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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块小石砖，并浇上掺有水玻璃耐火黏土的漂亮炉子跟前早上他的同居者来到时，他已经死了。死之前，他吼叫过，可是谁也没听见。楼上虽然有人听到，但却以为是贝朗诺娃太太，也就是那位每天都提水浇过道、往下水道里清扫的爱干净的太太在发梦呓，她躺在她那间黑暗的房间里，睡梦中常常打呵欠，响得成了呼叫声。
也许楼上的莉莎夫妇、也许我们这边的斯拉维切克先生以为是住在那位爱干净的太太对门的太太在嚎叫哩！那是一个寡妇，当她想起她已经是个寡妇、想起她的丈夫真的已经死了、永远地去了时，她便坐在炉子旁边的小板凳上，就像一条到死都被捆在窝旁的狗一样久久地嚎叫，为自己永远也无法到村中心的广场上去遛一遛，永远也不能同别的母狗到后院去逛逛而伤心。出殡之后，我丈夫等到他本来住在日什科夫的同居女人来到他的住处时，便请求她将那台他曾借给弗朗达、让他学会用它来打字、成为作家的贝克尔牌打字机还给他。
可是那同居女人说，她压根儿就不知道有台什么打字机。我丈夫一再求她，还拿出钱来，可她说，她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台机子的事儿，她甚至说她压根儿就没见过这台机子。我丈夫很难过，都伤心流泪了。还为这事喝醉过两次，因为他实在想念这台为他打出了成百上千页关于他的生活的稿子的贝克尔牌打字机啊！当他一瞅那分成两半、更多地被野蜂咬坏了的松树干时，当他一瞅那原来摆在贝克尔牌打字机前面的光头洋娃娃时，忍不住将那洋娃娃扔进了垃圾桶，又拿起一把斧子将他从苏军士兵那里要来的礼物劈成的松树干砍了个稀巴烂，连同原来在上面摆放着的那超现实主义静物的方凳也砍个稀巴烂。
当他经常在睡觉时抽泣、哭诉时，我安慰他说：“好啦好啦！别再去想那台贝克尔牌打字机啦！已经这样了，再别想啦，别想啦！”我们每个星期有一次在克尔科诺谢山脉吃饭，住在伊莱姆尼克小旅舍，这地方属于上米赛支基山区。因为我丈夫在念大学的时候常来下米赛支基住。就像他指给我看的那样，住在夏尔夫先生家的“三房舍”里，在夏尔夫先生的家的下方一家住着多恩斯先生，再下面一家是贝拉乌尔先生，他们都在森林里干活儿，有很多小孩。我丈夫说，当他每年放期末假到这儿来时，夏尔夫先生这所房子里总要多出一个孩子来，原因是夏尔夫在森林里干活时，多恩斯先生便来他这里取斧子或锯子，多恩斯一头金黄色头发，而夏尔夫先生的两个孩子也是一头金黄色头发。
我丈夫然后将那家装有绿色梁柱的瓦尔泰因饭店指给我看，每当他滑雪回来，总是在这家饭店吃晚饭。那里通常只有一两个顾客，大家都喝瓶装啤酒。我丈夫除了喝啤酒之外还吃黄油抹面包夹香肠。这里总是很热，一个特大的瓷砖铺台的炉子里烧着旺火不过这都是以前的情景。一九四五年以后在克尔科诺谢山脉这已经连一个德国人也没有了，有的在战争中死去，有的被锄头打死，其余的被迁走。除开被迁走和死去的德国人之外，连牛也差不多灭绝了。
我丈夫对我说，原先这些山上有六百头牛，如今只在贝茨上方的赛维尔卡还残存着四头牛。那里有个德国女人在经营管理，她要是挤了牛奶，在她的饭铺里还能喝到新鲜热奶和罗姆酒。如今几乎所有的小木舍都归了国营企业，以作为职工们休假之用。可是我丈夫的思绪却停滞在这里还住着德国人的那个时期。那时几乎所有小木舍的德国人都能供应抹了黄油的面包和一种德国人常吃的“拼板”也就是在这么一块小木板上放一小块熏咸肥肉、一小截香肠、一小段猪血肠、一小块熏肉，配上一瓶好啤酒。在这些小木舍里冬天很热，因为烧着木柴。我丈夫最感遗憾的是那六百头牛没了。那些粗脖子的德国胖妇没了，那些骨瘦如柴的德国妇人连同她们的方言也没了。
