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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章、山东激变（下）
山东南部，大运河畔，济宁城
虽然今年和去年的北方各省，一直都年景不好，天灾、兵乱、匪乱、饥民、东虏入寇……四面传来的都是各式各样的坏消息，但傍着大运河这条流淌着财富的黄金水道，济宁百姓的日子总算还勉强过得去。当别处因为苛捐杂税、缙绅盘剥和各种天灾闹得民不聊生之时，济宁却因为漕运而一直繁荣发达，并且城内有不少官军驻守，能召集起足够的民壮团练，即便偶尔有大股流民经过，也都只敢避开济宁往别处走。
然而，在如今的这个时候，济宁城终究还是陷入了战争的阴霾之中。哪怕是高耸的城墙，宽阔的护城河，城头上各式各样的守备器械，以及还算精悍的民壮兵丁，也无法让济宁城中的缙绅感到足够的安心。
因为，这一次被闻香教煽动起来围攻济宁的流民贼兵，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从城头上朝外面望去，只见黑压压的到处都是人，甚至望不到边际。由于中原各地久旱无雨，农田龟裂，道路扬尘。这么多人一起行动起来，卷起的尘埃都已经宛如沙尘暴一般。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自然都是蓬头垢面、破衣烂衫，拿着木棍石块、目光呆滞的逃荒饥民，但也有不少身材健壮、手持兵器、行动颇有章法的壮汉。甚至还有少量鲜衣怒马的骑手，在这支空前庞大的流民军之中穿梭出没。此外，更有不少工匠、壮丁，利用沿途扒墙拆屋，卸下房梁、柱子获取的木材，在就地捆扎、制造各种攻城器械。
不过，跟一般的流民叛贼不同，在此时围攻济宁的流寇之中，夹杂着颇多披红挂彩的艺人，拿着各种敲锣打鼓的响器板子，还有旗幡彩带和香烛供桌，甚至准备了专门的大车拉着神像，整日地组织祭拜和讲经，同时还散发给信众一些掺了盐的糠菜饼子……虽是粗粮，但已是流亡饥民眼中的珍馐美味。
——这是闻香教自从天启二年徐鸿儒起事兵败之后，时隔十年的又一次大规模起事。
闻香教，乃是明朝后期出现的白莲教分支，（中国这边都称为某某教，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互不统属，其实闻香教跟白莲教的关系，大概就跟新教和天主教的关系差不多，拜的都是差不多同样的几尊神），最初在万历年间由王森创立，王森死后，其子王好贤和王森的徒弟徐鸿儒等继续传教。历二十年的地下发展，闻香教在山东、陕西、河南、河北、四川各地，信徒数量一度竟至二百万之众。
看到教门已经有了这般庞大的势力，教主徐鸿儒便在天启二年起兵造反，叛军一度声势浩大，四方云集，聚众数万，攻重镇，断漕运，所向披靡，一时震动天下。但随即在接下来的战斗之中节节失利，充分暴露了这帮人身为乌合之众的本色，常常有数万教众被数百官军冲垮的扑街场面出现。最终，徐鸿儒兵败身亡，王好贤南逃扬州被杀，闻香教因此遭受重创，内部也爆发了分裂，一度被迫偃旗息鼓。
在天启二年的徐鸿儒叛乱败亡之后，闻香教一直是大明朝廷重点打击的心腹大患，但是扎根于本土的闻香教生命力很顽强，尽管朝廷严厉镇压，但闻香教从来没有停止过活动，只不过行事低调了许多。
到了崇祯年间，天下兵灾祸乱愈发酷烈，朝廷已经无力再打压闻香教，于是闻香教这一造反专业户又再次死灰复燃。尤其是在崇祯三年、崇祯四年、崇祯五年，从山东到河南再到山西、陕西，整个中原连续三年大旱，是所谓：“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渠者，有饿死路侧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枕比而毙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
崇祯五年夏，黄河大堤于孟津决口，无数村镇化为泽国，更进一步加重了中原百姓的苦难。
