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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子，”我婆婆说“当他在查理大学读书的时候，读了四年就对他的法律专业不感兴趣了。德国人像有谁请他们似的来到这里，占领了捷克、布拉格，关闭了大学。我儿子可高兴哪，学校关门，他就有理由说没法把法律读完了，因为那些德国鬼子占领了大学，不让他把大学读完，因此没能在毕业之后到哪里去当个法律学家什么的，而开始在公证员先生那里当个抄抄写写的文书，然后又到铁路合作社当个文书，同其他会计一起造账表，活儿干完之后便只是坐在那里，两眼望着窗外，手里拿着一枝铅笔，学会了整整一个小时都作好准备，只要合作社主任突然一跑进来，只等他一转动门把手，我儿子便开始写数字，因此他们对他很满意，因为他装成很勤快的样子；他甚至还善于拿着铅笔，对着桌子上的文件睡一觉，下午打个盹儿，但是只要有人转动门把手，他便立即装作在写数字，可他还是没兴趣。后来便跟铁轨打交道去了，专门捣鼓从波希昌尼到宁城这一段铁轨枕木的道碴，去一趟，回来一趟。
这是他的黄金时代。呆在外面他觉得美得很，在大自然里美得很，跟工人在一起谈天说地也美得很，成天搬枕木换枕木、用石块捣鼓枕木下的道碴，把十字接头处弄弄平，痛痛快快地嘹望这田野，这松林，这草场上的森林，一直可以看到萨扎瓦河边的小山冈或上面闪烁着洛乌切尼塔尖的小山，朝西可看到赛米茨卡胡尔卡以及白色的普舍洛夫斯卡胡尔卡。我儿子为他这份工作感到很骄傲，也不再弹钢琴了，他甚至还为此感到高兴呢。一方面是德国人关闭了大学，另一方面是这把镐、这份重活使他的手长了老茧，指头磨得很粗糙而没法弹钢琴了。于是他说，都是这些德国人的罪过，使得他不得不去捣鼓枕木的道碴。可是实际上啊！他才巴不得这样哩。因为他想弹的又弹不了，正在弹的他又没兴趣，于是就成了纳粹主义的可怜虫和牺牲品。可我儿子自认为是最了不起的，因为他每隔两个星期可以坐一次脚踏轨道车到附近的火车站去。他和另一名工人坐在两部联在一起的脚踏车上蹬着，在他们前面那把椅子上手腿伸直地躺着那位足足有一百公斤重的养护铁路线的领工员，他专心注意，还用身体细听铁轨的状况。
过了一个星期我儿子简直等不及想交叉着双手、坐着这脚踏轨道车到波希昌尼然后又回到宁城当地火车站了。不管晴天和下雨，我儿子都浪漫地沿着铁轨享用这易北河畔的秀丽风光，直到战争结束，他又不得不回到布拉格的法学院去念书如今他正兴高采烈地踩着那脚踏轨道车的踏板，跟另一名工人胳膊碰胳膊地坐着，他们前面的领工员在边打瞌睡边用整个身体细听着铁轨的状况。这位领工员晚上在当地火车站的饭馆里喝啤酒时曾痛苦地讲述，说因为来了德国人，我们的知识分子在法西斯的铁蹄下受苦受难而不能为自己的民族去学习。
于是在这一天，当我儿子坐在领工员那部脚踏轨道车上的时候，人们纷纷来看他，对他表示惋惜，而我那位宝贝儿子却容光焕发，沿着从波希昌尼到宁城这条线路，用他晒黑的手友好地向人们招手致意。我儿子还有件特别高兴的事，每个星期要巡查这条铁路线一遍，他肩上扛着扳手，迈着轻盈的步子，注意检查是否铁轨上哪个螺丝钉已经松动、磨损，他步行到波希昌尼，回来则坐火车，之后，可以休息一天。因为是傍晚出发，要到后半夜才回得来。然后我儿子便在桥下酒馆洋洋得意地描述铁路沿线的风光有多么美。我儿子给所有的小森林、松树群、草场旁的树林，所有的水沟、所有的小村庄，以及那些穿着铁路制服的漂亮小姑娘、为铁路过道放开栏木杆的所有铁路岗亭都取了名字。我儿子迈步享用这一切，人家还得给他付报酬。晚上在这些铁路岗亭里生着暖洋洋的炉子，那些穿着铁路制服的漂亮小姐还给我儿子沏茶喝，而他只需要在岗哨日志上签个字。他一高兴就这样肩上扛着扳手和报警雷管的盒子上路漫游。只有一次，他出于好奇把这玩意儿搁在一条水渠上方的通道下面，又从山上推下一块石头压在这报警盒上，结果像打雷似的轰隆一声巨响。