当然我丈夫也补充了一句：“几乎所有这些德国人都是纳粹，他们都曾为捷克人打了败仗而欢呼，所以世界上没法为这‘一只眼睛要以一双眼睛、一颗牙齿要以一口牙齿来偿还’的法则而吃惊。因为播种风就得收获暴风雨。胜利者是不会向任何人询问什么可干、什么不可干的，倒霉的总是失败者。”当我们漫步在白雪覆盖但作了标记的路上，当我们已结束滑雪但还穿着滑雪服，背上背着背囊、拄着滑雪棍在散步时，我丈夫就这么自言自语着，而且讲着讲着便开始对所有在捷克和摩拉维亚的德国人生起气来。说实际上是苏台德问题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德国人出卖了我们的共和国，提出了“建立帝国之家”的口号，结果自己造成提前迁出的局面，确定了自己的命运：从而也确定了捷克人的命运。因为通过打败了的战争把胜利者请进了中欧，从而开始了新时代。在这个时期一切都与过去不一样。我们就这样走在标明记号的雪道上。我们最高兴下坡走到什宾德莱尔磨坊，我丈夫像在梦幻中一般地察看着这里的一切，因为这里所有旅馆、旅游者的小客栈的名称都跟过去不一样了。
当我丈夫看到这些，看到旅馆、客栈后面堆着一大堆拉圾、烧暖气的炉灰渣，尤其当我们走进他以前住过的旅馆，当今这些只为他们自己的职工做饭的国营企业的休假屋，却得不到吃的时，我丈夫又将他内心的独白说出了声，他又骂德国人，说他们本来可以在这儿呆着，我丈夫还可以继续与他们聊天，继续住到这些炉子生得暖暖和和的小木舍里来，喝他的啤酒的，可是克尔科诺谢山区的德国人却想要什么“建立帝国之家”使我丈夫感到这些山都变丑了。他们活该！结果下场这么惨，因为是他们首先破坏了在这第一共和国的社会品行的准则，实际上他们为自己的罪责得到的惩罚还算是小的，他们最大的罪责是连同这些苏台德人一道不仅走掉了这六百头牛，而且失去了这山区的方言、这整个的美。由于这一背叛，不仅是布拉格的美丽的德语，而且连布尔诺、奥巴瓦以及伊赫拉瓦的美丽德语、方言都走掉了，斯毕什盆地的德国人以及赫普达到德国人方言也走掉了。我丈夫为连同这六百头牛，用木柴烧得暖暖的小木舍和旅店消失了、两种语言意识消失了而抱怨。可又有什么办法？他们不会做人行事。
他们带着他们的旗、集中营和他们的纯人种走到哪儿就给哪儿带来毁灭、死亡和不幸，他们活该有这样的下场，论他们给欧洲带来的灾难，实际上他们得到的报应还太轻了。主要让他们受到点教训。想当初我丈夫曾非常喜欢他们，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常去米赛支基度期末假，一个星期花四十克朗便够了，花五克朗住在夏尔夫先生的“三房舍”里，那时他做梦也没想到、压根儿就没法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九三七年那会儿这些德国人便变了个样，在他们的顶层房屋的窗口便在黑板上画了个纳粹徽号。对我丈夫也变冷淡了，有的甚至不再跟他说话。