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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朝廷清廷最激烈的一场权力斗争,却是以一种表面和平的方式展开的,肃顺和慈禧双方都有礼有节。
两宫太后的回京队伍,由胜保亲自率大军护送,从热河启程后不久便遭遇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无法前行,两宫太后无奈,只好于峡谷中寻找避雨歇脚的地方,衣食与住宿也没有提前安排,她们几乎成了落汤鸡。
此时,护送咸丰皇帝灵柩的队伍也因为下雨,行进迟缓,落后她们大约有十英里。
慈禧此时依然不忘礼节,以两宫的名义,派了几个人返回梓宫歇脚处,询问咸丰皇帝灵柩是否安妥。
怡亲王、肃顺及诸位赞襄大臣回复称:“灵柩已经安全抵达第一个休息地。”
接到消息,慈禧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一千金赏予搬运者,以示对他们辛劳的肯定和赞赏。
怡亲王载垣又犹豫不决了,对肃顺说:“本王看慈禧没什么异常,要不取消行动,等我们回京后再看她的表现吧,大行皇帝刚逝,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授人以柄?况且皇太后是无辜的。本王看胜保会坏我们的事!”
“我们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肃顺虽清楚,只要慈禧太后活着,自己的危险便会时刻增加,便劝说怡亲王载垣。
怡亲王载垣没有说话,他仍然不忘职责及大清礼仪,派人回奏两宫太后,感谢她们对咸丰皇帝遗体的担忧挂念。
慈禧也回复怡亲王载垣,赞其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就这样,在一路的生死较量中,两方始终保持以礼相待。
两宫的太后队伍到了古北口。古北口是山海关、居庸关两关之间的长城要塞,位于密云区东北部,距离京城约二百四十里,为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咽喉。这里就是肃顺打算除掉两宫太后的地方,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曾纪泽。
曾纪泽对肃顺说过,杀慈禧最好的时机,是在咸丰皇帝死后,当时可以立即伪造要慈禧陪葬的诏书。但是肃顺的心不够狠,也没说服怡亲王载垣。
在古北口杀两宫太后,嫁祸捻贼,这是一个相当愚蠢的决定。此时,两宫太后有胜保的大军护卫,小股的捻贼根本靠近不了两宫的轿子。
天已经快黑了,荣禄离开了送葬队伍,带上自己的一小队人马,快马加鞭赶去古北口营救太后,并在她们到达古北口前赶上来了。
曾纪泽需要做一个艰难的决定,在肃顺集团和慈禧集团之间。
这个抉择对曾纪泽来说,并不揪心,他在等父亲曾国藩的决定。
而曾国藩的决定,要比曾纪泽揪心得多,他面对的选择,是要不要反清。
曾纪泽在湘军拿下安庆之后,就跟曾国藩写了一封带暗语的密信,说1861年底,是湘军反清的最佳时机。曾纪泽知道,一个人的思想很难转变,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他认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但曾纪泽还是要试试,他劝曾国藩先反清,占据江南,和大清王朝以长江为界,分而治之。
当时确实存在着改朝换代的机会,咸丰死后,以肃顺为首的朝臣势力、以恭亲王为首的帝胤势力、以慈禧为首的帝后势力互相倾轧,不能形成对外的合力。此时,湘军如果造反,确实是有机会的。这也是曾纪泽为什么选择带兵北上勤王的原因,他要保持肃顺集团和慈禧集团的平衡。
当时咸丰驾崩、幼帝即位,京城里的人心比较浮动。这种时候举旗造反,民众不会对清朝绝对忠诚。而江南大营覆灭,僧格林沁、胜保率领的八旗兵也兵败八里桥,清朝的正规部队遭受了重创,湘军起义是有可能会成功。
曾纪泽不认为曾国藩反清应该在攻陷江宁后,举兵北上。他觉得湘军最好的举义时间,只能是攻陷安庆后的这段时间。当时湘军将领对曾国藩的推戴,几乎全部发生在1861年前后,而在1864年湘军攻陷江宁后,反而没人提反清的事了。
为什么湘军不能等攻克江宁后再起义胜呢?当时慈禧太后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1865年,她罢免恭亲王奕议政王与军机大臣之职,恭亲王毫不敢反抗。从这件事情中,就可以看出那时的慈禧太后拥有怎样的权势。这时候的清廷,在慈禧太后的领导下,已经拧成了一股绳。老百姓对清廷的信心,也有所恢复。这个时候的清朝,不太容易被推翻。而且当时洋人也比较认可清廷。而且1865年,曾国藩对于湘军的统摄能力已经下降了许多。
反而是攻克安庆后不久,胡林翼病逝,这时候曾国藩成了名义上的湘军的唯一统帅。此时的曾国藩,对于除了刘长佑、刘坤一一系湘军以外的各路湘军,都有着比较强的统摄能力。左宗棠羽翼未丰,也听曾国藩指挥。
然而,从1862年淮军建立到1864年湘军攻克江宁的这段时间里,左宗棠、李鸿章都自立门户。如果曾国藩在攻克江宁后造反,左宗棠、李鸿章很可能不会跟从,甚至会帮助清廷消灭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真正能够控制的部队,只有曾国荃的吉字营以及彭玉麟的湘军水师。以这点实力争衡天下,无异于蚍蜉撼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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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朝廷清廷最激烈的一场权力斗争,却是以一种表面和平的方式展开的,肃顺和慈禧双方都有礼有节。
两宫太后的回京队伍,由胜保亲自率大军护送,从热河启程后不久便遭遇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无法前行,两宫太后无奈,只好于峡谷中寻找避雨歇脚的地方,衣食与住宿也没有提前安排,她们几乎成了落汤鸡。
此时,护送咸丰皇帝灵柩的队伍也因为下雨,行进迟缓,落后她们大约有十英里。
慈禧此时依然不忘礼节,以两宫的名义,派了几个人返回梓宫歇脚处,询问咸丰皇帝灵柩是否安妥。
怡亲王、肃顺及诸位赞襄大臣回复称:“灵柩已经安全抵达第一个休息地。”
接到消息,慈禧从自己的俸禄中拿出一千金赏予搬运者,以示对他们辛劳的肯定和赞赏。
怡亲王载垣又犹豫不决了,对肃顺说:“本王看慈禧没什么异常,要不取消行动,等我们回京后再看她的表现吧,大行皇帝刚逝,我们这么做,会不会授人以柄?况且皇太后是无辜的。本王看胜保会坏我们的事!”