火车站站长不得不写个报告，从此我儿子便不能再坐脚踏轨道车，也不准再干捣鼓枕木下道碴之类的活儿了，而是在宁城的总车站信号员那里当了个录事员。我儿子得到这个活儿比原先还要傲气，他对这些别人并不觉得有啥了不起的事却总是感到很骄傲，于是他有了一个引以为荣的工作证，可以跟着信号员们和所有机车上的钳工们乘车跑遍整个宁成地区。因为，闺女啊，从火车头上可以看清楚铁路沿线所有的信号机，将需要维修的信号机登记下来。最主要的是我儿子可以乘坐他小时候就渴望坐的火车头啦。他小时候，总爱看火车绕过啤酒厂或从沿着厂里的铁路专线开进啤酒厂，将空桶送回来，又将满车厢的大麦芽运走。一遇上这种情形，他简直睡不着觉，这把他的魂都勾走了。
赶上有快车经过宁城总车站，站上停着那些大火车头时，我儿子便站在月台上，别的男孩也跟他一起站在那里，因为宁城的男孩们都迷着那火车头。有个男孩，他爸爸是火车司机，他在孩亍们眼里就跟今天的足球明星或者总统什么的差不离。我儿子站在那里盯着快车火车头开进来，火车司机下车，检查机车和联接器械部位有没有什么毛病。有些赫拉台茨卡拉洛维来的火车司机穿着白衬衫，打个蝴蝶领结，戴顶司机帽，配上件西服背心，怀表上还有根小链条；而司炉工则从小梯上下来，到车站饭馆打啤酒。这时司机便给孩子们演示一通，等着司炉工提着直冒泡沫的啤酒回来。然后车站值班员，一举手，快车火车头又徐徐开动，放出一股股蒸汽，男孩们和我儿子站在那里惊讶得一刻钟后还说不出话来。因为对宁城的男孩们来说，这样庞大的火车头简直跟个什么幽灵幻影似的不可思议。后来让我儿子遇上了好运，让他到赫拉台茨卡拉洛维的培训班去学习，回来之后可以当调度员。
他一听到从培训班出来将来可以穿上不带级别标志的铁路员工制服，高兴得都要晕过去了。可是，闺女啊，他们差点儿把他开除掉哩，因为他跑到赫拉台茨卡拉洛维车站主楼的三层楼上去撒尿，那是只有车站的头头脑脑才能去的地方。我儿子正在那里撒尿，技术员跑进来，嚷道：‘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儿子说：‘撒尿。’那技术员抓住我儿子的肩膀，这么抓住又问了一句：‘你说你在干什么？’我儿子稍稍碰了一下技术员擦得锃亮的皮鞋尖儿，重复说：‘您不是看见了吗？撒尿啊！’技术员吼起来：‘我得去告发你！’我儿子对他说：‘您对着老柳树哭去吧！’后来那站长亲自写了一个关于我儿子的报告，可是啥用也没有，因为所有上过那个培训班的人都分派到科尔利斯至布莱斯劳那一段铁路上的各个火车站当调度去了。在三楼上出的这一档子事倒给我儿子添了名声。后来他通过考试已经可以穿制服了。外套上有级别标号和中学生制服上那种扣子，跟实习生有的那种金扣子。我儿子穿上这套制服走在赫拉台茨卡拉洛维的马纳斯街上，穿上那套帅极了的制服去散步广场，可却光着脚。我从宁城车站的站长那儿一听到这事儿，说我儿子竟然有胆量穿着制服赤脚在街上逛，我便断定，我这儿子将来能有出息。
你等着瞧吧，闺女，我这个儿子会成器的，因为在他的名字里有‘r'这个字母，这个字母就保证他将来不是当总统就是被关起来。可是我倒觉得他成天到晚心不在焉，他将来会成为一个作家？他在中学因为几门功课不及格，前前后后留了两次级，而且还总是捷克语这门课不及格。我儿子后来到站上当报务员，然后再由报务员转为调度员。我跟你讲过？还是没有讲过？闺女，就是关于我儿子是怎么在科斯托马拉迪站上通过的考试。只有通过这次考试才能在站上独立工作。