那些森林工人突然变得傲慢起来，嗓门儿也提高了，眼睛扫向布拉格，大家都开始穿白长袜，那些粗脖子太太们便穿着德国民族衣裙，在饭馆里高唱战斗的德国歌，主要是“莱茵河上的卫士”这些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我为那些德国人而感到害臊，为他们坚信的那些社会问题、为他们中间的一切坏主意坏行为而感到羞耻，等到他们能实现他们的“莱茵河上的卫士”的伟大梦想，恐怕一切都会改变，所有捷克人、整个布拉格都会蒙受耻辱我们沿着一条闪亮的斜坡登上了金峰。我丈夫停下脚步，透过被天气磨炼出来的云杉嘹望四周的景致。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决定午饭后到易北河小旅舍去。于是我们重又走在云杉中间的滑雪斜道上，我们已经离开了茂密的森林，如今路上横七竖八躺着倒下的云杉，上面覆盖着厚雪，从雪里冒出的枝桠也就不足一米高。我丈夫停下来，用滑雪棍指着前面说：“我们曾经在那边找到一名来自赫拉德茨的冻死的女教师，在离她五米远的地方躺着她的冻死了的丈夫。两人手里还拿着个冻橙子。
那是在一九三四年，我寒假来到这里，接连两天的暴风雪，在这四十八小时里，只要出得去，这地区便会派人出去寻找那些没有回来的人。就在离易北河旅舍三十米的地方发现两名军官，他们在暴风雪中绕着这小旅舍转了好久，直到倒在地上。在这金峰底下，我和其他人找到了缩成一团的女教师，手里还紧紧抓着个冻橙子，我们将她运到列纳尔，还有她的丈夫，两人僵冻得像一把椅子、一把沙发，像坐着的基督雕像，冻成了这个样子。因为在克尔科诺谢山区，赶上暴风雪，情况比塔达里山区还要坏。可是塔达里也有它坏的一面，好几十旅游者在那里丧命，掉进深渊或撞死在峻峭的悬崖棱角上。人们说，非自然死亡中数淹死最舒服。这些曾经很善良的德国人在战争中让两千多万人死在战场上，让六百万人在集中营折磨致死。等到他们打了败仗，人们以一口牙还一颗牙的办法对付他们，他们能感到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对让那些在村子里干了这些罪恶勾当的人自己挖坑、挨枪毙后被埋掉能感到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对把他们收罗进俘虏营、劳改营，在其过程中把他们迁到他们愿意去的地方还能感到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对他们在战后仍有许多人被处决还能有什么可惊奇的呢！我曾不得已杀死过还没睁眼的小猫，那是出于必要；我在家里还宰过兔子，那是出于必要；出于必要，不得已我也可能杀人。
我对德国人曾把有些人最亲的亲人谋杀于集中营或监狱，从而遭到以一整口牙还一颗牙的回报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有人对我说过这么一件事：在克鲁什勒山区一个什么地方，战争结束之后，人们把两名党卫军搁在乎板大车上，强迫一千德国人将另一个德国人的四肢挨个儿砍下来，总是互相砍，先扎眼睛，然后砍手，砍腿，再一条腿，等到他们在那两村民们用拖拉机拽的平板拖车上把什么都砍了之后，只剩下了两个身躯和一只手，只有其中的一个还有一只手，因为另一个已没有手去砍对方这只手了，可他们两人都还高呼“希特勒万岁！”我丈夫又歇了一下脚，不是因为讲这故事的缘故，而是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树林，我们已在沿着一个光秃的斜坡走。我感到头晕，不是因为我丈夫讲这个故事，而是比这更糟糕；我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我看这峡谷便感到要呕吐，当我一看那山谷，我的眼睛还能看见树干和松枝，那我还能在这山顶上找到个依靠，可我如今在顶峰上，树林和灌木丛都在离我们老远的底下，我不只是感觉而是实实在在地认为我站着的地方在旋转，我看到金峰和科特尔在旋转，往深渊里坠。