而尽管天灾如此惨烈、庄稼颗粒无收，但朝廷官吏的苛捐杂税，地主缙绅的地租高利贷，还是一丝一毫也不能减免，继续沉甸甸地压在老百姓肩头上，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偌大的中原沃土，千村万户无炊烟，被剥了树皮的枯树上都是吊死自杀的农妇，连杂草都枯死的路边随处可见倒毙的尸体。
如此生不如死的惨烈绝境，让百姓在绝望之中渴求着任何最虚幻的拯救，于是闻香教的信众再次如同滚雪球一般暴增，几乎可以与十年前徐鸿儒起兵之时媲美。近期又有某个秘密势力慷慨解囊，资助了闻香教一大笔军械粮饷——于是，新任闻香教主王可，就果断下令在山东再次发动教门，起兵造反了！
此时此刻，成百上千的坛主、香头、传经人，正在懵懵懂懂的饥民之中来回走动，给他们宣讲鼓劲：
“……末世大劫就要到了！这三年来，河南那边是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收。山东的东边靠海，得了龙王爷照拂，总算还稍微好一点，咱们西边这几个府的旱情就跟隔壁的河南一样重！但老天爷大旱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朝廷非但没有赈济，天下间各处都只有缴不完的苛捐杂税，前几年又添了辽饷，最近更是还要再添一笔剿饷！官吏差役死命催逼，动不动就打杀人命，当真是民不聊生啊！”
“……这样的末世里，天下百姓都苦得活不下去了，咱们山东也是一样的惨啊！庄稼歉收绝收了好几年，朝廷的苛捐杂税依旧一文不减！那些富人地主都不交税，却拿我们这些穷苦人往死里压榨！”
“……每一户人家要交的捐税地租加起来，比田里出产的全部庄稼还要多上几倍，种地就等于是自杀！想卖地又卖不出价儿！小民祖祖辈辈好不容易攒下的几亩地，被黑心缙绅压到一百亩地才卖五两银子的价！而那还是上好的良田！次一点的田地还没人要，又不敢种，因为种了庄稼之后，收一斗谷子就得缴十斗谷子的租税！这泼天一般的捐税、辽饷，剿饷，就都要出在我们小民的田地上，逼得大家只好把田地抛荒！”
“……那些收税征粮的官差过来村里，且不说正经官税，光是他们的好处费，一次就要钱几十贯，穷苦百姓兜里没钱，田地又卖不上价钱，没有人理会，只能先卖儿女再典押田地，那些买地的大户又黑心，一亩地在灾年只能拿到百十文，这点小钱还不够官差买酒吃的，他们一年若是来上十几次几十次，大家都得被逼到死路上！官粮税赋缴纳不齐，儿女田地能卖的都卖出去了，可还是不能善了，为了不去坐牢戴枷进站笼，咱们穷人只能去借高利贷，可这高利贷又哪里是好随便借的？等于是在家坐牢罢了！还不管饭！”
“……满眼看去，各县都是十室九空，早晚看不到炊烟生火。你就算勒紧了裤腰带，将辽饷剿饷和粮赋统统交齐，又能怎样？整天吃的都是树叶草根，能有些米糠麸皮放进去已经是福气，穿又没得穿，吃又没得吃，钱粮全被官差刮干净了，然后这还不算，本乡官吏强豪还要借机侵吞你的田地，拉走你的儿女和婆娘，把你从窝棚里轰出去，让你什么都剩不下！不是饿死在路边，就是被打死在大户家丁的棍棒下！”
“……咱们都是官府催逼的活不下去的可怜人，只想聚集起来求一条活路！只要烧香虔信，拜祭弥勒佛祖，无生老母，听教门的话，打破这个世道，大家就能够得救，死了也可以入极乐家乡，不用再被这等苦难折磨！不是我们一心想要做贼，是这末世大劫逼得我们不得不拿起刀枪，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拼搏！”
虽然这些闻香教“传经人”的口才，大概只能说是一般，但那些面有菜色，身材瘦弱的饥民，还是全都听得入神，有人满脸怒色，咬牙切齿，有人听的动情，禁不住热泪盈眶，不住的擦拭眼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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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二章、山东激变（下）