“我们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肃顺虽清楚,只要慈禧太后活着,自己的危险便会时刻增加,便劝说怡亲王载垣。
怡亲王载垣没有说话,他仍然不忘职责及大清礼仪,派人回奏两宫太后,感谢她们对咸丰皇帝遗体的担忧挂念。
慈禧也回复怡亲王载垣,赞其忠心耿耿,尽职尽责。就这样,在一路的生死较量中,两方始终保持以礼相待。
两宫的太后队伍到了古北口。古北口是山海关、居庸关两关之间的长城要塞,位于密云区东北部,距离京城约二百四十里,为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咽喉。这里就是肃顺打算除掉两宫太后的地方,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曾纪泽。
曾纪泽对肃顺说过,杀慈禧最好的时机,是在咸丰皇帝死后,当时可以立即伪造要慈禧陪葬的诏书。但是肃顺的心不够狠,也没说服怡亲王载垣。
在古北口杀两宫太后,嫁祸捻贼,这是一个相当愚蠢的决定。此时,两宫太后有胜保的大军护卫,小股的捻贼根本靠近不了两宫的轿子。
天已经快黑了,荣禄离开了送葬队伍,带上自己的一小队人马,快马加鞭赶去古北口营救太后,并在她们到达古北口前赶上来了。
曾纪泽需要做一个艰难的决定,在肃顺集团和慈禧集团之间。
这个抉择对曾纪泽来说,并不揪心,他在等父亲曾国藩的决定。
而曾国藩的决定,要比曾纪泽揪心得多,他面对的选择,是要不要反清。
曾纪泽在湘军拿下安庆之后,就跟曾国藩写了一封带暗语的密信,说1861年底,是湘军反清的最佳时机。曾纪泽知道,一个人的思想很难转变,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典型知识分子。他认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但曾纪泽还是要试试,他劝曾国藩先反清,占据江南,和大清王朝以长江为界,分而治之。
当时确实存在着改朝换代的机会,咸丰死后,以肃顺为首的朝臣势力、以恭亲王为首的帝胤势力、以慈禧为首的帝后势力互相倾轧,不能形成对外的合力。此时,湘军如果造反,确实是有机会的。这也是曾纪泽为什么选择带兵北上勤王的原因,他要保持肃顺集团和慈禧集团的平衡。
当时咸丰驾崩、幼帝即位,京城里的人心比较浮动。这种时候举旗造反,民众不会对清朝绝对忠诚。而江南大营覆灭,僧格林沁、胜保率领的八旗兵也兵败八里桥,清朝的正规部队遭受了重创,湘军起义是有可能会成功。
曾纪泽不认为曾国藩反清应该在攻陷江宁后,举兵北上。他觉得湘军最好的举义时间,只能是攻陷安庆后的这段时间。当时湘军将领对曾国藩的推戴,几乎全部发生在1861年前后,而在1864年湘军攻陷江宁后,反而没人提反清的事了。
为什么湘军不能等攻克江宁后再起义胜呢?当时慈禧太后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1865年,她罢免恭亲王奕议政王与军机大臣之职,恭亲王毫不敢反抗。从这件事情中,就可以看出那时的慈禧太后拥有怎样的权势。这时候的清廷,在慈禧太后的领导下,已经拧成了一股绳。老百姓对清廷的信心,也有所恢复。这个时候的清朝,不太容易被推翻。而且当时洋人也比较认可清廷。而且1865年,曾国藩对于湘军的统摄能力已经下降了许多。
反而是攻克安庆后不久,胡林翼病逝,这时候曾国藩成了名义上的湘军的唯一统帅。此时的曾国藩,对于除了刘长佑、刘坤一一系湘军以外的各路湘军,都有着比较强的统摄能力。左宗棠羽翼未丰,也听曾国藩指挥。
然而,从1862年淮军建立到1864年湘军攻克江宁的这段时间里,左宗棠、李鸿章都自立门户。如果曾国藩在攻克江宁后造反,左宗棠、李鸿章很可能不会跟从,甚至会帮助清廷消灭曾国藩。此时的曾国藩,真正能够控制的部队,只有曾国荃的吉字营以及彭玉麟的湘军水师。以这点实力争衡天下,无异于蚍蜉撼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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