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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教科文事务的副秘书长、西班牙人梅内克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红衣大主教。当两人的手终于握在一起时，联合国副秘书长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这是世俗联合国与宗教联合国的一次握手。”
“是的，是一次创世纪。”红衣大主教应对机智。
说这话时他们根本没想到美国的各大报纸已经找到了明天一早见报的通栏标题。而这时，联合国总部的广场上，一队身着制服的警卫队员，正手推着旗车挨个走过一百数十根旗杆，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依次徐徐降下各国的国旗。这场面使红衣大主教心有所动，但他却巧妙地使梅内克斯没发现这一点！
会见是纯粹礼节性的。教皇的代表与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彬彬有礼地把谈话范围限定在了对纽约天气的评论和对统蒂冈天气的回忆中，这样就义使美国的各大报纸得以在他们的新闻稿中写下“具有象征意义的教俗会晤是在亲切友善的气氛中进行”这样的字句。
不过这种亲切友善的气氛只持续了二十分钟，就被来自其他地方的不友善空气给破坏了：从已经断断续续开了将近三十个小时的安理会会议的会场，传来了印度人要彻底惩戒巴基斯坦并扬言不惜对支援该国的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消息。
整个世界的气氛都变得紧张起来，联合国副秘书长办公室的气氛也不会例外。红衣大主教非常知趣地起身告辞，特别是他听说梅内克斯作为印度总理塔帧尔和巴基斯坦总理约希姆汗的共同朋友，被联合国秘书长特选为他的全权代表，前往两国进行和平斡旋的时候，他很礼貌地对梅内克斯表示了祝贺和祝愿。
教皇代表对联合园的初次访问按说本应该到此结束，但红衣大主教在走进电梯时，却刚巧碰上了原先并未安排会见的联合国秘书长；这样，宗教联合国与世俗联合国代表的握手，就在无意中升了格。尽管这只是一次意外的会见，并且在匆忙的寒喧中，连纽约或梵蒂冈的天气这样的话都来不及谈，但却为红衣大主教和联合国秘书长日后共同经历的一段遭遇，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香港2000年1月12日
“我在二十岁那年成了孤儿。这话你听来一定觉得好笑，可我确实是在那一年里，既没有了母亲，也没有了父亲。”
罗加太平山顶望着香港的万家灯火，婵突然对李汉讲起了她的身世。她的自己永远也讲不清的身世。
我的母亲是格鲁吉亚人，她说，可我的父亲是中国人。但他们都好像是没有祖国的人。他们总是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漂泊不定。她无法说清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组成一个家庭的。
我的母亲气质忧郁，她又说，我的父亲同样沉默寡言。李汉想起她曾说过，她的母亲用手隔着信封读她父亲写来的信或别人写给她父亲的信。
我们一家是十五年前来到香港的，那年我九岁。她沉入了回忆。一到这里，父亲就像变戏法似地变出一家店铺来，我们就靠着它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她不讲了，朝山下望。
李汉默默地用眼神鼓励她讲下去。
后来，那个叫苏联的国家不存在下，我的母亲像丢了魂，这好理解，因为那毕竟是她的国家。她的眼神像山腰的雾一样迷茫。可我的父亲也跟着母亲丢了魂，这就让我搞不懂了。那时我小，也不想去懂。现在大了，想懂也没有地方去懂了。
雾慢慢地从山下涌上来，李汉轻轻楼住婵的肩头。
直到一九九七年，我的母亲突然要回第比利斯去为她自己的父母送葬，我的外公外婆被内战的炮弹炸死了，结果母亲一去未回。她的眼睛里有泪。而我的父亲则在这—年七月一号到来之前，整日整夜地坐卧不宁。