大地像个大磨盘在绕着一根巨大的轴在旋转。在我对面下方的那些小旅舍、松树、云杉都在往上转，原来在我下面的现在都渐渐升到了上面。我看见它们在山顶上游走，捆在一个看不见的巨大圆轴上从我身边经过，这种幻梦和极大的焦虑感使我的膝部一软，倒在地上，我的指甲紧紧扣住地上的雪。如今连我自己也在旋转，我不禁喊叫了一声，因为我准确而实在地感觉到，我被一种什么魔力揪着头发甩到了空中，我那顶帽子只因我在旋转才掉下的。我又喊叫一声，我因为觉得自己在破碎散落，将要徐徐落到山谷里的一个什么地方，从这座因雪和阳光交相辉映闪闪发光的山上滑进这山谷。我丈夫站在离我不到三米远的前面，他将手伸给我，我却四肢着地，仿佛顶着大暴风雪慢慢地朝我丈夫爬去。我用四肢爬行着，我想让我丈夫伸出来的手抓着我，却又害怕抬起一只手来。他先是笑话我，像喊一匹受惊的马一样喊着我；可是如今，当他看到我如何用膝盖向他爬去，听到我那恐惧的叫声，仿佛我们在见最后一次面，即将永别的样子时，便立即朝我跪下来，搂着我。
我便紧紧地搂住他，我的眼睛里布满了恐惧，我闭上眼睛，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我丈夫帮我站起来，可我又一次不得不摔倒在雪地里，我哼着哭着，我丈夫不得不走到我的面前，在他的手指能够得着我的地方，领着我斜着往回走。当我一睁开眼睛，大地还是在旋转，地面上的一切都在散落，我又一次体验到我和我周围的一切东西都捆在一个看不见的大磨盘上直到我能摸到第一根棍，然后扶着第一枝倒下的树干，直到我抱住了又一棵云杉，这我才睁开眼睛，看到沿坡而下的灌木和树林，看到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的滑雪者们沿着斜道往山顶上爬，看到黑森林中露出带烟囱的屋顶、从伊莱姆尼克小旅舍冒出的滚滚炊烟。这一切仍没使我平静下来，不过那种头冲下，刚不久前我还真的觉得在绕着一根大轴的旋转停止了。
我大哭了一场，伤心地抽泣。由于这一恼怒使我的脖子鼓胀起来，甲状腺也大了。我丈夫也认真起来，他小心翼翼地领着我下山，搂着我的腰，拉着我的手，我们的滑雪棍这时就让它们插在既没，有山松也没有云杉、通向山顶的那条路上。这条路晶晶闪闪地与蓝天连在一起，我瞅了一眼金峰的白雪只由一道细线与蓝天分开的地方，重又有了那种感觉，当我又想俯视下面的山谷时，又一次摔倒在地，我用手扶着他，因为地又在旋转，金峰转动得消失不见了，所有小木舍、所有小汽车、所有停车场上的大轿车都从下面绕着一个圆盘转起来，先是头朝上往下掉，然后一个大滚翻，所有滑雪者和他们身后的小汽车，仿佛一桌婚宴酒席都在倾斜，一切都朝着它们倾斜的方向飘落，我看到连我丈夫也在倒下，他的两只脚仿佛在结冰的溜滑的路上移动，被一种什么力量硬拽着从我身边离去，我觉得自己是在木舍里，突然，地基在往高处飞，屋顶下的梁柱仿佛在往地窖里掉，找打了一下滑，在最后一刹那我的眼睛从天地分开的那条线上又一次地看到了我丈夫的眼睛，我就这么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同他小心翼翼地往下走。我像喝得烂醉地走着，一步步地一直走到在我四周、前前后后都有我信赖的松树的地方。我四下里一张望，那里只有一条由白雪、滑雪板印和滑雪鞋印装饰着的道路
