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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巴林王朝的奠基人
巴林家族的资历要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为悠久，当巴林银行在伦敦为欧洲大国融资的时候，罗家还在法兰克福玩金币的小生意。作为基督徒银行家的巴林家族是国际银行家中的少数，但却是起家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家族，他们首创的近代跨国银行网络模式后来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模仿的对象。
巴林家族发源于北德意志，其有案可查的最早祖先是住在格罗宁根，深受基督教路德宗的影响，其后人多为基督教路德宗的牧师，也有做政府公务员的，到约翰巴林这一代开始经商。约翰于1717年移居英国埃克塞特，并于1723年娶当地富商之女为妻，开始了巴林家族的传奇历程。
真正将巴林家族发扬光大的是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baring）。整个18世纪，由于欧洲加大了对印度次大陆、东南亚和远东的渗透力度，再加上北美新大陆市场蓬勃发展，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盛极一时。一方面是嗷嗷待哺的庞大需求，另一方面是蓬勃发展的商品制造能力，同时海上运输行业也已准备就绪，但是服务于整个国际贸易流程的金融业却发展滞后，于是弗朗西斯果断地将家族业务由传统的制造业和贸易领域向金融领域发展。他在大本营埃克塞特和伦敦两地分设经营机构，互相扶持，生意范围遍及贸易、实业和票据业务，开创了新的经营模式。这一模式在25年之后，才被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范围内复制。
但是弗朗西斯向金融业挺进的大胆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决策遭到了家族内部埃克塞特一支的强烈反对。由于经营理念的分歧和利益纷争，巴林家族的几个兄弟只好于1777年签署了分家协议，弗朗西斯掌握了家族业务伦敦分支的所有权。伦敦当时正在快速取代阿姆斯特丹而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弗朗西斯领导巴林家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分家之后的弗朗西斯正欲甩开臂膀，在金融领域大干一番。然而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雄心万丈的弗朗西斯似乎并不有利。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但贬损了英帝国的强大军威，而且几乎毁了英国经济，帝国贸易一度锐减，巴林家的埃克塞特分支遭遇重创，到1790年几乎已经销声匿迹。弗朗西斯的伦敦支脉也几难幸免，幸亏其妻为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继承人且颇有经营才能，一番整治居然助其渡过了难关。巴林夫人持家有方，将家务运营费用控制在一年800英镑，由此弗朗西斯在其妻去世之后感叹道：“如果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没有我妻的持家有方，这个运营费肯定会达到每年1200英镑，那我就万劫不复了。”
危机过后家族业务步入正轨，利润从1777年的3400英镑上升到1781年的10300英镑，到1788年达到创纪录的12000英镑。公司的资本金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初的1776年仅有19452英镑，到战争结束的1783年已经增长到43951英镑。至1780年，家族的重要分支机构遍及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除了在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设有两家分支机构外，在大本营埃克塞特、伦敦、圣彼得堡、西班牙的卡塔赫纳、意大利的莱戈恩各有一家，一个联接全欧的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金融网络已见雏形，未来巴林金融王朝的阴云此时已遍布欧洲上空。
荷兰：商业资本主义的顶峰
在伦敦崛起之前，阿姆斯特丹曾经是欧洲金融的中心。荷兰以东方贸易起家，凭借强大的造船业实力，与葡萄牙争夺东方贸易的主导权。从1605年到1665年，荷兰的造船厂已充分使用机械，造船速度相当快，几乎一天可以造一艘船。当时的荷兰总共拥有上万艘船，按吨位计算占当时欧洲海运总量的3/4。世界各地的贸易货运大多由荷兰商船承担，此时的荷兰被人们称为“海上马车夫”荷兰的海员总数达到了25万之众。相比之下，葡萄牙只有大约300艘的航运船队，海员总数仅4000人。经过60年的商业竞争和武装冲突，荷兰终于在17世纪后半叶打败了葡萄牙，控制了好望角，使其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枢纽。在其巅峰时代，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悬挂着荷兰三色旗的10000多艘商船游弋在世界的四大洋之上，荷兰成为商业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
荷兰贸易的爆炸性增长，对金融服务产生了极大需求，1609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国家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
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规范当时十分混乱的金融行业。当时阿姆斯特丹的金融行业存在着两大圈子，一个是从安特卫普迁移来的犹太银行家群体，另一个是基督徒为核心的本土银行家集团。犹太银行家从事的主要是其传统的看家本领：货币兑换、票据贴现、吸纳存款和发放贷款，这些业务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各种利率差异极大，管理混乱。
“建立（阿姆斯特丹银行）这个机构的主要原因不是提供信用，而是防止肆无忌惮和四处蔓延的货币兑换以及票据贴现过程中存在的过度投机，从而（为贸易）提供高效率和稳定的兑换贴现服务。她（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关键点是其公有性质而非私人拥有或管理的机构。”
阿姆斯特丹银行在其成立后的一百多年中，大大促进了荷兰贸易的发展，巩固了荷兰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创造了荷兰空前的繁荣和富裕。一些巨富家族随之而兴起，霍普家族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亨利霍普
霍普家族祖上是苏格兰的贸易商人，后来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经营航运、仓储、保险和信贷业务，主要是在鹿特丹有偿组织教友派信徒移民新大陆和经营阿姆斯特丹的奴隶贸易。前者每移出一名教友派信徒，教会需向其支付60盾费用，后者海上奴隶运输过程中待遇极糟，造成平均16％的死亡率。在整个七年战争期间（17561763年），霍普家就是靠这种投机生意发了大财。
七年战争之后，霍普家族进入国际金融领域，为瑞典、俄国、葡萄牙和巴伐利亚安排政府贷款，牵头组织英荷银团承销这些国债，霍普自己从中抽取5％9％的佣金。家族同时专注于贷款给西印度的种植园主，获得蔗糖、咖啡和烟草作为回报，然后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出售。因霍普家给予葡萄牙王室大量贷款，葡萄牙特许霍普经营巴西的钻石贸易，从而使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钻石贸易的中心。
霍普家最重要的客户就是俄国女皇凯瑟琳大帝，同样因为霍普给予沙皇政府大量融资贷款，凯瑟琳大帝授予其俄国进口蔗糖的独家代理权，同时代理俄国粮食和木材的欧洲贸易。通过经营商业和金融业务，霍普家当时几乎成为全欧首富，其势力所及，不仅控制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还与其英国主要同盟者组成英荷银团，以金融力量影响欧美各国的政治与外交事务。
