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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随时随地可能遇见意想不到的人，这真的很有趣。这使得我们的经历，变得非同寻常起来，变得富有传奇色彩。在我们所插队的淮北乡村，有着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这样漫长的历史其实却只是由一些固定的人物演义下来的。这就好比毛泽东同志描写的愚公移山：“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就这样，一直繁衍到了今天。这样的以家族为组织单位的乡村，就是一座坚实的堡垒。当你听到村里的狗忽然之间一同狂吠起来，不用问，一定是村道上走过一个外乡人。外乡人头也不抬地，匆匆走出村子，走远了，狗才渐渐安静下来。可是，就是在这样的铜墙铁壁的堡垒中，会有奇遇发生。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在这沉闷的乡村里，竟然隐藏着那样的人和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乡村的环境融合在一起，并不显得有什么特异，看上去是同样的自然，好像他们早就加入了乡村的历史。乡村的生活就有着这样强大的洞染力，它可将任何强烈的色彩润染。很多尖锐的情节，在这里都变得温和了。它看似十分单调，其实却潜藏着许多可能性，它的洇染力就来自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足以使一切突兀的事情变得平淡和日常。就这样，我在我插队的大刘庄，遇见了黄医师。
那已经是我来到大刘庄数天以后。我住在公社的一名副书记家中，他的妻子是这个大队的妇女主任。家中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年龄与我相仿，最小的尚在吃奶。除了我，还有一名县城插队知青，也住在他家。主任家住三间两进青砖茅顶大屋，这在我们村庄，算得上首富。后三间是主任夫妇的房间，他们带着最小的吃奶的孩子睡那里。前三间，东边一间锅屋，西边一间住孩子，以及我们两个知青，中间迎门的是堂屋。这天，晚饭的时候，县城的知青收工就回家了，几个小些的孩子早早吃过去玩了，只有主任，主任的大女儿，还有我，坐在堂屋里的案板前吃饭。是收麦的前夕，天已经很长了，太阳虽然下去多时，天光还很明亮。此时的光线非常接近早晨，太阳都是在地平线以下，光是均匀地平铺着，景物倒比强光下的更为清晰。黄医师就在此时，从村道走上了我们的台子。
主任家的房子，坐落在我们庄最主要的村道边上，高高的台子上。白日里，各家的门都是敞开着，迎门坐在案板前，村道上的情景便尽收眼底。主任首先向着村道招呼：黄医师，吃过了吗？接着，主任的大女儿，县中学的毕业生，应声起身，让出一个板凳，转身又去盛一碗稀饭。这时，才见黄医师在了门口。他大约有五十岁，也许没有，在我们那个年龄里，总是容易把人看老的。他脸色软黄，似乎有些浮肿。他穿着洗旧的蓝卡其人民装，脸上带着谦和的笑容。他走进门来，在板凳上坐下，回答着主任有没有吃过的问题。尽管一再说吃过了，吃过了，可主任母女执意要他喝一碗稀饭。也没有太推辞，就端起了碗。他的脸相有些木，甚至还有些俗，可是态度却十分温和文雅，这就使他显得不一样起来。他说话动作都比较迟缓，这迟缓不仅是出于慢性子，似乎还出于，一种忧郁的性格。他问我多大年龄，住上海哪个区，来这里习惯不习惯。由于我正处在极度的不适应和想家之中，时刻心事重重，所以我也看出他心事重重。我看出他不快乐，不轻松，百无聊赖，而且非常寂寞。虽然，他在这里出现一点没有令我惊奇，可我还是一眼看出他是来自外边的世界。
主任问他晚上做的什么饭，他笑着说烧一点米饭。他的笑容里有着自嘲和无奈，就是这自嘲和无奈，说明了他的骄傲。他的态度表明“烧一点米饭”不是他该干的事情，多少有一些无聊和滑稽。他只稍稍坐了一会儿，喝完那碗稀饭，然后拿着主任塞给他的一大块麦面饼，告辞了。这时节，只有主任家还有麦面饼。他说有了这块麦面饼，明天早上就能不烧锅了。他慢慢地走下台子，天色略有些暗，却还不十分暗，他的背影依然很清晰。他有些背驼，不知是生来如此，还是境遇所致。他的步态与庄里人绝然不同，是较为笔直的步子，双膝并得较拢，脚跟比脚掌先落地半步。这种步态，要遇到下雨天，可够他受的了。庄里人走路都有些岔开腿，箩筐似的，其实并不箩筐，脚跟与脚掌是同时落地的，这样，立足就稳。在泥泞的地里，可像撑船似的左一划右一划，乡里人叫做“岔泥”从泥里越过去的意思。黄医师的步子，却是“岔”不开泥的。他背着手，手里掂着那块宝贵的麦面饼，而一点不知这饼的宝贵。饼是发面的，碱性不大不小，真够香的，围着锅贴一圈，锅一圆汽，灶里就停了火，等锅略凉些，才揭锅。这饼就是在这略一等里，陡地发起来，像胖娃娃的脸。然后一只手摁着饼，另一只手就拿锅铲铲饼，一铲便离锅。饼面上还留着摁饼的手指头的螺纹或者簸箕纹。
黄医师是蚌埠下放的医师，同他一起下放我们庄的，还有张医师、于医师。我们庄的农民都称他们为“医师”而不是“医生”或者“大夫”
“医师”这种称谓显得十分专业化，十分严格。表明了我们在对他们的郑重其事的态度。这支蚌埠医疗队住在我们庄东头，大队部的院子里，四间正属分为两部分，住张医师一家和平医师一家。他们都是合家下放。而黄医师则是单身一人，住东边一间倒屋。西边的两间侧屋就是医院的诊室，药房。可黄医师通常是不去那里的，他在自己的小屋里看病，这带有些私家诊所的意思。
