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昏昏沉沉睁开眼，才发现自己趴书桌上睡了一下午，什么都没写。
又梦见小遥了……
我断断续续咳嗽，最近天凉患了小感冒，头疼得厉害，这让写作更加痛苦艰难。干脆先休息几天再动笔，反正没灵感干瞪着白纸也是浪费时间。
但有人就是不想让我休息。
“余小姐，今天能不能定稿？”责任编辑马尔科·阿夫拉莫夫斯基先生不请自来，一副讨人嫌的笑容。
他看我睡眼惺忪，手里连笔帽都没摘，遂调侃：“您是在拿笔搔痒吗？”
“我还会拿笔打苍蝇。”
“总之您没有拿笔写小说。”
我假装自然地摊开一本书，将空白的文稿纸盖住。
“大叔，下次进别人家之前记得敲门。”
“说得好像您会给我开门一样。”
“如果你只是来这儿贫嘴，那我当然不会。”
阿夫拉莫夫斯基又笑了：“抱歉，我看门没锁就担心余小姐家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因为每次快截稿的那几天余小姐都会把门窗锁死假装自己不在家。”
“今天连院门都没上闩，看来余小姐的新作已经完成了？主编说这周必须定稿。”
“不可能。”
“写多少了，我看看。”
“现在还不行。”我把一只手压在书上：“回去吧，下周再来。”
阿夫拉莫夫斯基已经30岁，他供职的贝尔格莱德广场出版社是全巴尔干半岛最大的出版机构。这几年我的作品一直由他负责，算老熟人。塞尔维亚人的名字太绕口，我只用“大叔”称呼他。而他无论关系多熟都会用敬语，一口一个“您”，可能是塞尔维亚人的说话习惯？
“我今天可不是专程来催稿。这是编辑部给您的。”他忽然递出一捧鲜花，“生日快乐。”
我自己都快忘了，今天是我20岁生日。
“谢谢。”
我接过艳丽的百日菊，拆掉包装纸，将其剪至适合花瓶的长度。
“原来余小姐您还会插花。”
“跟朋友学过。”
以百日菊为中心支点，插入花瓶，一边顺时针旋转一边将数枝紫叶李倾斜，用螺旋插花的手法将绳子扎好。再添两朵荚迷花做衬，让花束看上去更饱满。
“总感觉……余小姐有些时候其实比外表看上去更有女人味。”
“这话什么意思，你好失礼。”
他那玩世不恭的蓝眼睛正对我上下打量，就好像发现了一只会跳芭蕾的鸭子。阿夫拉莫夫斯基的笑容很年轻，听说这家伙在老家很有女人缘，不过我对别人的私生活没兴趣。我知道他不可能只为送生日祝福就来跑一趟，闲扯了几句关于鲜花的话题，他果然开始问：
“上周杂志短篇的审润会议，您为什么缺席？”
“那天我在雅典，赶不过来。”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没办法，你知道我很忙。”
“广场奖征文比赛的评委工作您也推掉了，您自己可能没意识到，很多投稿的新人可都是冲着余小姐的名气来的。”
“你后面这句就纯是胡扯了。我才出道几年？”我摆摆手：“算啦，我今天感冒，不想和你谈工作。”
“是呀，合同快到期了，所以你感冒了。几次三番缺席编辑部的重要活动，您在向出版社施压。”
这家伙自有一套应付作者的话术（注3），每一句话都经过事先考量，我知道现在的编辑都不是吃素的，所以说话格外小心，才怪，我最爱说错话。
“我这次带来一份新合同，一起商量一下。您知道我们这边版税率一般是10%，我为您争取到额外部分，出版社同意以后将不含消费税的单本售价的17%定为您的版税，这已经是最大让步……”
我赶紧打断他：“我脑子高烧五六十度，现在谈不懂合同。”
“余小姐您又在撒谎，体温计的最高刻度只有42度，超过42度人体内蛋白质会凝固，您早就死了。”
“废话，我需要你科普？听不懂玩笑。”
阿夫拉莫夫斯基从沙发上站起来，一纸合同扔到我案头，不绕弯子、单刀直入：“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次的新书，您究竟打算什么时候写完？”
我将窗台前两朵荚迷花剪短，浸入水中。
“我说你下周再来。”
“上周你也是用同一句话打发人。”
“上周是计划，这周是变化。”
“您最好能够在新书发售前的第四个月内完成，作家的一份原稿可以说是我们的.asxs.，没了.asxs.，后面的工作包括审润、校队、封面设计、插画、印刷、宣传……通通都无法展开。”
“实在来不及就省略二校（注4）吧。”我自暴自弃地说。
阿夫拉莫夫斯基走近我身后，翻开桌上那本书。
“余小姐，您真的有在写吗？”
我修剪花卉的剪刀停住了。
阿夫拉莫夫斯基喜欢问问题。如果一句话已经到嘴边，让他选择用句号或者问号做结尾，他一定选择问号。他甚至习惯于用问题回答问题。我看有些书上说这是一种谈判策略。特定问题会植入选择，人类对某个提问进行思考的过程也就是人类自己说服自己的过程，长时间积累的思考会影响判断，也会使人脑更容易被说服。
真是无聊的大人。
无聊。
无聊。
我突然十分厌倦。
大叔为了保住饭碗不得不每天捧着一个不讲道理的20岁小姑娘，我甚至有点同情他。作家写不出东西，自然也影响他的工作和奖金，不知道他们这群编辑在我身上抱了多大希望。
干脆全告诉他吧。
“我现在写作压力巨大。”>
昏昏沉沉睁开眼，才发现自己趴书桌上睡了一下午，什么都没写。
