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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说缓缓再交，乡里就把贫困户和五保户的钱给扣了，说抵扣三提五统。扣就扣吧，反正也饿不死人，到了第二年，乡里又派人来说不交钱就搬东西，我们才闹僵了，其实也不怪支书，乡里太欺负我们核桃村的人了。”
任平生听着，点了点头：“矛盾出在哪里？”
”有些钱，就是瞎收，我们村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还要交一年十块钱的计划生育费，这不是笑话人吗？还有交什么民兵训练费，我们村里的民兵什么时候也没训练过呀。“
”第二年，乡里见收不上去，就偷着上乡信用社办贷款，然后摊在我们村头上，让我们村连本带利的还。银行派人到我们这里要钱，我们才知道。到了第三年，乡里又出了新花样，让我们村先写个欠条，我们都没写，有几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写了个三提五统的欠条给了乡里。乡里拿到欠条法院起诉，说他们欠款，不交钱就派法院来封房子。“
任平生心想，在这个时代，乡里的干部为了征缴三提五统，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干山乡的周宏大这么做，确实是太过分，这么缺德的招数都能想出来。平心而论，周宏大这么做是有错误的。
任平生说：“于大哥，那别的村和你们村一样吗？”
“我听说别的村都还行，也有不交钱搬东西的。”于大哥说：“怪就怪在于支书，把乡里的周书记得罪了。”
“为什么？”
于大哥小声说：“我也是听会计说的，乡里周书记的有个连襟，到我们这里来收核桃，说是三毛钱一斤，在山底下过吊桥交货。我们于书记没同意。我们村的壮劳力，一般都在外面打工，哪儿有时间回来背核桃，人家在外面打工，一天十几块钱，回来背核桃白出力，一分钱也不给，自家的核桃一斤才卖三毛钱，那还不如收核桃的贩子。于支书不干，听说是让周书记给训了，于支书嘴不好，把乡里干部得罪了，跟乡里就搞不好关系。”
“乡里一年年的卡脖子，我们就跟乡里对着干，他们把于支书撤了，我们就重新选上，安排我们村里的人，大家都有亲戚，安排外人来，他也干不下去。这一耗就是两三年。要我说，乡里也太过份了，于书记说四毛钱送到吊桥那里，周书记的连襟都不干，三毛钱多一分都不行，你说这不是压人么？要是他们肯让让，我们出点力怕什么，卖给谁不是卖？”
于大哥说：“任老师，我说的这些，你可别对乡里人说，咱们就是说闲话。”
任平生说：“你放心，这些话，我自己知道，绝对不会对别人说的。”
任平生躺在炕上夜不能寐，身边的于岩胜早就睡着了。他心想核桃村的问题，并不普通，这种三提五统的征收方式，代表了这一个时期的普遍现象。然而，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又必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当今之计，解决核桃村的三提五统问题，其根源还是要让让核桃村的农民富起来。
第二天，按照任平生原本的计划，要到村支部会会核桃村的村支书于世钢，但一大早起来，他又改变了主意，急急忙忙下山，取了自行车回到乡里，想跟鲁乡长商量核桃村的事情。
任平生回到乡里，见乡里没人，才想起周一早上，一般乡里都开会，心想糟糕，赶到乡政府的二楼会议室，果然听见周宏大在讲话，他想了想，既然来了还是进去，就在周宏大声音停顿的时候，走了进去，在后面找了个空地方坐下。
