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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而此时蒋介石正分江西剿共之师，大举入闽讨逆，动用海陆空三军，并亲至建瓯指挥镇压，十九路军孤立无援，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初宣告失败，被蒋改编，部分残军则由陈济棠改编为粤军独立第三旅。
胡汉民在一九三四年，仍然继续联络各地将领，进行抗日反蒋活动，在军事上虽然相继失败、乏善可陈，然而在政治和党务上，实已将西南独立于南京政府之外，颇有效地抵制了蒋介石，如蒋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在洛阳召开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胡断然拒绝参加。一年之后，蒋提出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也遭胡等通电反对而被迫取消。原定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亦被迫延期至翌年十一月十二日举行。胡汉民仍发表有电，与蒋汪所定议题，针锋相对，唱对台戏，并谴责南京政府“党同伐异，自为派系，钳制同志，变本加厉”(语见有电，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四期)，更扬言那只是军权统治的五全大会，不是中国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参阅胡汉民为五全大会告同志书，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四期)，甚至不惜另开代表大会，宣布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党、卖国罪状，开除其党籍”(参阅胡汉民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致南洋英属总支部整理委员会函以及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致邹鲁等函)胡汉民如此强硬，倚老卖老，自令汪蒋十分头痛，不得不加以“招安”由王宠惠亲自携孔祥熙函南下，呼吁谅解，动之以情，并邀胡“早日命驾来京，主持一切”却被胡刮了一顿胡子，说是不应求“私人间之谅解”以延误“国家之危机”更进而把矛头指向蒋介石：“南京政府之上，尚有一南昌之太上政府，彼以一军事领袖，在行政上可以擅自发号施令，并擅自召集各级文官训话，又可以组织蓝衣党，企图以法西斯主义代替三民主义。”(胡先生为宁粤合作对法报记者之谈话，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五期)这种指责不可谓不重，而又难以辩驳，所谓以三民主义相标榜，而行专制独裁之实，尤其击中蒋之要害。由于胡汉民的杯葛与谴责，五全大会就没有开成，另于十二月十日召开四届五中全会。
胡针对蒋之集权，亟力提倡均权共治，并得到西南实力派的支持。蒋介石为了争取胡之谅解，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与汪精卫拟订了一项中央与地方如何均权的方案，且派王宠惠、孙科赴港协商。但是胡汉民知蒋并无诚意，托孙科带回一函，言辞虽然客气，仍拒蒋于千里之外，雅不欲入京合作：
自民二十年后，久阙音问。亮畴、哲生两兄来，藉获手书，甚感关注。弟三年养疴海隅，而时受风寒侵袭，血压久治未低。闻尊体近日亦不能无小病，亲以前精力稍逊，诚为兄系念不已。国家大计，弟以为总理已垂示甚周，故数年来仍悉心体会而莫敢外。此次与亮、哲两兄所谈，亦唯此旨，即托其一一面达，其间亦非片楮所能尽也。(转引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九四)