他总说，谁都可以在那个日子之后在香港呆下去，只有他不行。但他舍不得我。他一直陪我呆到六月三十—号的晚上天亮时，他不见了。只给我留下一张把店铺变卖后的银行存单。
她说不下去了。其实她所知道的关于她家世的故事就这么多。她不可能讲得比这再多，李汉想，更多的东西都被她那沉默的父母有意识地隐去了，或带走了。
从此，我就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半是梦，一半是真实。可我常常觉得我的梦比真实的世界还要真实，而且可怕。我总是在后来的真实中，看到我早巳梦见过的东西，这让我连自己都感到害怕。我总是怀疑我身上有什么东西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它使我很孤独。我说的不是寂寞。你知道孤独和寂寞并不是一回事。
“是的，寂寞是一个人时百无聊赖，一群人时烦恼顿消；而孤独则是侧身闹市，你也依然只有形影相吊。”
李汉觉得自己像是在制造格言。
“不错，这就是孤独。直到遇上了你。”
婵抬起头来，李汉发现她己泪眼迷离，整个香港都在她的眼圈上闪烁，这更使她有一种令顽石也会动心的诱惑他缓缓俯下身。向她也正迎他而来的微张的双唇吻去，久久地深深地沉沉地吻着。直到吻得她在他的臂弯中软敦地向下滑落，直到吻得她忽然勃然变色惊恐万端地喊道：“看。她又来了，她就在那儿，在你身后，她身上有血！”
李汉毛骨竦然地回首四望，未见任何异常，再看婵，已在他怀中晕厥了过去。
这种时候，他当然已经想不起远在几千公里以外的那个叫克什米尔的地方，正在越来越猛烈地展开一场血战，因为这场血战，何达将军已被一纸命令调往京城，而他明天一早还要到机场去为将军送行
詹姆士怀特2000一个太空人对地球的最后乌瞰看看亚马逊河上的闪电吧，何等壮观的闪电！像一开就谢的攘丽罢花，像光芒和火焰的龙舌兰，在翻动的乌云和奔放的暴风雨之间一丛接一丛的开放，消失，又开放，又消失，形成一片接连不断、抖动不熄的光环火链
面对如此奇异的南美景观，我们要谈论的话题却依然在地球的另一边。连着两天，全世界的话题都集中在了那里。昨天，当那片古老的大陆在夜暗中沉睡时，我亲眼目睹了一场光芒和火焰交织的场面，就像这亚马逊河上的闪电一样，非常壮观，所不同的是，也非常悲惨。因为那不是大自然的杰作，而是经人类之手制造出来的又一次血腥的残杀。
在太空中滞留的时间越久，我就越无法理解，那样一个小小的球面上，为什么竟有那么多人日益痴迷于那个古老又残忍的游戏——战争？
当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在互相指责对方是侵略者时，我无意把我们的节目变成战争法庭去对他们之间的是非做出裁判。我是在太空中目睹了这场战争爆发过程的唯一人类。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巴基斯坦人是怎么干的，因此我们也就永远不会再看到印度人本来打算怎么干了。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巴基斯坦人的打击到来之前，在印度总理府的花园里，面对众多的记者，塔帕尔总理将向全世界宣读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声明？当他面色苍白地在聚光灯的照耀下离去时，一直摸在他手中的那张薄纸也就变成了一个永远的谜团。
也许，印度总理塔帕尔应该感谢巴基斯坦总理约希姆汗，因为后者的飞机和导弹挽救了前者作为政治家的道德形象。否则，人们将很难把在前天还向他的邻国发出和平呼吁的塔帕尔，与昨天准备宣读那份声明的塔帕尔看成是同一个人。
这两位政治家的最终命运如何，我们现在还很难预测。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发动于政治家之手的这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许多无辜者的命运。
我的观众和听众们，当你们为我的命运担忧时，我同样在忧虑着你们，这忧虑像水恒黑暗的太空一样深。
饥饿和干旱，腿风和地震，洪水和森林大火，每天都在同一时刻的不同地点，给人类制造着无穷无尽的麻烦。
