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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主任制定了一个政策“外松内紧”所谓外松,一方面要保证学校正常的运转,另一方面也是给“极个别”的同学一个麻痹,一个松懈,好引蛇出洞;所谓内紧,就是大家的眼睛要睁大一点“那根弦不能松”不过,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外面”还是松不下来。每一个人还是很紧张。就说王玉秧,跑完3000米之后她究竟做了什么,这就不容易说得清。说不清就暗含了危险性。她为什么要一个人回宿舍呢?玉秧犹豫了两天,到底还是找到了心理学老师黄翠云,是一位女教师,担任着学生处的副主任。玉秧决定这样做还是很有头脑的,再拖下去,身上干净了,那就不好说了。玉秧老老实实地把情况告诉了黄老师,她之所以回到宿舍,主要是身体有了“特殊情况”黄老师听完了王玉秧的陈述,把玉秧带进了女厕所。让玉秧解下裤子,把东西翻出来,看了。情况属实。这个是做不了假的。
黄老师四十多岁了,曾经被错打成右派,平反之后才从县城调进了师范学校。黄老师可不像钱主任,很温和,爱笑,像一个母亲,甚至,像一个大姐。虽然也是主任,可是黄老师不允许任何一个同学喊她“主任”只能喊“老师”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心中有相当高的威信。黄老师检查完了,笑了笑,说“这能说明什么呢王玉秧同学?”玉秧想,是的,这能说明什么呢?身上有“特殊情况”只能证明王玉秧一个人回到宿舍了,只能反过来证明王玉秧的确在案发的现场,并不能证明其它。王玉秧的鼻子尖上全是汗,傻乎乎地站了好大一会儿,很莽撞地说:“不是我偷的。”黄老师轻声说:“在没有查出来之前,谁都是可能的。包括我,也是可能的。你说是不是呢?”这一来王玉秧不好再说什么了,人家黄老师都把自己放进去了,玉秧再狡辩,显然就有态度上的问题了。
排查的范围一会儿缩小,一会儿放大,但是,没有结果。案情难以突破。一眨眼已经拖到第四天了。在这四天里头,八二(3)班的同学对“铁的纪律、铁的校风”有了极为切肤的认识。准确地说,对“铁”这个金属有了极为切肤的认识。铁是没有表情的,不言不语,不声不响。但是,铁很重,很硬,有一种霸蛮的力量。同学们对“铁”产生了一种极度的恐惧。因为铁的静止永远都是暂时的,它一旦行动起来,没有人知道后事如何。同学们发现,任何东西发展到一定的火候,它都有可能变成铁。比方说,事件,比方说,时间,比方说,心情。它们现在都是铁。很重,很硬,横在八二(3)每一个同学的面前,的心里。八二(3)班死气沉沉。每个人都轻手轻脚的,生怕哪儿碰到了铁“当”的一声,或者说,什么声音都没有,铁已经把你的皮肉带走一大块。
比较下来,王玉秧承受的压力则要大得多。这种力量并不只是来自校方,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来自于同学们的中间。甚至,它来自于王玉秧自己。王玉秧说不清楚了。玉秧嘴笨,说不清就不说。但是,抬不起头来。玉秧可以麻痹自己,其它班级的同学可是麻痹不了的,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关键是,他们的想像力同样是“雪亮”的。同学们当中已经流传开了,王玉秧和钱主任已经进入了“僵持性的阶段”双方都在攻心,就看谁挺得住。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静止肯定是暂时的。同学知道,暴风雨会来。一定会来。
暴风雨来了,相当地突然。一点都没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相反,很平静。当然,这种平静是学校里领导的那一方,同学的这一头却从来也没有消停过,所谓风欲静,而树不止。星期六的上午,北京时间九点整,钱主任,黄老师,八二(3)班班主任,三个人呈品字形,一起走向了八二(3)班。同学们早就到齐了。钱主任满面春风,是那种如释重负的样子,难得一见的轻松。黄主任却反过来了,惆怅得很,一点都不像平常那样亲切,反而心头压力重千斤。同学们望着钱主任的脸,知道破案了,事情终于有了结果了。但是,因为具体的名字还没有说出来,反而更叫人揪心。教室里的气氛严峻异常。王玉秧咽了一口,所有的人都咽了一口。同学们的紧张是有道理的。天上飞来了一只铁疙瘩,在它落地之前,谁会知道这只铁疙瘩会砸到哪个人的脑袋呢。
班主任进门了,站在黑板的左侧。黄老师进门了,站在了黑板的右侧。钱主任最后进来了,直接走上了讲台。同学们屏住呼吸,以为钱主任会立即宣布什么的。钱主任却没有那么做,而是避实就虚,鼓掌了。同学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但是,既然领导都鼓掌了,被领导的当然要跟着鼓掌。掌声很寥落,稀稀拉拉,钱主任在耐心地等待。等教室里全部平息下来了,钱主任高声说,他首先代表校支部、校行政,代表八二(3)的全体同学——不包括个别人——感谢我们的公安战士。钱主任说,公安战士其实每天夜里都在学校里工作,现在,真相大白了。钱主任伸出他的胳膊、他的手、他的食指,绕了一圈,指着下面说,偷钱的人就在这间教室里头,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这位同学的眼睛现在正看着我。”教室里的空气在一点点地往里收,都有些烫了。钱主任还想再说些什么,黄老师却病歪歪地走上了讲台。她拦住了钱主任。黄老师请求钱主任让她“说两句”黄主任很疲惫,很沉痛,好像刚刚哭过,好像刚刚从病床上支撑着站了起来。黄老师说:“同学们,我是一位母亲。我想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和同学们谈几句。”
