚广孝秉有一种知性，去观照广袤无垠的宇宙，周而复始的生命。而儒家圣贤之学，则使姚广孝寄广博之爱于人世间。一种感性的、人世之爱，与另一种知性的、出世之悟，郁结心中，便全在一句“何者为悟道”里了。所以，姚广孝的生命里，始终散发着一种独特的浓郁而澹泊、热烈而清冷的气息。
出生乱世的他从小好学，擅长吟诗作画，十四岁出家，取名道衍。通儒、道、佛诸家之学，善诗文，精通阴阳术数。交际广泛，与文学家宋濂、杨基等交友，又从灵应宫道士席应真习道家《易经》、方术及兵家之学。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说他：“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二十三年（16）于径山从愚庵大师潜心于内外典籍之学，成为当时较有名望的高僧。但始终未曾放弃成就大业的抱负，追求功利，仰慕元初僧人出身的开国功臣刘秉忠，欲成开国建业之功。因为洪武十五年（18），朱元璋选高僧侍诸王，为已故马皇后诵经荐福。经人举荐成为燕王朱棣的重要谋士，随燕王朱棣至北平（今北京）住持大庆寿寺。从此经常出入燕王府，参与夺位密谋，成为朱棣的重要谋士。朱棣“靖难”称兵前，他曾推荐相士袁珙以占卜等方式，并通过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分析，促使燕王朱棣坚定信心；又于王府后苑训练军士，打制军器，作好军事准备；建文元年（199）六月起兵前夕，计擒北平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靖难之役中，他留守北平，建议燕王轻骑挺进，径取南京，“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又劝朱棣勿杀方孝孺：“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十月，辅佐燕王世子率万人固守北平，击溃朝廷数十万北伐之师。此后，仍多赞谋帷幄，终使朱棣夺得皇位。朱棣即位后，初授官僧录司左善世，收郑和为菩萨戒弟子，法号福吉祥。永乐二年（1404）再授为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同年八月，姚广孝回乡省亲访友，至长洲拜访其姐，其姐闭而不见，访其友王宾，宾亦不见，但遥语曰：“和尚误矣，和尚误矣。”又跑去见其姐，其姐又骂他。广孝为之惘然，体会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临死之前他请皇帝释放建文时的主录僧溥洽，明成祖答应了他。永乐十六年（1418年）三月十八日病逝庆寿寺，“帝震悼，辍视朝二日”，以僧礼葬，百官吊唁者竟达“肩摩踵接，添郭溢衢”。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赐葬房山县东北。洪熙元年，加赠少师，配享成祖庙庭。晚年，姚广孝既厌惧官场争斗的凶险，又不甘心放弃毕生事业的追求，故虽然受官，却未改变僧人身份，主要承担太子、太孙的辅导讲读，及主持《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等书的修纂，又著《道余录》专诋程朱，人称“黑衣宰相”。其博通精深的学识和修养对皇太孙（明宣宗）有较大影响，对《永乐大典》的完成也起了很大作用。是朱棣的唯一朋友。
朱棣唯一的朋友！此刻他却说出了要行刺朱棣的话来！他有一种热烈而清冷的气息，所谓阴阳交与一身的怪胎。
现代的话来讲，就是稍有双重人格！故而，对于说出行刺朱棣却又不让古大力伤害他的话来，也就不奇怪了。
古大力纵观古今，脑补了一番他的资料，心中开始纠结，口中斟酌。“军师，这可就难办了！所谓刀剑无情.谁能有个百分之百的把握呢！”
