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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访军营刀下救弟兄
范城找县委任上安官吏
弄清事情的原委并不难。祸并非起于萧墙，而是起于杨垛。杨垛这小子是县计生委派到灌河计生办挂职的副主任，在灌河任职期间，总想揽权，大家并不买他的账，他就没有捞到多少好处，所以一直怀恨在心，刚返回计生委不久，就来了一耙子，把我手下几个管计划生育的人全部告上了。机关里出了一个白眼狼，他不高兴的人就都成了病鸭子。我心里很生气，早知这个家伙是如此德性，我到这里以后就把他交给计生委了。
更叫我生气的是，管这个案件的副检察长竟是范金锁。我在县委办时，他在政法委，同楼同级别，又是老乡，称兄道弟，关系一直不错。我就恨恨地想，事前没有给打个招呼就下来办案，真如同大家说的，检察院里没朋友。看来不要说老感情，连我这个书记纱帽也没有被你们检察院放在眼里。没有当娘的不护孩子的，没有当头头的不护自己部下的，我绞尽脑汁，想把这件事情按下去。
于是，我马上进城到检察院，直接找检察长尚友林同志。“老一”对“老一”什么事都可以摊开说。听了买车的详细经过后，尚检表示，这几个年轻人实在太幼稚，就凭着对军队的信任，上了那么大的当，仔细想想，也不会有多大的渎职成分。既然是检委会定了，范检批了，总得查一下，如果没有问题，既可以对举报人有个交代，也可以洗白一下几个同志。
有了这个基调，尚检把范检喊来，共同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这范金锁大概心虚，脸上一赤一红的，直说书记老弟别介意，五六万对于一个乡镇计生办不是小数目，办渎职案正好够杠杠。
我心里虽然有气，但同志们已经犯在人家手底下，心想不可动怒，就嬉皮笑脸地先和他开了一通玩笑，缓解了紧张空气。然后我们商量怎么查。范金锁的意见是，只有去北京找总根子，否则，不可能查清楚。
我心里说“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小子办案是假，想借机到北京玩玩是真的。又一转念，这样也好，无非是让计生办多花点钱，多“渎点职”罢了。俗话说，养女不说饭钱，办案不说经费，为了一块钱的案子花上个万儿八千的也不足为怪。这样一来，不在灌河地面上搞地震了，是个好事儿，免得闹得沸沸扬扬，上上下下人心浮动，让杨垛那个奸诈的小人得计。于是，同意亲自陪同范检去北京走上一遭儿。
不到北京不知官小，我们到北京折腾了一个星期，什么也没有搞到。去“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真正是“后”门深似海，拿着县一级的介绍信，人家连大门都不让进。我们又去了西城卫戍区，车留在外边，由一个战士带领，进大门，穿过柳林，走过花径，在这么一个大花园式的营房里，走了二十多分钟，才走到一个比较差劲的院落，出来了一个指导员接待，一口云南普通话，与范检的范城土话对得干瞪眼，直着急，没有听得懂几句有用处的话。碍于军政关系，人家把我们几个土包子客气地送出大院。后来，我们决定去军事法庭，了解案件处理情况，结果要找的人一个也找不到，问询了一下，才知道军队发生的案子，一般不与地方打交道，这也许是家丑不可外扬，怕自毁长城、有损人民军队形象的意思。
总之，越查下去，范检就越泄气，开始，我俩每天都要喝一瓶二锅头，后来增加到每天一瓶半，最后两天干脆达到两瓶。越喝我俩越亲热，我就问他：“金锁哥，老弟咋得罪你了，你查我灌河的案子，连个招呼都不给打一下？”
他舌头硬着，白拉个眼珠子，说：“老弟，我朝你生气。当上书记了，就看不起弟兄们了，咱闺女出门时，想请你到场给个光彩，把你安排在第一席，结果你只给礼送到了，人没有到，叫哥我多没有面子！要知道礼到人不到，不如隔墙搁哇。从此，我一直觉得咱老家的老乡中，虽说就咱俩厚，可就你不够意思。”
我恍然大悟，是有这么回事儿。因为那时刚到灌河，整天就是忙，这件事情就做得有点差距，覆水难收啊。现在人家金锁兄争这个礼儿，虽然小肚鸡肠，倒也更显得我在他心目中有重要的位置。于是，所有气恼冰化雪消，只有解释和赔不是的份儿了。