从赫拉台茨来了几位先生，这是站长和车站值班员见了都有几分畏惧的。交通视察官赫麦列茨问我那被一群官员围着的儿子，假如交通信号灯不起作用了，怎样去确定火车已离车站很近了？我儿子说：‘用眼睛！”对！可要是有雾呢？’我儿子于是从制服里掏出一块白手绢铺在铁轨旁边，然后将膝盖跪在手绢上面，趴在地上，将耳朵贴在铁轨上听了一会儿，等他站起来，便对视察官赫麦列茨说：‘840号列车正从卡门勒兹博希过！’视察官赫麦列茨怔了一下说：‘您在哪个规章里读到这个的？’我儿子说：‘从库珀主演的一部美国西部片里看来的。
库珀在里面扮演主角、一个追捕者，他就是用这个办法向一名童子军判断出，骑着马匹的印第安人是不是已经离得很近，或者判断出哪里有水牛群那样’赫麦列茨夸奖了他，对考试委员会的人说我的儿子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列车调度员，因为他爱惜他的制服，‘诸位，他居然在膝盖下面铺上一块白手绢，免得弄脏他漂亮的制服。’于是我儿子便当了列车调度员。谁也没像我儿子那样为他那身制服感到如此骄傲。可是我儿子越是希望将这身制服一直穿到他退休，苏军又偏偏毫不留情地将德国人撵回了他们的老家。我儿子为穿不成这套制服而感到很难过，可他同时又非常高兴，因为他是站在离捷克越来越近的苏军一边替他们加油的。我儿子知道，胜利之后大学又得开学，他将脱下这套帅气的制服，这套制服对他来说的确很合适。
闺女啊，他穿着这套制服的时候差点儿挨枪毙、丧了命哩！一次是游击队员们在他的小车站附近将装着弹药的火车炸毁了，另一次是在战争结束前夕，游击队员们拆掉了铁轨，后来德国党卫军的一个军官便让我儿子呆在火车头上不让走，一直到奥斯特拉那个地方，那个军官才让放了我儿子。可我儿子还是很难过，因为他担心等到最后一批德国兵当了俘虏，等到最后一个德国人倒下，布拉格欢呼庆祝苏军的胜利，结束这场可怕的战争时，他还得去学院完成他的学业，他还得去领那张法学博士证书，再也穿不上那套帅气的铁路制服，而且再也成不了英雄，成不了纳粹主义的牺牲品了。他得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另一种生活，你知道吧，闺女，他对那套制服情有独钟，喜欢到这种程度，以致战争结束之后他还穿着它在铁路上干了两个月，再没有别的衣服能像这套列车调度员制服穿到他身上那么帅了。他穿着便装可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所以他有时还爱回忆保护国，不是像有些在保护国时期被关押、或亲人死于集中营的人那样，而是想起他在这段时期穿的这套铁路职工制服。一想起穿这套制服的样子他便总是心花怒放。
有人间他什么时候最感幸福，如果他再出生一次，他希望成为什么人，我儿子总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个列车调度员！”’我丈夫总是容易回想起以往，好像在延续他的过去。在谈着一件别的什么事情时，他会无缘无故地突然兴奋地叫喊起来：“凉亭，凉亭！小姑娘，如今我想起了日德尼采的那座凉亭。那座爬满了爬山虎的凉亭。凉亭后面就是我外婆家的花园，园里开着各种鲜花，这些花我在扎布多维采教堂那儿也经常看到。每个礼拜天我都跟外婆上那教堂去做弥撒。放假时的每个礼拜天我外婆都要到凉亭那里去送午饭。因为，小姑娘，我在外婆那里一直住到四岁。后来，即使我上大学了，也每个假期整整两个月都住在外婆那里。这个凉亭简直是我的小礼拜堂、小小礼拜堂。我在那里看书，我在那里跟外婆一起吃午饭、吃晚饭。在假期这里总摆着那个洋铁碟，里面装饰着红艳艳的草莓，还有草莓叶儿。紧挨着我们的花园便是杜列支基家的花园，也是开满了鲜花，在我们下方那块邻近的空地上便是莫希尔先生家的花园，也是鲜花满园。如今我想起来了！凉亭那把条椅上方挂着的那张照片是谁，是瓦格纳跟他的弟弟，瓦格纳照片的侧面像”
