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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出来,照脊梁就是一个大巴掌,孩子呜呜地哭着走出去说,怪不得你们都不往里边坐,原来是怕挨打呀!”
所有人对这个并不可笑的笑话没有大笑。项明春想起了当年在他家里吃饭时,他说的那个“抓虾(抓瞎)”的笑话,觉得这个家伙嘴臭,总是说一些虽然应景,却让人高兴不起来的笑话。
冯司二说:“是啊,饭桌上是论大小的。可在国际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坐在一起议事,开的是圆桌会议,正是没有办法区分谁大谁小,才这么安排的。”
刘鎏毕竟是大学文科毕业,懂得的东西比较多,这时也来了谈兴:“要说这个人类啊,是社会化的动物,只要有人聚在一起,就会体现出千差万别来,两个国家的领袖在一起,也都会在心理上较劲儿。二战时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碰到了一块儿,希特勒个子小,就用一个能够升降的转椅子,在餐桌上把自己升上来。无独有偶,咱们中国也有类似的事情,孙中山发动北伐战争的时候,把军阀吴佩孚打败了,吴佩孚就跑到天津去,邀请东北沈阳的军阀张作霖来结盟。张作霖也是个瘦小个子,在与大块头吴佩孚一起吃饭时,耍了个小心眼儿,不仅做了厚底鞋穿,藏在长袍子里,而且让手下人把自己的座位加高了,还嫌不够,又在屁股底下悄悄地加了一层厚厚的坐垫儿。谁知吃饭时,把饭菜洒在了衣服上,侍者马上过来给他擦,他一直腰,一头栽到了地上,所有的别出心裁都露了馅儿。”
大家这才大笑起来,朱茂进说:“别说了,赶紧吃饭!”
项明春一直急于问一下邬庆云的情况,他与马小飞碰了一下啤酒说:“小邬还好吧?”
马小飞又是一愣,支支吾吾地说:“还好,还好。”却没有往下说,让项明春心里充满了疑云。
朱茂进问马小飞:“马老板这次回来,有何贵干哪?”
马小飞说:“谈不上,谈不上。我这次回来,有一个上亿元的项目,要和市领导见面,灿波哥已经答应帮忙。今天没有见到,只见到了周哥周秘书长,今天中午他要请我吃饭,因为见不到灿波哥,没有意思,我就谢绝了。”
朱茂进明知他曾经说过是从市委方书记那里出来,现在又说“见不到灿波哥”连谎言都圆不了,就知道他又说起了大话,别过脸去,不再理他。冯司二却对他产生了兴趣,立刻起身同马小飞碰杯,并且邀请马小飞到黄公庙乡去,好好喝上一场。
马小飞说:“想去你们那里,没有工夫呀。我昨天去看立身哥和嫂子,看来嫂子的病不轻,恐怕难以治好。立身哥也邀请我回县里,我都没有答应他。要说嘛,也真得抽空回去一下,明祥哥和应松哥也都好久没有见面了。”
冯司二见这个人与市委书记、秘书长和县委书记、县长这么熟悉,称兄道弟的,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马上让小姐把啤酒换成白酒,要和马小飞认真较量一番,马小飞推说自己酒量太小,这几杯啤酒就已经喝晕了,但还是让小姐把白酒拿来了。其他人不喝白酒,只有冯司二他们两个人喝,不到一瓶白酒,冯司二没有表现出来醉意,马小飞却伏在了桌子上,任凭怎么推他也不起来。
结账后,冯司二要叫醒他,朱茂进说:“不要理他,让饭店老板侍候他,写一个留言条子,我们走。”
在回去的路上,冯司二拍拍前边的座位,迷迷糊糊地对项明春说:“想不到马小飞这个人神通这么广大,我真想托他给领导们说说,让他们对你关照一些。”
项明春说:“你别听他瞎扯,这个人是典型的牛皮大王。在另外的场合,他可能称中央领导人是他哥呢。你没有看老茂不待见他的那个样子,就知道老茂瞧不起他。”
冯司二扯起了呼噜,项明春却想起了自己的心事。是啊,小邬像一块云彩,轻轻地飘走了,多年没有音讯,自己的脑子里也因为工作缠身,慢慢地淡化了。见到了马小飞,这种强烈的思念再一次涌上心头,却什么消息也没有得到,又不便多问,心里的怅惘像一团乌云,让项明春几乎落泪。三刘鎏回到县里,看看天色还早,打算找一下他的姑夫,把这个最新消息向老人家汇报一下,听一听一个老组织工作者的看法。他没有直奔他姑夫的家里,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他姑夫肯定不在自己家里,一定在老干部活动中心的门球场上。
县城里的人,是纯种乡下人与纯种城市人的过渡带,说土不土,说洋不洋。男女老少,都是如此。