说透了，更加没啥。范检说，案子是检委会定的，按照法律程序，最后得有个结果。我力争来个不诉处理，请兄弟一定放心。这几天，我他妈的算看透了，人跟人就是不同，在北京这地方上班，门楼头高一点，王八蛋也能当上大爷！不查他妈的x了，玩一阵子回去。
当一把手的，说穿了，就是管人的。手底下百十号人，升迁去留，晋级调职，都操纵在你的手里。有时，连婚丧嫁娶也得过问，不然，你就不成为一个称职的当家人了，大家敬畏你的一个重要因素，无非就是你能够管着他们。
干部队伍中，最看重的是进步了。进步就是晋升的代名词，为了“进步”人们的办法很多，节日啦、喜庆啦、长疮啦、害病啦，都给大家向书记表忠心、上心意的机会。风气已经不正，扭转乾坤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你在位置上明白了这些，就不是一个糊涂蛋，处理起这类事情就会不温不火。手下人都希望进步，也得分个轻重缓急和条件机遇。对手下的每一个人，他的工作表现如何，当头头的，心里要有一杆秤，因为全体人员心里都有一杆秤。
眼看来到灌河两年多了，一条念念不忘的工作，就是多争取提拔几个人，人才越拔越旺，大家有了希望就会更加努力工作。一把手跑组织部门勤一些，就可以吃到尖碗。以至于县委办的弟兄们“咬槽”说，现在老主任不肯回娘家了，光走组织部的门子了。
在我上任一年多时，听说县里要从女干部中选一批副科级组织员，我就抓紧把计生办的副主任陈兰云给报了上去，一炮打响。接着，春亭出了事儿，我给吴书记、徐县长、副书记、组织部长讲清，并征得他们的同意，新的镇长一定要在灌河现任班子成员中选拔。所以，大家都把组织书记左平奇当成了镇长接班人，宣布春亭到县里工作后，大家就开始戏称“左镇长”了，平奇开始脸红心跳，拒绝这么称呼，见我笑眯眯的一直处于默认状态，同时在分工上调整了他的主要工作，让副书记井春跃开始操心组织人事方面的事情，这情况更趋于明朗化。平奇尽管没有越位，我确实一度把他当镇长使用了。
在当年年底考核时，我一方面把考核组的同志们灌醉，一方面要求他们给我好好向上汇报，多给我推荐人。都是在大院里出来的，我又一直是县委书... -->>
北京访军营刀下救弟兄
范城找县委任上安官吏
弄清事情的原委并不难。祸并非起于萧墙，而是起于杨垛。杨垛这小子是县计生委派到灌河计生办挂职的副主任，在灌河任职期间，总想揽权，大家并不买他的账，他就没有捞到多少好处，所以一直怀恨在心，刚返回计生委不久，就来了一耙子，把我手下几个管计划生育的人全部告上了。机关里出了一个白眼狼，他不高兴的人就都成了病鸭子。我心里很生气，早知这个家伙是如此德性，我到这里以后就把他交给计生委了。
更叫我生气的是，管这个案件的副检察长竟是范金锁。我在县委办时，他在政法委，同楼同级别，又是老乡，称兄道弟，关系一直不错。我就恨恨地想，事前没有给打个招呼就下来办案，真如同大家说的，检察院里没朋友。看来不要说老感情，连我这个书记纱帽也没有被你们检察院放在眼里。没有当娘的不护孩子的，没有当头头的不护自己部下的，我绞尽脑汁，想把这件事情按下去。
于是，我马上进城到检察院，直接找检察长尚友林同志。“老一”对“老一”什么事都可以摊开说。听了买车的详细经过后，尚检表示，这几个年轻人实在太幼稚，就凭着对军队的信任，上了那么大的当，仔细想想，也不会有多大的渎职成分。既然是检委会定了，范检批了，总得查一下，如果没有问题，既可以对举报人有个交代，也可以洗白一下几个同志。
有了这个基调，尚检把范检喊来，共同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这范金锁大概心虚，脸上一赤一红的，直说书记老弟别介意，五六万对于一个乡镇计生办不是小数目，办渎职案正好够杠杠。
我心里虽然有气，但同志们已经犯在人家手底下，心想不可动怒，就嬉皮笑脸地先和他开了一通玩笑，缓解了紧张空气。然后我们商量怎么查。范金锁的意见是，只有去北京找总根子，否则，不可能查清楚。
