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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那时我们都非常关心政治，一本封面上印着“仅供中央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阅”的南斯拉夫老**人德热拉斯在铁托的狱中写就的新阶级，几乎被我们翻烂。
然而，黎海民很快便把自己的兴趣进行了战略转移，转移到各式各样的女人身上。
那时我们还很正人君子，远远不像后来那样放浪形骸。
我记得那是个五一节，我们一群朋友在餐馆里聚会，黎海民带来了几个打扮得很妖娆的女孩子。我们也并不是没有和女孩子一起喝过酒，但那仅限于我们同样出身的姐妹，在我们心中，她们并没有太多异性的感觉跟我们穿一样的皮夹克，一样的洗得发白的学生蓝和国防绿，一样用大碗喝啤酒。这些女孩子不一样她们抹着口红，她们穿著高跟鞋，上边穿著显示出腰肢和胸部的时装，下边则是当时最时髦的喇叭裤。而且，每人都是一头披肩发。在当年的中国，喇叭裤和披肩发甚至比西单民主墙还让政府觉得离经叛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经向全世界广播了中国**北京市委员会的一个通告：不准穿喇叭裤和留披肩发的人进入市委和市政府大门。接着还向全世界广播了一份什么青年组织的倡议书，号召全体青年不穿喇叭裤不留披肩发，让帝修反的和平演变阴谋彻底破产。现在的青年人看了我这段描述可能会以为我是在呓语，但我们确实从这样的时代走来。可笑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在最得开放空气之先的广州市，连文艺晚会歌手是站在麦克风前唱还是把麦克风拿在手中唱都成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至于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哭笑不得，说他不明白为什么站在那儿唱就是无产阶级，而把麦克风拿在手里唱就成了资产阶级？最后他裁定想怎么唱就怎么唱。
还是说这几个女孩子吧。黎海民安排她们花插着坐，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身边都坐着一个女孩子。气氛当然很热烈，这些女孩子和我们娇滴滴地说话，会假装生气又随即大笑，会斜着眼睛看你，一付烟视媚行的样子，会撒娇，会跺着脚喊“讨厌讨厌讨厌！”而这些，我们的姐妹完全不会。
没有人再谈政治我们太脆弱了。
当天下午，黎海民同其中一个女孩子做了爱。当他炫耀般把这事儿告诉我们时，我们都大吃一惊：这么迅速？这么简单？这是犯法的呀！
从此，我们都叫他西门大官人。
他得意地接受了这个绰号。
自从父亲平反复职，黎海民便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乐天派，到处都能听到他那哈哈的笑声。
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他的顶头上司广播电台台长的公子不知为什么成了刑事犯，他便来找我活动看是不是可以不判刑，劳教几年算了。我老爸当时正分管公安，说话当然是有份量的。他也许早在台长面前夸下海口，说和我家关系如何如何之类。台长眉开眼笑，如释重负，赶快把这千斤重担放到了黎海民肩上。
他来跑过几次，但那时的社会风气和现在不能比，没人会为这种事讲话，结果台长的公子被判了十年徒刑。有一天我偶然问起他这件事，他说：“判刑了，十年。他妈的台长都不理我了。”然后哈哈大笑不止。
后来好一阵子听不到他的笑声了，便打听，原来他已经借调到北京去了，在中国农民报当编辑。
我那时常到北京乱跑，因为坐火车不用花钱我们的一位朋友当时在铁路公安局工作，任务是反修特，实施方式是每周两次乘车去北京，在北京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到了边境口岸二连浩特再返回来。