从1779年开始，亨利霍普出任霍普公司（hope&co）的掌门。1786年，亚当斯密将其传世巨著国富论的第4版专门题献给亨利霍普：
“在这第4版我原本没做任何形式的改动。然而现在我发现我有义务向阿姆斯特丹的亨利霍普先生致谢。关于阿姆斯特丹银行这样一个十分有趣而重要的主题，我能获得一些独到而广博的信息全要归功于这位先生。在他帮助我之前，阿姆斯特丹银行的账户资料信息不能让我满意，甚至令人难以理解。这位先生的尊姓大名在欧洲如此显赫，不论是谁从他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都会感到无上的荣幸。我的虚荣使我非常想对亨利霍普先生致谢，这样我就可以荣幸地把它附在拙作的最新修订版之前，作为对拙作最好的广告。”
能够与霍普家族建立商业合作关系，在当时的欧洲银行家圈子中，就意味着拿到了通向财富和权力的通行证。弗朗西斯巴林就是其中的幸运者之一。
结盟霍普家族：巴林傍上了欧洲第一富豪
弗朗西斯外表冷漠，性情沉静，遵守诚信，逐渐在金融业界赢得了极大的信誉，他的生意也在拿破仑战争中长足进步。到1771年，弗朗西斯已经被任命为皇家汇兑保险协会（theroyalexchangeassurance）的董事，皇家汇兑保险协会又与霍普家族关系密切，正是这个职位给弗朗西斯打开了与霍普家族的合作之门，成为发展壮大自己的重要契机。
霍普家族此时正试图在英国发行一笔债券以开拓英国市场，而弗朗西斯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迅速行动，将霍普家族价值15000英镑的债券发行事宜处理妥当，自此两家惺惺相惜，结为同盟。法国银行家约翰马利特（johnmallet）就此事评论道：“霍普家族所深为震动的，不仅在于巴林展现出的热忱和执行力，更在于巴林卓越的信誉和充沛的资源。从那一刻起，巴林家就成了霍普家重要的朋友之一。”到1790年时，威廉霍普对由于工作繁忙而迟迟未能向弗朗西斯写信表示歉意：“亲爱的先生，我们之间的通信就像家庭通信一样亲密，事实上这种亲密关系是建立在您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基础上的。”
此后每当霍普家族有人造访伦敦时，总是住在巴林家。到1796年，霍普家族的合伙人与弗朗西斯巴林的女儿结婚，两个家族的联姻标志着霍普—巴林同盟最终形成。
1794年1月，亨利霍普写信给弗朗西斯：“我觉得英国与荷兰素来交好，同气连枝，我在英国（巴林家）逗留时，如同在家中一样。”不过一年之后，时局的发展就验证了亨利霍普这番说辞。1795年法国革命军开进荷兰，霍普家族仓皇出逃，避难伦敦。在巴林家族的运作之下，英国皇家海军派出炮舰为其护航。弗朗西斯之子亚历山大巴林奉命一直留守在霍普银行的办公室直到法军军靴响彻阿姆斯特丹之际，方才撤离返回伦敦。
到1802年亚眠和约签订，欧洲战事暂时告一段落，霍普家族准备返回阿姆斯特丹重操旧业。1802年家族银行终于重新开张，而大部分资本仍然掌握在巴林家族手中。此时亚历山大已到美国发展，他违逆其父老巴林的意志，恋栈美国不愿再回荷兰与霍普合作。后来时局发展证明了亚历山大确有先见之明。不久欧洲战事重开，法军再次开进荷兰，霍普家族在荷兰的财富受到重大损失。到1813年，霍普家族已经徒有其表，巴林家族新掌门亚历山大仅以25万英镑就盘下了霍普家族的生意，只是考虑到两家的紧密关系才没有彻底吞并霍普家族的产业。霍普家族在巴林的羽翼下，作为巴林的主要贸易伙伴继续存在。至此霍普家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金融力量，两家实质上合二为一。
“红顶商人”：金权入股政权
巴林在与霍普结盟之后，生意一日千里，实力壮大之余，已经开始将目光转向政界。在1786年，弗朗西斯给兰斯道恩侯爵（lansdowne，前谢尔本伯爵）写信：“我主要关注三件事情：一为本家族产业，二为公共事务，三为东印度公司”此时他的目光已投向东方的英帝国的殖民事业，他已敏锐地发现了其中蕴含的无限商机。
1787年弗朗西斯在给皮特首相的海军秘书亨利邓达斯（henrydundas）的信中，力陈与荷兰订立商业条约的好处：“荷兰以贸易立国，可帮助我们的产品扩大在印度市场的销路，这对我国是非常有利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在政治上给予我国有力支持，因为我们两国根本理念同出一脉，利益互补。就我国而言，首要利益就是帝国本身的长治久安，其次为贸易利益；而荷兰的重要利益同样有两点，其一为东印度群岛之垄断权，其二为贸易利益。两者的根本利益不相冲突且经济互补性强，应维持战略合作关系。”这封信表面上是为国家利益考虑，而其背后隐含的霍普—巴林同盟的特殊利益已经昭然若揭。
而真正将弗朗西斯引入政坛的是约翰邓宁（johndunning）。邓宁时任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首席大律师，他与伊萨卡巴雷（issacbarre）上校是密友，这个巴雷在1782年曾任皮特首相的主计大臣，此三人“桃源三结义”以皮特首相的财政大臣兰斯道恩侯爵为靠山，组成令旁人望而生畏的三巨头同盟。
邓宁帮助弗朗西斯进入政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已身陷债务陷阱无力偿还，从1783年开始，弗朗西斯每年为他偿还5000英镑的巨额债务，时间长达6年之久。
在三巨头的运作下，英国首相皮特把弗朗西斯奉为上宾，在塞内加尔奴隶贸易、土耳其外交、直布罗陀驻军、海关改革等问题上全面听取弗朗西斯的看法，而弗朗西斯将自己家族的商业利益与英国的国家利益“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在符合政治正确的同时，不断将自己做大做强。
巴林家族在政坛上的耕耘终于获得回报。他们与政府部长们的紧密关系和相互信任，使得政府合同的大蛋糕经常光顾巴林家族。其时正值美国独立战争，北美战事吃紧之际，前方将士补给严重不足，巴林受托承担为前线提供后勤支持的重任，兰斯道恩侯爵更为其争取到军粮供应的美差。巴林以其卓越表现为英国纳税人节省了7万英镑，而自己获得一厘的佣金收入，共获利11万英镑。1780年，英国政府试图寻找某一银行家族为其北美战事融资，且这一银行家族最好以自身财力，或者其客户和外部投资者的财力承购战争公债。这是一笔高风险高回报的生意，弗朗西斯瞅准机会果断出手揽下了这笔承销业务，在17801784年之间共在北美战争债券上赚取了19万英镑。数目似乎不多，但也足以满足政府的胃口并在英国政府面前树立了良好形象。政府了解并且信任巴林，他们喜欢弗朗西斯而且尊重他的能力，总觉得好像欠他某种东西。这种感觉会帮助巴林获得更多的政府合同。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频繁发动战争，军费开支巨大，国债发行量急剧攀升。这使巴林等银行家族在承销战争债券的过程中大发横财。17991815年，巴林家族在16年中有12年担任英国国债的主承销商，狂赚了19万英镑。巴林家族的声誉在伦敦金融城达到了巅峰，各国发行公债纷纷找上门来。
1797年3月，正值欧洲反法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葡萄牙的巴西亲王来到伦敦，寻求筹集资金120万英镑。他打算以巴西的钻石和鼻烟生意的利润做抵押进行贷款，如果这些抵押还不够的话，就再加上“富庶的岛国莫桑比克”弗朗西斯对此很感兴趣，但还是先征求了皮特首相的意见。皮特答复道“在葡萄牙国运多难之际”他对这笔贷款不抱热情；不过如果巴林以私人公司的身份给予融资的话他也不反对，但是官方不会支持。考虑到皮特的意见，巴林只好放弃了这个机会。
转眼到了1801年，葡萄牙人急需大笔融资以支付巨额战争开销，贷款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这次皮特首相暂时去职，弗朗西斯决定甩开政府单干。弗朗西斯告诉其婿、霍普家族合伙人皮埃里雷波切尔（pierrela波uchere）：“在这个多事之秋，我们不应该再跟部长们商榷葡萄牙贷款的事，你也知道，那些大臣们对国际融资的事多半也是一知半解。”
在弗朗西斯的指示下，皮埃里雷波切尔和乔治巴林被派往里斯本商谈贷款合作细节。这两位仁兄坐着驴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赶到里斯本，然后发现谈判过程本身和他们糟糕的旅途一样难熬。皮埃里雷波切尔抱怨说这些葡萄牙人“不停地变换谈判文本，而且都是些我根本不懂的文字，简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到1802年又有几位犹太银行家也赶到了里斯本加入争夺合同的战团，不过乔治巴林报告说“这些犹太人虽然堪称劲敌，但也不必过虑，他们财力不济，出不起我们能出的价钱”最终这笔大单还是落到了巴林—霍普财团手中，其中巴林负责承销500万荷兰盾。