黄医师是名医，专治五官科。他所在的蚌埠的那个医院，过去以他而得名。现在，他到了我们庄，我们庄也因此而得名了。许多病人从老远的地方，坐车坐船再加步行，走过一个庄子打听一个庄子：大刘庄在哪？他们就这么终于来到大刘庄，走进费医师的小屋，向他求诊。费医师的小屋很小，只一间，顺山墙放一张床，就差不多满了。他的床，架得很高，是一张宽大的床，床上铺了特别洁白的床单。他就在床沿上侧身坐着，一只手撑着床，另一只手放在架起来的膝上。病人呢，坐在床前的椅子上，述说着病状。这样子一点不正规，倒是很家常。黄医师听得也并不专注，提问很随意，有时候还会岔开话去，和小屋里别的客人说些不相干的事。这情景说是看病，不如说是诉苦。诉说的人是不经意的，听的人也不怎么在意。来的人大都是口讷的农民，三言两语便无话可说，吃苦对他们又是常事，于是就止了下来。黄医师并不急着打发他们，似乎有他们陪伴也好。他也不是善言者，加上心情抑郁，就常常是彼此都默着。在这静默里，他们互相像是很了解的，双方都不感有什么压力，就这么可坐半天。凡是想到这来求医的农民，都是病症严重的，而几经车马周折，来到偏僻的乡间找黄医师的，也都是病症严重的。所以，几乎无一例外的，需要手术。而我们庄没有手术室，医疗队也没有麻醉师、手术护土，手术是不可能做的。最后，黄医师总是说：要到蚌埠做手术。农民往往对手术望而生畏，一听要到蚌埠手术，就更知其不可为了。他们大都是天命论者，心里早已服了病，而到底是看过了黄医师，虽然不是被病苦着，却都心满意足，再不作他想。那些从合肥、淮北、芜湖，甚至就是蚌埠找来的城里人，则是决心下定，对手术也抱科学的态度。这时候，黄医师就会和他们约定到蚌埠的时间。这往往是黄医师回家探亲的日子。
黄医师回蚌埠探亲很频繁，并且每回都要超假，他是一个恋家的人。我们庄无论干部还是社员，从来没有指责过黄医师的不遵守纪律。农村本来就是散漫的，缺乏纪律的观念，何况人们都同情黄医师的境遇。一个人在此地，不会挑水，不会烧锅，也不会洗衣。人们看见黄医师在塘里将一件衬衣越洗越脏，塘水则越来越浑。他不会将衣服铺在水面上，而是让衣服一径沉下去，搅起塘泥。这是女人的本事，黄医师不会这个，理所当然。他又是干大事情的，去塘里洗衣，实在凄惶得很。人们说，让他在蚌埠多住几日吧！人们又传说，费医师的妻子没有工作，专在家里伺候男人和孩子。孩子有四个，都是儿子，黄医师特别想要个女儿，可是没有。曾经有人开玩笑提议，让黄医师认我做干女儿。黄医师只是笑，并不应声。他显然无意于接受任何干亲。他是一个把家团得很紧的人，性格也比较封闭，这就已经比其他人要感寂寞得多。同他一起下放在大刘庄的同事，又都各是一个家庭，更显得他孤家寡人。你看着他，就知道他的日子有多难熬。傍晚的时候，就是在前面说过的那种均匀清澈的天光里，黄医师就在村道上散步，有从湖里割猪草回来的孩子，就对大人说：看见黄医师了。
大队开会，通常总是要等天黑到底了，才能正式开场。大队会计凑着油灯的一豆光亮，读着文件或者报纸。农人们在黑影地里打盹，抽烟。劣等烟叶燃烧出呛人的气体，那种很难消化的粗粮在体内发酵而成的气体，也足够呛人的。但很奇怪的，这一切都不顶难闻。因是草木的本质，再是发酵腐烂也是清洁的干燥的气味，有着一种单纯的性质。时间其实并不太晚，可乡间的没有照明的夜晚总是特别的黑，又特别的静。鸡和狗都安歇了，就觉得夜已经很深了。在这满房间的黑影里，有一具影子高高地矗立着，那就是黄医师。他搬来他房间里的那把椅子，虽然只是把普通的椅子，可周围的农民大都是蹲在地上，或是坐在小马扎上，连蹲在板凳上的几个，也比黄医师要矮上一截。因此，这把椅子就显得格外突出，很不协调。黄医师高高地坐在椅上，双手笼在袖子里，这倒和农民的习惯相合，可坐姿却不是农民的。他架着腿，笼着的手搁在膝上，很安详。这时候他显得比较惬意，也比较放松。听着会计用乡音一字一句地读官祥文章，四周鼻息声起伏，有一种昏沉的安宁。谁会知道在这座黑暗的乡村里，有一个黄医师呢？
与黄医师一起下放我们庄的，医疗队里另两名医师，张医师和于医师，她们的形象，气质，以及精神面貌都要比黄医师现代。也就是说，她们比较具有“6.26”精神。她们经常身背药箱出诊。她们背着那种上面画着红十字的白漆药箱，走过村道，来到老乡家中，坐在当门的马扎上，嘘寒问暖。尤其是张医师，因为长着一张明朗的脸庞，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庄里顶有学问的王大爷说过，张医师的相好，好在大气。她体格匀称，结实，穿衣服很利索。她喜欢把裤腿卷起，赤脚穿一双球鞋，露出白皙饱满的小腿肚。她背着药箱，就有点像舞台上的人物，药箱则是道具。那时候，她大约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各方面都显示出是个幸运的福气的女人。她的丈夫老梁原是蚌埠政府机关的干部，如今在公社知青办任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在县城上小学和中学。他们虽然离开了城市，来到这个偏远，贫瘠，组织散漫的乡村，可却依然保持着原先的严格规律的生活秩序，以及相对保障的社会地位。他们家庭和睦，老梁是个尽职和体贴的丈夫，对孩子要求颇严，与干部群众关系都很融洽。孩子们呢，都挺乖，学习努力，品德优良，少叫人操心。总之，这是一个理性的家庭，处处可给人作楷模。它很为张医师挣脸面的，人们对张医师的好感有一多半是对她的家庭。在庄里人眼里，张医师的家特别像个家。我们庄，对美好的家庭是怀着尊敬和崇尚的。妹妹和媳妇们都挺羡慕张医师的，她们传颂着，天好的时候，在院子里搭一个凳子，张医师洗头，老梁提一壶热水，替她冲头发上的肥皂沫。这情景很亲热，甚至带了些私密的性质，可在这对夫妻做来，却一点不肉麻，连我们这个保守的村庄都能接受，并且大加赞扬。
于医师的家庭就大不同了。这是一个倒霉的家庭，正应了俗话：“屋漏偏选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于医师一家下放我们庄，性质与张医师、黄医师都不同。他们下放带有罪贬的成分。于医师的丈夫是一个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开除了公职，下到生产队里劳动改造，和农民一样凭工分吃饭。他的工分评不高，工分值本来就低，到分红时，总是透支，只得用于医师的工资去买口粮。他家有四个孩子，都在上学，又都能吃，所以，于医师家的经济就要比医疗队的其他同事差几个等级。老大是个女孩，名叫卡佳。这个异国色彩的名字，据说是当时一部苏联电影里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她是一名社会主义劳动勋章的获得者。由此可以推想，她的父母是在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卡佳是个缺心眼的孩子，一点不懂事，不能体会父母的处境，也不能体会自己的处境，总是乱说话，给大人生事。几个弟弟也都调皮捣蛋，不懂得相让，姐弟间纷争不断，都是要于医师来调停的。于医师的丈夫，则表情阴沉。左眼是灰的，脸色是灰的，神气也是灰的。