“你可以不用刀剑的。”姚广孝依旧阴冷的眼神道，然，瞳孔深处，却有一种让古大力看不透的异样光芒。（未完待续）
“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清人王士，亦主诗禅一致，拈出“神韵”二字，以言透彻玲珑之境。诗境与禅境，并不全同，以禅喻诗亦非以禅说诗。诗之美，在于气物感人、吟咏情性，以自然之春风秋月、夏暑冬寒，人事之悲欢离合、生活际遇，感发心灵。而禅之深，在彻见自性，于山色云林，平常生活中，参悟佛之诸法实相。诗之“言有尽而意无穷”，譬如禅之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皆以“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为胜。故禅味入诗，即是于心灵感发之中，了悟人生价值与宗教体验，以臻审美与圆融之境。姚广孝曾作《杂诗八首》，其中一写孔子，一写秦始皇，可见出姚广孝对现实生活种种之历史感悟。孔子一篇云：“仲尼昔在鲁，里呼东家丘。谁知百王师，圣德与天侔。要令臣子惧，笔削成春秋。遗经勤后来，一变乃从周。”秦始皇一篇云：“祖龙并六国，势大莫与争。欲愚世上人，肆暴坑儒生。群经化灰烬，法令从吾行。剧政若牛毛，哀哉若疲氓。鸿鹄骤—举，四海如沸铛。不逢赤帝子，天下谁能平。”7其所谓“笔削成春秋”，实于思想的角度，言孔子经典作为后世之规范，有治国安民的效用，亦能构建一个颇有秩序的社会。而所谓“鸿鹄骤一举”，则表现了一种救世心态。秦汉之际，与姚广孝所处之元季乱世十分相似。他以赤帝子，也即刘邦为喻，则是期待一明君出世，平治天下，以救民于“剧政”之痛苦中。此即姚广孝心中对人世之关爱。姚广孝本是医家子，自是熟谙种种病痛人之苦难。为医者，救乡人于肉身顽疾之痛；为圣为贤者，则救世人于精神妄念之苦。姚广孝陷溺于此，成为一种在世的情感牵系。
姚广孝常怀耽溺之苦痛。前述所言，于姚广孝心底，有感性的、耽溺于世的一面。他牵系政治，欲以儒家之理想社会救人世之苦难，故其写诗，常有现实之感怀。且此种感怀，常是自信与积极的。譬如他写“悠悠范阳郡，蔚蔚娄桑村。村民深居稠，鸡犬日相闻。闾相具揖让，古来风俗淳”。或有桃花源中真淳之民风，或有盛唐诗人敞亮之精神。然此一《秋蝶》，却有淡然之阴霾，好像另一种声音，言理想未得之苦痛。
广孝潜心习禅，亦怀人间事之理想及抱负。其理想及抱负，非一己之功名，乃是化众生为善，待佐明君，平治天下，救民于乱世之苦痛。然元季明初，政纲混乱，盗贼四起。虽有张土诚割据江南，偏安一方，后亦有朱元璋统一中原、建立明朝。然此二者，皆非姚广孝所理想之人物。故长久以来，他始终活在“机”之期待里。至遇见当时之燕王朱棣，姚广孝年近五旬。而至辅佐燕王成为一代永乐大帝，姚广孝则年近七旬，已是垂垂老矣。生命之流逝，于姚广孝而言，譬如钟摆往复于左右，成为—种永恒。而在此永恒与无限里，个体之生命譬如渺小之萤虫，被吞噬于时间之维。于是，一种惶恐之感，自然而然地滋生了。在不少的诗作中，姚广孝往往以此自喻。譬如，那首《秋蝶》以蝶喻心。蝶之遇秋，譬如心之遇霜。蝶遇寒秋而“凋残”，心则在无尽之等待里“憔悴”。一种归宿难觅之感，一种“南北驱驰十五年，人间事业任茫然”之慨，乃是显然可见的。
知性使姚广孝有一种超然精神。他可以无心一己之利害得失，亦可以摈弃任何有目的之欲求。深岭之中，云松之间，可以栖心；昼夜交替，四时变化，皆是自然而然。对他而言，心存于此境，便也澄澈了，便也能够了悟应对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之法了。来与去，终与始，总是顺此因缘。就好象“声来本无始，声去宁有终”，而“禅翁已深悟，焉能动乎中。”0姚广孝晚年曾作《少师真容自跋》。诗云：“幼读东鲁书，长习西方教。抹过两重关，何者为悟道。不厌山林空寂，不忻钟鼎尊荣。随缘而住，任运而行。犹孤蟾之印沧海，若片云之浮太清。了无他说，即此，便是人问我，更何如手里栾珠一百八。”算作此种反省与自识。参禅使姚广孝秉有一种知性，去观照广袤无垠的宇宙，周而复始的生命。而儒家圣贤之学，则使姚广孝寄广博之爱于人世间。一种感性的、人世之爱，与另一种知性的、出世之悟，郁结心中，便全在一句“何者为悟道”里了。所以，姚广孝的生命里，始终散发着一种独特的浓郁而澹泊、热烈而清冷的气息。