我丈夫大声喊叫着，吃完了那块抹油的面包。后来在电车上，我们一道乘车过河到他表妹米拉达那里去，他又心血来潮，无缘无故地接着谈他的日德尼采广这一下我才想起来，这么多年之后又想起来了！小姑娘，我们那座凉亭的后墙紧挨着那条一直延伸到波杰布拉特街，然后又从那里拐出来两边长着树的小路，斯丹诺夫斯基石匠们每天四趟从这儿往上走＼一家人都叫斯丹诺夫斯基。”我丈夫就这样在电车上大喊大叫。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便装作好像他不是我丈夫，我跟这个在电车上大喊大叫的人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可是我丈夫还在兴致勃勃地大声喊叫着：“我到现在才想起那个画面来！如今这幅画面就浮现在眼前，清晰得就跟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斯丹诺夫斯基一家当石匠的每天四趟从这条小道往上走，到坟场旁的工场去，然后又下到山坡脚下。他们在那儿有所小房子。我听见过他们沉重的脚步声，听见过他们的谈话声，可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本人，因为我总坐在凉亭后墙的这一面。只听到他们笨重的石匠们的脚步声和他们谈话的声音。有一次，当他们的脚步声在我们附近先是加强、后又减弱时，我外婆对我说斯丹诺夫斯基哥儿几个中最小的一个患了痨病，是长时间凿这些大块石头累出来的。他跟他的父亲和哥哥们用这些石头凿成墓碑。于是有一次我便到墓地门口去看他们的工场。
工场的门敞开着，正对着墓地的门，好让每个要替死者买碑的人都能看到他们的墓碑样品，有好几块没刻名字的竖在那儿摆着。小姑娘，我在那里看到那些石匠干活，他们韵嘴上都蒙着一块布，石碑摆在用架子支着的木板上，石匠们都围着块围裙，戴着顶帽子，一只手拿着锤子，另一只手拿着凿刀。第一个人粗粗地修砍着石头，第二个人往墓碑平面上刻字，第三个人磨光石面。工场里尘土飞扬，这工场像个小马厩，就在拐向麦地去的小路旁。不管是工场还是那些墓碑都网在一个鸟笼似的网子里。大概是怕人家偷走那没刻字的墓碑？可是直到后来我才断定装上那个密密的铁丝网是为了不让碎石飞溅到人家身上，为了不伤着人。斯丹诺夫斯基父子每天从早上到中午在这里凿石头，然后下山吃午饭，午饭后三人再一起上山，一直干到晚上。
在我们花园里都能听到他们凿石头的声响。外婆要是敞着厨房的窗子，甚至在厨房里也能听到他们的凿子、榔锤干活的声音。小姑娘，我直到现在才想起这幅画面，想起那个最年轻酌斯丹诺夫斯基来。我还专门去看过他。因为他的一只眼睛上有块蓝色的斑痕，外婆说他是在于活时伤了这只眼睛的。我去看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总在咳嗽，不仅干活的时候咳，跟他哥哥和父亲沿着我们凉亭后面的小路上山下山的时候也咳。那个最年轻的斯丹诺夫斯基有个对象，他们正准备结婚。他那位未婚妻常常坐在工场门口的一把椅子上，她的未婚夫在不停地干活、咳嗽。我还看见他俩默默地走进凉亭，两人都很忧伤。我向他们打招呼时，那位斯丹诺夫斯基看了我一眼，我发现那只坏眼睛的颜色像勿忘草或长春花。我现在只知道斯丹诺夫斯基从来不笑，他们父子仨都很忧伤，不是因为他们是石匠，而是由于他们做的是石碑，卖给每一个死人，将他们的名字刻到碑上，于是分担着死者家属的一份忧伤。这些年来连他们的谈话都是忧伤的、轻声的，像在教堂里的那种谈话声。有一年冬天，外婆写信到啤酒厂来说，那个最小的斯丹诺夫斯基结婚不到一年便因痨病不治死去。”