可是我要说，所有这些麻烦加起来，都不会比一样东西更可怕，那就是战争。
现在，第一张牌已经翻倒，接下来，该轮到谁了？另一个问题是——
人类真的将永远在它面前束手无策吗？
午安，南半球的阿美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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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教科文事务的副秘书长、西班牙人梅内克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待了红衣大主教。当两人的手终于握在一起时，联合国副秘书长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这是世俗联合国与宗教联合国的一次握手。”
“是的，是一次创世纪。”红衣大主教应对机智。
说这话时他们根本没想到美国的各大报纸已经找到了明天一早见报的通栏标题。而这时，联合国总部的广场上，一队身着制服的警卫队员，正手推着旗车挨个走过一百数十根旗杆，按照英文字母的顺序，依次徐徐降下各国的国旗。这场面使红衣大主教心有所动，但他却巧妙地使梅内克斯没发现这一点！
会见是纯粹礼节性的。教皇的代表与联合国秘书长的代表彬彬有礼地把谈话范围限定在了对纽约天气的评论和对统蒂冈天气的回忆中，这样就义使美国的各大报纸得以在他们的新闻稿中写下“具有象征意义的教俗会晤是在亲切友善的气氛中进行”这样的字句。
不过这种亲切友善的气氛只持续了二十分钟，就被来自其他地方的不友善空气给破坏了：从已经断断续续开了将近三十个小时的安理会会议的会场，传来了印度人要彻底惩戒巴基斯坦并扬言不惜对支援该国的国家使用核武器的消息。
整个世界的气氛都变得紧张起来，联合国副秘书长办公室的气氛也不会例外。红衣大主教非常知趣地起身告辞，特别是他听说梅内克斯作为印度总理塔帧尔和巴基斯坦总理约希姆汗的共同朋友，被联合国秘书长特选为他的全权代表，前往两国进行和平斡旋的时候，他很礼貌地对梅内克斯表示了祝贺和祝愿。
教皇代表对联合园的初次访问按说本应该到此结束，但红衣大主教在走进电梯时，却刚巧碰上了原先并未安排会见的联合国秘书长；这样，宗教联合国与世俗联合国代表的握手，就在无意中升了格。尽管这只是一次意外的会见，并且在匆忙的寒喧中，连纽约或梵蒂冈的天气这样的话都来不及谈，但却为红衣大主教和联合国秘书长日后共同经历的一段遭遇，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香港2000年1月12日
“我在二十岁那年成了孤儿。这话你听来一定觉得好笑，可我确实是在那一年里，既没有了母亲，也没有了父亲。”
罗加太平山顶望着香港的万家灯火，婵突然对李汉讲起了她的身世。她的自己永远也讲不清的身世。
我的母亲是格鲁吉亚人，她说，可我的父亲是中国人。但他们都好像是没有祖国的人。他们总是一个国家接一个国家地漂泊不定。她无法说清他们是怎么走到一起组成一个家庭的。
我的母亲气质忧郁，她又说，我的父亲同样沉默寡言。李汉想起她曾说过，她的母亲用手隔着信封读她父亲写来的信或别人写给她父亲的信。
我们一家是十五年前来到香港的，那年我九岁。她沉入了回忆。一到这里，父亲就像变戏法似地变出一家店铺来，我们就靠着它在香港生活了十多年。她不讲了，朝山下望。
李汉默默地用眼神鼓励她讲下去。
后来，那个叫苏联的国家不存在下，我的母亲像丢了魂，这好理解，因为那毕竟是她的国家。她的眼神像山腰的雾一样迷茫。可我的父亲也跟着母亲丢了魂，这就让我搞不懂了。那时我小，也不想去懂。现在大了，想懂也没有地方去懂了。
雾慢慢地从山下涌上来，李汉轻轻楼住婵的肩头。
直到一九九七年，我的母亲突然要回第比利斯去为她自己的父母送葬，我的外公外婆被内战的炮弹炸死了，结果母亲一去未回。她的眼睛里有泪。而我的父亲则在这—年七月一号到来之前，整日整夜地坐卧不宁。
他总说，谁都可以在那个日子之后在香港呆下去，只有他不行。但他舍不得我。他一直陪我呆到六月三十—号的晚上天亮时，他不见了。只给我留下一张把店铺变卖后的银行存单。