他一点不肯打起精神，表现出改造的积极性，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境况，反是一任消极颓唐到底，显得特别的落拓，很露骨地表示着他的顽固与抵抗。是他，使我认识到有一类人所以成为右派，是由性格决定的。他们并不是对某一种现实不满，而是对一切存在不满，他们对人生抱着暗淡的心情。同时他们〕缺乏忍耐和自谦，往往是自我中心者，就必须将这心情发泄出来。他们表现得与一切意见激烈相左，什么都不会合他们意。倘若不是成为右派，他们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于医师的丈夫，就属于右派中的这类人。农民们很难对他抱有好感，觉得他懒惰，傲慢，不体恤妻儿。他时常借病不出工，让于医师为他去请假。即使出工，他也不大育出力。休息的时候，一个人背对着大伙儿坐着吸烟。队里有个年轻人，读过高中，会吹笛子，人很聪明，但因是单门独姓，所以地位很低，属于那种有志向且不得意的农村知识青年。有时候他会主动搭理于医师的丈夫，可能是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理，还有对城市知识分子的向往心理。他挤坐在右派的身边，向他要烟吸。这个套近乎的举动却遭到右派的极度厌恶，他给是给了，回到家里则大发牢骚。卡佳的一张嘴又是张漏嘴，到处说：某某人最讨厌，老向我爸爸要烟。农民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他们对人的评价是出于处世做人的原因，其中也不排除有一点审美的因素。他们怎么也不能喜欢一个破衣烂衫，成天挂着脸，对劳动和生活都没有热情的人。他们看见他就觉得扫兴。队里的干部在所有这些理由之外，又加上了阶级阵线的理由，自然更不待见他。在例行的四类分子训话中，常常要把他单独拎出来训斥。老实说，他在我们庄还没遭到太坏的对待，有一大半是看在于医师的面上。人们对于医师是同情的。
人们看着这个鸡飞狗跳的家，说，于医师就好像是这个家的箍，要没有她，这个家就散了。事情就是这样，在这个家里，人人都缺乏自律，只有于医师，撑持着，保护着生活正常进行。其实，于医师完全可以不下放，而让她的丈夫自己一个人去农村，可是她却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了。这行动颇有些像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虽然事实上，一点不像涅克拉索夫的长诗那样浪漫，所有的艰苦都是卑琐的，烦心的，叫人沮丧，损害着人的尊严。
于医师戴眼镜，头发齐齐地梳向耳后，显得比较苍老。红十字的药箱背在她身上，更具有应用的意义，不那么戏剧化。她和农人说话，也更为家常。她显然是个贤妻良母，可惜命不好。她对人很和气，但并没有屈就的意思。她表现得很开朗，可也不是强颜欢笑。她看起来是平静的，从容的。要知道她是隐忍着那么多不顺遂的。庄里那些婶子大娘的，都特别和她拉得来，背底里就说，于医师不容易。有一次，上面又下达什么指令，对于医师的右派丈夫进行批斗。批斗是在场上牛房里进行的，从庄东头来开会的人说，于医师家早早就闭了门，熄了灯，屋里一点声息也没有。这时方能体会到于医师的苦，这一家的苦。平时，这苦都被过日子的杂碎掩盖了。
这两个家庭，以及黄医师，虽然来自同一个城市蚌埠，住在一个高台子上，但却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他们相互间很客气，但决不多话，完全没有人们想象的相温以沫之感。相反，隐隐的，似乎还都怀着戒备之心。他们彼此间远远不如各自和农民的关系轻松和亲密，但亲密和亲密的性质则有所不同。张医师和老梁对农民是最热情的，农民们对他们也最尊敬，而且器重。他们对谁家的造访，会被视作一种光荣，引起人们的羡慕。在农民们的眼睛里，他们是有身份的人，却没有架子。当他们从村道上走过，农民们从自家敞开的堂屋门里，走到台子边，招呼道：张医师，来吃！老梁，来吃！他们则招着手应道：吃过了，吃吧！他们招手的姿势是城里人、而且是城里的干部特有的，高高地扬起，有幅度地挥动着。农民是做不来这动作的，他们只是用手里的筷子向前点了点，作为回答。老梁每天早上骑一架自行车，往公社去上班，沿途也是这样向农民们招手，农民们就拄着锄把目送他远去。他们家三个孩子在县城住读，每周回家一次。三姐弟手牵手走进庄里，目不斜视，快快挪动脚步，就这样走进在东头高台上的家中，再也不露面了。有一次，他们回家正逢下雨，我们庄是出名的粘土地，一下雨，地就烂得要命，能把脚粘去一层皮。我有事去大队部，看见他家的一个男孩，在门槛上刮胶鞋底的泥，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这段路可叫他们走惨了。
于医师家的孩子则截然不同，由于生计，也由于家教，他们缺乏管束显然不是一日两日的了，他们几乎终日和我们庄的孩子搅在一起。一起下湖割猪草，一起在生产队干些小碎活，挣几个工分，也一起打架，捣蛋。一群泥猴似的孩子，背着比人高的草箕子，从湖里回庄，其中就有于医师的孩子。卡佳呢，是家里的大小姐，脾气大，和小妹妹相处时也不知道有所约束，毫不掩饰对乡间人和事的鄙夷。妹妹们听了自然不愿意，当面没什么，背底里却没少说她。只是知道她是没心眼的，没坏肠子，所以倒也不挤兑她，还是同她一处玩。就像方才说的，于医师和农民的关系，其实是真正融洽的，他们会和于医师说些家务事，过日子的难处，养儿育女的难处，等等的。他们有时候大声地喝唬于医师的孩子，有时候则把于医师的孩子扯过来，往手里塞块馍馍头。
庄人们对黄医师的心情是最动人的，他们既把他当作一个有大本事的人，很敬重他，同时却又十分心疼他。谈起他的口气，总是流露出怜惜。他孤身一人住在我们庄，生活能力又特别差，这都使他变成一个无依无靠的大孩子。这个大孩子虽然过得很狼狈，却很乖。同样是抑郁的性格，黄医师的抑郁却和于医师丈夫的抑郁不同。于医师丈夫的抑郁是阴沉的，紧张的，甚至带着一种暴戾。队干部在训话时，常常会被他的眼光激怒，变得失去控制。这时，就会用锄把子，在他腿上不轻不重地敲一下：看什么看，剜你的眼！黄医师的抑郁却是甜美的。当他凝视着见了底的水缸，或者掉到井底的水桶，他的眼光柔弱得叫人心都一颤。他一个人在村道上趑趄，夕阳杂在他的肩膀上，有一些亮色，他的身影显得又凄凉又美丽。他既不是张医师那样向庄人们招手，学着庄人们的口气说：吃过了吗？吃了。他也不是于医师那样，坐在农人家的马扎上，拉着庄稼孤儿。他也从来不背药箱。可就是他的这种落落寡合，格格不入，使农民喜欢上了他。他们并不是把他当庄稼人，却也不是当他外人，敬而远之，他们承认他是另一种人，一个异数，然后便接受了他。