出生乱世的他从小好学，擅长吟诗作画，十四岁出家，取名道衍。通儒、道、佛诸家之学，善诗文，精通阴阳术数。交际广泛，与文学家宋濂、杨基等交友，又从灵应宫道士席应真习道家《易经》、方术及兵家之学。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说他：“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二十三年（16）于径山从愚庵大师潜心于内外典籍之学，成为当时较有名望的高僧。但始终未曾放弃成就大业的抱负，追求功利，仰慕元初僧人出身的开国功臣刘秉忠，欲成开国建业之功。因为洪武十五年（18），朱元璋选高僧侍诸王，为已故马皇后诵经荐福。经人举荐成为燕王朱棣的重要谋士，随燕王朱棣至北平（今北京）住持大庆寿寺。从此经常出入燕王府，参与夺位密谋，成为朱棣的重要谋士。朱棣“靖难”称兵前，他曾推荐相士袁珙以占卜等方式，并通过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分析，促使燕王朱棣坚定信心；又于王府后苑训练军士，打制军器，作好军事准备；建文元年（199）六月起兵前夕，计擒北平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靖难之役中，他留守北平，建议燕王轻骑挺进，径取南京，“毋下城邑，疾趋京师，京师单弱，势必举”，又劝朱棣勿杀方孝孺：“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十月，辅佐燕王世子率万人固守北平，击溃朝廷数十万北伐之师。此后，仍多赞谋帷幄，终使朱棣夺得皇位。朱棣即位后，初授官僧录司左善世，收郑和为菩萨戒弟子，法号福吉祥。永乐二年（1404）再授为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同年八月，姚广孝回乡省亲访友，至长洲拜访其姐，其姐闭而不见，访其友王宾，宾亦不见，但遥语曰：“和尚误矣，和尚误矣。”又跑去见其姐，其姐又骂他。广孝为之惘然，体会到了众叛亲离的滋味，临死之前他请皇帝释放建文时的主录僧溥洽，明成祖答应了他。永乐十六年（1418年）三月十八日病逝庆寿寺，“帝震悼，辍视朝二日”，以僧礼葬，百官吊唁者竟达“肩摩踵接，添郭溢衢”。追赠推诚辅国协谋宣力文臣、特进荣禄大夫、上柱国、荣国公，谥恭靖。赐葬房山县东北。洪熙元年，加赠少师，配享成祖庙庭。晚年，姚广孝既厌惧官场争斗的凶险，又不甘心放弃毕生事业的追求，故虽然受官，却未改变僧人身份，主要承担太子、太孙的辅导讲读，及主持《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等书的修纂，又著《道余录》专诋程朱，人称“黑衣宰相”。其博通精深的学识和修养对皇太孙（明宣宗）有较大影响，对《永乐大典》的完成也起了很大作用。是朱棣的唯一朋友。
朱棣唯一的朋友！此刻他却说出了要行刺朱棣的话来！他有一种热烈而清冷的气息，所谓阴阳交与一身的怪胎。
现代的话来讲，就是稍有双重人格！故而，对于说出行刺朱棣却又不让古大力伤害他的话来，也就不奇怪了。
古大力纵观古今，脑补了一番他的资料，心中开始纠结，口中斟酌。“军师，这可就难办了！所谓刀剑无情.谁能有个百分之百的把握呢！”
“你可以不用刀剑的。”姚广孝依旧阴冷的眼神道，然，瞳孔深处，却有一种让古大力看不透的异样光芒。（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