我丈夫这一番讲述不仅是对我一人而是对全电车上的乘客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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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儿子，”我婆婆说“当他在查理大学读书的时候，读了四年就对他的法律专业不感兴趣了。德国人像有谁请他们似的来到这里，占领了捷克、布拉格，关闭了大学。我儿子可高兴哪，学校关门，他就有理由说没法把法律读完了，因为那些德国鬼子占领了大学，不让他把大学读完，因此没能在毕业之后到哪里去当个法律学家什么的，而开始在公证员先生那里当个抄抄写写的文书，然后又到铁路合作社当个文书，同其他会计一起造账表，活儿干完之后便只是坐在那里，两眼望着窗外，手里拿着一枝铅笔，学会了整整一个小时都作好准备，只要合作社主任突然一跑进来，只等他一转动门把手，我儿子便开始写数字，因此他们对他很满意，因为他装成很勤快的样子；他甚至还善于拿着铅笔，对着桌子上的文件睡一觉，下午打个盹儿，但是只要有人转动门把手，他便立即装作在写数字，可他还是没兴趣。后来便跟铁轨打交道去了，专门捣鼓从波希昌尼到宁城这一段铁轨枕木的道碴，去一趟，回来一趟。
这是他的黄金时代。呆在外面他觉得美得很，在大自然里美得很，跟工人在一起谈天说地也美得很，成天搬枕木换枕木、用石块捣鼓枕木下的道碴，把十字接头处弄弄平，痛痛快快地嘹望这田野，这松林，这草场上的森林，一直可以看到萨扎瓦河边的小山冈或上面闪烁着洛乌切尼塔尖的小山，朝西可看到赛米茨卡胡尔卡以及白色的普舍洛夫斯卡胡尔卡。我儿子为他这份工作感到很骄傲，也不再弹钢琴了，他甚至还为此感到高兴呢。一方面是德国人关闭了大学，另一方面是这把镐、这份重活使他的手长了老茧，指头磨得很粗糙而没法弹钢琴了。于是他说，都是这些德国人的罪过，使得他不得不去捣鼓枕木的道碴。可是实际上啊！他才巴不得这样哩。因为他想弹的又弹不了，正在弹的他又没兴趣，于是就成了纳粹主义的可怜虫和牺牲品。可我儿子自认为是最了不起的，因为他每隔两个星期可以坐一次脚踏轨道车到附近的火车站去。他和另一名工人坐在两部联在一起的脚踏车上蹬着，在他们前面那把椅子上手腿伸直地躺着那位足足有一百公斤重的养护铁路线的领工员，他专心注意，还用身体细听铁轨的状况。
过了一个星期我儿子简直等不及想交叉着双手、坐着这脚踏轨道车到波希昌尼然后又回到宁城当地火车站了。不管晴天和下雨，我儿子都浪漫地沿着铁轨享用这易北河畔的秀丽风光，直到战争结束，他又不得不回到布拉格的法学院去念书如今他正兴高采烈地踩着那脚踏轨道车的踏板，跟另一名工人胳膊碰胳膊地坐着，他们前面的领工员在边打瞌睡边用整个身体细听着铁轨的状况。这位领工员晚上在当地火车站的饭馆里喝啤酒时曾痛苦地讲述，说因为来了德国人，我们的知识分子在法西斯的铁蹄下受苦受难而不能为自己的民族去学习。
于是在这一天，当我儿子坐在领工员那部脚踏轨道车上的时候，人们纷纷来看他，对他表示惋惜，而我那位宝贝儿子却容光焕发，沿着从波希昌尼到宁城这条线路，用他晒黑的手友好地向人们招手致意。我儿子还有件特别高兴的事，每个星期要巡查这条铁路线一遍，他肩上扛着扳手，迈着轻盈的步子，注意检查是否铁轨上哪个螺丝钉已经松动、磨损，他步行到波希昌尼，回来则坐火车，之后，可以休息一天。因为是傍晚出发，要到后半夜才回得来。然后我儿子便在桥下酒馆洋洋得意地描述铁路沿线的风光有多么美。我儿子给所有的小森林、松树群、草场旁的树林，所有的水沟、所有的小村庄，以及那些穿着铁路制服的漂亮小姑娘、为铁路过道放开栏木杆的所有铁路岗亭都取了名字。我儿子迈步享用这一切，人家还得给他付报酬。晚上在这些铁路岗亭里生着暖洋洋的炉子，那些穿着铁路制服的漂亮小姐还给我儿子沏茶喝，而他只需要在岗哨日志上签个字。他一高兴就这样肩上扛着扳手和报警雷管的盒子上路漫游。只有一次，他出于好奇把这玩意儿搁在一条水渠上方的通道下面，又从山上推下一块石头压在这报警盒上，结果像打雷似的轰隆一声巨响。