比如这老干部们,从人生的疆场上退下来了,马上就会产生严重的失落感,尤其是一生只会讲话、只会签字的领导人物,没有一技之长,这种失落感就更加严重。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设立了顾问一级的机构,让老干部们缓冲一下,不至于天上掉地上,地上掉井里,产生强烈心理反差。后来,又把一批老干部往人大、政协里塞,出现过“肚子大,头发白,你不下台谁下台”、“年轻人,不要急,一步一步往上提”、“老干部,你别怕,不是政协是人大”这样的顺口溜儿。现在人大、政协已经年轻化了,因为老干部越来越多,新干部越提越多。许多五十多岁就被切下来的人,没有地方可塞了,回家抱孙子。老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老干局的职能就越来越重要了。
这一支自然增长的老干部队伍,没有像大城市里的老人那样,可以跳舞、舞剑、打太极拳什么的,生活丰富多彩。靠护城河边上的那个小小的公园里,到处脏兮兮的,灌木丛生,是年轻人拥吻的地方,老干部在里边活动就有点不适宜。曾经风靡过一时的各类气功,因为打击邪教,竟然绝迹了。老干局迫于老干部们不断上访的压力,强烈呼吁县政府解决老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问题,在曹明祥书记当县长的时候,经吴国栋书记同意,咬咬牙挤出一些钱来,盖起了这座老干部活动中心。
这个活动中心纯属消耗型的建筑,对经济建设没有一点建树。但是建成了以后,老干部们有了地方归结,来自这一颇有影响力方面的七嘴八舌消失了,让领导心情宽松的作用倒是不可估量的。
在老干局筹办下,成立了老龄化协会组织,自成了一套系统。同时,养活了几个管理人员,设置了一些项目。所有的项目,唯有麻将室和门球场最火爆,其他书画、乒乓球之类的项目,到底是县城一级的人,没有那种雅兴,管理人员只得把这些撤掉,增设大家喜闻乐见的项目。这几年,年轻人喜欢桌球,老干部喜欢门球,有人就总结出,年轻人“捣蛋”了,老干部“滚蛋”了。
尽管如此,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出入这个活动中心的,入会的标准必须是退下来的副科级以上干部,因为这里不可能容纳得下这么多老干部。县城里退下来的高中教师们,在一开始就不被批准入会,后来,他们大闹一场,说自己的职称是讲师、高讲什么的,对应的级别超过了副处级,为什么不让我们到这里来?不得已,也让他们加入了这支队伍。可是,你不给荣誉时,他要争,一旦给了,反而不那么重要了。这批教师并不怎么来玩,因为他们依然感受到与显赫一时的真正干部们合不拢,相互瞧不起。只有两个体育教师是这里的常客,因为他们是门球的教练,颇受大家敬重。
刘鎏因为姑夫的原因,经常出入这里,对老干部的情况就很熟悉。刚刚开始活动的时候,进来的人首先按照在位时的职务相互称呼,依然保留了那种上下级关系的体制。没有多久,大家发现,所有的光环都是职务带来的,没有职务了,一些曾经位置显要的人,卑鄙龌龊的小人味道,立刻暴露无遗,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尊重他。在这种全新的情况下,真正心理上光明正大的老人渐渐地形成了新的领袖群体,官衔的称谓渐渐地消失了。“老变小”小孩子没有那么多禁锢。反正大家都是顽孩子,谁也不比谁尿得高。
刘鎏站在门球场外,认真地看这些人打球,脑子里却不停地思考问题。姑夫他们五个人是红队,披的马甲是红底白字,另外五个队员是白队,披的马甲是白底红字。白队的6号球员已经过了二门,正在向三门和终点柱冲刺,只见他用脚踩着自球,闪击他球,用力不准,打得不好,马上招致一片“臭球”的辱骂声,这老头性子倔,扔下球槌,蹿到叫喊最强的那个家伙跟前,伸手就是一拳,两个人立刻厮打起来,其他人急忙上前劝开,比赛才得以进行下去。
三十分钟的一场时间到了,刘鎏的姑夫所在的红队得了十九分,险胜了白队,白队的人情绪有点沮丧。刘鎏的姑夫兴高采烈地回到周边的座位上,找自己携带的矿泉水喝时,看到了刘鎏,知道刘鎏有事情找他,就脱下球衣,扔给了另一个老干部,说你不是早就着急了吗?你上吧,记住,只许赢,不许败,把今天的记录保持下去。然后对刘鎏说,大楼里太嘈杂,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回家。
老干部活动中心离刘鎏的姑夫家很近,很快就到了。
刘鎏的姑夫坐下来,在听刘鎏说自己在市里打听到的情况时,一直没有说话。刘鎏说:“姑夫,机会终于到来了,你是怎么看的?”
