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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正是年轻一辈法家学说的承继者，也是李斯的亲传得意弟子，面对伏生这一波责难，他的反击也是相当犀利：“博士之言实在荒唐可笑，法者，国家之权衡也，岂容胡言乱语妄加猜度。皇上明鉴，儒学之说中的民心民意其实皆不可持，不可信，百姓也不过是维护国家存在和强盛的工具。‘人性本恶，君子不可信人’。世人都知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道理，既然天下之利系处于一孔，那么治理一个国家，要的就是用法度来约束臣民，用权术来诱导臣民，用威势来震慑臣民。国家的法令要做的就是以赏罚为手段奖励耕战，只有以攻杀去攻杀，以刑罚去刑罚，才是治国之王道。”
冯正的观点直接禀承了商鞅、李俚、韩非子、李斯等前辈的思想，字字句句都充盈着腾腾的杀气。
“廷尉大人凭何根据说民心不可持、民意不可信。试问一个国家若是得不到百姓的信任，那结果会是怎样，商纣周幽灭国的史实就是明证。”伏生显然是有备而来，背后有郦食其这个伶牙利齿的家伙指点，一向只管治道不擅辩论的伏生竟然变得如此咄咄逼人。
冯正正是年轻气盛，又是新官上任火势正旺，当下便不甘示弱回击道：“博士的意思是说我大秦会和商、周一样灭亡吗？这话也太过危言耸听了吧，若是先皇在位的话，你可还敢说这样的话，若是故世九泉的数位将军重臣知晓，可会同意你的意见，臣为廷尉当行刑杖之责，今肯请皇上治伏生危言社稷之罪！”
“丞相大人前日已废秦律，廷尉难道没有听到吗？”
“国若无法，国将不国，你身为大秦的臣子，理当遵守大秦的法令——。”
随着时间的延续，这一场激烈的辩论慢慢开始的升级，由伏生和冯正两个人渐渐扩散到整个朝中官员群。
“此事还是由傅丞相来裁夺吧！”大秦的新皇帝三世子婴对于这一场辩论根本没有什么准备，本来以他内心的想法，祖宗之法是绝不可以改变的，不过在现在的情况下，他这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说了不算，因此，子婴只好是既不表态也不说话，他很精明的将难题抛给了傅戈。
既然约法三章是你定的，那么这一场争辩也由你来全权负责吧。
在初定约法三章时，傅戈完全没有料想到会爆发这样一场激烈的法儒争辩，他不过是依照熟知的历史想依样画瓢罢了，然而，他万万想不到正是这不轻意的一个决定，让他陷入到一场可能决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未来二千余年、甚至更长时间发展的大辩论中。
逃避显然不是办法——，思来想去，没有找到好办法的傅戈一头扎进入大秦的典籍馆，结果这里的藏书之丰富真是让他大开了眼界，从医葯、卜筮、农书到诗、书、百家语等等一应俱全，就是在始皇帝三十四年（即公元213年）那一场焚书事件中被要求销毁的一些诸子百家书集、六国史书，在这里也保存有孤本。
时间能够湮没远去的故事——。
当傅戈再一次从浩如烟海的典籍馆里出来时，他不禁感慨莫名。
史书上记载的事件真的就完全准确吗？不是的。就算是司马迁那样的奇才有时候也不得不屈从于统治阶段的婬威之下，其它人就更不用说了。
焚书坑儒——，这段历史公案很可能就是一场被无边扩大化了的肥皂剧，焚毁六国史书，对于任何一个统治者来说，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坑儒，几百个想要靠着蒙骗之术、丹方之法获取荣华富贵的儒生方士，杀了又有什么打紧？
对于感受过一千八百余年封建王朝对中国文化影响的傅戈来说，儒学思想的利与弊他看得再清楚不过，孔孟学说可以说是维系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基础，孔夫子提出“礼治”的政治主张，就是从“正名”开始，以至“复礼”“克已复礼为仁”简而言之就是要求民众愚忠于上位者的统治阶级，这种完全为统治阶段服务的政治态度是相当保守落后的，它虽然有利于封建统治的长久，但却禁锢了民众的思想，使得社会发展缓慢。
此外，主张独尊儒术的大师级人物董仲舒更是假借儒学之名提出了“君权神授”的主张，这使得儒学完完全全的成为了一种为迎合统治阶级的封建神学唯心主义。这使得其它的有价值学术思想受到抑制，使得中国古代科学水平长久的停留并满足在经验论上。
同时，这位董先生提出的“三纲五常”的儒学伦理道德观念，把神权、皇权、族权、夫权这四权看作永恒的真理。结果在漫长的封建王朝统治下，这四种权力成为紧紧束缚民众的万恶思想枷锁。特别是许多处在封建统治下的女子，其受害的程度更为严重“四大绳索”使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根本没有说话、婚姻、财产分配等权力和自由，这种后遗症直到二十一世纪也没能得到有效根除，家庭暴力依然层出不穷，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还有待化大力气去改善。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儒学的存在，才使得中国的封建社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长，才使得十七世纪资本主义的幼苗在萌芽状态时就被生生扼杀。
现在，傅戈拥有了改变这一切的机会，大秦以法治国，承继的是管仲、商鞅、韩非子、李斯等务实的法家思想家的理念，这些人中除了韩非子外，其他几个都做过一国的丞相，拥有丰富无比的治国经验，可以说，他们的主张中虽然有迎合帝王的部分，但与虚无飘缈以教化为基本的儒学相比，却无疑更具体、更广博、更有现实意义。