当我从青春的荒凉的命运里走出来，放下了个人的恩怨，能够冷静地回想我所插队的那个乡村，以及那里的农民们，我发现农民们其实天生有着艺术的气质。他们有才能欣赏那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对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们也有才能从纷法的现象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独特。他们对张医师和于医师有着足够的尊重，对后者，还有足够的同情。但都不是喜欢。张医师的热情爽朗里，是有着政治社会赋予的特权，她是另一种异数，这种异数是与人性无关，是在人性以外的，她激不起农民的自然性的反应。于医师却是与农民有共鸣的，她是农民们最易了解的那类人，同情就是由此而来。但由于太相似了，她也同张医师一样，无法走进农民们的审美领域。而黄医师既是在共同的人性之中，又是独立之外，自成一体。有了黄医师在，我们庄就此有了一种甜美的格调。他们对黄医师，是称得上爱的。
在那种物质贫乏的日子里，人们的精神需求便生长起来，对美的感觉神经，格外发达，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欲望。他们喜欢听好听的声音，看好看的景象，感受优美的情趣。下雪的日子里，人们就特别的兴奋。雪是大自然赐给贫瘠的我们庄的厚礼，这个黄泥巴垒成的乡村，此时变得粉妆玉琢。看上去，真是洁白得晃眼。孩子们，相约着到湖里看庄稼的窝棚去套麻雀。每逢下雪，麻雀们便都栖宿到无人的窝棚避寒。孩子们带着大人的打鱼的网，穿着毛窝窝，一种麦穰编结的，里面填上干草的大头鞋，特别暖和。他们岔开了脚，在雪里趟着，地上就留下一串毛窝窝的印。麦子都在雪底下冬眠，大沟边的树，也罩了雪，晶莹剔透地立了一行。那远处的窝棚变成了个雪宫，本来是烂趴下的，现在被雪又砌住了，立了起来。孩子们奋力拔着毛窝窝，比赛谁走得快，雪纷扬了起来，像一阵白烟。孩子们的笑声听起来比平时旷远，而且隔着，蒙了一层透明的膜。又绵又厚的雪是吃盲的。于是，就好像在做梦似的，有些仍然。他们终于到了窝棚跟前，雪已经封了门。他们将网抖开，张在破柴门上，然后吆喝着顶开了门。他们一下子闭上了眼睛，急等着震耳欲聋的、哗啦啦的麻雀扑翅声，可是没有。他们惊诧地睁开眼，没看见有麻雀，却见网里裹着一个老头，挣扎着，愤怒得说不出话来。孩子们咋唬一声，抛下网就跑，毛窝窝在雪地上划出了犁沟。谁能想到，这老不死的看青的，这时候还赖在窝棚里。进晌午的时候，老头回庄了，提着渔网挨门挨户问是谁家的。
这是冬季雪天里的快乐，到了春天，就是等待南归的燕子飞来梁下，旧年的窝在等着它们。谁家的燕子来了，大人小孩都出门去报信。谁家没燕子来，可不好，会被人戳脊梁骨，说是坏心眼的人。燕子是善鸟儿，就和善心人来。夏天，瓜地里的瓜熟了，夜半偷瓜是一大乐事。裤褂叫露水漉得透湿，冰凉地贴在身上。下露水也是一桩奇事，看不见，也听不见，可转眼间，天地都水淋淋的。到了早晨，太阳出来，收露水了，原先平铺着的，这时收拢起来，收成一滴水珠子，顶在草尖上。然后，刷的一下，全干了。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是最具有装饰感的。大作休，串起来了；红辣子，串起来了；大白蒜，也串起来了；深褐色，富于骨节感的豆秸，在屋前垛起来了；青作秸秆，也在屋前搭成了篱笆。即便是像我们庄这样没有色彩的村子，此时也变得嫣然起来。
现在，又有了黄医师，他给我们庄，增添了一种新颖的格调。这是由知识，学问，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纯净心底，还有人生的忧愁合成的。它其家陪合着我们庄的心意。像我们庄这样一个古老的乡村，它是带有些返朴归真的意思，许多见识是压在很低的底处，深藏不露。它和责医师，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却达成了协调。这种协调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亲热，往来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适的，有些滑稽，就像黄医师，走那种城里人的步子，手里却拿着那块香喷喷的麦面饼。这情景真是天真极了，就是在这天真里，产生了协调。这有些像音乐里的调性关系，最远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时又是最远的。
所以，我们庄这支蚌埠医疗队的队长是张医师，灵魂实际上是黄医师。有了黄医师，这支医闻队于我们庄才具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关系。它不仅仅是“6.26”送医下乡的意义，而是有了近于美学上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实用性的，功能性的，它的价值是潜在的，隐性的，甚至是虚无的，那就是，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乡村的气质。
