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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比学生还多，没有办法，只好办起几个初中班，就地招一些初中学生填饱肚皮。就因为这个学校连年没有一个学生能够考上大学，广远在一次全镇三级干部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他们，说：“看看你们把这学校办成什么样子，群众打麻将出张时都说：‘出一张高中！’一看是张白板！”这句话伤了坐在下面开会的秦校长，当场拂袖而去，会议一散立刻找到曲书记算账。不客气地说他不懂教育，不该在台子上胡说八道。这个人既是教育界的权威人士，又是当地的知名人士，广远兄不敢过多得罪，只得安抚了事，从此不再喜欢掺和教育上的事情。为此，秦校长常常耿耿于怀，至今仍然对曲广远不感冒。
后来，老镇长周礼让、老教师林恒昌等人上了建议书，我看到上边有一条内容是，作为一个中原名镇，连一所完整的初级中学都没有，弄得长年“高中穿靴，小学戴帽”实在是一件“咄咄怪事”灌河人没有文化不行！灌河人没有初中不行！下一代人不能毁在我们手里！强烈呼吁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抓紧着手解决建设初中的问题。不然，党心不答应，民心不答应！谁不重视这个问题，他就将沦为对不起灌河人民的千古罪人！言辞之激烈，好像不办一所初中，我这江山都难以坐稳似的，叫人难以承受。我越发觉得不以为然，感到这几个老同志真是“文革”遗风，一笑就把这一建议书置于脑后。
3月下旬的一天，镇小学的齐校长急急火火跑来，一定要见到我。还说，这事情不越级不行了，因为学校的房子塌了。我一听，事情比较严重，就马上带几个人到学校去察看。幸亏是在夜里，一个教室的后墙倒了，没有砸着学生，看了以后，脊背上嗖嗖直冒汗。这就是所谓“戴初中帽子”的小学。齐校长反映，现在的体制是，村里负责小学的修缮建设，镇里负责初中的修缮建设。由于我这里有初中班，东关、西关两个村支部、村委会就比着不管。让我这个不伦不类的小学不小学、中学不中学的校长作难。于是，我们把两个村的支书、主任叫来，狠狠地熊了他们一通。高压之下，两个村很快行动，把房子修理好了。从此，才引起了我对办镇初级中学的高度重视。
在老同志和教育部门参加的座谈会上，大家慷慨陈词，把建设镇中说成是灌河镇的头等大事。抓教育的副镇长鲁新慧激动地说：“贺书记，你总算是第一个重视教育的书记。你就是不解决问题，光开一个这样的座谈会，就叫我这个抓教育的副镇长知足了。过去，我反映学校的问题，从来都是排不上号。有时候，我要是强说上几句，领导就要批评，弄得我哭了好几场——”说着说着，又掏出手帕擦泪。
副书记井春跃说：“小慧呀小慧，过去是不是挨了书记的批评后，在机关不敢吭声，回去拿姜保兴出气，夜里没有心情办事，不让保兴挨你身子？”
大家哄堂大笑，鲁新慧哭笑着说：“看看井书记的死样哩，人家说的是正事。”也就打住。
大家谈到，抗日战争时期，卞州的大学教授们纷纷跑到了灌河这个深山区避难，一时间，山沟里群贤云集。当时地方有名的绅士、后来当了伪县长、解放后被镇压的郑再兴先生，收留了这些国宝级的知识分子，办了一所“灌河中学”这所中学虽然没有办上几届新中国就成立了，却培养和感染了一代人，树立了良好的学风。那一批莘莘学子，在校时候已经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控制，还闹过几回学潮，声援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毕业后，即将解放，这些人年纪尚幼，并没有为国民党政府出过力，却为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干部。现在，全国到处都有原“灌河中学”的学生，像北京的大画家梵清，范城县第一任县长、现鸭阳市政府退下来的副专员章世龙等，这些人经常给林恒昌等老校友来信，询问老灌河中学其他校友的近况。
说到这里，周礼让激愤地责问：“过去国民党官员能办成的事情，现在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办成？”
我听了觉得好笑，这犯得着和国民党比吗？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就问几个老同志，这灌河中学在群众中影响怎样？大家纷纷表示，咱灌河的老百姓，谁人不知道灌河中学？都很怀念“灌中”啊。
我说：“好！为了使这件事情办得有吸引力、号召力，我们不再提办镇中，只说是恢复重建‘灌河中学’行不行？”