我心里说“醉翁之意不在酒”你小子办案是假，想借机到北京玩玩是真的。又一转念，这样也好，无非是让计生办多花点钱，多“渎点职”罢了。俗话说，养女不说饭钱，办案不说经费，为了一块钱的案子花上个万儿八千的也不足为怪。这样一来，不在灌河地面上搞地震了，是个好事儿，免得闹得沸沸扬扬，上上下下人心浮动，让杨垛那个奸诈的小人得计。于是，同意亲自陪同范检去北京走上一遭儿。
不到北京不知官小，我们到北京折腾了一个星期，什么也没有搞到。去“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真正是“后”门深似海，拿着县一级的介绍信，人家连大门都不让进。我们又去了西城卫戍区，车留在外边，由一个战士带领，进大门，穿过柳林，走过花径，在这么一个大花园式的营房里，走了二十多分钟，才走到一个比较差劲的院落，出来了一个指导员接待，一口云南普通话，与范检的范城土话对得干瞪眼，直着急，没有听得懂几句有用处的话。碍于军政关系，人家把我们几个土包子客气地送出大院。后来，我们决定去军事法庭，了解案件处理情况，结果要找的人一个也找不到，问询了一下，才知道军队发生的案子，一般不与地方打交道，这也许是家丑不可外扬，怕自毁长城、有损人民军队形象的意思。
总之，越查下去，范检就越泄气，开始，我俩每天都要喝一瓶二锅头，后来增加到每天一瓶半，最后两天干脆达到两瓶。越喝我俩越亲热，我就问他：“金锁哥，老弟咋得罪你了，你查我灌河的案子，连个招呼都不给打一下？”
他舌头硬着，白拉个眼珠子，说：“老弟，我朝你生气。当上书记了，就看不起弟兄们了，咱闺女出门时，想请你到场给个光彩，把你安排在第一席，结果你只给礼送到了，人没有到，叫哥我多没有面子！要知道礼到人不到，不如隔墙搁哇。从此，我一直觉得咱老家的老乡中，虽说就咱俩厚，可就你不够意思。”
我恍然大悟，是有这么回事儿。因为那时刚到灌河，整天就是忙，这件事情就做得有点差距，覆水难收啊。现在人家金锁兄争这个礼儿，虽然小肚鸡肠，倒也更显得我在他心目中有重要的位置。于是，所有气恼冰化雪消，只有解释和赔不是的份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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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队伍中，最看重的是进步了。进步就是晋升的代名词，为了“进步”人们的办法很多，节日啦、喜庆啦、长疮啦、害病啦，都给大家向书记表忠心、上心意的机会。风气已经不正，扭转乾坤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你在位置上明白了这些，就不是一个糊涂蛋，处理起这类事情就会不温不火。手下人都希望进步，也得分个轻重缓急和条件机遇。对手下的每一个人，他的工作表现如何，当头头的，心里要有一杆秤，因为全体人员心里都有一杆秤。
眼看来到灌河两年多了，一条念念不忘的工作，就是多争取提拔几个人，人才越拔越旺，大家有了希望就会更加努力工作。一把手跑组织部门勤一些，就可以吃到尖碗。以至于县委办的弟兄们“咬槽”说，现在老主任不肯回娘家了，光走组织部的门子了。
在我上任一年多时，听说县里要从女干部中选一批副科级组织员，我就抓紧把计生办的副主任陈兰云给报了上去，一炮打响。接着，春亭出了事儿，我给吴书记、徐县长、副书记、组织部长讲清，并征得他们的同意，新的镇长一定要在灌河现任班子成员中选拔。所以，大家都把组织书记左平奇当成了镇长接班人，宣布春亭到县里工作后，大家就开始戏称“左镇长”了，平奇开始脸红心跳，拒绝这么称呼，见我笑眯眯的一直处于默认状态，同时在分工上调整了他的主要工作，让副书记井春跃开始操心组织人事方面的事情，这情况更趋于明朗化。平奇尽管没有越位，我确实一度把他当镇长使用了。
在当年年底考核时，我一方面把考核组的同志们灌醉，一方面要求他们给我好好向上汇报，多给我推荐人。都是在大院里出来的，我又一直是县委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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