赚了钱之后，老巴林开始认真考虑成为“红顶商人”的必要性。银行家的声誉不佳，给社会公众的感觉始终是刻薄商人的形象，只有成为政治家才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并可将家族事业的基础建筑在牢固荣誉的基础上。下定决心之后，弗朗西斯通过运作花了3000英镑，不出意料地当选下院议员，并且，在随后的150多年里其家族一直保有议会议员的席位。
跨越大西洋的人脉网络
弗朗西斯很早就洞察到美国市场未来的重要性，早在1774年他就与美国费城的托马斯维灵（thomaswilling）和罗伯特莫里斯（robertmorris）建立起商业伙伴关系。托马斯维灵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个私有中央银行——美国第一银行（bankofunitedstates）的董事长，罗伯特莫里斯更是美国最著名的银行大家族之一，美国立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这些重量级的人脉关系对于巴林家族后来在美国的业务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使得巴林家暂时将业务重心转向北美。1795年，美国驻里斯本公使戴维哈弗雷斯（davidhumphreys）与北非柏柏尔人政权（北非海盗）谈判美国商船在地中海的自由航行问题，急需用钱。美国政府要巴林家族代为发行价值80万美元的6厘国债，而在一个月后巴林家就为美国筹得20万美元，解了里斯本公使的燃眉之急。时任美国驻英公使的鲁弗斯金（rufusking）为此专门写信给巴林，祝贺其“以慷慨的性情和熟练的手法帮助哈弗雷斯在如此重要的行动中取得成功”并说道：“我已经写信给我国财政部长告知您的事迹，并将要求他与我一样保证合众国政府将对您在这件事情上起到的重要作用保持良好印象。”
当时，美国与法国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巴林家族出资45万美元为美国购得1万条滑膛枪和330门加农炮，这在当时足以装备一支大军。到18世纪结束的时候，巴林家族虽然还不是美国政府指定的欧洲代理人，但是一旦美国人需要从欧洲筹钱，总是会去找巴林。
巴林认为在法国大革命造成欧洲形势不稳的情况下，美国股市将成为欧洲投资者的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于是组织英国投资者大举进军美国股市。到1803年，外国投资人持有的股票占美国股市总市值（大约3200万美元）的一半。英国投资人投资美股，而美国又要将分红汇去英国，这就造成了一张紧密的跨大西洋的金融网络，居于这个网络中央枢纽的正是巴林家族。
托马斯维灵从1790年起就成为巴林家族的忠实盟友，成为巴林家族在美国的金融代理人。至此巴林成为美国政府的正式代理人已经水到渠成。美国驻英大使鲁弗斯金告诉巴林，美国政府决定委任“具有头等荣誉和稳定性的英国银行家族”为代理人，定期“给予大陆会议巨额融资”并且资助美国派驻各国的外交使团。这类工作通常都很麻烦，并且佣金收入也微不足道，但是由此获得的声誉却是无价之宝。1803年巴林家族正式被任命为美国政府在英国的金融代理人。
路易斯安那融资：史上最惊人的金融案例
巴林家族在世界金融史上堪称登峰造极之举莫过于资助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这一惊人的交易。
路易斯安那地区在密西西比河和落基山脉之间，北起加拿大，南到墨西哥湾，
面积相当于现在美国中西部的13个州的总和。历史上路易斯安那一直是法国殖民地，
巴林银行标志
七年战争失利之后被割让给西班牙。1800年，拿破仑帝国气焰正盛，西班牙不得已将这块殖民地归还给了法国。美国政府一想到在自己的家门口即将出现强大的法军就坐立不安。英国向美国建议先由英国征服这块殖民地，待欧洲战事平息后再将这块土地交给美国。这个建议简直比就要出现的法国陆军更让美国人惶恐。于是杰斐逊总统派出特使出访巴黎，试探拿破仑皇帝的口风，看能不能将路易斯安那的一部分卖给美国。令美国使团大喜过望的是，皇帝陛下打算将整个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卖给美国。大方向既已确定，剩下的就是讨价还价，法国起初坚持1500万美元，最后以1125万美元成交。
其实，拿破仑有难言的苦衷。当时，拿破仑派2万人入侵海地全军覆没，急需资金来重整旗鼓。另外，拿破仑盘算过，如果美国和英国结盟，与法国开战，英国必将进攻路易斯安那地区，与其让它落入宿敌英国之手，还不如卖给美国；而且卖了这个地区，法国可解除后顾之忧，全力以赴控制欧洲。1803年4月，美法签订和约，美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约2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385个法国），每平方公里不到5美元。
现在的问题是，从哪里找这笔钱？答案是现成的。早在法美两国在巴黎谈判交易金额的时候，亚历山大巴林就作为巴林家族的代表居中协调，就是在亚历山大的努力下法国才同意将交易价格降至1125万美元的。交易最终达成后，巴林—霍普顺理成章地承担起了为美国政府发行国债筹集资金的任务，在欧洲金融市场为美国政府发行5％利息的国债，其中霍普家承担40％，巴林家承担60％。这相当于实际上是巴林—霍普财团先行从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再将这块土地转卖给美国政府。
1803年6月英国对法战争重启，英法两国正处在军事对峙状态。阿丁顿首相难以容忍一家英国银行每月向其敌国支付百万法郎，间接帮助拿破仑准备战争，于是强令巴林家族暂停支付法国款项。而巴林家只是轻松地将支付责任交给其盟友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代为执行，就轻易规避了政治风险。这时巴林与霍普家族的通信已被监控，霍普在给巴林要求代其向法国政府支付款项的信件回复时表示“我们不反对停止继续支付给法国的款项，而且也不能遵从你们的要求（代为支付）”两家意见看似分歧，但是实际上，巴林知道霍普必定会给法国支付款项，霍普也知道巴林只是表面上口头抗议一番，这一切只是做戏给英国政府看。最后霍普和巴林从路易斯安那购买案这宗生意中总共爆赚了300多万美元。
1812年英美战争：巴林家族里外通吃
1806年，美国前副总统艾朗布尔（aaronburr）被指控阴谋肢解美国，大家都相信他想把美国重新置于英国统治之下。一时之间两国民众敌意急剧上升，战争的阴云密布大西洋两岸上空。除此之外，英法之间的战争使英国施行封锁欧洲大陆的禁海政策，美国与法国的贸易因而大受影响。英国海军还经常在距离美国海岸不到3英里的区域执法，明显侵犯了美国领海，美国方面百般交涉，英国照样我行我素。双方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升高。
另一个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第一银行问题。第一银行是1791年建立的美国第一家私有中央银行，巴林家族乃是美国第一银行的大股东之一。托马斯维灵正是美国第一银行的董事长，他和巴林是近30年的商业老伙伴。
1791年美国政府授权美国第一银行成立时，只给了20年的有效期，第一银行的运作将在1811年届满。美国内部对第一银行的成立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最终反对派意见占了上风，美国政府在1811年3月3日停止给美国第一银行新的延期，第一银行关门大吉。此事对拥有美国第一银行70％控股权的英国银行家来说，是个极大的刺激。巴林、罗斯柴尔德等人的核心利益受到严重挑战。
对于巴林家族而言，这同时也是一次难得的好机遇。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机会。特别是对于巴林家族这样在英美两边都能通吃的人物更是如此。战争爆发，英美两边的国债发行势必扶摇直上。此时巴林在大西洋两岸都主导着债券承销业务，这一把赚下来，顷刻就能达到富可敌国的高度。同时，战争势必迫使经济弱小的美国深度负债，从而在金融上加大对巴林的依赖，没有钱如何进行战争？美国政府最终必然在政治上屈服，同意私有中央银行在英国银行家的控制之下运作。这时候，巴林再出面做好人，两边劝架，在英美双方都赚个好人缘。
1812年，英美战争终于爆发。情况发展不出所料。战争打到1814年，美国就已债台高筑，7月出售的600万美元的战争债券，在市场上以惨不忍睹的2折出售。不仅当年的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入不敷出的局面，而且1815年的战争经费也毫无下落。美国海军部长威廉琼斯惊呼：“必须紧急行动起来，而且要快！不然我们将会出现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局面，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维持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而且还要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这位可怜的海军部长就像乞丐一样翻遍了国库的每一个角落，试图找到起码的资金来维持一些最紧迫的军事防御行动。海军水手的招募完全陷入了停顿，因为“水手们没有现金是决不上船的”