就这么点事儿。
我于是就跟着他往北京穷跑，坐软卧吃大餐不用考虑钱的事儿。
听说他调到北京了，我们几个朋友就决定去北京找他玩儿，一起登上了反修列车。
到了先给他打电话，约他中午出来吃饭。一听有饭局，还是老朋友专程来北京请他吃饭，乐得哈哈大笑。那时的饭菜真便宜，东风市场二楼餐厅，七八个人胡吃海塞一顿也就十几不到二十块钱。吃饱喝足没地儿去了，黎海民说到我单位喝茶去。大家说好，就一起去。他们那报社就在王府井大街上，十几分钟就到了，我记得是一个破院子，和新观察好像在一起。
临进门儿，黎海民就嘱咐我们说话小声点儿，说是中午大家都在午睡。这我明白，全世界就咱中国人睡眠不足，一到中午就迷忽。党和政府一看也干不成别的，就决定顺应民意，一律开睡。进去一看果然，大伙儿都在自个儿办公桌上趴着睡呢，屋里只有一张行军床，上面躺了个大肚子胖老头儿，正咧着嘴一儿声高一声儿低的打鼾。黎海民说那是我们社长兼总编。条件儿实在够简陋的，跟现在不能比。
黎海民给我们沏上茶，就开始闲扯。他嘱咐我们说话小声儿，自个儿却忘了，说话比谁都声儿高。有同事表示抗议了，说大中午的你们不能小点儿声儿？黎海民倒来劲了“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也不睁眼看看，我行走江湖时的哥儿们来了，能小声儿吗？”
那人再不说话，又趴桌上了。
黎海民是个爱笑爱闹的人，让他跟一帮朋友在一起而不笑不闹，还不如让他去死。才片刻功夫，他就和我们的执行反修特任务的警察朋友在宽敞的办公室里追逐起来。他绕着桌子跑，一边跑还一边招他“来呀！来呀！”我们那朋友到底是警察，几步就追上了黎海民，双手往他肋间一抱，他被碰到了痒痒肉，哈哈大笑起来。朋友一看这招儿灵，使足了力气挠他痒痒。他又蹦又跳，最后一跃而起扑到胖总编肚子上，一边大笑不止，一边还四肢乱挣。
我们一齐拍手喝彩。
他因此失掉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
他毫无沮丧，直接从北京去了广州，在广东省外贸进出口公司做了个部门小经理。而且不光他去了，太太也调去了，在刚刚建成的白天鹅宾馆干一份闲差。我知道这一定是得了那位领导人的济，他刚复出时在那里任过省委书记的。
从他到广州以后，我们就难得见面了。我也去过几次广州，可每次他偏偏都不在。后来听说他去了希腊，发财了。慢慢的，大家都忙，也就忘了这个人了。
1996年春天我回国组织集装箱，他突然找上门儿来了。多年未见，十分欢喜。问及他父母和太太情况，才知道他父亲后来调任天津一所大学任校长，长，先是举家迁往天津，后来老爸又调商业部任职，全家又迁往北京。如今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还十分硬朗，在北京孀居。太太一个人在广州工作，儿子今年高考，目标是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又瞎扯了一气，他突然提出要去布拉格发展，希望我能给他发邀请书并做经济担保。我说你在希腊好好的，到捷克干什么？希腊怎么说也是老牌资本主义，又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难道不比捷克好？
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我也压根儿没往心里去。
几天以后，我有事匆匆去了北京，在一家宾馆住着。黎海民脚跟脚也来了，他家在北京，可天天到我这儿来蹭饭。有时我一大早出去办事，中午回来得晚，一进大堂，准能看见他在沙发里坐着。见我进来，欢喜得很，我赶紧招呼他去餐厅吃饭。有时我已经吃过了，怕他一个人吃不好意思，还得再陪他吃点，弄得胃胀不已。
有一天中午没回来，在外面请人吃饭。晚上回来可真迟了，已经快十点了。我想他一定不在了，也不知午饭和晚饭在哪儿吃的，还挺惦记。
下了taxi正要进宾馆，忽然看见黑地儿里坐着一个人正在哈哈得笑。不用问，肯定没吃饭，赶紧带他到宾馆旁边一个小饭馆儿吃饭。吃罢饭他抹抹嘴便告辞，说得紧走，家里那电梯十一点停，他家住十七层。