火车站站长不得不写个报告，从此我儿子便不能再坐脚踏轨道车，也不准再干捣鼓枕木下道碴之类的活儿了，而是在宁城的总车站信号员那里当了个录事员。我儿子得到这个活儿比原先还要傲气，他对这些别人并不觉得有啥了不起的事却总是感到很骄傲，于是他有了一个引以为荣的工作证，可以跟着信号员们和所有机车上的钳工们乘车跑遍整个宁成地区。因为，闺女啊，从火车头上可以看清楚铁路沿线所有的信号机，将需要维修的信号机登记下来。最主要的是我儿子可以乘坐他小时候就渴望坐的火车头啦。他小时候，总爱看火车绕过啤酒厂或从沿着厂里的铁路专线开进啤酒厂，将空桶送回来，又将满车厢的大麦芽运走。一遇上这种情形，他简直睡不着觉，这把他的魂都勾走了。
赶上有快车经过宁城总车站，站上停着那些大火车头时，我儿子便站在月台上，别的男孩也跟他一起站在那里，因为宁城的男孩们都迷着那火车头。有个男孩，他爸爸是火车司机，他在孩亍们眼里就跟今天的足球明星或者总统什么的差不离。我儿子站在那里盯着快车火车头开进来，火车司机下车，检查机车和联接器械部位有没有什么毛病。有些赫拉台茨卡拉洛维来的火车司机穿着白衬衫，打个蝴蝶领结，戴顶司机帽，配上件西服背心，怀表上还有根小链条；而司炉工则从小梯上下来，到车站饭馆打啤酒。这时司机便给孩子们演示一通，等着司炉工提着直冒泡沫的啤酒回来。然后车站值班员，一举手，快车火车头又徐徐开动，放出一股股蒸汽，男孩们和我儿子站在那里惊讶得一刻钟后还说不出话来。因为对宁城的男孩们来说，这样庞大的火车头简直跟个什么幽灵幻影似的不可思议。后来让我儿子遇上了好运，让他到赫拉台茨卡拉洛维的培训班去学习，回来之后可以当调度员。
他一听到从培训班出来将来可以穿上不带级别标志的铁路员工制服，高兴得都要晕过去了。可是，闺女啊，他们差点儿把他开除掉哩，因为他跑到赫拉台茨卡拉洛维车站主楼的三层楼上去撒尿，那是只有车站的头头脑脑才能去的地方。我儿子正在那里撒尿，技术员跑进来，嚷道：‘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儿子说：‘撒尿。’那技术员抓住我儿子的肩膀，这么抓住又问了一句：‘你说你在干什么？’我儿子稍稍碰了一下技术员擦得锃亮的皮鞋尖儿，重复说：‘您不是看见了吗？撒尿啊！’技术员吼起来：‘我得去告发你！’我儿子对他说：‘您对着老柳树哭去吧！’后来那站长亲自写了一个关于我儿子的报告，可是啥用也没有，因为所有上过那个培训班的人都分派到科尔利斯至布莱斯劳那一段铁路上的各个火车站当调度去了。在三楼上出的这一档子事倒给我儿子添了名声。后来他通过考试已经可以穿制服了。外套上有级别标号和中学生制服上那种扣子，跟实习生有的那种金扣子。我儿子穿上这套制服走在赫拉台茨卡拉洛维的马纳斯街上，穿上那套帅极了的制服去散步广场，可却光着脚。我从宁城车站的站长那儿一听到这事儿，说我儿子竟然有胆量穿着制服赤脚在街上逛，我便断定，我这儿子将来能有出息。
你等着瞧吧，闺女，我这个儿子会成器的，因为在他的名字里有‘r'这个字母，这个字母就保证他将来不是当总统就是被关起来。可是我倒觉得他成天到晚心不在焉，他将来会成为一个作家？他在中学因为几门功课不及格，前前后后留了两次级，而且还总是捷克语这门课不及格。我儿子后来到站上当报务员，然后再由报务员转为调度员。我跟你讲过？还是没有讲过？闺女，就是关于我儿子是怎么在科斯托马拉迪站上通过的考试。只有通过这次考试才能在站上独立工作。