战争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军工厂由于缺乏资金已经完全停工了。弗吉尼亚这个美国“最民主”的州，因为缺乏粮饷发生了士兵哗变。新罕布什内尔州由于没有现金改发国债给退役军人“激起了他们痛恨政府”其他地区的军队宣称如果不能及时领到薪水，他们将占据军营，并贱价出售政府财产。士兵被拖欠军饷的时间已长达612个月，个别地区甚至更长，士兵们甚至一年连可怜的30美元薪水都拿不到。许多地区的军队出现大量逃兵，军官们非但没钱去抓捕逃兵，甚至连在当地发广告要求举报逃兵的费用都出不起。新英格兰地区的军事监狱因没钱运转而解散，纽约的战地医院药品和补给早已耗尽。政府官员和军队官员有时不得不以私人名义向别人借钱来应付一些最紧迫的开支。
战争永远是一部吞噬财富的巨大机器，没有钱想打一场长期战争是痴心妄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金钱又是战争的主人，它既是战争的目的，又是驾驭战争的工具。国际银行家们正是深谙此道，才酷爱战争。在战争中他们不仅可以大获其利，更能驾驭政府，左右战后政策，更好地实现长期盈利的战略目的。
在战争中，作为英国公民，巴林自然不能在伦敦市场上公然资助美国，不过在欧洲其他城市通过他们的代理人承销美国债券，那是谁也管不着的。巴林家族不仅积极计划战争结束之后重返美国市场，甚至在战时继续为持有美股的投资人支付股息。1813年，美国政府终于在7月间派出代表团赴欧洲与英国进行和谈。美国人以为英国会欢迎俄国作为调停人，于是首先赶赴圣彼得堡。
弗朗西斯的儿子亚历山大巴林开始粉墨登场，向英美政府两边卖人情了。他充当美国代表团团长加拉庭（gallantin）和英国外相卡斯尔雷（castlereagh）之间的协调人。他告诉他的美国朋友，英国人绝对不会欢迎俄国人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他在信中指出：“在一场家庭争端之中，外人的干预只会起到负面作用。”加拉庭最终在1814年3月抵达伦敦。加拉庭的儿子詹姆斯抱怨说：“我发现比起巴黎和圣彼得堡来说，伦敦要无趣得多，我们并不处在一个受人欢迎的环境，我们经常受到很多人邀请，但是总感觉到有些拘束唯一让我们感觉真正自在、真正受欢迎的地方是在巴林先生的家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在巴林家族的“酷爱和平”的感召之下，1815年英美两国最终实现了停战。巴林和其他英国的银行家们成功地发了大财。美国政府屈从国际银行家的压力，在1815年12月承诺成立第二个私有中央银行——美国第二银行。巴林如愿以偿，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内，他一直掌控着英美跨大西洋贸易和金融命脉。
法国战后赔款：巴林晋升欧洲第六强权
“如今在欧洲有六大强权：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巴林家族。”
——法国首相黎赛留
1815年，法国战败，拿破仑被流放。根据维也纳和约，法国必须支付7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并在5年中承担15万反法联军在法国的费用。屋漏偏逢连夜雨，1816年，法国农业歉收，国库空虚。战后复辟的波旁王室得不到国内金融财团的信任和支持，不得已转向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英国巴林家族求助，以期早日清偿对战胜国的赔款，使法国境内的外国占领军尽快撤离。
在英国驻法大使威灵顿公爵和法国首相黎赛留公爵（路易十四的名相红衣主教黎赛留之孙）的支持下，奥弗德（gabriel-julienouvrard）代表路易十八，前往伦敦求见巴林家族。这个奥弗德曾担任拿破仑财政顾问，多次因为账目不清被投入监狱。但此人精通权变，口才极佳，和首相黎赛留、国王路易十八关系亲密，按现在的标准看，属于一个标准的大忽悠。
奥弗德告诉巴林家族，黎赛留首相和财政部长考沃托（corvetto）全权委托他与英荷财团谈判贷款事宜。巴林家族起初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因为这个没名没份的“中间人”并不靠谱，所以也没有明确的态度。
奥弗德回来之后，添油加醋地告诉法国的部长们，巴林和霍普家族对此事是如何之感兴趣，非常倾向同意达成这笔交易。黎赛留首相和财政部长听得喜出望外。在奥弗德的长袖善舞之下，双方将错就错弄假成真，开始就贷款细节进行谈判。在谈判所在地法国杜伊勒里宫（thetuileries），巴林和霍普家族被反对贷款的人所包围，霍普家族还驻足倾听反对意见，而巴林家族则耸耸肩不屑一顾，继续推进贷款项目。法国外相塔列朗（talleyrand）从一己私利出发不愿看到谈判达成协议，而路易十八本人则表示他愿意在巴黎欢迎巴林的到来。
到1816年12月，谈判已进展到相当程度，威灵顿公爵正式写信知会英国外相卡斯尔雷，法国公债总额约为3亿法郎（约合1200万美元），其中相当于200万英镑的份额将在伦敦金融市场发售。巴林家族获得了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等欧洲主要政治家的支持，他们私人也纷纷购买了巴林家族承销的法国国债。巴林家族与其巴黎的伙伴雅克拉菲特（jacqueslaffitte）通力合作，顺利完成了承销任务，分3期为法国政府筹得315亿法郎。
在筹款过程中，原先对王室持不信任态度的法国财团在巴林家族的带动下，开始支持法国公债，在前两期贷款中他们认购了1/4的公债，到第三期他们认购的份额达到了一半之多。巴林家族一时在法国金融界独领风骚。威灵顿公爵在给友人的信中评论道：“巴林将法国财政掌握在自己手中，法国公债在英国债券市场也如鱼得水。巴林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控制了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巴林会感觉到他所拥有的（这种金融）权力的威力，并且会认为任何对抗他的行动都不太容易取胜。”作为身经百战的老将，威灵顿的这番话中既有赞誉，也暗含警告。
在整个代理法国政府赔款的项目中，反法同盟国得到了赔款，法国从外国占领的负担下解脱了出来，巴林家族则狂赚了72万英镑，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而且政治地位也如日中天，可谓皆大欢喜。巴林家族收获的不仅是丰厚的佣金收入，他们的声誉也远远超过任何其他银行家族。法国首相黎赛留感叹道：“如今在欧洲有六大强权：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巴林家族。”
巴林家族的事业达到巅峰。
就像一切达到巅峰的东西一样，最为辉煌的那一刻往往预示着衰落的开始。正如威灵顿公爵所言，已经有其他银行家族准备站出来反对巴林在金融领域一手遮天的霸权地位。其中力量最强大、最可怕的对手，就是在拿破仑战争中崛起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林家族达到事业巅峰之后的10年中，将巴林从金融王座上拉了下来，并取而代之。
法国公债合同：双雄结仇
181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战争的血与火的历炼中，利用其发达的金融情报网络，以早于市场得知滑铁卢战役结果的时间差，大手笔先做空英国公债，再在公债价格暴跌之后，海量吃进，等官方战报传回伦敦之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一举夺得了英国公债市场上的定价权，成为世界金融史上的经典战例。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战争中纵横捭阖，在欧洲金融市场迅速崛起，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已经具备了问鼎世界金融霸主的雄心和实力。罗斯柴尔德在与巴林争夺法国公债合同中，拉开了一场深刻影响世界近代史的金融争霸战的序幕。
在巴林与法国政府谈判代理法国公债事宜的同时，新兴的罗斯柴尔德家也在积极活动。他们利用家族在法兰克福、维也纳、巴黎和伦敦所形成的强大而有效的犹太银行家销售网络，决心在法国公债承销这笔巨额生意中分一杯羹。