老人家沉思了很久,才徐徐地开口说:“公选,公选,就是公开选拔呀。以前市委也搞过,只不过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略加改进而已,这一次方法、步骤与往年不一样,看来要动真格了。不过,小刘,你也别太得意,咱们中国的事情历来复杂,这里面有没有猫腻儿,谁也说不清楚。”
刘鎏说:“姑夫,我担心的也是这些,可我们究竟如何应对?”
刘鎏的姑夫说:“应对什么?全靠你自己的实力。我这些年来,仔细研究了历朝历代的吏制,很有一些心得。但凡开国元勋们,都是靠文治武功起家的。开国初期,官员实行的自然是分封制,立过战功的人,只要没有死在战场上,都能得到一个职务。咱们县一高中的第一任校长,就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军人当的。那时,我在那里读书,这个校长很尊重老师,爱护学生,放开手脚让懂行的人干,直到现在,我们许多上年纪的人说起来,他确实是一高最好的一任校长。可这个军人毕竟是个粗人,当学生们顽皮时,惹他恼了,掂着手枪满院子追赶学生,一直追到了学校那个葡萄架下的井台上,把我们都吓坏了。到了和平环境中,枪杆子只能起到对国家的保卫作用,治理天下最终要靠文人,可文人就不能靠自己的功劳了,于是才有了讲政绩这样的要求。这个导向实际上是不行的,助长弄虚作假,掠夺性经营。因为大家都靠这个向上进步,不搞不行啊,这样下去,就会带来不少社会弊病,突出的现象是跑官要官。领导上常常在大会上,批评别人跑官要官,其实不跑不要怎么行?不跑不要,上级就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那些跑的要的人都用不完,怎么能够轮得上埋头苦干的?就是说这种话的主要领导,也要扪心自问,他自己有没有跑过要过?所以最终走向公选制度,从能力这个角度上选拔人才,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啊。”
刘鎏听着姑夫的谈话,不过是空泛的议论,对自己考试起不到任何作用,就没有往心里去。
老人家的谈兴越来越浓:“这些年来,国家已经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不断地进行着探索和实验,参考了日本、欧美各国的经验,把公务员制度实行了,其他方面也都在试行过程中。这种改革是缓慢渐进的,不可能一下子把原有的体制彻底打破。新体制必然是长在旧体制的肉芽上边,要达到真正的新用人制度出现,也许还要许多年才能完成这种改造。小刘,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什么猫腻儿,而是你们这一批公选上的人怎么用。要是找一些不起眼的小单位塞进去,同样是埋没和糟蹋人才。”
刘鎏说:“我听陶科长说,这一次公选是要向县级政府官员方面配备的。”
刘鎏的姑夫说:“我看未必,现在,县政府的副县长们有徐立身、戴敬烨、叶兆楠、唐国发、艾朋庆、王彪、余乐萌,又多了一个非党副县长周志茹,一共八个了,恐怕要受职数限制,不可能再增加人了。”
刘鎏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说该怎么办?”
刘鎏的姑夫说:“看来,我这个老将要出马了,我到市委组织部去,毕竟还有不少熟人,也许能够探听出一些情况的。”
刘鎏殷切地说:“姑夫,我正是这个意思。我能够保证的是考试成绩,但还有面试,评委的工作真得靠你老人家去做了。”
这时,刘鎏的手机响了起来,这是老婆叫他。刘鎏的姑夫说:“你走吧,好好复习备考,其他的事情由我来做。”
刘鎏起身回家,心里一阵烦闷。
拉出来,照脊梁就是一个大巴掌,孩子呜呜地哭着走出去说,怪不得你们都不往里边坐,原来是怕挨打呀!”