山东南部，大运河畔，济宁城
虽然今年和去年的北方各省，一直都年景不好，天灾、兵乱、匪乱、饥民、东虏入寇……四面传来的都是各式各样的坏消息，但傍着大运河这条流淌着财富的黄金水道，济宁百姓的日子总算还勉强过得去。当别处因为苛捐杂税、缙绅盘剥和各种天灾闹得民不聊生之时，济宁却因为漕运而一直繁荣发达，并且城内有不少官军驻守，能召集起足够的民壮团练，即便偶尔有大股流民经过，也都只敢避开济宁往别处走。
然而，在如今的这个时候，济宁城终究还是陷入了战争的阴霾之中。哪怕是高耸的城墙，宽阔的护城河，城头上各式各样的守备器械，以及还算精悍的民壮兵丁，也无法让济宁城中的缙绅感到足够的安心。
因为，这一次被闻香教煽动起来围攻济宁的流民贼兵，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从城头上朝外面望去，只见黑压压的到处都是人，甚至望不到边际。由于中原各地久旱无雨，农田龟裂，道路扬尘。这么多人一起行动起来，卷起的尘埃都已经宛如沙尘暴一般。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自然都是蓬头垢面、破衣烂衫，拿着木棍石块、目光呆滞的逃荒饥民，但也有不少身材健壮、手持兵器、行动颇有章法的壮汉。甚至还有少量鲜衣怒马的骑手，在这支空前庞大的流民军之中穿梭出没。此外，更有不少工匠、壮丁，利用沿途扒墙拆屋，卸下房梁、柱子获取的木材，在就地捆扎、制造各种攻城器械。
不过，跟一般的流民叛贼不同，在此时围攻济宁的流寇之中，夹杂着颇多披红挂彩的艺人，拿着各种敲锣打鼓的响器板子，还有旗幡彩带和香烛供桌，甚至准备了专门的大车拉着神像，整日地组织祭拜和讲经，同时还散发给信众一些掺了盐的糠菜饼子……虽是粗粮，但已是流亡饥民眼中的珍馐美味。
——这是闻香教自从天启二年徐鸿儒起事兵败之后，时隔十年的又一次大规模起事。
闻香教，乃是明朝后期出现的白莲教分支，（中国这边都称为某某教，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互不统属，其实闻香教跟白莲教的关系，大概就跟新教和天主教的关系差不多，拜的都是差不多同样的几尊神），最初在万历年间由王森创立，王森死后，其子王好贤和王森的徒弟徐鸿儒等继续传教。历二十年的地下发展，闻香教在山东、陕西、河南、河北、四川各地，信徒数量一度竟至二百万之众。
看到教门已经有了这般庞大的势力，教主徐鸿儒便在天启二年起兵造反，叛军一度声势浩大，四方云集，聚众数万，攻重镇，断漕运，所向披靡，一时震动天下。但随即在接下来的战斗之中节节失利，充分暴露了这帮人身为乌合之众的本色，常常有数万教众被数百官军冲垮的扑街场面出现。最终，徐鸿儒兵败身亡，王好贤南逃扬州被杀，闻香教因此遭受重创，内部也爆发了分裂，一度被迫偃旗息鼓。
在天启二年的徐鸿儒叛乱败亡之后，闻香教一直是大明朝廷重点打击的心腹大患，但是扎根于本土的闻香教生命力很顽强，尽管朝廷严厉镇压，但闻香教从来没有停止过活动，只不过行事低调了许多。
到了崇祯年间，天下兵灾祸乱愈发酷烈，朝廷已经无力再打压闻香教，于是闻香教这一造反专业户又再次死灰复燃。尤其是在崇祯三年、崇祯四年、崇祯五年，从山东到河南再到山西、陕西，整个中原连续三年大旱，是所谓：“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值银五钱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树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母弃其子者，有卖一子女不足数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渠者，有饿死路侧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枕比而毙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