最初形势似乎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有利。罗斯柴尔德在法国波旁王室复辟过程中为其提供了大笔贷款，而且罗家的老朋友、法国外相塔列朗在波旁王朝政府中地位举足轻重，一时间罗斯柴尔德家对法国朝政的影响力显赫一时。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塔列朗的去职，法国成立了以黎赛留公爵为首的新政府，而后者正欲着力削弱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的地位。坐镇巴黎的罗家老五詹姆斯极力接近黎赛留首相的秘书，这位秘书也经常向罗家通告一些有价值的政府真实意图。但是在1816年秋冬之际，法国政府还是把承销公债的业务交给了巴林—霍普财团。更令罗斯柴尔德家族郁闷的是，巴林—霍普财团竟然将罗家完全排除在这笔大单之外。
詹姆斯无奈之下，起初寻求加入巴林—霍普财团，争取第三批法国政府公债的部分承销权，结果到1817年底谈判破裂，罗斯柴尔德一无所获。气急败坏之下，詹姆斯怒斥巴林“口是心非，表里不一”
罗家老二所罗门在从巴黎返回伦敦后，情不自禁地对巴林家族的手段“羡慕”不已“巴林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恶棍。今天他和拉斐特跑来与我们一块吃饭我们必须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对影响力的运用和操纵与我们一样娴熟。在巴黎的每一个政要无不与巴林关系密切俄国驻巴黎大使波左伯格（possodiborgo）站在法国的一边，并且在巴林的影响下行事法国财政大臣与巴林利益均沾、狼狈为奸，这个财政大臣简直就是大臣里面最贪得无厌的家伙之一。... -->>
弗朗西斯：巴林王朝的奠基人
巴林家族的资历要比罗斯柴尔德家族更为悠久，当巴林银行在伦敦为欧洲大国融资的时候，罗家还在法兰克福玩金币的小生意。作为基督徒银行家的巴林家族是国际银行家中的少数，但却是起家最早、影响最为深远的家族，他们首创的近代跨国银行网络模式后来成为罗斯柴尔德家族模仿的对象。
巴林家族发源于北德意志，其有案可查的最早祖先是住在格罗宁根，深受基督教路德宗的影响，其后人多为基督教路德宗的牧师，也有做政府公务员的，到约翰巴林这一代开始经商。约翰于1717年移居英国埃克塞特，并于1723年娶当地富商之女为妻，开始了巴林家族的传奇历程。
真正将巴林家族发扬光大的是弗朗西斯巴林（francisbaring）。整个18世纪，由于欧洲加大了对印度次大陆、东南亚和远东的渗透力度，再加上北美新大陆市场蓬勃发展，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贸易盛极一时。一方面是嗷嗷待哺的庞大需求，另一方面是蓬勃发展的商品制造能力，同时海上运输行业也已准备就绪，但是服务于整个国际贸易流程的金融业却发展滞后，于是弗朗西斯果断地将家族业务由传统的制造业和贸易领域向金融领域发展。他在大本营埃克塞特和伦敦两地分设经营机构，互相扶持，生意范围遍及贸易、实业和票据业务，开创了新的经营模式。这一模式在25年之后，才被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欧洲范围内复制。
但是弗朗西斯向金融业挺进的大胆转型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决策遭到了家族内部埃克塞特一支的强烈反对。由于经营理念的分歧和利益纷争，巴林家族的几个兄弟只好于1777年签署了分家协议，弗朗西斯掌握了家族业务伦敦分支的所有权。伦敦当时正在快速取代阿姆斯特丹而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弗朗西斯领导巴林家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分家之后的弗朗西斯正欲甩开臂膀，在金融领域大干一番。然而国际形势的变化，对于雄心万丈的弗朗西斯似乎并不有利。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但贬损了英帝国的强大军威，而且几乎毁了英国经济，帝国贸易一度锐减，巴林家的埃克塞特分支遭遇重创，到1790年几乎已经销声匿迹。弗朗西斯的伦敦支脉也几难幸免，幸亏其妻为前坎特伯雷大主教的继承人且颇有经营才能，一番整治居然助其渡过了难关。巴林夫人持家有方，将家务运营费用控制在一年800英镑，由此弗朗西斯在其妻去世之后感叹道：“如果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没有我妻的持家有方，这个运营费肯定会达到每年1200英镑，那我就万劫不复了。”
危机过后家族业务步入正轨，利润从1777年的3400英镑上升到1781年的10300英镑，到1788年达到创纪录的12000英镑。公司的资本金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初的1776年仅有19452英镑，到战争结束的1783年已经增长到43951英镑。至1780年，家族的重要分支机构遍及英伦三岛和欧洲大陆，除了在当时的世界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设有两家分支机构外，在大本营埃克塞特、伦敦、圣彼得堡、西班牙的卡塔赫纳、意大利的莱戈恩各有一家，一个联接全欧的资金流、物流、信息流的金融网络已见雏形，未来巴林金融王朝的阴云此时已遍布欧洲上空。
荷兰：商业资本主义的顶峰
在伦敦崛起之前，阿姆斯特丹曾经是欧洲金融的中心。荷兰以东方贸易起家，凭借强大的造船业实力，与葡萄牙争夺东方贸易的主导权。从1605年到1665年，荷兰的造船厂已充分使用机械，造船速度相当快，几乎一天可以造一艘船。当时的荷兰总共拥有上万艘船，按吨位计算占当时欧洲海运总量的3/4。世界各地的贸易货运大多由荷兰商船承担，此时的荷兰被人们称为“海上马车夫”荷兰的海员总数达到了25万之众。相比之下，葡萄牙只有大约300艘的航运船队，海员总数仅4000人。经过60年的商业竞争和武装冲突，荷兰终于在17世纪后半叶打败了葡萄牙，控制了好望角，使其成为东西方贸易的枢纽。在其巅峰时代，荷兰东印度公司拥有15000个分支机构，贸易额占到全世界总贸易额的一半。悬挂着荷兰三色旗的10000多艘商船游弋在世界的四大洋之上，荷兰成为商业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
荷兰贸易的爆炸性增长，对金融服务产生了极大需求，1609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国家银行——阿姆斯特丹银行。
阿姆斯特丹银行成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规范当时十分混乱的金融行业。当时阿姆斯特丹的金融行业存在着两大圈子，一个是从安特卫普迁移来的犹太银行家群体，另一个是基督徒为核心的本土银行家集团。犹太银行家从事的主要是其传统的看家本领：货币兑换、票据贴现、吸纳存款和发放贷款，这些业务中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各种利率差异极大，管理混乱。
“建立（阿姆斯特丹银行）这个机构的主要原因不是提供信用，而是防止肆无忌惮和四处蔓延的货币兑换以及票据贴现过程中存在的过度投机，从而（为贸易）提供高效率和稳定的兑换贴现服务。她（阿姆斯特丹银行）的关键点是其公有性质而非私人拥有或管理的机构。”
阿姆斯特丹银行在其成立后的一百多年中，大大促进了荷兰贸易的发展，巩固了荷兰作为世界贸易中心的地位，创造了荷兰空前的繁荣和富裕。一些巨富家族随之而兴起，霍普家族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亨利霍普
霍普家族祖上是苏格兰的贸易商人，后来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经营航运、仓储、保险和信贷业务，主要是在鹿特丹有偿组织教友派信徒移民新大陆和经营阿姆斯特丹的奴隶贸易。前者每移出一名教友派信徒，教会需向其支付60盾费用，后者海上奴隶运输过程中待遇极糟，造成平均16％的死亡率。在整个七年战争期间（17561763年），霍普家就是靠这种投机生意发了大财。
七年战争之后，霍普家族进入国际金融领域，为瑞典、俄国、葡萄牙和巴伐利亚安排政府贷款，牵头组织英荷银团承销这些国债，霍普自己从中抽取5％9％的佣金。家族同时专注于贷款给西印度的种植园主，获得蔗糖、咖啡和烟草作为回报，然后在阿姆斯特丹市场上出售。因霍普家给予葡萄牙王室大量贷款，葡萄牙特许霍普经营巴西的钻石贸易，从而使阿姆斯特丹成为欧洲钻石贸易的中心。
霍普家最重要的客户就是俄国女皇凯瑟琳大帝，同样因为霍普给予沙皇政府大量融资贷款，凯瑟琳大帝授予其俄国进口蔗糖的独家代理权，同时代理俄国粮食和木材的欧洲贸易。通过经营商业和金融业务，霍普家当时几乎成为全欧首富，其势力所及，不仅控制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还与其英国主要同盟者组成英荷银团，以金融力量影响欧美各国的政治与外交事务。