一块块小石砖，并浇上掺有水玻璃耐火黏土的漂亮炉子跟前早上他的同居者来到时，他已经死了。死之前，他吼叫过，可是谁也没听见。楼上虽然有人听到，但却以为是贝朗诺娃太太，也就是那位每天都提水浇过道、往下水道里清扫的爱干净的太太在发梦呓，她躺在她那间黑暗的房间里，睡梦中常常打呵欠，响得成了呼叫声。
也许楼上的莉莎夫妇、也许我们这边的斯拉维切克先生以为是住在那位爱干净的太太对门的太太在嚎叫哩！那是一个寡妇，当她想起她已经是个寡妇、想起她的丈夫真的已经死了、永远地去了时，她便坐在炉子旁边的小板凳上，就像一条到死都被捆在窝旁的狗一样久久地嚎叫，为自己永远也无法到村中心的广场上去遛一遛，永远也不能同别的母狗到后院去逛逛而伤心。出殡之后，我丈夫等到他本来住在日什科夫的同居女人来到他的住处时，便请求她将那台他曾借给弗朗达、让他学会用它来打字、成为作家的贝克尔牌打字机还给他。
可是那同居女人说，她压根儿就不知道有台什么打字机。我丈夫一再求她，还拿出钱来，可她说，她一点儿也不知道这台机子的事儿，她甚至说她压根儿就没见过这台机子。我丈夫很难过，都伤心流泪了。还为这事喝醉过两次，因为他实在想念这台为他打出了成百上千页关于他的生活的稿子的贝克尔牌打字机啊！当他一瞅那分成两半、更多地被野蜂咬坏了的松树干时，当他一瞅那原来摆在贝克尔牌打字机前面的光头洋娃娃时，忍不住将那洋娃娃扔进了垃圾桶，又拿起一把斧子将他从苏军士兵那里要来的礼物劈成的松树干砍了个稀巴烂，连同原来在上面摆放着的那超现实主义静物的方凳也砍个稀巴烂。
当他经常在睡觉时抽泣、哭诉时，我安慰他说：“好啦好啦！别再去想那台贝克尔牌打字机啦！已经这样了，再别想啦，别想啦！”我们每个星期有一次在克尔科诺谢山脉吃饭，住在伊莱姆尼克小旅舍，这地方属于上米赛支基山区。因为我丈夫在念大学的时候常来下米赛支基住。就像他指给我看的那样，住在夏尔夫先生家的“三房舍”里，在夏尔夫先生的家的下方一家住着多恩斯先生，再下面一家是贝拉乌尔先生，他们都在森林里干活儿，有很多小孩。我丈夫说，当他每年放期末假到这儿来时，夏尔夫先生这所房子里总要多出一个孩子来，原因是夏尔夫在森林里干活时，多恩斯先生便来他这里取斧子或锯子，多恩斯一头金黄色头发，而夏尔夫先生的两个孩子也是一头金黄色头发。
我丈夫然后将那家装有绿色梁柱的瓦尔泰因饭店指给我看，每当他滑雪回来，总是在这家饭店吃晚饭。那里通常只有一两个顾客，大家都喝瓶装啤酒。我丈夫除了喝啤酒之外还吃黄油抹面包夹香肠。这里总是很热，一个特大的瓷砖铺台的炉子里烧着旺火不过这都是以前的情景。一九四五年以后在克尔科诺谢山脉这已经连一个德国人也没有了，有的在战争中死去，有的被锄头打死，其余的被迁走。除开被迁走和死去的德国人之外，连牛也差不多灭绝了。
我丈夫对我说，原先这些山上有六百头牛，如今只在贝茨上方的赛维尔卡还残存着四头牛。那里有个德国女人在经营管理，她要是挤了牛奶，在她的饭铺里还能喝到新鲜热奶和罗姆酒。如今几乎所有的小木舍都归了国营企业，以作为职工们休假之用。可是我丈夫的思绪却停滞在这里还住着德国人的那个时期。那时几乎所有小木舍的德国人都能供应抹了黄油的面包和一种德国人常吃的“拼板”也就是在这么一块小木板上放一小块熏咸肥肉、一小截香肠、一小段猪血肠、一小块熏肉，配上一瓶好啤酒。在这些小木舍里冬天很热，因为烧着木柴。我丈夫最感遗憾的是那六百头牛没了。那些粗脖子的德国胖妇没了，那些骨瘦如柴的德国妇人连同她们的方言也没了。