大家一致叫好，只有教办室主任田万春说：“贺书记，只怕这学校的名字在县教委通不过。”
林恒昌老师说：“田主任，不要紧，香港都能一国两制嘛，我们就不能一个学校两块牌子？”
我说：“这好办，我去教委交涉。”
议来议去，我开始拍板，我说，恢复重建这个“灌河中学”上符国策，下合民意，必须横下一条心，必办，快办。不仅要办，还要一步到位，建设得符合国家级标准。现在镇里很难拿出这一笔巨款，没有钱怎么办？基本的办法是，强力组织集资，大力倡导捐资，严格使用筹资。捐资这个方法，过去从来没有搞过，是到了老同志们立功的时候了。我们成立一个捐资助学领导小组，我任组长，刘镇长任副组长，几个老同志为成员。到动员大会上，我们大家以及各部门领导带头捐资，要搞出声势。同时，办公室要把凡是在灌河干过的老领导和灌河籍的在外人员一网打尽，全部澄清底子，远的发信，近的就让老同志们分组上门相邀。你们要把“文革”中批判过的“武训精神”发扬光大：“打我一拳给两个钱，揣我一脚给五个钱！”为了灌河人民的长远利益，吃苦受罪，也要多多筹措到捐资！
说到这时，林恒昌老师激动地建议：“贺书记，我建议将捐资人刻在石碑上，青史留名！”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我表态说：“行！就这么办！”
然后，要安排开一个集资办学的动员大会。我说：“大会就由刘镇长主持。田主任，你为主讲，必须准备一个好的发言，要求你必须做到两条，一是能把听众讲得掉泪；二是代表全镇教育战线对全镇人民赌咒发誓，一定要把教育、教学的质量搞上去。不然，没有人动心，就不会有人出钱。你讲以后，我再做动员报告。必须对大家强调指出，这个工作，是全镇党员干部的一场攻坚战，‘火大不怕柴火湿’，一定要把问题讲透，困难讲够，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形成全镇的大气候。”最后，又根据测算，定了集资任务标准、开大会时间、分包办法等一系列的细节，由政府秘书郑富贵去准备会议的所有文件材料。其他同志按照分工，把这一件大事办好。会开得成功的标志就是大家情绪高涨，十分激动，就好像一个新的中学真的盖好了一样。
4月8日的大会开得当然很成功。会后，我问几个支部书记，会上我讲的东西，你们记住没有？大家说：“记住了，记住了。”
我说：“都记住些啥？”
青石沟村支部书记钱春来说：“你说了嘛，‘就这，我动员，你动劲’呗。”好家伙，开了一大晌大会，他就记住了这么一句，不过也确实是最关键的一句。好在是，全镇上下确实动了真劲，第一天就集了四十多万，我也基本放下心来。
正是：前车当可鉴，后代须不忘。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老师比学生还多，没有办法，只好办起几个初中班，就地招一些初中学生填饱肚皮。就因为这个学校连年没有一个学生能够考上大学，广远在一次全镇三级干部大会上，狠狠地批评了他们，说：“看看你们把这学校办成什么样子，群众打麻将出张时都说：‘出一张高中！’一看是张白板！”这句话伤了坐在下面开会的秦校长，当场拂袖而去，会议一散立刻找到曲书记算账。不客气地说他不懂教育，不该在台子上胡说八道。这个人既是教育界的权威人士，又是当地的知名人士，广远兄不敢过多得罪，只得安抚了事，从此不再喜欢掺和教育上的事情。为此，秦校长常常耿耿于怀，至今仍然对曲广远不感冒。
后来，老镇长周礼让、老教师林恒昌等人上了建议书，我看到上边有一条内容是，作为一个中原名镇，连一所完整的初级中学都没有，弄得长年“高中穿靴，小学戴帽”实在是一件“咄咄怪事”灌河人没有文化不行！灌河人没有初中不行！下一代人不能毁在我们手里！强烈呼吁新上任的党委书记，抓紧着手解决建设初中的问题。不然，党心不答应，民心不答应！谁不重视这个问题，他就将沦为对不起灌河人民的千古罪人！言辞之激烈，好像不办一所初中，我这江山都难以坐稳似的，叫人难以承受。我越发觉得不以为然，感到这几个老同志真是“文革”遗风，一笑就把这一建议书置于脑后。
3月下旬的一天，镇小学的齐校长急急火火跑来，一定要见到我。还说，这事情不越级不行了，因为学校的房子塌了。我一听，事情比较严重，就马上带几个人到学校去察看。幸亏是在夜里，一个教室的后墙倒了，没有砸着学生，看了以后，脊背上嗖嗖直冒汗。这就是所谓“戴初中帽子”的小学。齐校长反映，现在的体制是，村里负责小学的修缮建设，镇里负责初中的修缮建设。由于我这里有初中班，东关、西关两个村支部、村委会就比着不管。让我这个不伦不类的小学不小学、中学不中学的校长作难。于是，我们把两个村的支书、主任叫来，狠狠地熊了他们一通。高压之下，两个村很快行动，把房子修理好了。从此，才引起了我对办镇初级中学的高度重视。