从1779年开始，亨利霍普出任霍普公司（hope&co）的掌门。1786年，亚当斯密将其传世巨著国富论的第4版专门题献给亨利霍普：
“在这第4版我原本没做任何形式的改动。然而现在我发现我有义务向阿姆斯特丹的亨利霍普先生致谢。关于阿姆斯特丹银行这样一个十分有趣而重要的主题，我能获得一些独到而广博的信息全要归功于这位先生。在他帮助我之前，阿姆斯特丹银行的账户资料信息不能让我满意，甚至令人难以理解。这位先生的尊姓大名在欧洲如此显赫，不论是谁从他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都会感到无上的荣幸。我的虚荣使我非常想对亨利霍普先生致谢，这样我就可以荣幸地把它附在拙作的最新修订版之前，作为对拙作最好的广告。”
能够与霍普家族建立商业合作关系，在当时的欧洲银行家圈子中，就意味着拿到了通向财富和权力的通行证。弗朗西斯巴林就是其中的幸运者之一。
结盟霍普家族：巴林傍上了欧洲第一富豪
弗朗西斯外表冷漠，性情沉静，遵守诚信，逐渐在金融业界赢得了极大的信誉，他的生意也在拿破仑战争中长足进步。到1771年，弗朗西斯已经被任命为皇家汇兑保险协会（theroyalexchangeassurance）的董事，皇家汇兑保险协会又与霍普家族关系密切，正是这个职位给弗朗西斯打开了与霍普家族的合作之门，成为发展壮大自己的重要契机。
霍普家族此时正试图在英国发行一笔债券以开拓英国市场，而弗朗西斯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迅速行动，将霍普家族价值15000英镑的债券发行事宜处理妥当，自此两家惺惺相惜，结为同盟。法国银行家约翰马利特（johnmallet）就此事评论道：“霍普家族所深为震动的，不仅在于巴林展现出的热忱和执行力，更在于巴林卓越的信誉和充沛的资源。从那一刻起，巴林家就成了霍普家重要的朋友之一。”到1790年时，威廉霍普对由于工作繁忙而迟迟未能向弗朗西斯写信表示歉意：“亲爱的先生，我们之间的通信就像家庭通信一样亲密，事实上这种亲密关系是建立在您也以同样的态度对待我们的基础上的。”
此后每当霍普家族有人造访伦敦时，总是住在巴林家。到1796年，霍普家族的合伙人与弗朗西斯巴林的女儿结婚，两个家族的联姻标志着霍普—巴林同盟最终形成。
1794年1月，亨利霍普写信给弗朗西斯：“我觉得英国与荷兰素来交好，同气连枝，我在英国（巴林家）逗留时，如同在家中一样。”不过一年之后，时局的发展就验证了亨利霍普这番说辞。1795年法国革命军开进荷兰，霍普家族仓皇出逃，避难伦敦。在巴林家族的运作之下，英国皇家海军派出炮舰为其护航。弗朗西斯之子亚历山大巴林奉命一直留守在霍普银行的办公室直到法军军靴响彻阿姆斯特丹之际，方才撤离返回伦敦。
到1802年亚眠和约签订，欧洲战事暂时告一段落，霍普家族准备返回阿姆斯特丹重操旧业。1802年家族银行终于重新开张，而大部分资本仍然掌握在巴林家族手中。此时亚历山大已到美国发展，他违逆其父老巴林的意志，恋栈美国不愿再回荷兰与霍普合作。后来时局发展证明了亚历山大确有先见之明。不久欧洲战事重开，法军再次开进荷兰，霍普家族在荷兰的财富受到重大损失。到1813年，霍普家族已经徒有其表，巴林家族新掌门亚历山大仅以25万英镑就盘下了霍普家族的生意，只是考虑到两家的紧密关系才没有彻底吞并霍普家族的产业。霍普家族在巴林的羽翼下，作为巴林的主要贸易伙伴继续存在。至此霍普家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金融力量，两家实质上合二为一。
“红顶商人”：金权入股政权
巴林在与霍普结盟之后，生意一日千里，实力壮大之余，已经开始将目光转向政界。在1786年，弗朗西斯给兰斯道恩侯爵（lansdowne，前谢尔本伯爵）写信：“我主要关注三件事情：一为本家族产业，二为公共事务，三为东印度公司”此时他的目光已投向东方的英帝国的殖民事业，他已敏锐地发现了其中蕴含的无限商机。
1787年弗朗西斯在给皮特首相的海军秘书亨利邓达斯（henrydundas）的信中，力陈与荷兰订立商业条约的好处：“荷兰以贸易立国，可帮助我们的产品扩大在印度市场的销路，这对我国是非常有利的。除此之外，还可以在政治上给予我国有力支持，因为我们两国根本理念同出一脉，利益互补。就我国而言，首要利益就是帝国本身的长治久安，其次为贸易利益；而荷兰的重要利益同样有两点，其一为东印度群岛之垄断权，其二为贸易利益。两者的根本利益不相冲突且经济互补性强，应维持战略合作关系。”这封信表面上是为国家利益考虑，而其背后隐含的霍普—巴林同盟的特殊利益已经昭然若揭。
而真正将弗朗西斯引入政坛的是约翰邓宁（johndunning）。邓宁时任兰开斯特公爵领地的首席大律师，他与伊萨卡巴雷（issacbarre）上校是密友，这个巴雷在1782年曾任皮特首相的主计大臣，此三人“桃源三结义”以皮特首相的财政大臣兰斯道恩侯爵为靠山，组成令旁人望而生畏的三巨头同盟。
邓宁帮助弗朗西斯进入政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已身陷债务陷阱无力偿还，从1783年开始，弗朗西斯每年为他偿还5000英镑的巨额债务，时间长达6年之久。
在三巨头的运作下，英国首相皮特把弗朗西斯奉为上宾，在塞内加尔奴隶贸易、土耳其外交、直布罗陀驻军、海关改革等问题上全面听取弗朗西斯的看法，而弗朗西斯将自己家族的商业利益与英国的国家利益“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在符合政治正确的同时，不断将自己做大做强。
巴林家族在政坛上的耕耘终于获得回报。他们与政府部长们的紧密关系和相互信任，使得政府合同的大蛋糕经常光顾巴林家族。其时正值美国独立战争，北美战事吃紧之际，前方将士补给严重不足，巴林受托承担为前线提供后勤支持的重任，兰斯道恩侯爵更为其争取到军粮供应的美差。巴林以其卓越表现为英国纳税人节省了7万英镑，而自己获得一厘的佣金收入，共获利11万英镑。1780年，英国政府试图寻找某一银行家族为其北美战事融资，且这一银行家族最好以自身财力，或者其客户和外部投资者的财力承购战争公债。这是一笔高风险高回报的生意，弗朗西斯瞅准机会果断出手揽下了这笔承销业务，在17801784年之间共在北美战争债券上赚取了19万英镑。数目似乎不多，但也足以满足政府的胃口并在英国政府面前树立了良好形象。政府了解并且信任巴林，他们喜欢弗朗西斯而且尊重他的能力，总觉得好像欠他某种东西。这种感觉会帮助巴林获得更多的政府合同。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频繁发动战争，军费开支巨大，国债发行量急剧攀升。这使巴林等银行家族在承销战争债券的过程中大发横财。17991815年，巴林家族在16年中有12年担任英国国债的主承销商，狂赚了19万英镑。巴林家族的声誉在伦敦金融城达到了巅峰，各国发行公债纷纷找上门来。
1797年3月，正值欧洲反法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之际，葡萄牙的巴西亲王来到伦敦，寻求筹集资金120万英镑。他打算以巴西的钻石和鼻烟生意的利润做抵押进行贷款，如果这些抵押还不够的话，就再加上“富庶的岛国莫桑比克”弗朗西斯对此很感兴趣，但还是先征求了皮特首相的意见。皮特答复道“在葡萄牙国运多难之际”他对这笔贷款不抱热情；不过如果巴林以私人公司的身份给予融资的话他也不反对，但是官方不会支持。考虑到皮特的意见，巴林只好放弃了这个机会。
转眼到了1801年，葡萄牙人急需大笔融资以支付巨额战争开销，贷款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这次皮特首相暂时去职，弗朗西斯决定甩开政府单干。弗朗西斯告诉其婿、霍普家族合伙人皮埃里雷波切尔（pierrela波uchere）：“在这个多事之秋，我们不应该再跟部长们商榷葡萄牙贷款的事，你也知道，那些大臣们对国际融资的事多半也是一知半解。”
在弗朗西斯的指示下，皮埃里雷波切尔和乔治巴林被派往里斯本商谈贷款合作细节。这两位仁兄坐着驴车一路颠簸好不容易赶到里斯本，然后发现谈判过程本身和他们糟糕的旅途一样难熬。皮埃里雷波切尔抱怨说这些葡萄牙人“不停地变换谈判文本，而且都是些我根本不懂的文字，简直把我搞得晕头转向”到1802年又有几位犹太银行家也赶到了里斯本加入争夺合同的战团，不过乔治巴林报告说“这些犹太人虽然堪称劲敌，但也不必过虑，他们财力不济，出不起我们能出的价钱”最终这笔大单还是落到了巴林—霍普财团手中，其中巴林负责承销500万荷兰盾。
赚了钱之后，老巴林开始认真考虑成为“红顶商人”的必要性。银行家的声誉不佳，给社会公众的感觉始终是刻薄商人的形象，只有成为政治家才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并可将家族事业的基础建筑在牢固荣誉的基础上。下定决心之后，弗朗西斯通过运作花了3000英镑，不出意料地当选下院议员，并且，在随后的150多年里其家族一直保有议会议员的席位。
跨越大西洋的人脉网络