在我插队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们庄从来没有发生过戏剧性的“6，26’事件。在农村贫困的，温饱难以维系的生活里，其实是含有着健康的性质，这是以简朴为基础的。吃的是五谷杂粮，烧的是草；秸穰，庄稼人的肠胃是很清洁的，他们的呼吸也是清洁的。夏季的污热中滋生的病菌毒害，在冬季的寒冷中死亡了，秋季收净的土地在春季又长出新的庄稼。春夏秋冬有序地交替，恪守各自的职责，自给自足着。这是合理的生存环境。就在这无可指的生态中，人们也生出了前边所说的天命观。我庄有一句话，叫做“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病”所以，他们对任何病痛，都抱着忍耐与服的态度，他们不舍为此大惊小怪，他们也很少求医门诊的习惯。在许多种病痛中，他们感到最受折磨最无奈何的，恐怕就是牙疼。也有一句话，叫做“牙疼不是病，疼起来不要命”于是，止痛片就成了神药，治疗疟疾的奎宁片也是神药。疟疾是又一种使他们不知所措的病痛，似乎每个人都躲不掉，能够药到病除无疑是奇迹。医疗队其实清闲得很，他们在我们庄真有些窝工。而到了真正应该找医生的时候，农民们又往往忽视了，结果酿成大祸。有个媳妇割猪革时，镰刀砍破了小腿，自己用火柴盒上有红磷的纸皮盖了伤口止血。这种止血的方法应当是产生于工业社会的近代，不知缘于何种道理，有无科学依据。奇怪的是，它确实能止住血，百试不爽。就这样，血止住了，伤口也封口了，甚至都没有化脓感染。可是到了第七天上，却突然发烧抽搐，医生到场已经来不及挽回。其实这就是破伤风，只要当时注射一剂破伤风预防针，就没事了。可是庄稼人谁会为了手脚拉开一道口子去找医生呢？我们庄称这是七日疯，指的... -->>
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随时随地可能遇见意想不到的人，这真的很有趣。这使得我们的经历，变得非同寻常起来，变得富有传奇色彩。在我们所插队的淮北乡村，有着几百年，上千年的历史，这样漫长的历史其实却只是由一些固定的人物演义下来的。这就好比毛泽东同志描写的愚公移山：“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就这样，一直繁衍到了今天。这样的以家族为组织单位的乡村，就是一座坚实的堡垒。当你听到村里的狗忽然之间一同狂吠起来，不用问，一定是村道上走过一个外乡人。外乡人头也不抬地，匆匆走出村子，走远了，狗才渐渐安静下来。可是，就是在这样的铜墙铁壁的堡垒中，会有奇遇发生。事情就是这样不可思议。
在这沉闷的乡村里，竟然隐藏着那样的人和事，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乡村的环境融合在一起，并不显得有什么特异，看上去是同样的自然，好像他们早就加入了乡村的历史。乡村的生活就有着这样强大的洞染力，它可将任何强烈的色彩润染。很多尖锐的情节，在这里都变得温和了。它看似十分单调，其实却潜藏着许多可能性，它的洇染力就来自这些可能性。这些可能性足以使一切突兀的事情变得平淡和日常。就这样，我在我插队的大刘庄，遇见了黄医师。
那已经是我来到大刘庄数天以后。我住在公社的一名副书记家中，他的妻子是这个大队的妇女主任。家中有五个孩子，最大的年龄与我相仿，最小的尚在吃奶。除了我，还有一名县城插队知青，也住在他家。主任家住三间两进青砖茅顶大屋，这在我们村庄，算得上首富。后三间是主任夫妇的房间，他们带着最小的吃奶的孩子睡那里。前三间，东边一间锅屋，西边一间住孩子，以及我们两个知青，中间迎门的是堂屋。这天，晚饭的时候，县城的知青收工就回家了，几个小些的孩子早早吃过去玩了，只有主任，主任的大女儿，还有我，坐在堂屋里的案板前吃饭。是收麦的前夕，天已经很长了，太阳虽然下去多时，天光还很明亮。此时的光线非常接近早晨，太阳都是在地平线以下，光是均匀地平铺着，景物倒比强光下的更为清晰。黄医师就在此时，从村道走上了我们的台子。
主任家的房子，坐落在我们庄最主要的村道边上，高高的台子上。白日里，各家的门都是敞开着，迎门坐在案板前，村道上的情景便尽收眼底。主任首先向着村道招呼：黄医师，吃过了吗？接着，主任的大女儿，县中学的毕业生，应声起身，让出一个板凳，转身又去盛一碗稀饭。这时，才见黄医师在了门口。他大约有五十岁，也许没有，在我们那个年龄里，总是容易把人看老的。他脸色软黄，似乎有些浮肿。他穿着洗旧的蓝卡其人民装，脸上带着谦和的笑容。他走进门来，在板凳上坐下，回答着主任有没有吃过的问题。尽管一再说吃过了，吃过了，可主任母女执意要他喝一碗稀饭。也没有太推辞，就端起了碗。他的脸相有些木，甚至还有些俗，可是态度却十分温和文雅，这就使他显得不一样起来。他说话动作都比较迟缓，这迟缓不仅是出于慢性子，似乎还出于，一种忧郁的性格。他问我多大年龄，住上海哪个区，来这里习惯不习惯。由于我正处在极度的不适应和想家之中，时刻心事重重，所以我也看出他心事重重。我看出他不快乐，不轻松，百无聊赖，而且非常寂寞。虽然，他在这里出现一点没有令我惊奇，可我还是一眼看出他是来自外边的世界。
主任问他晚上做的什么饭，他笑着说烧一点米饭。他的笑容里有着自嘲和无奈，就是这自嘲和无奈，说明了他的骄傲。他的态度表明“烧一点米饭”不是他该干的事情，多少有一些无聊和滑稽。他只稍稍坐了一会儿，喝完那碗稀饭，然后拿着主任塞给他的一大块麦面饼，告辞了。这时节，只有主任家还有麦面饼。他说有了这块麦面饼，明天早上就能不烧锅了。他慢慢地走下台子，天色略有些暗，却还不十分暗，他的背影依然很清晰。他有些背驼，不知是生来如此，还是境遇所致。他的步态与庄里人绝然不同，是较为笔直的步子，双膝并得较拢，脚跟比脚掌先落地半步。这种步态，要遇到下雨天，可够他受的了。庄里人走路都有些岔开腿，箩筐似的，其实并不箩筐，脚跟与脚掌是同时落地的，这样，立足就稳。在泥泞的地里，可像撑船似的左一划右一划，乡里人叫做“岔泥”从泥里越过去的意思。黄医师的步子，却是“岔”不开泥的。他背着手，手里掂着那块宝贵的麦面饼，而一点不知这饼的宝贵。饼是发面的，碱性不大不小，真够香的，围着锅贴一圈，锅一圆汽，灶里就停了火，等锅略凉些，才揭锅。这饼就是在这略一等里，陡地发起来，像胖娃娃的脸。然后一只手摁着饼，另一只手就拿锅铲铲饼，一铲便离锅。饼面上还留着摁饼的手指头的螺纹或者簸箕纹。
黄医师是蚌埠下放的医师，同他一起下放我们庄的，还有张医师、于医师。我们庄的农民都称他们为“医师”而不是“医生”或者“大夫”
“医师”这种称谓显得十分专业化，十分严格。表明了我们在对他们的郑重其事的态度。这支蚌埠医疗队住在我们庄东头，大队部的院子里，四间正属分为两部分，住张医师一家和平医师一家。他们都是合家下放。而黄医师则是单身一人，住东边一间倒屋。西边的两间侧屋就是医院的诊室，药房。可黄医师通常是不去那里的，他在自己的小屋里看病，这带有些私家诊所的意思。