当然我丈夫也补充了一句：“几乎所有这些德国人都是纳粹，他们都曾为捷克人打了败仗而欢呼，所以世界上没法为这‘一只眼睛要以一双眼睛、一颗牙齿要以一口牙齿来偿还’的法则而吃惊。因为播种风就得收获暴风雨。胜利者是不会向任何人询问什么可干、什么不可干的，倒霉的总是失败者。”当我们漫步在白雪覆盖但作了标记的路上，当我们已结束滑雪但还穿着滑雪服，背上背着背囊、拄着滑雪棍在散步时，我丈夫就这么自言自语着，而且讲着讲着便开始对所有在捷克和摩拉维亚的德国人生起气来。说实际上是苏台德问题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德国人出卖了我们的共和国，提出了“建立帝国之家”的口号，结果自己造成提前迁出的局面，确定了自己的命运：从而也确定了捷克人的命运。因为通过打败了的战争把胜利者请进了中欧，从而开始了新时代。在这个时期一切都与过去不一样。我们就这样走在标明记号的雪道上。我们最高兴下坡走到什宾德莱尔磨坊，我丈夫像在梦幻中一般地察看着这里的一切，因为这里所有旅馆、旅游者的小客栈的名称都跟过去不一样了。
当我丈夫看到这些，看到旅馆、客栈后面堆着一大堆拉圾、烧暖气的炉灰渣，尤其当我们走进他以前住过的旅馆，当今这些只为他们自己的职工做饭的国营企业的休假屋，却得不到吃的时，我丈夫又将他内心的独白说出了声，他又骂德国人，说他们本来可以在这儿呆着，我丈夫还可以继续与他们聊天，继续住到这些炉子生得暖暖和和的小木舍里来，喝他的啤酒的，可是克尔科诺谢山区的德国人却想要什么“建立帝国之家”使我丈夫感到这些山都变丑了。他们活该！结果下场这么惨，因为是他们首先破坏了在这第一共和国的社会品行的准则，实际上他们为自己的罪责得到的惩罚还算是小的，他们最大的罪责是连同这些苏台德人一道不仅走掉了这六百头牛，而且失去了这山区的方言、这整个的美。由于这一背叛，不仅是布拉格的美丽的德语，而且连布尔诺、奥巴瓦以及伊赫拉瓦的美丽德语、方言都走掉了，斯毕什盆地的德国人以及赫普达到德国人方言也走掉了。我丈夫为连同这六百头牛，用木柴烧得暖暖的小木舍和旅店消失了、两种语言意识消失了而抱怨。可又有什么办法？他们不会做人行事。
他们带着他们的旗、集中营和他们的纯人种走到哪儿就给哪儿带来毁灭、死亡和不幸，他们活该有这样的下场，论他们给欧洲带来的灾难，实际上他们得到的报应还太轻了。主要让他们受到点教训。想当初我丈夫曾非常喜欢他们，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常去米赛支基度期末假，一个星期花四十克朗便够了，花五克朗住在夏尔夫先生的“三房舍”里，那时他做梦也没想到、压根儿就没法想到会发生这种情况。一九三七年那会儿这些德国人便变了个样，在他们的顶层房屋的窗口便在黑板上画了个纳粹徽号。对我丈夫也变冷淡了，有的甚至不再跟他说话。那些森林工人突然变得傲慢起来，嗓门儿也提高了，眼睛扫向布拉格，大家都开始穿白长袜，那些粗脖子太太们便穿着德国民族衣裙，在饭馆里高唱战斗的德国歌，主要是“莱茵河上的卫士”这些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我为那些德国人而感到害臊，为他们坚信的那些社会问题、为他们中间的一切坏主意坏行为而感到羞耻，等到他们能实现他们的“莱茵河上的卫士”的伟大梦想，恐怕一切都会改变，所有捷克人、整个布拉格都会蒙受耻辱我们沿着一条闪亮的斜坡登上了金峰。