在老同志和教育部门参加的座谈会上，大家慷慨陈词，把建设镇中说成是灌河镇的头等大事。抓教育的副镇长鲁新慧激动地说：“贺书记，你总算是第一个重视教育的书记。你就是不解决问题，光开一个这样的座谈会，就叫我这个抓教育的副镇长知足了。过去，我反映学校的问题，从来都是排不上号。有时候，我要是强说上几句，领导就要批评，弄得我哭了好几场——”说着说着，又掏出手帕擦泪。
副书记井春跃说：“小慧呀小慧，过去是不是挨了书记的批评后，在机关不敢吭声，回去拿姜保兴出气，夜里没有心情办事，不让保兴挨你身子？”
大家哄堂大笑，鲁新慧哭笑着说：“看看井书记的死样哩，人家说的是正事。”也就打住。
大家谈到，抗日战争时期，卞州的大学教授们纷纷跑到了灌河这个深山区避难，一时间，山沟里群贤云集。当时地方有名的绅士、后来当了伪县长、解放后被镇压的郑再兴先生，收留了这些国宝级的知识分子，办了一所“灌河中学”这所中学虽然没有办上几届新中国就成立了，却培养和感染了一代人，树立了良好的学风。那一批莘莘学子，在校时候已经被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所控制，还闹过几回学潮，声援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毕业后，即将解放，这些人年纪尚幼，并没有为国民党政府出过力，却为共产党培养了一批干部。现在，全国到处都有原“灌河中学”的学生，像北京的大画家梵清，范城县第一任县长、现鸭阳市政府退下来的副专员章世龙等，这些人经常给林恒昌等老校友来信，询问老灌河中学其他校友的近况。
说到这里，周礼让激愤地责问：“过去国民党官员能办成的事情，现在共产党为什么不能办成？”
我听了觉得好笑，这犯得着和国民党比吗？忽然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就问几个老同志，这灌河中学在群众中影响怎样？大家纷纷表示，咱灌河的老百姓，谁人不知道灌河中学？都很怀念“灌中”啊。
我说：“好！为了使这件事情办得有吸引力、号召力，我们不再提办镇中，只说是恢复重建‘灌河中学’行不行？”
大家一致叫好，只有教办室主任田万春说：“贺书记，只怕这学校的名字在县教委通不过。”
林恒昌老师说：“田主任，不要紧，香港都能一国两制嘛，我们就不能一个学校两块牌子？”
我说：“这好办，我去教委交涉。”
议来议去，我开始拍板，我说，恢复重建这个“灌河中学”上符国策，下合民意，必须横下一条心，必办，快办。不仅要办，还要一步到位，建设得符合国家级标准。现在镇里很难拿出这一笔巨款，没有钱怎么办？基本的办法是，强力组织集资，大力倡导捐资，严格使用筹资。捐资这个方法，过去从来没有搞过，是到了老同志们立功的时候了。我们成立一个捐资助学领导小组，我任组长，刘镇长任副组长，几个老同志为成员。到动员大会上，我们大家以及各部门领导带头捐资，要搞出声势。同时，办公室要把凡是在灌河干过的老领导和灌河籍的在外人员一网打尽，全部澄清底子，远的发信，近的就让老同志们分组上门相邀。你们要把“文革”中批判过的“武训精神”发扬光大：“打我一拳给两个钱，揣我一脚给五个钱！”为了灌河人民的长远利益，吃苦受罪，也要多多筹措到捐资！
说到这时，林恒昌老师激动地建议：“贺书记，我建议将捐资人刻在石碑上，青史留名！”大家都说：“这个主意好！”我表态说：“行！就这么办！”
然后，要安排开一个集资办学的动员大会。我说：“大会就由刘镇长主持。田主任，你为主讲，必须准备一个好的发言，要求你必须做到两条，一是能把听众讲得掉泪；二是代表全镇教育战线对全镇人民赌咒发誓，一定要把教育、教学的质量搞上去。不然，没有人动心，就不会有人出钱。你讲以后，我再做动员报告。必须对大家强调指出，这个工作，是全镇党员干部的一场攻坚战，‘火大不怕柴火湿’，一定要把问题讲透，困难讲够，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形成全镇的大气候。”最后，又根据测算，定了集资任务标准、开大会时间、分包办法等一系列的细节，由政府秘书郑富贵去准备会议的所有文件材料。其他同志按照分工，把这一件大事办好。会开得成功的标志就是大家情绪高涨，十分激动，就好像一个新的中学真的盖好了一样。
4月8日的大会开得当然很成功。会后，我问几个支部书记，会上我讲的东西，你们记住没有？大家说：“记住了，记住了。”
我说：“都记住些啥？”
青石沟村支部书记钱春来说：“你说了嘛，‘就这，我动员，你动劲’呗。”好家伙，开了一大晌大会，他就记住了这么一句，不过也确实是最关键的一句。好在是，全镇上下确实动了真劲，第一天就集了四十多万，我也基本放下心来。
正是：前车当可鉴，后代须不忘。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