所有人对这个并不可笑的笑话没有大笑。项明春想起了当年在他家里吃饭时,他说的那个“抓虾(抓瞎)”的笑话,觉得这个家伙嘴臭,总是说一些虽然应景,却让人高兴不起来的笑话。
冯司二说:“是啊,饭桌上是论大小的。可在国际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坐在一起议事,开的是圆桌会议,正是没有办法区分谁大谁小,才这么安排的。”
刘鎏毕竟是大学文科毕业,懂得的东西比较多,这时也来了谈兴:“要说这个人类啊,是社会化的动物,只要有人聚在一起,就会体现出千差万别来,两个国家的领袖在一起,也都会在心理上较劲儿。二战时期,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碰到了一块儿,希特勒个子小,就用一个能够升降的转椅子,在餐桌上把自己升上来。无独有偶,咱们中国也有类似的事情,孙中山发动北伐战争的时候,把军阀吴佩孚打败了,吴佩孚就跑到天津去,邀请东北沈阳的军阀张作霖来结盟。张作霖也是个瘦小个子,在与大块头吴佩孚一起吃饭时,耍了个小心眼儿,不仅做了厚底鞋穿,藏在长袍子里,而且让手下人把自己的座位加高了,还嫌不够,又在屁股底下悄悄地加了一层厚厚的坐垫儿。谁知吃饭时,把饭菜洒在了衣服上,侍者马上过来给他擦,他一直腰,一头栽到了地上,所有的别出心裁都露了馅儿。”
大家这才大笑起来,朱茂进说:“别说了,赶紧吃饭!”
项明春一直急于问一下邬庆云的情况,他与马小飞碰了一下啤酒说:“小邬还好吧?”
马小飞又是一愣,支支吾吾地说:“还好,还好。”却没有往下说,让项明春心里充满了疑云。
朱茂进问马小飞:“马老板这次回来,有何贵干哪?”
马小飞说:“谈不上,谈不上。我这次回来,有一个上亿元的项目,要和市领导见面,灿波哥已经答应帮忙。今天没有见到,只见到了周哥周秘书长,今天中午他要请我吃饭,因为见不到灿波哥,没有意思,我就谢绝了。”
朱茂进明知他曾经说过是从市委方书记那里出来,现在又说“见不到灿波哥”连谎言都圆不了,就知道他又说起了大话,别过脸去,不再理他。冯司二却对他产生了兴趣,立刻起身同马小飞碰杯,并且邀请马小飞到黄公庙乡去,好好喝上一场。
马小飞说:“想去你们那里,没有工夫呀。我昨天去看立身哥和嫂子,看来嫂子的病不轻,恐怕难以治好。立身哥也邀请我回县里,我都没有答应他。要说嘛,也真得抽空回去一下,明祥哥和应松哥也都好久没有见面了。”
冯司二见这个人与市委书记、秘书长和县委书记、县长这么熟悉,称兄道弟的,更加佩服得五体投地,马上让小姐把啤酒换成白酒,要和马小飞认真较量一番,马小飞推说自己酒量太小,这几杯啤酒就已经喝晕了,但还是让小姐把白酒拿来了。其他人不喝白酒,只有冯司二他们两个人喝,不到一瓶白酒,冯司二没有表现出来醉意,马小飞却伏在了桌子上,任凭怎么推他也不起来。
结账后,冯司二要叫醒他,朱茂进说:“不要理他,让饭店老板侍候他,写一个留言条子,我们走。”
在回去的路上,冯司二拍拍前边的座位,迷迷糊糊地对项明春说:“想不到马小飞这个人神通这么广大,我真想托他给领导们说说,让他们对你关照一些。”
项明春说:“你别听他瞎扯,这个人是典型的牛皮大王。在另外的场合,他可能称中央领导人是他哥呢。你没有看老茂不待见他的那个样子,就知道老茂瞧不起他。”
冯司二扯起了呼噜,项明春却想起了自己的心事。是啊,小邬像一块云彩,轻轻地飘走了,多年没有音讯,自己的脑子里也因为工作缠身,慢慢地淡化了。见到了马小飞,这种强烈的思念再一次涌上心头,却什么消息也没有得到,又不便多问,心里的怅惘像一团乌云,让项明春几乎落泪。三刘鎏回到县里,看看天色还早,打算找一下他的姑夫,把这个最新消息向老人家汇报一下,听一听一个老组织工作者的看法。他没有直奔他姑夫的家里,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他姑夫肯定不在自己家里,一定在老干部活动中心的门球场上。
县城里的人,是纯种乡下人与纯种城市人的过渡带,说土不土,说洋不洋。男女老少,都是如此。