我丈夫停下脚步，透过被天气磨炼出来的云杉嘹望四周的景致。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们决定午饭后到易北河小旅舍去。于是我们重又走在云杉中间的滑雪斜道上，我们已经离开了茂密的森林，如今路上横七竖八躺着倒下的云杉，上面覆盖着厚雪，从雪里冒出的枝桠也就不足一米高。我丈夫停下来，用滑雪棍指着前面说：“我们曾经在那边找到一名来自赫拉德茨的冻死的女教师，在离她五米远的地方躺着她的冻死了的丈夫。两人手里还拿着个冻橙子。
那是在一九三四年，我寒假来到这里，接连两天的暴风雪，在这四十八小时里，只要出得去，这地区便会派人出去寻找那些没有回来的人。就在离易北河旅舍三十米的地方发现两名军官，他们在暴风雪中绕着这小旅舍转了好久，直到倒在地上。在这金峰底下，我和其他人找到了缩成一团的女教师，手里还紧紧抓着个冻橙子，我们将她运到列纳尔，还有她的丈夫，两人僵冻得像一把椅子、一把沙发，像坐着的基督雕像，冻成了这个样子。因为在克尔科诺谢山区，赶上暴风雪，情况比塔达里山区还要坏。可是塔达里也有它坏的一面，好几十旅游者在那里丧命，掉进深渊或撞死在峻峭的悬崖棱角上。人们说，非自然死亡中数淹死最舒服。这些曾经很善良的德国人在战争中让两千多万人死在战场上，让六百万人在集中营折磨致死。等到他们打了败仗，人们以一口牙还一颗牙的办法对付他们，他们能感到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对让那些在村子里干了这些罪恶勾当的人自己挖坑、挨枪毙后被埋掉能感到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对把他们收罗进俘虏营、劳改营，在其过程中把他们迁到他们愿意去的地方还能感到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对他们在战后仍有许多人被处决还能有什么可惊奇的呢！我曾不得已杀死过还没睁眼的小猫，那是出于必要；我在家里还宰过兔子，那是出于必要；出于必要，不得已我也可能杀人。
我对德国人曾把有些人最亲的亲人谋杀于集中营或监狱，从而遭到以一整口牙还一颗牙的回报一点儿也不感到惊奇。有人对我说过这么一件事：在克鲁什勒山区一个什么地方，战争结束之后，人们把两名党卫军搁在乎板大车上，强迫一千德国人将另一个德国人的四肢挨个儿砍下来，总是互相砍，先扎眼睛，然后砍手，砍腿，再一条腿，等到他们在那两村民们用拖拉机拽的平板拖车上把什么都砍了之后，只剩下了两个身躯和一只手，只有其中的一个还有一只手，因为另一个已没有手去砍对方这只手了，可他们两人都还高呼“希特勒万岁！”我丈夫又歇了一下脚，不是因为讲这故事的缘故，而是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树林，我们已在沿着一个光秃的斜坡走。我感到头晕，不是因为我丈夫讲这个故事，而是比这更糟糕；我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我看这峡谷便感到要呕吐，当我一看那山谷，我的眼睛还能看见树干和松枝，那我还能在这山顶上找到个依靠，可我如今在顶峰上，树林和灌木丛都在离我们老远的底下，我不只是感觉而是实实在在地认为我站着的地方在旋转，我看到金峰和科特尔在旋转，往深渊里坠。