第二天我正睡懒觉呢，他来了，进门就嚷，说你可真舒服，我昨天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三分钟，生生爬了十七层楼梯，差点休克。
不久我就回布拉格了，他打过几次电话，还是要我给他发邀请。我心说你来干嘛？在布拉格我可没工夫天天招呼你吃喝。胡乱应付着，没当回事儿。
可谁想到他从希腊打来电话，马上就来了。
短。那时我们都非常关心政治，一本封面上印着“仅供中央领导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参阅”的南斯拉夫老**人德热拉斯在铁托的狱中写就的新阶级，几乎被我们翻烂。
然而，黎海民很快便把自己的兴趣进行了战略转移，转移到各式各样的女人身上。
那时我们还很正人君子，远远不像后来那样放浪形骸。
我记得那是个五一节，我们一群朋友在餐馆里聚会，黎海民带来了几个打扮得很妖娆的女孩子。我们也并不是没有和女孩子一起喝过酒，但那仅限于我们同样出身的姐妹，在我们心中，她们并没有太多异性的感觉跟我们穿一样的皮夹克，一样的洗得发白的学生蓝和国防绿，一样用大碗喝啤酒。这些女孩子不一样她们抹着口红，她们穿著高跟鞋，上边穿著显示出腰肢和胸部的时装，下边则是当时最时髦的喇叭裤。而且，每人都是一头披肩发。在当年的中国，喇叭裤和披肩发甚至比西单民主墙还让政府觉得离经叛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经向全世界广播了中国**北京市委员会的一个通告：不准穿喇叭裤和留披肩发的人进入市委和市政府大门。接着还向全世界广播了一份什么青年组织的倡议书，号召全体青年不穿喇叭裤不留披肩发，让帝修反的和平演变阴谋彻底破产。现在的青年人看了我这段描述可能会以为我是在呓语，但我们确实从这样的时代走来。可笑的事情远不止这些，在最得开放空气之先的广州市，连文艺晚会歌手是站在麦克风前唱还是把麦克风拿在手中唱都成为严重的阶级斗争。以至于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哭笑不得，说他不明白为什么站在那儿唱就是无产阶级，而把麦克风拿在手里唱就成了资产阶级？最后他裁定想怎么唱就怎么唱。
还是说这几个女孩子吧。黎海民安排她们花插着坐，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身边都坐着一个女孩子。气氛当然很热烈，这些女孩子和我们娇滴滴地说话，会假装生气又随即大笑，会斜着眼睛看你，一付烟视媚行的样子，会撒娇，会跺着脚喊“讨厌讨厌讨厌！”而这些，我们的姐妹完全不会。
没有人再谈政治我们太脆弱了。
当天下午，黎海民同其中一个女孩子做了爱。当他炫耀般把这事儿告诉我们时，我们都大吃一惊：这么迅速？这么简单？这是犯法的呀！
从此，我们都叫他西门大官人。
他得意地接受了这个绰号。
自从父亲平反复职，黎海民便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乐天派，到处都能听到他那哈哈的笑声。
我记得有这样一件事：他的顶头上司广播电台台长的公子不知为什么成了刑事犯，他便来找我活动看是不是可以不判刑，劳教几年算了。我老爸当时正分管公安，说话当然是有份量的。他也许早在台长面前夸下海口，说和我家关系如何如何之类。台长眉开眼笑，如释重负，赶快把这千斤重担放到了黎海民肩上。
他来跑过几次，但那时的社会风气和现在不能比，没人会为这种事讲话，结果台长的公子被判了十年徒刑。有一天我偶然问起他这件事，他说：“判刑了，十年。他妈的台长都不理我了。”然后哈哈大笑不止。
后来好一阵子听不到他的笑声了，便打听，原来他已经借调到北京去了，在中国农民报当编辑。
我那时常到北京乱跑，因为坐火车不用花钱我们的一位朋友当时在铁路公安局工作，任务是反修特，实施方式是每周两次乘车去北京，在北京登上开往莫斯科的国际列车，到了边境口岸二连浩特再返回来。
就这么点事儿。
我于是就跟着他往北京穷跑，坐软卧吃大餐不用考虑钱的事儿。
听说他调到北京了，我们几个朋友就决定去北京找他玩儿，一起登上了反修列车。