比如这老干部们,从人生的疆场上退下来了,马上就会产生严重的失落感,尤其是一生只会讲话、只会签字的领导人物,没有一技之长,这种失落感就更加严重。改革开放的初期,国家设立了顾问一级的机构,让老干部们缓冲一下,不至于天上掉地上,地上掉井里,产生强烈心理反差。后来,又把一批老干部往人大、政协里塞,出现过“肚子大,头发白,你不下台谁下台”、“年轻人,不要急,一步一步往上提”、“老干部,你别怕,不是政协是人大”这样的顺口溜儿。现在人大、政协已经年轻化了,因为老干部越来越多,新干部越提越多。许多五十多岁就被切下来的人,没有地方可塞了,回家抱孙子。老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老干局的职能就越来越重要了。
这一支自然增长的老干部队伍,没有像大城市里的老人那样,可以跳舞、舞剑、打太极拳什么的,生活丰富多彩。靠护城河边上的那个小小的公园里,到处脏兮兮的,灌木丛生,是年轻人拥吻的地方,老干部在里边活动就有点不适宜。曾经风靡过一时的各类气功,因为打击邪教,竟然绝迹了。老干局迫于老干部们不断上访的压力,强烈呼吁县政府解决老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问题,在曹明祥书记当县长的时候,经吴国栋书记同意,咬咬牙挤出一些钱来,盖起了这座老干部活动中心。
这个活动中心纯属消耗型的建筑,对经济建设没有一点建树。但是建成了以后,老干部们有了地方归结,来自这一颇有影响力方面的七嘴八舌消失了,让领导心情宽松的作用倒是不可估量的。
在老干局筹办下,成立了老龄化协会组织,自成了一套系统。同时,养活了几个管理人员,设置了一些项目。所有的项目,唯有麻将室和门球场最火爆,其他书画、乒乓球之类的项目,到底是县城一级的人,没有那种雅兴,管理人员只得把这些撤掉,增设大家喜闻乐见的项目。这几年,年轻人喜欢桌球,老干部喜欢门球,有人就总结出,年轻人“捣蛋”了,老干部“滚蛋”了。
尽管如此,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出入这个活动中心的,入会的标准必须是退下来的副科级以上干部,因为这里不可能容纳得下这么多老干部。县城里退下来的高中教师们,在一开始就不被批准入会,后来,他们大闹一场,说自己的职称是讲师、高讲什么的,对应的级别超过了副处级,为什么不让我们到这里来?不得已,也让他们加入了这支队伍。可是,你不给荣誉时,他要争,一旦给了,反而不那么重要了。这批教师并不怎么来玩,因为他们依然感受到与显赫一时的真正干部们合不拢,相互瞧不起。只有两个体育教师是这里的常客,因为他们是门球的教练,颇受大家敬重。
刘鎏因为姑夫的原因,经常出入这里,对老干部的情况就很熟悉。刚刚开始活动的时候,进来的人首先按照在位时的职务相互称呼,依然保留了那种上下级关系的体制。没有多久,大家发现,所有的光环都是职务带来的,没有职务了,一些曾经位置显要的人,卑鄙龌龊的小人味道,立刻暴露无遗,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尊重他。在这种全新的情况下,真正心理上光明正大的老人渐渐地形成了新的领袖群体,官衔的称谓渐渐地消失了。“老变小”小孩子没有那么多禁锢。反正大家都是顽孩子,谁也不比谁尿得高。
刘鎏站在门球场外,认真地看这些人打球,脑子里却不停地思考问题。姑夫他们五个人是红队,披的马甲是红底白字,另外五个队员是白队,披的马甲是白底红字。白队的6号球员已经过了二门,正在向三门和终点柱冲刺,只见他用脚踩着自球,闪击他球,用力不准,打得不好,马上招致一片“臭球”的辱骂声,这老头性子倔,扔下球槌,蹿到叫喊最强的那个家伙跟前,伸手就是一拳,两个人立刻厮打起来,其他人急忙上前劝开,比赛才得以进行下去。
三十分钟的一场时间到了,刘鎏的姑夫所在的红队得了十九分,险胜了白队,白队的人情绪有点沮丧。刘鎏的姑夫兴高采烈地回到周边的座位上,找自己携带的矿泉水喝时,看到了刘鎏,知道刘鎏有事情找他,就脱下球衣,扔给了另一个老干部,说你不是早就着急了吗?你上吧,记住,只许赢,不许败,把今天的记录保持下去。然后对刘鎏说,大楼里太嘈杂,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回家。
老干部活动中心离刘鎏的姑夫家很近,很快就到了。
刘鎏的姑夫坐下来,在听刘鎏说自己在市里打听到的情况时,一直没有说话。刘鎏说:“姑夫,机会终于到来了,你是怎么看的?”