冯正是年轻一辈法家学说的承继者，也是李斯的亲传得意弟子，面对伏生这一波责难，他的反击也是相当犀利：“博士之言实在荒唐可笑，法者，国家之权衡也，岂容胡言乱语妄加猜度。皇上明鉴，儒学之说中的民心民意其实皆不可持，不可信，百姓也不过是维护国家存在和强盛的工具。‘人性本恶，君子不可信人’。世人都知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道理，既然天下之利系处于一孔，那么治理一个国家，要的就是用法度来约束臣民，用权术来诱导臣民，用威势来震慑臣民。国家的法令要做的就是以赏罚为手段奖励耕战，只有以攻杀去攻杀，以刑罚去刑罚，才是治国之王道。”
冯正的观点直接禀承了商鞅、李俚、韩非子、李斯等前辈的思想，字字句句都充盈着腾腾的杀气。
“廷尉大人凭何根据说民心不可持、民意不可信。试问一个国家若是得不到百姓的信任，那结果会是怎样，商纣周幽灭国的史实就是明证。”伏生显然是有备而来，背后有郦食其这个伶牙利齿的家伙指点，一向只管治道不擅辩论的伏生竟然变得如此咄咄逼人。
冯正正是年轻气盛，又是新官上任火势正旺，当下便不甘示弱回击道：“博士的意思是说我大秦会和商、周一样灭亡吗？这话也太过危言耸听了吧，若是先皇在位的话，你可还敢说这样的话，若是故世九泉的数位将军重臣知晓，可会同意你的意见，臣为廷尉当行刑杖之责，今肯请皇上治伏生危言社稷之罪！”
“丞相大人前日已废秦律，廷尉难道没有听到吗？”
“国若无法，国将不国，你身为大秦的臣子，理当遵守大秦的法令——。”
随着时间的延续，这一场激烈的辩论慢慢开始的升级，由伏生和冯正两个人渐渐扩散到整个朝中官员群。
“此事还是由傅丞相来裁夺吧！”大秦的新皇帝三世子婴对于这一场辩论根本没有什么准备，本来以他内心的想法，祖宗之法是绝不可以改变的，不过在现在的情况下，他这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说了不算，因此，子婴只好是既不表态也不说话，他很精明的将难题抛给了傅戈。
既然约法三章是你定的，那么这一场争辩也由你来全权负责吧。
在初定约法三章时，傅戈完全没有料想到会爆发这样一场激烈的法儒争辩，他不过是依照熟知的历史想依样画瓢罢了，然而，他万万想不到正是这不轻意的一个决定，让他陷入到一场可能决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未来二千余年、甚至更长时间发展的大辩论中。
逃避显然不是办法——，思来想去，没有找到好办法的傅戈一头扎进入大秦的典籍馆，结果这里的藏书之丰富真是让他大开了眼界，从医葯、卜筮、农书到诗、书、百家语等等一应俱全，就是在始皇帝三十四年（即公元213年）那一场焚书事件中被要求销毁的一些诸子百家书集、六国史书，在这里也保存有孤本。
时间能够湮没远去的故事——。
当傅戈再一次从浩如烟海的典籍馆里出来时，他不禁感慨莫名。
史书上记载的事件真的就完全准确吗？不是的。就算是司马迁那样的奇才有时候也不得不屈从于统治阶段的婬威之下，其它人就更不用说了。
焚书坑儒——，这段历史公案很可能就是一场被无边扩大化了的肥皂剧，焚毁六国史书，对于任何一个统治者来说，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坑儒，几百个想要靠着蒙骗之术、丹方之法获取荣华富贵的儒生方士，杀了又有什么打紧？
对于感受过一千八百余年封建王朝对中国文化影响的傅戈来说，儒学思想的利与弊他看得再清楚不过，孔孟学说可以说是维系中国封建王朝统治的基础，孔夫子提出“礼治”的政治主张，就是从“正名”开始，以至“复礼”“克已复礼为仁”简而言之就是要求民众愚忠于上位者的统治阶级，这种完全为统治阶段服务的政治态度是相当保守落后的，它虽然有利于封建统治的长久，但却禁锢了民众的思想，使得社会发展缓慢。
此外，主张独尊儒术的大师级人物董仲舒更是假借儒学之名提出了“君权神授”的主张，这使得儒学完完全全的成为了一种为迎合统治阶级的封建神学唯心主义。这使得其它的有价值学术思想受到抑制，使得中国古代科学水平长久的停留并满足在经验论上。
同时，这位董先生提出的“三纲五常”的儒学伦理道德观念，把神权、皇权、族权、夫权这四权看作永恒的真理。结果在漫长的封建王朝统治下，这四种权力成为紧紧束缚民众的万恶思想枷锁。特别是许多处在封建统治下的女子，其受害的程度更为严重“四大绳索”使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属品，根本没有说话、婚姻、财产分配等权力和自由，这种后遗症直到二十一世纪也没能得到有效根除，家庭暴力依然层出不穷，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还有待化大力气去改善。
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儒学的存在，才使得中国的封建社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长，才使得十七世纪资本主义的幼苗在萌芽状态时就被生生扼杀。
现在，傅戈拥有了改变这一切的机会，大秦以法治国，承继的是管仲、商鞅、韩非子、李斯等务实的法家思想家的理念，这些人中除了韩非子外，其他几个都做过一国的丞相，拥有丰富无比的治国经验，可以说，他们的主张中虽然有迎合帝王的部分，但与虚无飘缈以教化为基本的儒学相比，却无疑更具体、更广博、更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