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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是当下士人与前代大不相同的风尚,与时代之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而如写入书中,未免影响阅读的流畅,所以在此处作个小注。
荀子《解蔽》中说“博闻强志,不合王制,君子贱之”,哪怕博闻强识,如果不符合王制,一样会被鄙视,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文士的博学多才应该服务於儒家的政治。
士人早先并不以博识为尚;博识之风,始於汉魏之际,兴於两晋南北朝。
西汉的时候,儒家各派壁垒森严,讲究“家法”、“师法”,老师教的东西,一字不得改,不同学派间,攻讦如仇。这种情况下,莫说博识,儒经也学不了几本。因此当时的邹鲁民谚云:“遗子黄金满籝(筐),不如一经”,一经就足取名禄了。
到了东汉,古文经学兴起,较与今文(汉初老儒口述,用当时的隶书所记之儒家经典)经学,古文经学需要更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学者们开始不再拘泥於前汉的“家法”、“师法”,儒家的各派渐渐融合。汉末的大儒郑玄便是学富五车,精通今、古文诸家,自成一派。
再到汉魏之际,海内纷乱,儒家的政治统治秩序遭到破坏,面对这种新问题、大变局,儒家的学说已经没法运用了,士人们急切地想要找到应对的办法,於是,就不仅再只是止步於融汇儒家各派,并且进一步地开阔视野,转向别处寻找新的治国、立身的理论和思想。
先秦诸子之学由是得以在这一时期复兴,重新受到士人阶层的重视。儒、道之外,法家、刑名家、农家、兵家都很盛行,甚至山经海志、神异志怪之书也颇有市场。
虽然出发点是为了解决政治难题,但这么一来,不可避免地就带起了尚博好奇之风。
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此风大盛,早已然违背了荀子那句话的原则,博闻与王制已没了没什么主从的关系。王制的归王制,博闻的归博闻。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的志怪小说,即是此种风尚的一个表现,另一方面,这类小说又进一步地促进了士人对於博物的宗尚。
我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志》便是编纂於魏晋时期,作者张华,“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画地成图,左右属目。帝甚异之,时人比之子产”。
简言之,士人博闻的风尚是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后才形成的。
两晋南北朝之时,文人以博闻强记相尚的例子很多,记忆的典故越多,得到的名声就越大。
南齐的王俭任尚书令时,“出巾箱几案杂服饰”,拿出了一堆东西,让众人分别列举与这些东西有关的典故,谁说得多,就把那样东西给谁。众人各得一两物。陆澄晚到,东西已经分完了,他“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比他们知道得多,诸物尽归其有。
这位陆澄“少好学博览,无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释卷”,王俭“自以博学强识”,认为自己“读书过澄”,比陆澄读的书多。有次,王俭召集学士何宪等人商讨学问,陆澄等王俭说完,“然后谈(王俭)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数百千条,意即数百条。
梁武帝曾和沈约比谁知道的有关栗子的典故多;又曾问臣下有关锦被的典故,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到都认为已经说尽的时候,而刘峻“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
刘峻“好学,家贫,寄人庑下,自课读书,常燎麻炬,从夕达旦,时或昏睡,爇(点燃)其发,既觉复读,终夜不寐”,学到这等程度,还“自谓所见不博,更求异书,闻京师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家有藏书万卷,与刘峻并被举为硕学之士,谓刘峻“书淫”。淫,沉溺、无足之意;书淫,指嗜书成癖,好学不倦的人。
沈约在与梁武帝的比试中落了败,比他少举三事,但这并不是沈约不及他博识,而是梁武性妒,好面子,是以沈约虽被后人评为“见人一善如万箭攒心”,在其面前,也得故意相让;刘峻固识惊一座,可却被梁武“自是恶之,不复引见”,从此之后,仕途坎坷,潦倒一生。