黄医师是名医，专治五官科。他所在的蚌埠的那个医院，过去以他而得名。现在，他到了我们庄，我们庄也因此而得名了。许多病人从老远的地方，坐车坐船再加步行，走过一个庄子打听一个庄子：大刘庄在哪？他们就这么终于来到大刘庄，走进费医师的小屋，向他求诊。费医师的小屋很小，只一间，顺山墙放一张床，就差不多满了。他的床，架得很高，是一张宽大的床，床上铺了特别洁白的床单。他就在床沿上侧身坐着，一只手撑着床，另一只手放在架起来的膝上。病人呢，坐在床前的椅子上，述说着病状。这样子一点不正规，倒是很家常。黄医师听得也并不专注，提问很随意，有时候还会岔开话去，和小屋里别的客人说些不相干的事。这情景说是看病，不如说是诉苦。诉说的人是不经意的，听的人也不怎么在意。来的人大都是口讷的农民，三言两语便无话可说，吃苦对他们又是常事，于是就止了下来。黄医师并不急着打发他们，似乎有他们陪伴也好。他也不是善言者，加上心情抑郁，就常常是彼此都默着。在这静默里，他们互相像是很了解的，双方都不感有什么压力，就这么可坐半天。凡是想到这来求医的农民，都是病症严重的，而几经车马周折，来到偏僻的乡间找黄医师的，也都是病症严重的。所以，几乎无一例外的，需要手术。而我们庄没有手术室，医疗队也没有麻醉师、手术护土，手术是不可能做的。最后，黄医师总是说：要到蚌埠做手术。农民往往对手术望而生畏，一听要到蚌埠手术，就更知其不可为了。他们大都是天命论者，心里早已服了病，而到底是看过了黄医师，虽然不是被病苦着，却都心满意足，再不作他想。那些从合肥、淮北、芜湖，甚至就是蚌埠找来的城里人，则是决心下定，对手术也抱科学的态度。这时候，黄医师就会和他们约定到蚌埠的时间。这往往是黄医师回家探亲的日子。
黄医师回蚌埠探亲很频繁，并且每回都要超假，他是一个恋家的人。我们庄无论干部还是社员，从来没有指责过黄医师的不遵守纪律。农村本来就是散漫的，缺乏纪律的观念，何况人们都同情黄医师的境遇。一个人在此地，不会挑水，不会烧锅，也不会洗衣。人们看见黄医师在塘里将一件衬衣越洗越脏，塘水则越来越浑。他不会将衣服铺在水面上，而是让衣服一径沉下去，搅起塘泥。这是女人的本事，黄医师不会这个，理所当然。他又是干大事情的，去塘里洗衣，实在凄惶得很。人们说，让他在蚌埠多住几日吧！人们又传说，费医师的妻子没有工作，专在家里伺候男人和孩子。孩子有四个，都是儿子，黄医师特别想要个女儿，可是没有。曾经有人开玩笑提议，让黄医师认我做干女儿。黄医师只是笑，并不应声。他显然无意于接受任何干亲。他是一个把家团得很紧的人，性格也比较封闭，这就已经比其他人要感寂寞得多。同他一起下放在大刘庄的同事，又都各是一个家庭，更显得他孤家寡人。你看着他，就知道他的日子有多难熬。傍晚的时候，就是在前面说过的那种均匀清澈的天光里，黄医师就在村道上散步，有从湖里割猪草回来的孩子，就对大人说：看见黄医师了。
大队开会，通常总是要等天黑到底了，才能正式开场。大队会计凑着油灯的一豆光亮，读着文件或者报纸。农人们在黑影地里打盹，抽烟。劣等烟叶燃烧出呛人的气体，那种很难消化的粗粮在体内发酵而成的气体，也足够呛人的。但很奇怪的，这一切都不顶难闻。因是草木的本质，再是发酵腐烂也是清洁的干燥的气味，有着一种单纯的性质。时间其实并不太晚，可乡间的没有照明的夜晚总是特别的黑，又特别的静。鸡和狗都安歇了，就觉得夜已经很深了。在这满房间的黑影里，有一具影子高高地矗立着，那就是黄医师。他搬来他房间里的那把椅子，虽然只是把普通的椅子，可周围的农民大都是蹲在地上，或是坐在小马扎上，连蹲在板凳上的几个，也比黄医师要矮上一截。因此，这把椅子就显得格外突出，很不协调。黄医师高高地坐在椅上，双手笼在袖子里，这倒和农民的习惯相合，可坐姿却不是农民的。他架着腿，笼着的手搁在膝上，很安详。这时候他显得比较惬意，也比较放松。听着会计用乡音一字一句地读官祥文章，四周鼻息声起伏，有一种昏沉的安宁。谁会知道在这座黑暗的乡村里，有一个黄医师呢？
与黄医师一起下放我们庄的，医疗队里另两名医师，张医师和于医师，她们的形象，气质，以及精神面貌都要比黄医师现代。也就是说，她们比较具有“6.26”精神。她们经常身背药箱出诊。她们背着那种上面画着红十字的白漆药箱，走过村道，来到老乡家中，坐在当门的马扎上，嘘寒问暖。尤其是张医师，因为长着一张明朗的脸庞，大大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庄里顶有学问的王大爷说过，张医师的相好，好在大气。她体格匀称，结实，穿衣服很利索。她喜欢把裤腿卷起，赤脚穿一双球鞋，露出白皙饱满的小腿肚。她背着药箱，就有点像舞台上的人物，药箱则是道具。那时候，她大约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各方面都显示出是个幸运的福气的女人。她的丈夫老梁原是蚌埠政府机关的干部，如今在公社知青办任职。一个女儿，两个儿子，都在县城上小学和中学。他们虽然离开了城市，来到这个偏远，贫瘠，组织散漫的乡村，可却依然保持着原先的严格规律的生活秩序，以及相对保障的社会地位。他们家庭和睦，老梁是个尽职和体贴的丈夫，对孩子要求颇严，与干部群众关系都很融洽。孩子们呢，都挺乖，学习努力，品德优良，少叫人操心。总之，这是一个理性的家庭，处处可给人作楷模。它很为张医师挣脸面的，人们对张医师的好感有一多半是对她的家庭。在庄里人眼里，张医师的家特别像个家。我们庄，对美好的家庭是怀着尊敬和崇尚的。妹妹和媳妇们都挺羡慕张医师的，她们传颂着，天好的时候，在院子里搭一个凳子，张医师洗头，老梁提一壶热水，替她冲头发上的肥皂沫。这情景很亲热，甚至带了些私密的性质，可在这对夫妻做来，却一点不肉麻，连我们这个保守的村庄都能接受，并且大加赞扬。
