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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仙丹’就无任何药用，但有百害而无一利，他们早就讲了，如果我再引人送什么‘仙丹’，他们就全部撂挑子不干了。”
方从哲打定了主意，即便只是为了保住自己内阁首辅的地位，也不能再叫皇帝吃什么“仙药”了，最起码也得保持现状。
然而第三天一早，皇帝就派人催仙药，并发下圣谕，如果内阁阻拦进药，就以抗旨欺君论处。他才无可奈何地将李可灼召到内阁，再三叮问，李可灼力保仙丹有神效，方从哲这才又一次拉上韩火广一同陪李可灼进宫。
和上次一样，朱常洛看见李可灼来了，就迫不及待地问：“李爱卿药可带来。”
“回皇上，带来了。”说着，李可灼又拿出一枚红丸。
朱常洛立刻叫宫女将仙药拿过来给他服用。
稍后，李可灼看朱常洛服罢药，跪请他上床休息，朱常洛却不在乎地摆了摆手说：“用不着，朕今天精神很好，李爱卿献药有功，来日定当封赏。”
方从哲心中忐忑，好在回到内阁后，他就接到乾清宫传来的消息，说“圣躬很有起色”，似乎是好转的兆头，他才大大松了一口气。
次日，乾清宫再次传出关于皇帝的消息：皇上驾崩。
先帝那边还未下葬，新君就已驾崩。朝野震动。群臣立刻赶往乾清宫，要求见皇帝最后一面，而太监们仍把宫门紧闭，不允许任何人入内。
兵科给事中杨涟见状，立刻高声呼喊，申斥大义，率群臣撞门。一帮国家级公务员、高学历知识分子就如土匪下乡一般，叫嚣着将宫门砸开，闯入了乾清宫。
进去后众臣才发现，之前的乾清宫内，只有一个活人、一个死人，死人就是皇帝了，而活人则是皇帝的宠姬、长子朱由校和次子朱由检的养母，西李选侍。
万历驾崩后不到一个月，大明王朝的天空再度风云变幻，以一种极其诡异的方式。
之后，朱由校继位，是为天启帝。新君继位，免不了又要有一场血雨腥风。
而对于方从哲来说，最坏的消息无异于此。本来已经康复了的朱常洛，服了一粒并非御医进呈的红丸，在夜里猝然死去。他已预料到明早就会有无数指劾他的奏本飞进来，弄不好很可能被扣上一顶“弑君”的帽子。按大明旧例，皇帝驾崩，遗诏需由内阁首辅代拟。方从哲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利用拟遗诏的机会，申明服用红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见，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大行皇帝身上才算上策。
果不出方从哲所料，朱常洛的暴卒引起了整个朝廷的注意，仅仅两天，要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折就达数百件。其中有的奏本已经公开指出，给朱常洛服泻药的内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朱常洛。崔文升竟敢用泻药摧残先皇，其背后必有人指使。
于是方从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同意，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李可灼，并诏赐银币。遗诏一下，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无形中更把方从哲与红丸案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给追查“红丸案”元凶定了基调。
思来想去，他决定还是先去一趟左都督府。
季桓之同样日子也不好过。但他们现在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不得不联合。
，所谓‘仙丹’就无任何药用，但有百害而无一利，他们早就讲了，如果我再引人送什么‘仙丹’，他们就全部撂挑子不干了。”
方从哲打定了主意，即便只是为了保住自己内阁首辅的地位，也不能再叫皇帝吃什么“仙药”了，最起码也得保持现状。
然而第三天一早，皇帝就派人催仙药，并发下圣谕，如果内阁阻拦进药，就以抗旨欺君论处。他才无可奈何地将李可灼召到内阁，再三叮问，李可灼力保仙丹有神效，方从哲这才又一次拉上韩火广一同陪李可灼进宫。
和上次一样，朱常洛看见李可灼来了，就迫不及待地问：“李爱卿药可带来。”
“回皇上，带来了。”说着，李可灼又拿出一枚红丸。
朱常洛立刻叫宫女将仙药拿过来给他服用。
稍后，李可灼看朱常洛服罢药，跪请他上床休息，朱常洛却不在乎地摆了摆手说：“用不着，朕今天精神很好，李爱卿献药有功，来日定当封赏。”
方从哲心中忐忑，好在回到内阁后，他就接到乾清宫传来的消息，说“圣躬很有起色”，似乎是好转的兆头，他才大大松了一口气。
次日，乾清宫再次传出关于皇帝的消息：皇上驾崩。
先帝那边还未下葬，新君就已驾崩。朝野震动。群臣立刻赶往乾清宫，要求见皇帝最后一面，而太监们仍把宫门紧闭，不允许任何人入内。
兵科给事中杨涟见状，立刻高声呼喊，申斥大义，率群臣撞门。一帮国家级公务员、高学历知识分子就如土匪下乡一般，叫嚣着将宫门砸开，闯入了乾清宫。
进去后众臣才发现，之前的乾清宫内，只有一个活人、一个死人，死人就是皇帝了，而活人则是皇帝的宠姬、长子朱由校和次子朱由检的养母，西李选侍。
万历驾崩后不到一个月，大明王朝的天空再度风云变幻，以一种极其诡异的方式。
之后，朱由校继位，是为天启帝。新君继位，免不了又要有一场血雨腥风。
而对于方从哲来说，最坏的消息无异于此。本来已经康复了的朱常洛，服了一粒并非御医进呈的红丸，在夜里猝然死去。他已预料到明早就会有无数指劾他的奏本飞进来，弄不好很可能被扣上一顶“弑君”的帽子。按大明旧例，皇帝驾崩，遗诏需由内阁首辅代拟。方从哲想来想去，觉得只有利用拟遗诏的机会，申明服用红丸是皇帝自己的意见，把责任一股脑推到大行皇帝身上才算上策。
果不出方从哲所料，朱常洛的暴卒引起了整个朝廷的注意，仅仅两天，要追查皇帝死因的奏折就达数百件。其中有的奏本已经公开指出，给朱常洛服泻药的内侍崔文升，最初曾在郑贵妃属下任职，后来才由郑贵妃转荐给朱常洛。崔文升竟敢用泻药摧残先皇，其背后必有人指使。
于是方从哲迫不及待地征得了阁臣同意，颁布了由他亲笔起草的遗诏。遗诏中以大行皇帝的口吻夸奖李可灼，并诏赐银币。遗诏一下，群情鼎沸，朝臣们都知道遗诏出自首辅之手，无形中更把方从哲与红丸案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十月中旬，追查“红丸案”的呼声达到最高潮，礼部尚书孙慎行和左都御史邹元标上了两道令人瞩目的奏疏，孙慎行指出：“从哲纵无弑君之心，却有弑君之罪。欲辞弑之名，难免弑之实。”这给追查“红丸案”元凶定了基调。
思来想去，他决定还是先去一趟左都督府。
季桓之同样日子也不好过。但他们现在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不得不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