周宏大正坐在前面讲话，看见任平生进来，冷冷的看了他一眼，继续自己的发言，等到话说完，别人都以为他发言结束的时候，周宏大突然说道：“我要再次地强调一下组织纪律性，作为一个党员干部，要时时刻刻的严格要求自己！明知道星期一早晨乡里开会，还故意违反乡里的有关规章制度。有些同志，来到乡政府里，不好好工作，不认真学习，有了一点成绩就洋洋得意，平时拉山头，搞派系，这种行为是要不得的！不要以为有人护着你，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说着，他轻轻地顿了一下茶杯，站起身来说：”散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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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说缓缓再交，乡里就把贫困户和五保户的钱给扣了，说抵扣三提五统。扣就扣吧，反正也饿不死人，到了第二年，乡里又派人来说不交钱就搬东西，我们才闹僵了，其实也不怪支书，乡里太欺负我们核桃村的人了。”
任平生听着，点了点头：“矛盾出在哪里？”
”有些钱，就是瞎收，我们村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还要交一年十块钱的计划生育费，这不是笑话人吗？还有交什么民兵训练费，我们村里的民兵什么时候也没训练过呀。“
”第二年，乡里见收不上去，就偷着上乡信用社办贷款，然后摊在我们村头上，让我们村连本带利的还。银行派人到我们这里要钱，我们才知道。到了第三年，乡里又出了新花样，让我们村先写个欠条，我们都没写，有几家不知道怎么回事，写了个三提五统的欠条给了乡里。乡里拿到欠条法院起诉，说他们欠款，不交钱就派法院来封房子。“
任平生心想，在这个时代，乡里的干部为了征缴三提五统，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但干山乡的周宏大这么做，确实是太过分，这么缺德的招数都能想出来。平心而论，周宏大这么做是有错误的。
任平生说：“于大哥，那别的村和你们村一样吗？”
“我听说别的村都还行，也有不交钱搬东西的。”于大哥说：“怪就怪在于支书，把乡里的周书记得罪了。”
“为什么？”
于大哥小声说：“我也是听会计说的，乡里周书记的有个连襟，到我们这里来收核桃，说是三毛钱一斤，在山底下过吊桥交货。我们于书记没同意。我们村的壮劳力，一般都在外面打工，哪儿有时间回来背核桃，人家在外面打工，一天十几块钱，回来背核桃白出力，一分钱也不给，自家的核桃一斤才卖三毛钱，那还不如收核桃的贩子。于支书不干，听说是让周书记给训了，于支书嘴不好，把乡里干部得罪了，跟乡里就搞不好关系。”
“乡里一年年的卡脖子，我们就跟乡里对着干，他们把于支书撤了，我们就重新选上，安排我们村里的人，大家都有亲戚，安排外人来，他也干不下去。这一耗就是两三年。要我说，乡里也太过份了，于书记说四毛钱送到吊桥那里，周书记的连襟都不干，三毛钱多一分都不行，你说这不是压人么？要是他们肯让让，我们出点力怕什么，卖给谁不是卖？”
于大哥说：“任老师，我说的这些，你可别对乡里人说，咱们就是说闲话。”
任平生说：“你放心，这些话，我自己知道，绝对不会对别人说的。”
任平生躺在炕上夜不能寐，身边的于岩胜早就睡着了。他心想核桃村的问题，并不普通，这种三提五统的征收方式，代表了这一个时期的普遍现象。然而，作为一个国家干部，又必须执行国家的方针政策。当今之计，解决核桃村的三提五统问题，其根源还是要让让核桃村的农民富起来。
第二天，按照任平生原本的计划，要到村支部会会核桃村的村支书于世钢，但一大早起来，他又改变了主意，急急忙忙下山，取了自行车回到乡里，想跟鲁乡长商量核桃村的事情。
任平生回到乡里，见乡里没人，才想起周一早上，一般乡里都开会，心想糟糕，赶到乡政府的二楼会议室，果然听见周宏大在讲话，他想了想，既然来了还是进去，就在周宏大声音停顿的时候，走了进去，在后面找了个空地方坐下。
周宏大正坐在前面讲话，看见任平生进来，冷冷的看了他一眼，继续自己的发言，等到话说完，别人都以为他发言结束的时候，周宏大突然说道：“我要再次地强调一下组织纪律性，作为一个党员干部，要时时刻刻的严格要求自己！明知道星期一早晨乡里开会，还故意违反乡里的有关规章制度。有些同志，来到乡政府里，不好好工作，不认真学习，有了一点成绩就洋洋得意，平时拉山头，搞派系，这种行为是要不得的！不要以为有人护着你，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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