于医师的家庭就大不同了。这是一个倒霉的家庭，正应了俗话：“屋漏偏选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于医师一家下放我们庄，性质与张医师、黄医师都不同。他们下放带有罪贬的成分。于医师的丈夫是一个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开除了公职，下到生产队里劳动改造，和农民一样凭工分吃饭。他的工分评不高，工分值本来就低，到分红时，总是透支，只得用于医师的工资去买口粮。他家有四个孩子，都在上学，又都能吃，所以，于医师家的经济就要比医疗队的其他同事差几个等级。老大是个女孩，名叫卡佳。这个异国色彩的名字，据说是当时一部苏联电影里的女主人公的名字，她是一名社会主义劳动勋章的获得者。由此可以推想，她的父母是在什么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卡佳是个缺心眼的孩子，一点不懂事，不能体会父母的处境，也不能体会自己的处境，总是乱说话，给大人生事。几个弟弟也都调皮捣蛋，不懂得相让，姐弟间纷争不断，都是要于医师来调停的。于医师的丈夫，则表情阴沉。左眼是灰的，脸色是灰的，神气也是灰的。他一点不肯打起精神，表现出改造的积极性，以改善自己和家庭的境况，反是一任消极颓唐到底，显得特别的落拓，很露骨地表示着他的顽固与抵抗。是他，使我认识到有一类人所以成为右派，是由性格决定的。他们并不是对某一种现实不满，而是对一切存在不满，他们对人生抱着暗淡的心情。同时他们〕缺乏忍耐和自谦，往往是自我中心者，就必须将这心情发泄出来。他们表现得与一切意见激烈相左，什么都不会合他们意。倘若不是成为右派，他们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于医师的丈夫，就属于右派中的这类人。农民们很难对他抱有好感，觉得他懒惰，傲慢，不体恤妻儿。他时常借病不出工，让于医师为他去请假。即使出工，他也不大育出力。休息的时候，一个人背对着大伙儿坐着吸烟。队里有个年轻人，读过高中，会吹笛子，人很聪明，但因是单门独姓，所以地位很低，属于那种有志向且不得意的农村知识青年。有时候他会主动搭理于医师的丈夫，可能是出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心理，还有对城市知识分子的向往心理。他挤坐在右派的身边，向他要烟吸。这个套近乎的举动却遭到右派的极度厌恶，他给是给了，回到家里则大发牢骚。卡佳的一张嘴又是张漏嘴，到处说：某某人最讨厌，老向我爸爸要烟。农民是没有政治头脑的，他们对人的评价是出于处世做人的原因，其中也不排除有一点审美的因素。他们怎么也不能喜欢一个破衣烂衫，成天挂着脸，对劳动和生活都没有热情的人。他们看见他就觉得扫兴。队里的干部在所有这些理由之外，又加上了阶级阵线的理由，自然更不待见他。在例行的四类分子训话中，常常要把他单独拎出来训斥。老实说，他在我们庄还没遭到太坏的对待，有一大半是看在于医师的面上。人们对于医师是同情的。
人们看着这个鸡飞狗跳的家，说，于医师就好像是这个家的箍，要没有她，这个家就散了。事情就是这样，在这个家里，人人都缺乏自律，只有于医师，撑持着，保护着生活正常进行。其实，于医师完全可以不下放，而让她的丈夫自己一个人去农村，可是她却带着孩子们一起来了。这行动颇有些像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跟随丈夫流放西伯利亚。虽然事实上，一点不像涅克拉索夫的长诗那样浪漫，所有的艰苦都是卑琐的，烦心的，叫人沮丧，损害着人的尊严。
于医师戴眼镜，头发齐齐地梳向耳后，显得比较苍老。红十字的药箱背在她身上，更具有应用的意义，不那么戏剧化。她和农人说话，也更为家常。她显然是个贤妻良母，可惜命不好。她对人很和气，但并没有屈就的意思。她表现得很开朗，可也不是强颜欢笑。她看起来是平静的，从容的。要知道她是隐忍着那么多不顺遂的。庄里那些婶子大娘的，都特别和她拉得来，背底里就说，于医师不容易。有一次，上面又下达什么指令，对于医师的右派丈夫进行批斗。批斗是在场上牛房里进行的，从庄东头来开会的人说，于医师家早早就闭了门，熄了灯，屋里一点声息也没有。这时方能体会到于医师的苦，这一家的苦。平时，这苦都被过日子的杂碎掩盖了。
这两个家庭，以及黄医师，虽然来自同一个城市蚌埠，住在一个高台子上，但却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他们相互间很客气，但决不多话，完全没有人们想象的相温以沫之感。相反，隐隐的，似乎还都怀着戒备之心。他们彼此间远远不如各自和农民的关系轻松和亲密，但亲密和亲密的性质则有所不同。张医师和老梁对农民是最热情的，农民们对他们也最尊敬，而且器重。他们对谁家的造访，会被视作一种光荣，引起人们的羡慕。在农民们的眼睛里，他们是有身份的人，却没有架子。当他们从村道上走过，农民们从自家敞开的堂屋门里，走到台子边，招呼道：张医师，来吃！老梁，来吃！他们则招着手应道：吃过了，吃吧！他们招手的姿势是城里人、而且是城里的干部特有的，高高地扬起，有幅度地挥动着。农民是做不来这动作的，他们只是用手里的筷子向前点了点，作为回答。老梁每天早上骑一架自行车，往公社去上班，沿途也是这样向农民们招手，农民们就拄着锄把目送他远去。他们家三个孩子在县城住读，每周回家一次。三姐弟手牵手走进庄里，目不斜视，快快挪动脚步，就这样走进在东头高台上的家中，再也不露面了。有一次，他们回家正逢下雨，我们庄是出名的粘土地，一下雨，地就烂得要命，能把脚粘去一层皮。我有事去大队部，看见他家的一个男孩，在门槛上刮胶鞋底的泥，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这段路可叫他们走惨了。
于医师家的孩子则截然不同，由于生计，也由于家教，他们缺乏管束显然不是一日两日的了，他们几乎终日和我们庄的孩子搅在一起。一起下湖割猪草，一起在生产队干些小碎活，挣几个工分，也一起打架，捣蛋。一群泥猴似的孩子，背着比人高的草箕子，从湖里回庄，其中就有于医师的孩子。卡佳呢，是家里的大小姐，脾气大，和小妹妹相处时也不知道有所约束，毫不掩饰对乡间人和事的鄙夷。妹妹们听了自然不愿意，当面没什么，背底里却没少说她。只是知道她是没心眼的，没坏肠子，所以倒也不挤兑她，还是同她一处玩。就像方才说的，于医师和农民的关系，其实是真正融洽的，他们会和于医师说些家务事，过日子的难处，养儿育女的难处，等等的。他们有时候大声地喝唬于医师的孩子，有时候则把于医师的孩子扯过来，往手里塞块馍馍头。
庄人们对黄医师的心情是最动人的，他们既把他当作一个有大本事的人，很敬重他，同时却又十分心疼他。谈起他的口气，总是流露出怜惜。他孤身一人住在我们庄，生活能力又特别差，这都使他变成一个无依无靠的大孩子。这个大孩子虽然过得很狼狈，却很乖。同样是抑郁的性格，黄医师的抑郁却和于医师丈夫的抑郁不同。于医师丈夫的抑郁是阴沉的，紧张的，甚至带着一种暴戾。队干部在训话时，常常会被他的眼光激怒，变得失去控制。这时，就会用锄把子，在他腿上不轻不重地敲一下：看什么看，剜你的眼！黄医师的抑郁却是甜美的。当他凝视着见了底的水缸，或者掉到井底的水桶，他的眼光柔弱得叫人心都一颤。他一个人在村道上趑趄，夕阳杂在他的肩膀上，有一些亮色，他的身影显得又凄凉又美丽。他既不是张医师那样向庄人们招手，学着庄人们的口气说：吃过了吗？吃了。他也不是于医师那样，坐在农人家的马扎上，拉着庄稼孤儿。他也从来不背药箱。可就是他的这种落落寡合，格格不入，使农民喜欢上了他。他们并不是把他当庄稼人，却也不是当他外人，敬而远之，他们承认他是另一种人，一个异数，然后便接受了他。