老人家沉思了很久,才徐徐地开口说:“公选,公选,就是公开选拔呀。以前市委也搞过,只不过是在原有的基础上略加改进而已,这一次方法、步骤与往年不一样,看来要动真格了。不过,小刘,你也别太得意,咱们中国的事情历来复杂,这里面有没有猫腻儿,谁也说不清楚。”
刘鎏说:“姑夫,我担心的也是这些,可我们究竟如何应对?”
刘鎏的姑夫说:“应对什么?全靠你自己的实力。我这些年来,仔细研究了历朝历代的吏制,很有一些心得。但凡开国元勋们,都是靠文治武功起家的。开国初期,官员实行的自然是分封制,立过战功的人,只要没有死在战场上,都能得到一个职务。咱们县一高中的第一任校长,就是一个大字不识的军人当的。那时,我在那里读书,这个校长很尊重老师,爱护学生,放开手脚让懂行的人干,直到现在,我们许多上年纪的人说起来,他确实是一高最好的一任校长。可这个军人毕竟是个粗人,当学生们顽皮时,惹他恼了,掂着手枪满院子追赶学生,一直追到了学校那个葡萄架下的井台上,把我们都吓坏了。到了和平环境中,枪杆子只能起到对国家的保卫作用,治理天下最终要靠文人,可文人就不能靠自己的功劳了,于是才有了讲政绩这样的要求。这个导向实际上是不行的,助长弄虚作假,掠夺性经营。因为大家都靠这个向上进步,不搞不行啊,这样下去,就会带来不少社会弊病,突出的现象是跑官要官。领导上常常在大会上,批评别人跑官要官,其实不跑不要怎么行?不跑不要,上级就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那些跑的要的人都用不完,怎么能够轮得上埋头苦干的?就是说这种话的主要领导,也要扪心自问,他自己有没有跑过要过?所以最终走向公选制度,从能力这个角度上选拔人才,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啊。”
刘鎏听着姑夫的谈话,不过是空泛的议论,对自己考试起不到任何作用,就没有往心里去。
老人家的谈兴越来越浓:“这些年来,国家已经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不断地进行着探索和实验,参考了日本、欧美各国的经验,把公务员制度实行了,其他方面也都在试行过程中。这种改革是缓慢渐进的,不可能一下子把原有的体制彻底打破。新体制必然是长在旧体制的肉芽上边,要达到真正的新用人制度出现,也许还要许多年才能完成这种改造。小刘,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什么猫腻儿,而是你们这一批公选上的人怎么用。要是找一些不起眼的小单位塞进去,同样是埋没和糟蹋人才。”
刘鎏说:“我听陶科长说,这一次公选是要向县级政府官员方面配备的。”
刘鎏的姑夫说:“我看未必,现在,县政府的副县长们有徐立身、戴敬烨、叶兆楠、唐国发、艾朋庆、王彪、余乐萌,又多了一个非党副县长周志茹,一共八个了,恐怕要受职数限制,不可能再增加人了。”
刘鎏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说该怎么办?”
刘鎏的姑夫说:“看来,我这个老将要出马了,我到市委组织部去,毕竟还有不少熟人,也许能够探听出一些情况的。”
刘鎏殷切地说:“姑夫,我正是这个意思。我能够保证的是考试成绩,但还有面试,评委的工作真得靠你老人家去做了。”
这时,刘鎏的手机响了起来,这是老婆叫他。刘鎏的姑夫说:“你走吧,好好复习备考,其他的事情由我来做。”
刘鎏起身回家,心里一阵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