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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中的比重则从1913年的13。9%下降到1929年的10。8%,工业品出口占世界份额从26%下降到22%,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最高年份逆差竟达4亿英镑。贸易逆差越来越高,也使英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力量越来越强。1915年,英国已经以筹措战争经费为由,对进口汽车、钟表、乐器和电影等征收33。3%的从价税。这种关税直到1924年(战争结束后第7年)才被工党政府终止,但1925年保守党政府又重新开征,而且范围有所扩大。英国工业缺乏竞争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恢复金本位制时英镑的定价过高。虽然如此,由于有国际投资利润回流,英国的国际收支还勉强保持平衡。
随着人民军在军事上力量的增加,单纯从军事上给予恐吓已不能抑制民国政府对英政府的强硬。而在经济上,民国主要依靠刺激内需(主要是国家垄断的力量建交通、工业、农业等)而非贸易的扩大,使英国在财税上的筹码越来越微弱。面对张汉卿的强硬,英租界当局不得已用了另一个绝招。
张汉卿进入上海未满10天,一个严重危机----通货膨胀便步步逼近了。这也是帝国主义导致的祸害。本来中国是银本位的国家,白银在中国是货币;但是由于欧美等国早已实现了信用货币制度,白银在他们为资产。当国际贸易平衡时,这种危害还不能显现,但当外国有意颠覆中国的货币政策时,通过国际市场上的银价涨跌,便极有利于达到对方的目的。
在中国政府与英国通过经济拉距战达到政治目的的时候,英国政府利用其在金融上的垄断或主导地位,别出心裁地导演了一场金融战。6月2日,伦敦期货市场上银价暴跌,消息传到上海,引起证券市场一片哗然。接着银元价值被严重低评,引起物价飞涨。
初时张汉卿并不以为意:银元毕竟不是纸钞,那是货真价实的硬通货。在中国对外依赖程度还不高的现在,只要中国不发生大的灾荒,粮价稳定,金融基础就是稳定的,这是常识。
可是从6月5日起,上海市面上充斥着一股“屯积”热。因为中英之战有越来越热之势,特别是黄浦江上的英国军舰开始炮击以后,以英资为首的外国资本纷纷转移资产,租界内外实业家们一方面亦将财产转移,一方面也不得已添置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应付可能的物资短缺。谣言越来越烈,市民们加入抢购行列。继尔沪上陷入了屯积粮食、药品的经济大恐慌,上演了全民排队购大米,而米库一面宣称告馨,一面又按奸商指令囤积居奇,以赚取更大利润。
这样一来,市面更见紧张,米、布、鞋、盐、食用油价格均应声而起,到最后连民用煤炭价格也飙升----虽然现时已处盛夏,基本上除了发电厂外,市民日用量所需均近固定。
人民政府为扭转这一局面,张汉卿坐镇上海,号召市民交兑金银外汇,企图以此换回银元的信心。但由于市民吃够了银元贬值之苦,在物价刚有好转即纷纷用银元换大米,米贩子乘机兴风作浪哄抬价格,结果原本100斤大米值9块银元值,一星期内就涨到14元。物价飞涨,工厂难以经营,许多产业资本便转化为投机资本,反过来更加剧通货膨胀。如此不消一个月,银元就会被赶出上海,人民党就会立不住脚。
贸易中的比重则从1913年的13。9%下降到1929年的10。8%,工业品出口占世界份额从26%下降到22%,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最高年份逆差竟达4亿英镑。贸易逆差越来越高,也使英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力量越来越强。1915年,英国已经以筹措战争经费为由,对进口汽车、钟表、乐器和电影等征收33。3%的从价税。这种关税直到1924年(战争结束后第7年)才被工党政府终止,但1925年保守党政府又重新开征,而且范围有所扩大。英国工业缺乏竞争力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恢复金本位制时英镑的定价过高。虽然如此,由于有国际投资利润回流,英国的国际收支还勉强保持平衡。
随着人民军在军事上力量的增加,单纯从军事上给予恐吓已不能抑制民国政府对英政府的强硬。而在经济上,民国主要依靠刺激内需(主要是国家垄断的力量建交通、工业、农业等)而非贸易的扩大,使英国在财税上的筹码越来越微弱。面对张汉卿的强硬,英租界当局不得已用了另一个绝招。
张汉卿进入上海未满10天,一个严重危机----通货膨胀便步步逼近了。这也是帝国主义导致的祸害。本来中国是银本位的国家,白银在中国是货币;但是由于欧美等国早已实现了信用货币制度,白银在他们为资产。当国际贸易平衡时,这种危害还不能显现,但当外国有意颠覆中国的货币政策时,通过国际市场上的银价涨跌,便极有利于达到对方的目的。
在中国政府与英国通过经济拉距战达到政治目的的时候,英国政府利用其在金融上的垄断或主导地位,别出心裁地导演了一场金融战。6月2日,伦敦期货市场上银价暴跌,消息传到上海,引起证券市场一片哗然。接着银元价值被严重低评,引起物价飞涨。
初时张汉卿并不以为意:银元毕竟不是纸钞,那是货真价实的硬通货。在中国对外依赖程度还不高的现在,只要中国不发生大的灾荒,粮价稳定,金融基础就是稳定的,这是常识。
可是从6月5日起,上海市面上充斥着一股“屯积”热。因为中英之战有越来越热之势,特别是黄浦江上的英国军舰开始炮击以后,以英资为首的外国资本纷纷转移资产,租界内外实业家们一方面亦将财产转移,一方面也不得已添置了一些生活必需品,以应付可能的物资短缺。谣言越来越烈,市民们加入抢购行列。继尔沪上陷入了屯积粮食、药品的经济大恐慌,上演了全民排队购大米,而米库一面宣称告馨,一面又按奸商指令囤积居奇,以赚取更大利润。
这样一来,市面更见紧张,米、布、鞋、盐、食用油价格均应声而起,到最后连民用煤炭价格也飙升----虽然现时已处盛夏,基本上除了发电厂外,市民日用量所需均近固定。
人民政府为扭转这一局面,张汉卿坐镇上海,号召市民交兑金银外汇,企图以此换回银元的信心。但由于市民吃够了银元贬值之苦,在物价刚有好转即纷纷用银元换大米,米贩子乘机兴风作浪哄抬价格,结果原本100斤大米值9块银元值,一星期内就涨到14元。物价飞涨,工厂难以经营,许多产业资本便转化为投机资本,反过来更加剧通货膨胀。如此不消一个月,银元就会被赶出上海,人民党就会立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