当我从青春的荒凉的命运里走出来，放下了个人的恩怨，能够冷静地回想我所插队的那个乡村，以及那里的农民们，我发现农民们其实天生有着艺术的气质。他们有才能欣赏那种和他们不一样的人，他们对他们所生活在其中的环境和人群，是有批判力的，他们也有才能从纷法的现象中分辨出什么是真正的独特。他们对张医师和于医师有着足够的尊重，对后者，还有足够的同情。但都不是喜欢。张医师的热情爽朗里，是有着政治社会赋予的特权，她是另一种异数，这种异数是与人性无关，是在人性以外的，她激不起农民的自然性的反应。于医师却是与农民有共鸣的，她是农民们最易了解的那类人，同情就是由此而来。但由于太相似了，她也同张医师一样，无法走进农民们的审美领域。而黄医师既是在共同的人性之中，又是独立之外，自成一体。有了黄医师在，我们庄就此有了一种甜美的格调。他们对黄医师，是称得上爱的。
在那种物质贫乏的日子里，人们的精神需求便生长起来，对美的感觉神经，格外发达，形成了一种自然的欲望。他们喜欢听好听的声音，看好看的景象，感受优美的情趣。下雪的日子里，人们就特别的兴奋。雪是大自然赐给贫瘠的我们庄的厚礼，这个黄泥巴垒成的乡村，此时变得粉妆玉琢。看上去，真是洁白得晃眼。孩子们，相约着到湖里看庄稼的窝棚去套麻雀。每逢下雪，麻雀们便都栖宿到无人的窝棚避寒。孩子们带着大人的打鱼的网，穿着毛窝窝，一种麦穰编结的，里面填上干草的大头鞋，特别暖和。他们岔开了脚，在雪里趟着，地上就留下一串毛窝窝的印。麦子都在雪底下冬眠，大沟边的树，也罩了雪，晶莹剔透地立了一行。那远处的窝棚变成了个雪宫，本来是烂趴下的，现在被雪又砌住了，立了起来。孩子们奋力拔着毛窝窝，比赛谁走得快，雪纷扬了起来，像一阵白烟。孩子们的笑声听起来比平时旷远，而且隔着，蒙了一层透明的膜。又绵又厚的雪是吃盲的。于是，就好像在做梦似的，有些仍然。他们终于到了窝棚跟前，雪已经封了门。他们将网抖开，张在破柴门上，然后吆喝着顶开了门。他们一下子闭上了眼睛，急等着震耳欲聋的、哗啦啦的麻雀扑翅声，可是没有。他们惊诧地睁开眼，没看见有麻雀，却见网里裹着一个老头，挣扎着，愤怒得说不出话来。孩子们咋唬一声，抛下网就跑，毛窝窝在雪地上划出了犁沟。谁能想到，这老不死的看青的，这时候还赖在窝棚里。进晌午的时候，老头回庄了，提着渔网挨门挨户问是谁家的。
这是冬季雪天里的快乐，到了春天，就是等待南归的燕子飞来梁下，旧年的窝在等着它们。谁家的燕子来了，大人小孩都出门去报信。谁家没燕子来，可不好，会被人戳脊梁骨，说是坏心眼的人。燕子是善鸟儿，就和善心人来。夏天，瓜地里的瓜熟了，夜半偷瓜是一大乐事。裤褂叫露水漉得透湿，冰凉地贴在身上。下露水也是一桩奇事，看不见，也听不见，可转眼间，天地都水淋淋的。到了早晨，太阳出来，收露水了，原先平铺着的，这时收拢起来，收成一滴水珠子，顶在草尖上。然后，刷的一下，全干了。秋天这个收获的季节，是最具有装饰感的。大作休，串起来了；红辣子，串起来了；大白蒜，也串起来了；深褐色，富于骨节感的豆秸，在屋前垛起来了；青作秸秆，也在屋前搭成了篱笆。即便是像我们庄这样没有色彩的村子，此时也变得嫣然起来。
现在，又有了黄医师，他给我们庄，增添了一种新颖的格调。这是由知识，学问，文雅的性情，孩童的纯净心底，还有人生的忧愁合成的。它其家陪合着我们庄的心意。像我们庄这样一个古老的乡村，它是带有些返朴归真的意思，许多见识是压在很低的底处，深藏不露。它和责医师，彼此都是不自知的，但却达成了协调。这种协调很深刻，不是表面上的融洽，亲热，往来和交道，它表面上甚至是有些不合适的，有些滑稽，就像黄医师，走那种城里人的步子，手里却拿着那块香喷喷的麦面饼。这情景真是天真极了，就是在这天真里，产生了协调。这有些像音乐里的调性关系，最远的往往是最近的，最近的同时又是最远的。
所以，我们庄这支蚌埠医疗队的队长是张医师，灵魂实际上是黄医师。有了黄医师，这支医闻队于我们庄才具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关系。它不仅仅是“6.26”送医下乡的意义，而是有了近于美学上的意义。它不仅仅是实用性的，功能性的，它的价值是潜在的，隐性的，甚至是虚无的，那就是，它微妙地影响了一个乡村的气质。
在我插队的两年半时间里，我们庄从来没有发生过戏剧性的“6，26’事件。在农村贫困的，温饱难以维系的生活里，其实是含有着健康的性质，这是以简朴为基础的。吃的是五谷杂粮，烧的是草；秸穰，庄稼人的肠胃是很清洁的，他们的呼吸也是清洁的。夏季的污热中滋生的病菌毒害，在冬季的寒冷中死亡了，秋季收净的土地在春季又长出新的庄稼。春夏秋冬有序地交替，恪守各自的职责，自给自足着。这是合理的生存环境。就在这无可指的生态中，人们也生出了前边所说的天命观。我庄有一句话，叫做“人吃五谷杂粮，哪能不病”所以，他们对任何病痛，都抱着忍耐与服的态度，他们不舍为此大惊小怪，他们也很少求医门诊的习惯。在许多种病痛中，他们感到最受折磨最无奈何的，恐怕就是牙疼。也有一句话，叫做“牙疼不是病，疼起来不要命”于是，止痛片就成了神药，治疗疟疾的奎宁片也是神药。疟疾是又一种使他们不知所措的病痛，似乎每个人都躲不掉，能够药到病除无疑是奇迹。医疗队其实清闲得很，他们在我们庄真有些窝工。而到了真正应该找医生的时候，农民们又往往忽视了，结果酿成大祸。有个媳妇割猪革时，镰刀砍破了小腿，自己用火柴盒上有红磷的纸皮盖了伤口止血。这种止血的方法应当是产生于工业社会的近代，不知缘于何种道理，有无科学依据。奇怪的是，它确实能止住血，百试不爽。就这样，血止住了，伤口也封口了，甚至都没有化脓感染。可是到了第七天上，却突然发烧抽搐，医生到场已经来不及挽回。其实这就是破伤风，只要当时注射一剂破伤风预防针，就没事了。可是庄稼人谁会为了手脚拉开一道口子去找医生呢？我们庄称这是七日疯，指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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