从赫拉台茨来了几位先生，这是站长和车站值班员见了都有几分畏惧的。交通视察官赫麦列茨问我那被一群官员围着的儿子，假如交通信号灯不起作用了，怎样去确定火车已离车站很近了？我儿子说：‘用眼睛！”对！可要是有雾呢？’我儿子于是从制服里掏出一块白手绢铺在铁轨旁边，然后将膝盖跪在手绢上面，趴在地上，将耳朵贴在铁轨上听了一会儿，等他站起来，便对视察官赫麦列茨说：‘840号列车正从卡门勒兹博希过！’视察官赫麦列茨怔了一下说：‘您在哪个规章里读到这个的？’我儿子说：‘从库珀主演的一部美国西部片里看来的。
库珀在里面扮演主角、一个追捕者，他就是用这个办法向一名童子军判断出，骑着马匹的印第安人是不是已经离得很近，或者判断出哪里有水牛群那样’赫麦列茨夸奖了他，对考试委员会的人说我的儿子能成为一个优秀的列车调度员，因为他爱惜他的制服，‘诸位，他居然在膝盖下面铺上一块白手绢，免得弄脏他漂亮的制服。’于是我儿子便当了列车调度员。谁也没像我儿子那样为他那身制服感到如此骄傲。可是我儿子越是希望将这身制服一直穿到他退休，苏军又偏偏毫不留情地将德国人撵回了他们的老家。我儿子为穿不成这套制服而感到很难过，可他同时又非常高兴，因为他是站在离捷克越来越近的苏军一边替他们加油的。我儿子知道，胜利之后大学又得开学，他将脱下这套帅气的制服，这套制服对他来说的确很合适。
闺女啊，他穿着这套制服的时候差点儿挨枪毙、丧了命哩！一次是游击队员们在他的小车站附近将装着弹药的火车炸毁了，另一次是在战争结束前夕，游击队员们拆掉了铁轨，后来德国党卫军的一个军官便让我儿子呆在火车头上不让走，一直到奥斯特拉那个地方，那个军官才让放了我儿子。可我儿子还是很难过，因为他担心等到最后一批德国兵当了俘虏，等到最后一个德国人倒下，布拉格欢呼庆祝苏军的胜利，结束这场可怕的战争时，他还得去学院完成他的学业，他还得去领那张法学博士证书，再也穿不上那套帅气的铁路制服，而且再也成不了英雄，成不了纳粹主义的牺牲品了。他得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另一种生活，你知道吧，闺女，他对那套制服情有独钟，喜欢到这种程度，以致战争结束之后他还穿着它在铁路上干了两个月，再没有别的衣服能像这套列车调度员制服穿到他身上那么帅了。他穿着便装可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所以他有时还爱回忆保护国，不是像有些在保护国时期被关押、或亲人死于集中营的人那样，而是想起他在这段时期穿的这套铁路职工制服。一想起穿这套制服的样子他便总是心花怒放。
有人间他什么时候最感幸福，如果他再出生一次，他希望成为什么人，我儿子总会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个列车调度员！”’我丈夫总是容易回想起以往，好像在延续他的过去。在谈着一件别的什么事情时，他会无缘无故地突然兴奋地叫喊起来：“凉亭，凉亭！小姑娘，如今我想起了日德尼采的那座凉亭。那座爬满了爬山虎的凉亭。凉亭后面就是我外婆家的花园，园里开着各种鲜花，这些花我在扎布多维采教堂那儿也经常看到。每个礼拜天我都跟外婆上那教堂去做弥撒。放假时的每个礼拜天我外婆都要到凉亭那里去送午饭。因为，小姑娘，我在外婆那里一直住到四岁。后来，即使我上大学了，也每个假期整整两个月都住在外婆那里。这个凉亭简直是我的小礼拜堂、小小礼拜堂。我在那里看书，我在那里跟外婆一起吃午饭、吃晚饭。在假期这里总摆着那个洋铁碟，里面装饰着红艳艳的草莓，还有草莓叶儿。紧挨着我们的花园便是杜列支基家的花园，也是开满了鲜花，在我们下方那块邻近的空地上便是莫希尔先生家的花园，也是鲜花满园。如今我想起来了！凉亭那把条椅上方挂着的那张照片是谁，是瓦格纳跟他的弟弟，瓦格纳照片的侧面像”