因为这个是当下士人与前代大不相同的风尚,与时代之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而如写入书中,未免影响阅读的流畅,所以在此处作个小注。
荀子《解蔽》中说“博闻强志,不合王制,君子贱之”,哪怕博闻强识,如果不符合王制,一样会被鄙视,这句话的意思可以理解为文士的博学多才应该服务於儒家的政治。
士人早先并不以博识为尚;博识之风,始於汉魏之际,兴於两晋南北朝。
西汉的时候,儒家各派壁垒森严,讲究“家法”、“师法”,老师教的东西,一字不得改,不同学派间,攻讦如仇。这种情况下,莫说博识,儒经也学不了几本。因此当时的邹鲁民谚云:“遗子黄金满籝(筐),不如一经”,一经就足取名禄了。
到了东汉,古文经学兴起,较与今文(汉初老儒口述,用当时的隶书所记之儒家经典)经学,古文经学需要更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学者们开始不再拘泥於前汉的“家法”、“师法”,儒家的各派渐渐融合。汉末的大儒郑玄便是学富五车,精通今、古文诸家,自成一派。
再到汉魏之际,海内纷乱,儒家的政治统治秩序遭到破坏,面对这种新问题、大变局,儒家的学说已经没法运用了,士人们急切地想要找到应对的办法,於是,就不仅再只是止步於融汇儒家各派,并且进一步地开阔视野,转向别处寻找新的治国、立身的理论和思想。
先秦诸子之学由是得以在这一时期复兴,重新受到士人阶层的重视。儒、道之外,法家、刑名家、农家、兵家都很盛行,甚至山经海志、神异志怪之书也颇有市场。
虽然出发点是为了解决政治难题,但这么一来,不可避免地就带起了尚博好奇之风。
发展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此风大盛,早已然违背了荀子那句话的原则,博闻与王制已没了没什么主从的关系。王制的归王制,博闻的归博闻。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的志怪小说,即是此种风尚的一个表现,另一方面,这类小说又进一步地促进了士人对於博物的宗尚。
我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志》便是编纂於魏晋时期,作者张华,“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强记默识,四海之内,若指诸掌。武帝尝问汉宫室制度及建章千门万户,华应对如流,听者忘倦,画地成图,左右属目。帝甚异之,时人比之子产”。
简言之,士人博闻的风尚是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后才形成的。
两晋南北朝之时,文人以博闻强记相尚的例子很多,记忆的典故越多,得到的名声就越大。
南齐的王俭任尚书令时,“出巾箱几案杂服饰”,拿出了一堆东西,让众人分别列举与这些东西有关的典故,谁说得多,就把那样东西给谁。众人各得一两物。陆澄晚到,东西已经分完了,他“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夺物将去”,比他们知道得多,诸物尽归其有。
这位陆澄“少好学博览,无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释卷”,王俭“自以博学强识”,认为自己“读书过澄”,比陆澄读的书多。有次,王俭召集学士何宪等人商讨学问,陆澄等王俭说完,“然后谈(王俭)所遗漏数百千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数百千条,意即数百条。
梁武帝曾和沈约比谁知道的有关栗子的典故多;又曾问臣下有关锦被的典故,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到都认为已经说尽的时候,而刘峻“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
刘峻“好学,家贫,寄人庑下,自课读书,常燎麻炬,从夕达旦,时或昏睡,爇(点燃)其发,既觉复读,终夜不寐”,学到这等程度,还“自谓所见不博,更求异书,闻京师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家有藏书万卷,与刘峻并被举为硕学之士,谓刘峻“书淫”。淫,沉溺、无足之意;书淫,指嗜书成癖,好学不倦的人。
沈约在与梁武帝的比试中落了败,比他少举三事,但这并不是沈约不及他博识,而是梁武性妒,好面子,是以沈约虽被后人评为“见人一善如万箭攒心”,在其面前,也得故意相让;刘峻固识惊一座,可却被梁武“自是恶之,不复引见”,从此之后,仕途坎坷,潦倒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