钱主任制定了一个政策“外松内紧”所谓外松,一方面要保证学校正常的运转,另一方面也是给“极个别”的同学一个麻痹,一个松懈,好引蛇出洞;所谓内紧,就是大家的眼睛要睁大一点“那根弦不能松”不过,从实际的情况来看“外面”还是松不下来。每一个人还是很紧张。就说王玉秧,跑完3000米之后她究竟做了什么,这就不容易说得清。说不清就暗含了危险性。她为什么要一个人回宿舍呢?玉秧犹豫了两天,到底还是找到了心理学老师黄翠云,是一位女教师,担任着学生处的副主任。玉秧决定这样做还是很有头脑的,再拖下去,身上干净了,那就不好说了。玉秧老老实实地把情况告诉了黄老师,她之所以回到宿舍,主要是身体有了“特殊情况”黄老师听完了王玉秧的陈述,把玉秧带进了女厕所。让玉秧解下裤子,把东西翻出来,看了。情况属实。这个是做不了假的。
黄老师四十多岁了,曾经被错打成右派,平反之后才从县城调进了师范学校。黄老师可不像钱主任,很温和,爱笑,像一个母亲,甚至,像一个大姐。虽然也是主任,可是黄老师不允许任何一个同学喊她“主任”只能喊“老师”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心中有相当高的威信。黄老师检查完了,笑了笑,说“这能说明什么呢王玉秧同学?”玉秧想,是的,这能说明什么呢?身上有“特殊情况”只能证明王玉秧一个人回到宿舍了,只能反过来证明王玉秧的确在案发的现场,并不能证明其它。王玉秧的鼻子尖上全是汗,傻乎乎地站了好大一会儿,很莽撞地说:“不是我偷的。”黄老师轻声说:“在没有查出来之前,谁都是可能的。包括我,也是可能的。你说是不是呢?”这一来王玉秧不好再说什么了,人家黄老师都把自己放进去了,玉秧再狡辩,显然就有态度上的问题了。
排查的范围一会儿缩小,一会儿放大,但是,没有结果。案情难以突破。一眨眼已经拖到第四天了。在这四天里头,八二(3)班的同学对“铁的纪律、铁的校风”有了极为切肤的认识。准确地说,对“铁”这个金属有了极为切肤的认识。铁是没有表情的,不言不语,不声不响。但是,铁很重,很硬,有一种霸蛮的力量。同学们对“铁”产生了一种极度的恐惧。因为铁的静止永远都是暂时的,它一旦行动起来,没有人知道后事如何。同学们发现,任何东西发展到一定的火候,它都有可能变成铁。比方说,事件,比方说,时间,比方说,心情。它们现在都是铁。很重,很硬,横在八二(3)每一个同学的面前,的心里。八二(3)班死气沉沉。每个人都轻手轻脚的,生怕哪儿碰到了铁“当”的一声,或者说,什么声音都没有,铁已经把你的皮肉带走一大块。
比较下来,王玉秧承受的压力则要大得多。这种力量并不只是来自校方,在很大的程度上,它来自于同学们的中间。甚至,它来自于王玉秧自己。王玉秧说不清楚了。玉秧嘴笨,说不清就不说。但是,抬不起头来。玉秧可以麻痹自己,其它班级的同学可是麻痹不了的,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关键是,他们的想像力同样是“雪亮”的。同学们当中已经流传开了,王玉秧和钱主任已经进入了“僵持性的阶段”双方都在攻心,就看谁挺得住。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静止肯定是暂时的。同学知道,暴风雨会来。一定会来。
暴风雨来了,相当地突然。一点都没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势,相反,很平静。当然,这种平静是学校里领导的那一方,同学的这一头却从来也没有消停过,所谓风欲静,而树不止。星期六的上午,北京时间九点整,钱主任,黄老师,八二(3)班班主任,三个人呈品字形,一起走向了八二(3)班。同学们早就到齐了。钱主任满面春风,是那种如释重负的样子,难得一见的轻松。黄主任却反过来了,惆怅得很,一点都不像平常那样亲切,反而心头压力重千斤。同学们望着钱主任的脸,知道破案了,事情终于有了结果了。但是,因为具体的名字还没有说出来,反而更叫人揪心。教室里的气氛严峻异常。王玉秧咽了一口,所有的人都咽了一口。同学们的紧张是有道理的。天上飞来了一只铁疙瘩,在它落地之前,谁会知道这只铁疙瘩会砸到哪个人的脑袋呢。
班主任进门了,站在黑板的左侧。黄老师进门了,站在了黑板的右侧。钱主任最后进来了,直接走上了讲台。同学们屏住呼吸,以为钱主任会立即宣布什么的。钱主任却没有那么做,而是避实就虚,鼓掌了。同学们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但是,既然领导都鼓掌了,被领导的当然要跟着鼓掌。掌声很寥落,稀稀拉拉,钱主任在耐心地等待。等教室里全部平息下来了,钱主任高声说,他首先代表校支部、校行政,代表八二(3)的全体同学——不包括个别人——感谢我们的公安战士。钱主任说,公安战士其实每天夜里都在学校里工作,现在,真相大白了。钱主任伸出他的胳膊、他的手、他的食指,绕了一圈,指着下面说,偷钱的人就在这间教室里头,就在他的眼皮底下。“这位同学的眼睛现在正看着我。”教室里的空气在一点点地往里收,都有些烫了。钱主任还想再说些什么,黄老师却病歪歪地走上了讲台。她拦住了钱主任。黄老师请求钱主任让她“说两句”黄主任很疲惫,很沉痛,好像刚刚哭过,好像刚刚从病床上支撑着站了起来。黄老师说:“同学们,我是一位母亲。我想以一个母亲的身份和同学们谈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