弗朗西斯很早就洞察到美国市场未来的重要性，早在1774年他就与美国费城的托马斯维灵（thomaswilling）和罗伯特莫里斯（robertmorris）建立起商业伙伴关系。托马斯维灵后来成为美国第一个私有中央银行——美国第一银行（bankofunitedstates）的董事长，罗伯特莫里斯更是美国最著名的银行大家族之一，美国立国的主要设计者之一。这些重量级的人脉关系对于巴林家族后来在美国的业务发展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使得巴林家暂时将业务重心转向北美。1795年，美国驻里斯本公使戴维哈弗雷斯（davidhumphreys）与北非柏柏尔人政权（北非海盗）谈判美国商船在地中海的自由航行问题，急需用钱。美国政府要巴林家族代为发行价值80万美元的6厘国债，而在一个月后巴林家就为美国筹得20万美元，解了里斯本公使的燃眉之急。时任美国驻英公使的鲁弗斯金（rufusking）为此专门写信给巴林，祝贺其“以慷慨的性情和熟练的手法帮助哈弗雷斯在如此重要的行动中取得成功”并说道：“我已经写信给我国财政部长告知您的事迹，并将要求他与我一样保证合众国政府将对您在这件事情上起到的重要作用保持良好印象。”
当时，美国与法国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巴林家族出资45万美元为美国购得1万条滑膛枪和330门加农炮，这在当时足以装备一支大军。到18世纪结束的时候，巴林家族虽然还不是美国政府指定的欧洲代理人，但是一旦美国人需要从欧洲筹钱，总是会去找巴林。
巴林认为在法国大革命造成欧洲形势不稳的情况下，美国股市将成为欧洲投资者的一个安全的避风港，于是组织英国投资者大举进军美国股市。到1803年，外国投资人持有的股票占美国股市总市值（大约3200万美元）的一半。英国投资人投资美股，而美国又要将分红汇去英国，这就造成了一张紧密的跨大西洋的金融网络，居于这个网络中央枢纽的正是巴林家族。
托马斯维灵从1790年起就成为巴林家族的忠实盟友，成为巴林家族在美国的金融代理人。至此巴林成为美国政府的正式代理人已经水到渠成。美国驻英大使鲁弗斯金告诉巴林，美国政府决定委任“具有头等荣誉和稳定性的英国银行家族”为代理人，定期“给予大陆会议巨额融资”并且资助美国派驻各国的外交使团。这类工作通常都很麻烦，并且佣金收入也微不足道，但是由此获得的声誉却是无价之宝。1803年巴林家族正式被任命为美国政府在英国的金融代理人。
路易斯安那融资：史上最惊人的金融案例
巴林家族在世界金融史上堪称登峰造极之举莫过于资助美国购买路易斯安那这一惊人的交易。
路易斯安那地区在密西西比河和落基山脉之间，北起加拿大，南到墨西哥湾，
面积相当于现在美国中西部的13个州的总和。历史上路易斯安那一直是法国殖民地，
巴林银行标志
七年战争失利之后被割让给西班牙。1800年，拿破仑帝国气焰正盛，西班牙不得已将这块殖民地归还给了法国。美国政府一想到在自己的家门口即将出现强大的法军就坐立不安。英国向美国建议先由英国征服这块殖民地，待欧洲战事平息后再将这块土地交给美国。这个建议简直比就要出现的法国陆军更让美国人惶恐。于是杰斐逊总统派出特使出访巴黎，试探拿破仑皇帝的口风，看能不能将路易斯安那的一部分卖给美国。令美国使团大喜过望的是，皇帝陛下打算将整个路易斯安那殖民地卖给美国。大方向既已确定，剩下的就是讨价还价，法国起初坚持1500万美元，最后以1125万美元成交。
其实，拿破仑有难言的苦衷。当时，拿破仑派2万人入侵海地全军覆没，急需资金来重整旗鼓。另外，拿破仑盘算过，如果美国和英国结盟，与法国开战，英国必将进攻路易斯安那地区，与其让它落入宿敌英国之手，还不如卖给美国；而且卖了这个地区，法国可解除后顾之忧，全力以赴控制欧洲。1803年4月，美法签订和约，美国轻而易举地获得了约2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相当于385个法国），每平方公里不到5美元。
现在的问题是，从哪里找这笔钱？答案是现成的。早在法美两国在巴黎谈判交易金额的时候，亚历山大巴林就作为巴林家族的代表居中协调，就是在亚历山大的努力下法国才同意将交易价格降至1125万美元的。交易最终达成后，巴林—霍普顺理成章地承担起了为美国政府发行国债筹集资金的任务，在欧洲金融市场为美国政府发行5％利息的国债，其中霍普家承担40％，巴林家承担60％。这相当于实际上是巴林—霍普财团先行从法国购得路易斯安那，再将这块土地转卖给美国政府。
1803年6月英国对法战争重启，英法两国正处在军事对峙状态。阿丁顿首相难以容忍一家英国银行每月向其敌国支付百万法郎，间接帮助拿破仑准备战争，于是强令巴林家族暂停支付法国款项。而巴林家只是轻松地将支付责任交给其盟友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家族代为执行，就轻易规避了政治风险。这时巴林与霍普家族的通信已被监控，霍普在给巴林要求代其向法国政府支付款项的信件回复时表示“我们不反对停止继续支付给法国的款项，而且也不能遵从你们的要求（代为支付）”两家意见看似分歧，但是实际上，巴林知道霍普必定会给法国支付款项，霍普也知道巴林只是表面上口头抗议一番，这一切只是做戏给英国政府看。最后霍普和巴林从路易斯安那购买案这宗生意中总共爆赚了300多万美元。
1812年英美战争：巴林家族里外通吃
1806年，美国前副总统艾朗布尔（aaronburr）被指控阴谋肢解美国，大家都相信他想把美国重新置于英国统治之下。一时之间两国民众敌意急剧上升，战争的阴云密布大西洋两岸上空。除此之外，英法之间的战争使英国施行封锁欧洲大陆的禁海政策，美国与法国的贸易因而大受影响。英国海军还经常在距离美国海岸不到3英里的区域执法，明显侵犯了美国领海，美国方面百般交涉，英国照样我行我素。双方冲突的可能性进一步升高。
另一个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美国第一银行问题。第一银行是1791年建立的美国第一家私有中央银行，巴林家族乃是美国第一银行的大股东之一。托马斯维灵正是美国第一银行的董事长，他和巴林是近30年的商业老伙伴。
1791年美国政府授权美国第一银行成立时，只给了20年的有效期，第一银行的运作将在1811年届满。美国内部对第一银行的成立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最终反对派意见占了上风，美国政府在1811年3月3日停止给美国第一银行新的延期，第一银行关门大吉。此事对拥有美国第一银行70％控股权的英国银行家来说，是个极大的刺激。巴林、罗斯柴尔德等人的核心利益受到严重挑战。
对于巴林家族而言，这同时也是一次难得的好机遇。哪里有战争，哪里就有机会。特别是对于巴林家族这样在英美两边都能通吃的人物更是如此。战争爆发，英美两边的国债发行势必扶摇直上。此时巴林在大西洋两岸都主导着债券承销业务，这一把赚下来，顷刻就能达到富可敌国的高度。同时，战争势必迫使经济弱小的美国深度负债，从而在金融上加大对巴林的依赖，没有钱如何进行战争？美国政府最终必然在政治上屈服，同意私有中央银行在英国银行家的控制之下运作。这时候，巴林再出面做好人，两边劝架，在英美双方都赚个好人缘。
1812年，英美战争终于爆发。情况发展不出所料。战争打到1814年，美国就已债台高筑，7月出售的600万美元的战争债券，在市场上以惨不忍睹的2折出售。不仅当年的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入不敷出的局面，而且1815年的战争经费也毫无下落。美国海军部长威廉琼斯惊呼：“必须紧急行动起来，而且要快！不然我们将会出现历史上前所未见的局面，在没有资金的情况下维持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而且还要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这位可怜的海军部长就像乞丐一样翻遍了国库的每一个角落，试图找到起码的资金来维持一些最紧迫的军事防御行动。海军水手的招募完全陷入了停顿，因为“水手们没有现金是决不上船的”
战争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军工厂由于缺乏资金已经完全停工了。弗吉尼亚这个美国“最民主”的州，因为缺乏粮饷发生了士兵哗变。新罕布什内尔州由于没有现金改发国债给退役军人“激起了他们痛恨政府”其他地区的军队宣称如果不能及时领到薪水，他们将占据军营，并贱价出售政府财产。士兵被拖欠军饷的时间已长达612个月，个别地区甚至更长，士兵们甚至一年连可怜的30美元薪水都拿不到。许多地区的军队出现大量逃兵，军官们非但没钱去抓捕逃兵，甚至连在当地发广告要求举报逃兵的费用都出不起。新英格兰地区的军事监狱因没钱运转而解散，纽约的战地医院药品和补给早已耗尽。政府官员和军队官员有时不得不以私人名义向别人借钱来应付一些最紧迫的开支。
战争永远是一部吞噬财富的巨大机器，没有钱想打一场长期战争是痴心妄想。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金钱又是战争的主人，它既是战争的目的，又是驾驭战争的工具。国际银行家们正是深谙此道，才酷爱战争。在战争中他们不仅可以大获其利，更能驾驭政府，左右战后政策，更好地实现长期盈利的战略目的。