大地像个大磨盘在绕着一根巨大的轴在旋转。在我对面下方的那些小旅舍、松树、云杉都在往上转，原来在我下面的现在都渐渐升到了上面。我看见它们在山顶上游走，捆在一个看不见的巨大圆轴上从我身边经过，这种幻梦和极大的焦虑感使我的膝部一软，倒在地上，我的指甲紧紧扣住地上的雪。如今连我自己也在旋转，我不禁喊叫了一声，因为我准确而实在地感觉到，我被一种什么魔力揪着头发甩到了空中，我那顶帽子只因我在旋转才掉下的。我又喊叫一声，我因为觉得自己在破碎散落，将要徐徐落到山谷里的一个什么地方，从这座因雪和阳光交相辉映闪闪发光的山上滑进这山谷。我丈夫站在离我不到三米远的前面，他将手伸给我，我却四肢着地，仿佛顶着大暴风雪慢慢地朝我丈夫爬去。我用四肢爬行着，我想让我丈夫伸出来的手抓着我，却又害怕抬起一只手来。他先是笑话我，像喊一匹受惊的马一样喊着我；可是如今，当他看到我如何用膝盖向他爬去，听到我那恐惧的叫声，仿佛我们在见最后一次面，即将永别的样子时，便立即朝我跪下来，搂着我。
我便紧紧地搂住他，我的眼睛里布满了恐惧，我闭上眼睛，心都跳到嗓子眼儿了。我丈夫帮我站起来，可我又一次不得不摔倒在雪地里，我哼着哭着，我丈夫不得不走到我的面前，在他的手指能够得着我的地方，领着我斜着往回走。当我一睁开眼睛，大地还是在旋转，地面上的一切都在散落，我又一次体验到我和我周围的一切东西都捆在一个看不见的大磨盘上直到我能摸到第一根棍，然后扶着第一枝倒下的树干，直到我抱住了又一棵云杉，这我才睁开眼睛，看到沿坡而下的灌木和树林，看到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的滑雪者们沿着斜道往山顶上爬，看到黑森林中露出带烟囱的屋顶、从伊莱姆尼克小旅舍冒出的滚滚炊烟。这一切仍没使我平静下来，不过那种头冲下，刚不久前我还真的觉得在绕着一根大轴的旋转停止了。
我大哭了一场，伤心地抽泣。由于这一恼怒使我的脖子鼓胀起来，甲状腺也大了。我丈夫也认真起来，他小心翼翼地领着我下山，搂着我的腰，拉着我的手，我们的滑雪棍这时就让它们插在既没，有山松也没有云杉、通向山顶的那条路上。这条路晶晶闪闪地与蓝天连在一起，我瞅了一眼金峰的白雪只由一道细线与蓝天分开的地方，重又有了那种感觉，当我又想俯视下面的山谷时，又一次摔倒在地，我用手扶着他，因为地又在旋转，金峰转动得消失不见了，所有小木舍、所有小汽车、所有停车场上的大轿车都从下面绕着一个圆盘转起来，先是头朝上往下掉，然后一个大滚翻，所有滑雪者和他们身后的小汽车，仿佛一桌婚宴酒席都在倾斜，一切都朝着它们倾斜的方向飘落，我看到连我丈夫也在倒下，他的两只脚仿佛在结冰的溜滑的路上移动，被一种什么力量硬拽着从我身边离去，我觉得自己是在木舍里，突然，地基在往高处飞，屋顶下的梁柱仿佛在往地窖里掉，找打了一下滑，在最后一刹那我的眼睛从天地分开的那条线上又一次地看到了我丈夫的眼睛，我就这么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同他小心翼翼地往下走。我像喝得烂醉地走着，一步步地一直走到在我四周、前前后后都有我信赖的松树的地方。我四下里一张望，那里只有一条由白雪、滑雪板印和滑雪鞋印装饰着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