我丈夫大声喊叫着，吃完了那块抹油的面包。后来在电车上，我们一道乘车过河到他表妹米拉达那里去，他又心血来潮，无缘无故地接着谈他的日德尼采广这一下我才想起来，这么多年之后又想起来了！小姑娘，我们那座凉亭的后墙紧挨着那条一直延伸到波杰布拉特街，然后又从那里拐出来两边长着树的小路，斯丹诺夫斯基石匠们每天四趟从这儿往上走＼一家人都叫斯丹诺夫斯基。”我丈夫就这样在电车上大喊大叫。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便装作好像他不是我丈夫，我跟这个在电车上大喊大叫的人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可是我丈夫还在兴致勃勃地大声喊叫着：“我到现在才想起那个画面来！如今这幅画面就浮现在眼前，清晰得就跟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斯丹诺夫斯基一家当石匠的每天四趟从这条小道往上走，到坟场旁的工场去，然后又下到山坡脚下。他们在那儿有所小房子。我听见过他们沉重的脚步声，听见过他们的谈话声，可是从来没有见过他们本人，因为我总坐在凉亭后墙的这一面。只听到他们笨重的石匠们的脚步声和他们谈话的声音。有一次，当他们的脚步声在我们附近先是加强、后又减弱时，我外婆对我说斯丹诺夫斯基哥儿几个中最小的一个患了痨病，是长时间凿这些大块石头累出来的。他跟他的父亲和哥哥们用这些石头凿成墓碑。于是有一次我便到墓地门口去看他们的工场。
工场的门敞开着，正对着墓地的门，好让每个要替死者买碑的人都能看到他们的墓碑样品，有好几块没刻名字的竖在那儿摆着。小姑娘，我在那里看到那些石匠干活，他们韵嘴上都蒙着一块布，石碑摆在用架子支着的木板上，石匠们都围着块围裙，戴着顶帽子，一只手拿着锤子，另一只手拿着凿刀。第一个人粗粗地修砍着石头，第二个人往墓碑平面上刻字，第三个人磨光石面。工场里尘土飞扬，这工场像个小马厩，就在拐向麦地去的小路旁。不管是工场还是那些墓碑都网在一个鸟笼似的网子里。大概是怕人家偷走那没刻字的墓碑？可是直到后来我才断定装上那个密密的铁丝网是为了不让碎石飞溅到人家身上，为了不伤着人。斯丹诺夫斯基父子每天从早上到中午在这里凿石头，然后下山吃午饭，午饭后三人再一起上山，一直干到晚上。
在我们花园里都能听到他们凿石头的声响。外婆要是敞着厨房的窗子，甚至在厨房里也能听到他们的凿子、榔锤干活的声音。小姑娘，我直到现在才想起这幅画面，想起那个最年轻酌斯丹诺夫斯基来。我还专门去看过他。因为他的一只眼睛上有块蓝色的斑痕，外婆说他是在于活时伤了这只眼睛的。我去看他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总在咳嗽，不仅干活的时候咳，跟他哥哥和父亲沿着我们凉亭后面的小路上山下山的时候也咳。那个最年轻的斯丹诺夫斯基有个对象，他们正准备结婚。他那位未婚妻常常坐在工场门口的一把椅子上，她的未婚夫在不停地干活、咳嗽。我还看见他俩默默地走进凉亭，两人都很忧伤。我向他们打招呼时，那位斯丹诺夫斯基看了我一眼，我发现那只坏眼睛的颜色像勿忘草或长春花。我现在只知道斯丹诺夫斯基从来不笑，他们父子仨都很忧伤，不是因为他们是石匠，而是由于他们做的是石碑，卖给每一个死人，将他们的名字刻到碑上，于是分担着死者家属的一份忧伤。这些年来连他们的谈话都是忧伤的、轻声的，像在教堂里的那种谈话声。有一年冬天，外婆写信到啤酒厂来说，那个最小的斯丹诺夫斯基结婚不到一年便因痨病不治死去。”我丈夫这一番讲述不仅是对我一人而是对全电车上的乘客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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