在战争中，作为英国公民，巴林自然不能在伦敦市场上公然资助美国，不过在欧洲其他城市通过他们的代理人承销美国债券，那是谁也管不着的。巴林家族不仅积极计划战争结束之后重返美国市场，甚至在战时继续为持有美股的投资人支付股息。1813年，美国政府终于在7月间派出代表团赴欧洲与英国进行和谈。美国人以为英国会欢迎俄国作为调停人，于是首先赶赴圣彼得堡。
弗朗西斯的儿子亚历山大巴林开始粉墨登场，向英美政府两边卖人情了。他充当美国代表团团长加拉庭（gallantin）和英国外相卡斯尔雷（castlereagh）之间的协调人。他告诉他的美国朋友，英国人绝对不会欢迎俄国人扮演调停人的角色，他在信中指出：“在一场家庭争端之中，外人的干预只会起到负面作用。”加拉庭最终在1814年3月抵达伦敦。加拉庭的儿子詹姆斯抱怨说：“我发现比起巴黎和圣彼得堡来说，伦敦要无趣得多，我们并不处在一个受人欢迎的环境，我们经常受到很多人邀请，但是总感觉到有些拘束唯一让我们感觉真正自在、真正受欢迎的地方是在巴林先生的家里。”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在巴林家族的“酷爱和平”的感召之下，1815年英美两国最终实现了停战。巴林和其他英国的银行家们成功地发了大财。美国政府屈从国际银行家的压力，在1815年12月承诺成立第二个私有中央银行——美国第二银行。巴林如愿以偿，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数十年内，他一直掌控着英美跨大西洋贸易和金融命脉。
法国战后赔款：巴林晋升欧洲第六强权
“如今在欧洲有六大强权：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巴林家族。”
——法国首相黎赛留
1815年，法国战败，拿破仑被流放。根据维也纳和约，法国必须支付7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并在5年中承担15万反法联军在法国的费用。屋漏偏逢连夜雨，1816年，法国农业歉收，国库空虚。战后复辟的波旁王室得不到国内金融财团的信任和支持，不得已转向当时欧洲最强大的英国巴林家族求助，以期早日清偿对战胜国的赔款，使法国境内的外国占领军尽快撤离。
在英国驻法大使威灵顿公爵和法国首相黎赛留公爵（路易十四的名相红衣主教黎赛留之孙）的支持下，奥弗德（gabriel-julienouvrard）代表路易十八，前往伦敦求见巴林家族。这个奥弗德曾担任拿破仑财政顾问，多次因为账目不清被投入监狱。但此人精通权变，口才极佳，和首相黎赛留、国王路易十八关系亲密，按现在的标准看，属于一个标准的大忽悠。
奥弗德告诉巴林家族，黎赛留首相和财政部长考沃托（corvetto）全权委托他与英荷财团谈判贷款事宜。巴林家族起初并未将此事放在心上，因为这个没名没份的“中间人”并不靠谱，所以也没有明确的态度。
奥弗德回来之后，添油加醋地告诉法国的部长们，巴林和霍普家族对此事是如何之感兴趣，非常倾向同意达成这笔交易。黎赛留首相和财政部长听得喜出望外。在奥弗德的长袖善舞之下，双方将错就错弄假成真，开始就贷款细节进行谈判。在谈判所在地法国杜伊勒里宫（thetuileries），巴林和霍普家族被反对贷款的人所包围，霍普家族还驻足倾听反对意见，而巴林家族则耸耸肩不屑一顾，继续推进贷款项目。法国外相塔列朗（talleyrand）从一己私利出发不愿看到谈判达成协议，而路易十八本人则表示他愿意在巴黎欢迎巴林的到来。
到1816年12月，谈判已进展到相当程度，威灵顿公爵正式写信知会英国外相卡斯尔雷，法国公债总额约为3亿法郎（约合1200万美元），其中相当于200万英镑的份额将在伦敦金融市场发售。巴林家族获得了奥地利首相梅特涅等欧洲主要政治家的支持，他们私人也纷纷购买了巴林家族承销的法国国债。巴林家族与其巴黎的伙伴雅克拉菲特（jacqueslaffitte）通力合作，顺利完成了承销任务，分3期为法国政府筹得315亿法郎。
在筹款过程中，原先对王室持不信任态度的法国财团在巴林家族的带动下，开始支持法国公债，在前两期贷款中他们认购了1/4的公债，到第三期他们认购的份额达到了一半之多。巴林家族一时在法国金融界独领风骚。威灵顿公爵在给友人的信中评论道：“巴林将法国财政掌握在自己手中，法国公债在英国债券市场也如鱼得水。巴林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控制了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巴林会感觉到他所拥有的（这种金融）权力的威力，并且会认为任何对抗他的行动都不太容易取胜。”作为身经百战的老将，威灵顿的这番话中既有赞誉，也暗含警告。
在整个代理法国政府赔款的项目中，反法同盟国得到了赔款，法国从外国占领的负担下解脱了出来，巴林家族则狂赚了72万英镑，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而且政治地位也如日中天，可谓皆大欢喜。巴林家族收获的不仅是丰厚的佣金收入，他们的声誉也远远超过任何其他银行家族。法国首相黎赛留感叹道：“如今在欧洲有六大强权：英国、法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和巴林家族。”
巴林家族的事业达到巅峰。
就像一切达到巅峰的东西一样，最为辉煌的那一刻往往预示着衰落的开始。正如威灵顿公爵所言，已经有其他银行家族准备站出来反对巴林在金融领域一手遮天的霸权地位。其中力量最强大、最可怕的对手，就是在拿破仑战争中崛起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正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巴林家族达到事业巅峰之后的10年中，将巴林从金融王座上拉了下来，并取而代之。
法国公债合同：双雄结仇
1815年，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战争的血与火的历炼中，利用其发达的金融情报网络，以早于市场得知滑铁卢战役结果的时间差，大手笔先做空英国公债，再在公债价格暴跌之后，海量吃进，等官方战报传回伦敦之时，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一举夺得了英国公债市场上的定价权，成为世界金融史上的经典战例。
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战争中纵横捭阖，在欧洲金融市场迅速崛起，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已经具备了问鼎世界金融霸主的雄心和实力。罗斯柴尔德在与巴林争夺法国公债合同中，拉开了一场深刻影响世界近代史的金融争霸战的序幕。
在巴林与法国政府谈判代理法国公债事宜的同时，新兴的罗斯柴尔德家也在积极活动。他们利用家族在法兰克福、维也纳、巴黎和伦敦所形成的强大而有效的犹太银行家销售网络，决心在法国公债承销这笔巨额生意中分一杯羹。
最初形势似乎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更有利。罗斯柴尔德在法国波旁王室复辟过程中为其提供了大笔贷款，而且罗家的老朋友、法国外相塔列朗在波旁王朝政府中地位举足轻重，一时间罗斯柴尔德家对法国朝政的影响力显赫一时。但是好景不长，随着塔列朗的去职，法国成立了以黎赛留公爵为首的新政府，而后者正欲着力削弱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法国的地位。坐镇巴黎的罗家老五詹姆斯极力接近黎赛留首相的秘书，这位秘书也经常向罗家通告一些有价值的政府真实意图。但是在1816年秋冬之际，法国政府还是把承销公债的业务交给了巴林—霍普财团。更令罗斯柴尔德家族郁闷的是，巴林—霍普财团竟然将罗家完全排除在这笔大单之外。
詹姆斯无奈之下，起初寻求加入巴林—霍普财团，争取第三批法国政府公债的部分承销权，结果到1817年底谈判破裂，罗斯柴尔德一无所获。气急败坏之下，詹姆斯怒斥巴林“口是心非，表里不一”
罗家老二所罗门在从巴黎返回伦敦后，情不自禁地对巴林家族的手段“羡慕”不已“巴林就是个地地道道的恶棍。今天他和拉斐特跑来与我们一块吃饭我们必须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对影响力的运用和操纵与我们一样娴熟。在巴黎的每一个政要无不与巴林关系密切俄国驻巴黎大使波左伯格（possodiborgo）站在法国的一边，并且在巴林的影响下行事法国财政大臣与巴林利益均沾、狼狈为奸，这个财政大臣简直就是大臣里面最贪得无厌的家伙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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