又梦见小遥了……
我断断续续咳嗽，最近天凉患了小感冒，头疼得厉害，这让写作更加痛苦艰难。干脆先休息几天再动笔，反正没灵感干瞪着白纸也是浪费时间。
但有人就是不想让我休息。
“余小姐，今天能不能定稿？”责任编辑马尔科·阿夫拉莫夫斯基先生不请自来，一副讨人嫌的笑容。
他看我睡眼惺忪，手里连笔帽都没摘，遂调侃：“您是在拿笔搔痒吗？”
“我还会拿笔打苍蝇。”
“总之您没有拿笔写小说。”
我假装自然地摊开一本书，将空白的文稿纸盖住。
“大叔，下次进别人家之前记得敲门。”
“说得好像您会给我开门一样。”
“如果你只是来这儿贫嘴，那我当然不会。”
阿夫拉莫夫斯基又笑了：“抱歉，我看门没锁就担心余小姐家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因为每次快截稿的那几天余小姐都会把门窗锁死假装自己不在家。”
“今天连院门都没上闩，看来余小姐的新作已经完成了？主编说这周必须定稿。”
“不可能。”
“写多少了，我看看。”
“现在还不行。”我把一只手压在书上：“回去吧，下周再来。”
阿夫拉莫夫斯基已经30岁，他供职的贝尔格莱德广场出版社是全巴尔干半岛最大的出版机构。这几年我的作品一直由他负责，算老熟人。塞尔维亚人的名字太绕口，我只用“大叔”称呼他。而他无论关系多熟都会用敬语，一口一个“您”，可能是塞尔维亚人的说话习惯？
“我今天可不是专程来催稿。这是编辑部给您的。”他忽然递出一捧鲜花，“生日快乐。”
我自己都快忘了，今天是我20岁生日。
“谢谢。”
我接过艳丽的百日菊，拆掉包装纸，将其剪至适合花瓶的长度。
“原来余小姐您还会插花。”
“跟朋友学过。”
以百日菊为中心支点，插入花瓶，一边顺时针旋转一边将数枝紫叶李倾斜，用螺旋插花的手法将绳子扎好。再添两朵荚迷花做衬，让花束看上去更饱满。
“总感觉……余小姐有些时候其实比外表看上去更有女人味。”
“这话什么意思，你好失礼。”
他那玩世不恭的蓝眼睛正对我上下打量，就好像发现了一只会跳芭蕾的鸭子。阿夫拉莫夫斯基的笑容很年轻，听说这家伙在老家很有女人缘，不过我对别人的私生活没兴趣。我知道他不可能只为送生日祝福就来跑一趟，闲扯了几句关于鲜花的话题，他果然开始问：
“上周杂志短篇的审润会议，您为什么缺席？”
“那天我在雅典，赶不过来。”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没办法，你知道我很忙。”
“广场奖征文比赛的评委工作您也推掉了，您自己可能没意识到，很多投稿的新人可都是冲着余小姐的名气来的。”
“你后面这句就纯是胡扯了。我才出道几年？”我摆摆手：“算啦，我今天感冒，不想和你谈工作。”
“是呀，合同快到期了，所以你感冒了。几次三番缺席编辑部的重要活动，您在向出版社施压。”
这家伙自有一套应付作者的话术（注3），每一句话都经过事先考量，我知道现在的编辑都不是吃素的，所以说话格外小心，才怪，我最爱说错话。
“我这次带来一份新合同，一起商量一下。您知道我们这边版税率一般是10%，我为您争取到额外部分，出版社同意以后将不含消费税的单本售价的17%定为您的版税，这已经是最大让步……”
我赶紧打断他：“我脑子高烧五六十度，现在谈不懂合同。”
“余小姐您又在撒谎，体温计的最高刻度只有42度，超过42度人体内蛋白质会凝固，您早就死了。”
“废话，我需要你科普？听不懂玩笑。”
阿夫拉莫夫斯基从沙发上站起来，一纸合同扔到我案头，不绕弯子、单刀直入：“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次的新书，您究竟打算什么时候写完？”
我将窗台前两朵荚迷花剪短，浸入水中。
“我说你下周再来。”
“上周你也是用同一句话打发人。”
“上周是计划，这周是变化。”
“您最好能够在新书发售前的第四个月内完成，作家的一份原稿可以说是我们的.asxs.，没了.asxs.，后面的工作包括审润、校队、封面设计、插画、印刷、宣传……通通都无法展开。”
“实在来不及就省略二校（注4）吧。”我自暴自弃地说。
阿夫拉莫夫斯基走近我身后，翻开桌上那本书。
“余小姐，您真的有在写吗？”
我修剪花卉的剪刀停住了。
阿夫拉莫夫斯基喜欢问问题。如果一句话已经到嘴边，让他选择用句号或者问号做结尾，他一定选择问号。他甚至习惯于用问题回答问题。我看有些书上说这是一种谈判策略。特定问题会植入选择，人类对某个提问进行思考的过程也就是人类自己说服自己的过程，长时间积累的思考会影响判断，也会使人脑更容易被说服。
真是无聊的大人。
无聊。
无聊。
我突然十分厌倦。
大叔为了保住饭碗不得不每天捧着一个不讲道理的20岁小姑娘，我甚至有点同情他。作家写不出东西，自然也影响他的工作和奖金，不知道他们这群编辑在我身上抱了多大希望。
干脆全告诉他吧。
“我现在写作压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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