到了先给他打电话，约他中午出来吃饭。一听有饭局，还是老朋友专程来北京请他吃饭，乐得哈哈大笑。那时的饭菜真便宜，东风市场二楼餐厅，七八个人胡吃海塞一顿也就十几不到二十块钱。吃饱喝足没地儿去了，黎海民说到我单位喝茶去。大家说好，就一起去。他们那报社就在王府井大街上，十几分钟就到了，我记得是一个破院子，和新观察好像在一起。
临进门儿，黎海民就嘱咐我们说话小声点儿，说是中午大家都在午睡。这我明白，全世界就咱中国人睡眠不足，一到中午就迷忽。党和政府一看也干不成别的，就决定顺应民意，一律开睡。进去一看果然，大伙儿都在自个儿办公桌上趴着睡呢，屋里只有一张行军床，上面躺了个大肚子胖老头儿，正咧着嘴一儿声高一声儿低的打鼾。黎海民说那是我们社长兼总编。条件儿实在够简陋的，跟现在不能比。
黎海民给我们沏上茶，就开始闲扯。他嘱咐我们说话小声儿，自个儿却忘了，说话比谁都声儿高。有同事表示抗议了，说大中午的你们不能小点儿声儿？黎海民倒来劲了“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也不睁眼看看，我行走江湖时的哥儿们来了，能小声儿吗？”
那人再不说话，又趴桌上了。
黎海民是个爱笑爱闹的人，让他跟一帮朋友在一起而不笑不闹，还不如让他去死。才片刻功夫，他就和我们的执行反修特任务的警察朋友在宽敞的办公室里追逐起来。他绕着桌子跑，一边跑还一边招他“来呀！来呀！”我们那朋友到底是警察，几步就追上了黎海民，双手往他肋间一抱，他被碰到了痒痒肉，哈哈大笑起来。朋友一看这招儿灵，使足了力气挠他痒痒。他又蹦又跳，最后一跃而起扑到胖总编肚子上，一边大笑不止，一边还四肢乱挣。
我们一齐拍手喝彩。
他因此失掉了在北京工作的机会。
他毫无沮丧，直接从北京去了广州，在广东省外贸进出口公司做了个部门小经理。而且不光他去了，太太也调去了，在刚刚建成的白天鹅宾馆干一份闲差。我知道这一定是得了那位领导人的济，他刚复出时在那里任过省委书记的。
从他到广州以后，我们就难得见面了。我也去过几次广州，可每次他偏偏都不在。后来听说他去了希腊，发财了。慢慢的，大家都忙，也就忘了这个人了。
1996年春天我回国组织集装箱，他突然找上门儿来了。多年未见，十分欢喜。问及他父母和太太情况，才知道他父亲后来调任天津一所大学任校长，长，先是举家迁往天津，后来老爸又调商业部任职，全家又迁往北京。如今父亲已经去世，母亲还十分硬朗，在北京孀居。太太一个人在广州工作，儿子今年高考，目标是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又瞎扯了一气，他突然提出要去布拉格发展，希望我能给他发邀请书并做经济担保。我说你在希腊好好的，到捷克干什么？希腊怎么说也是老牌资本主义，又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难道不比捷克好？
他支支吾吾说不清楚，我也压根儿没往心里去。
几天以后，我有事匆匆去了北京，在一家宾馆住着。黎海民脚跟脚也来了，他家在北京，可天天到我这儿来蹭饭。有时我一大早出去办事，中午回来得晚，一进大堂，准能看见他在沙发里坐着。见我进来，欢喜得很，我赶紧招呼他去餐厅吃饭。有时我已经吃过了，怕他一个人吃不好意思，还得再陪他吃点，弄得胃胀不已。
有一天中午没回来，在外面请人吃饭。晚上回来可真迟了，已经快十点了。我想他一定不在了，也不知午饭和晚饭在哪儿吃的，还挺惦记。
下了taxi正要进宾馆，忽然看见黑地儿里坐着一个人正在哈哈得笑。不用问，肯定没吃饭，赶紧带他到宾馆旁边一个小饭馆儿吃饭。吃罢饭他抹抹嘴便告辞，说得紧走，家里那电梯十一点停，他家住十七层。
第二天我正睡懒觉呢，他来了，进门就嚷，说你可真舒服，我昨天紧赶慢赶还是晚了三分钟，生生爬了十七层楼梯，差点休克。
不久我就回布拉格了，他打过几次电话，还是要我给他发邀请。我心说你来干嘛？在布拉格我可没工夫天天招呼你吃喝。胡乱应付着，没当回事儿。
可谁想到他从希腊打来电话，马上就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