崇祯五年夏，黄河大堤于孟津决口，无数村镇化为泽国，更进一步加重了中原百姓的苦难。
而尽管天灾如此惨烈、庄稼颗粒无收，但朝廷官吏的苛捐杂税，地主缙绅的地租高利贷，还是一丝一毫也不能减免，继续沉甸甸地压在老百姓肩头上，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偌大的中原沃土，千村万户无炊烟，被剥了树皮的枯树上都是吊死自杀的农妇，连杂草都枯死的路边随处可见倒毙的尸体。
如此生不如死的惨烈绝境，让百姓在绝望之中渴求着任何最虚幻的拯救，于是闻香教的信众再次如同滚雪球一般暴增，几乎可以与十年前徐鸿儒起兵之时媲美。近期又有某个秘密势力慷慨解囊，资助了闻香教一大笔军械粮饷——于是，新任闻香教主王可，就果断下令在山东再次发动教门，起兵造反了！
此时此刻，成百上千的坛主、香头、传经人，正在懵懵懂懂的饥民之中来回走动，给他们宣讲鼓劲：
“……末世大劫就要到了！这三年来，河南那边是赤地千里，庄稼颗粒无收。山东的东边靠海，得了龙王爷照拂，总算还稍微好一点，咱们西边这几个府的旱情就跟隔壁的河南一样重！但老天爷大旱还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朝廷非但没有赈济，天下间各处都只有缴不完的苛捐杂税，前几年又添了辽饷，最近更是还要再添一笔剿饷！官吏差役死命催逼，动不动就打杀人命，当真是民不聊生啊！”
“……这样的末世里，天下百姓都苦得活不下去了，咱们山东也是一样的惨啊！庄稼歉收绝收了好几年，朝廷的苛捐杂税依旧一文不减！那些富人地主都不交税，却拿我们这些穷苦人往死里压榨！”
“……每一户人家要交的捐税地租加起来，比田里出产的全部庄稼还要多上几倍，种地就等于是自杀！想卖地又卖不出价儿！小民祖祖辈辈好不容易攒下的几亩地，被黑心缙绅压到一百亩地才卖五两银子的价！而那还是上好的良田！次一点的田地还没人要，又不敢种，因为种了庄稼之后，收一斗谷子就得缴十斗谷子的租税！这泼天一般的捐税、辽饷，剿饷，就都要出在我们小民的田地上，逼得大家只好把田地抛荒！”
“……那些收税征粮的官差过来村里，且不说正经官税，光是他们的好处费，一次就要钱几十贯，穷苦百姓兜里没钱，田地又卖不上价钱，没有人理会，只能先卖儿女再典押田地，那些买地的大户又黑心，一亩地在灾年只能拿到百十文，这点小钱还不够官差买酒吃的，他们一年若是来上十几次几十次，大家都得被逼到死路上！官粮税赋缴纳不齐，儿女田地能卖的都卖出去了，可还是不能善了，为了不去坐牢戴枷进站笼，咱们穷人只能去借高利贷，可这高利贷又哪里是好随便借的？等于是在家坐牢罢了！还不管饭！”
“……满眼看去，各县都是十室九空，早晚看不到炊烟生火。你就算勒紧了裤腰带，将辽饷剿饷和粮赋统统交齐，又能怎样？整天吃的都是树叶草根，能有些米糠麸皮放进去已经是福气，穿又没得穿，吃又没得吃，钱粮全被官差刮干净了，然后这还不算，本乡官吏强豪还要借机侵吞你的田地，拉走你的儿女和婆娘，把你从窝棚里轰出去，让你什么都剩不下！不是饿死在路边，就是被打死在大户家丁的棍棒下！”
“……咱们都是官府催逼的活不下去的可怜人，只想聚集起来求一条活路！只要烧香虔信，拜祭弥勒佛祖，无生老母，听教门的话，打破这个世道，大家就能够得救，死了也可以入极乐家乡，不用再被这等苦难折磨！不是我们一心想要做贼，是这末世大劫逼得我们不得不拿起刀枪，为自己的身家性命拼搏！”
虽然这些闻香教“传经人”的口才，大概只能说是一般，但那些面有菜色，身材瘦弱的饥民，还是全都听得入神，有人满脸怒色，咬牙切齿，有人听的动情，禁不住热泪盈眶，不住的擦拭眼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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