她说不下去了。其实她所知道的关于她家世的故事就这么多。她不可能讲得比这再多，李汉想，更多的东西都被她那沉默的父母有意识地隐去了，或带走了。
从此，我就一直生活在两个世界里。一半是梦，一半是真实。可我常常觉得我的梦比真实的世界还要真实，而且可怕。我总是在后来的真实中，看到我早巳梦见过的东西，这让我连自己都感到害怕。我总是怀疑我身上有什么东西跟别人不一样，因为它使我很孤独。我说的不是寂寞。你知道孤独和寂寞并不是一回事。
“是的，寂寞是一个人时百无聊赖，一群人时烦恼顿消；而孤独则是侧身闹市，你也依然只有形影相吊。”
李汉觉得自己像是在制造格言。
“不错，这就是孤独。直到遇上了你。”
婵抬起头来，李汉发现她己泪眼迷离，整个香港都在她的眼圈上闪烁，这更使她有一种令顽石也会动心的诱惑他缓缓俯下身。向她也正迎他而来的微张的双唇吻去，久久地深深地沉沉地吻着。直到吻得她在他的臂弯中软敦地向下滑落，直到吻得她忽然勃然变色惊恐万端地喊道：“看。她又来了，她就在那儿，在你身后，她身上有血！”
李汉毛骨竦然地回首四望，未见任何异常，再看婵，已在他怀中晕厥了过去。
这种时候，他当然已经想不起远在几千公里以外的那个叫克什米尔的地方，正在越来越猛烈地展开一场血战，因为这场血战，何达将军已被一纸命令调往京城，而他明天一早还要到机场去为将军送行
詹姆士怀特2000一个太空人对地球的最后乌瞰看看亚马逊河上的闪电吧，何等壮观的闪电！像一开就谢的攘丽罢花，像光芒和火焰的龙舌兰，在翻动的乌云和奔放的暴风雨之间一丛接一丛的开放，消失，又开放，又消失，形成一片接连不断、抖动不熄的光环火链
面对如此奇异的南美景观，我们要谈论的话题却依然在地球的另一边。连着两天，全世界的话题都集中在了那里。昨天，当那片古老的大陆在夜暗中沉睡时，我亲眼目睹了一场光芒和火焰交织的场面，就像这亚马逊河上的闪电一样，非常壮观，所不同的是，也非常悲惨。因为那不是大自然的杰作，而是经人类之手制造出来的又一次血腥的残杀。
在太空中滞留的时间越久，我就越无法理解，那样一个小小的球面上，为什么竟有那么多人日益痴迷于那个古老又残忍的游戏——战争？
当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在互相指责对方是侵略者时，我无意把我们的节目变成战争法庭去对他们之间的是非做出裁判。我是在太空中目睹了这场战争爆发过程的唯一人类。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巴基斯坦人是怎么干的，因此我们也就永远不会再看到印度人本来打算怎么干了。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巴基斯坦人的打击到来之前，在印度总理府的花园里，面对众多的记者，塔帕尔总理将向全世界宣读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声明？当他面色苍白地在聚光灯的照耀下离去时，一直摸在他手中的那张薄纸也就变成了一个永远的谜团。
也许，印度总理塔帕尔应该感谢巴基斯坦总理约希姆汗，因为后者的飞机和导弹挽救了前者作为政治家的道德形象。否则，人们将很难把在前天还向他的邻国发出和平呼吁的塔帕尔，与昨天准备宣读那份声明的塔帕尔看成是同一个人。
这两位政治家的最终命运如何，我们现在还很难预测。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发动于政治家之手的这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地改变了许多无辜者的命运。
我的观众和听众们，当你们为我的命运担忧时，我同样在忧虑着你们，这忧虑像水恒黑暗的太空一样深。
饥饿和干旱，腿风和地震，洪水和森林大火，每天都在同一时刻的不同地点，给人类制造着无穷无尽的麻烦。
可是我要说，所有这些麻烦加起来，都不会比一样东西更可怕，那就是战争。
现在，第一张牌已经翻倒，接下来，该轮到谁了？另一个问题是——
人类真的将永远在它面前束手无策吗？
午安，南半球的阿美利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