一九三一年二月，胡遭蒋拘留，以致“久阙音问”不忘提醒蒋其所作所为。函中未及国事，只说“国家大计”、“总理已垂示甚周”观其写此函一周后，在其主持的三民主义月刊上为文，指蒋“剽窃总理之均权主张，希望在军权统治之下实行其均权制度”(见该刊第四卷第六期军权与均权一文)，则“总理垂示甚周”云云，其责备之意，尽在不言之中。然而蒋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驰函胡汉民，仍以“谋团结”、“挽危局”为说。此后日本图华愈急，日方派孙中山老友萱野长知往说胡汉民，鼓动“西南独立”并请胡“进就总统之职”以与“华北自治”相配合。胡汉民当然不能为了反蒋而去做汉奸，故当土肥原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亲赴香港晤胡，企图挑动两广出兵倒蒋，被胡拒绝。(参阅胡汉民论所谓中日提携，载三民主义月刊第五卷第三期)
一时之间，胡汉民成为日方与蒋方两面拉拢的人物，但他坚持抗日反蒋的立场。因为抗日救国，他不可能联日反蒋；也因为抗日救国，他不可能与不肯抗战的蒋介石合作。不过胡氏心目中的蒋介石问题，不仅是对日政策，而且是军事独裁。所以他虽于六月间到欧洲去疗养，仍然反对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愿与他们团结，也拒绝参加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会的第一天，抗日爱国的孙凤鸣，曾任十九路军排长，以晨光通讯社外勤记者身份混入，原想刺杀不抗日的蒋介石，蒋未出来照相，只好退而求其次，向汪精卫开了三枪。汪不仅代蒋挨枪，而且因伤让位，使握有军权的蒋介石又完全控制党政大权。为了争取胡汉民与其他粤方中委的团结，参加五全大会，蒋介石尽量在口头上满足胡等要求。当五届一中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在南京召开时，胡虽然身在欧洲，仍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显然是蒋介石的意旨，表示愿胡负责党务。胡于一九三六年年初返国时，蒋又命魏道明先至新加坡迎接，并附函“务请即日莅临京中，共济时艰”不过胡对蒋之疑虑犹存，抵广州后继续批评南京国府，只是在言论上似乎已从打倒蒋介石的政府，转变为促其觉悟与反省，以团结全国抗战的力量。胡汉民于同年五月十二日因脑溢血逝世于广州，终未入京与蒋介石再度合作。蒋关了他七个多月，他讨蒋五十多个月，口诛笔伐，没完没了，岂蒋始料所及哉？
蒋介石的补救办法是尽量在胡汉民身上下工夫，如果胡能入京，重新合作，以胡在西南物望之隆、国民党内地位之重，至少可以结束两广半独立状态，奈胡衔恨甚深，迟迟其行，以至于突然病故。然而蒋要解决西南，并不就此罢手，遂导致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的所谓“两广异动”事件。
当胡汉民积极从事讨蒋抗日活动时，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颇感犹豫踌躇，不愿出兵。以其治理粤省之勤，休养生息，固不欲做孤注一掷，然据李宗仁回忆录所说，南天王不愿意为胡汉民抬轿子，令胡独霸西南，似亦言之成理。然而说胡死之后，陈便有野心，未免言过其实。陈知蒋必不容西南在其掌握之外，故于胡死后即派乃兄维周面蒋察言观色，并刺探情报，及知蒋有离间粤桂，各个击破之意，顿生“唇亡齿寒”之惧，以至于产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的想法，遂有南天王与广西李、白联手异动之举。
此一异动，有其技巧，只称抗日，不提讨蒋，北上的部队称为“抗日救国军”纯为抗战，蒋介石自不便公然征伐抗日军，阻挡抗战，但虽缓不“攻城”却以攻心为上，一展其分化离间、金钱收买的故伎。七月之初，粤方飞机投蒋，陈济棠手下大将余汉谋通电拥蒋。类此阵前起义，岂是偶然？余汉谋之拆陈济棠的台，就像当年陈济棠拆李济深的台，都是蒋介石的地下作业，戴笠那一帮军统人马不是白吃饭的。至于粤机北飞，岂是弃暗投明？飞向黄金也。
陈济棠毕竟因而狼狈奔港，广西李、白虽尚能保住广西一隅实力，但势孤力单，也只好于八月间拥戴蒋之中央。胡汉民死后不到三个月，不血刃而西南反蒋势力瓦解，蒋介石又赢得一回合的国民党内斗，得以拖延抗日，更加集中精力去剿共。
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而此时蒋介石正分江西剿共之师，大举入闽讨逆，动用海陆空三军，并亲至建瓯指挥镇压，十九路军孤立无援，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初宣告失败，被蒋改编，部分残军则由陈济棠改编为粤军独立第三旅。
胡汉民在一九三四年，仍然继续联络各地将领，进行抗日反蒋活动，在军事上虽然相继失败、乏善可陈，然而在政治和党务上，实已将西南独立于南京政府之外，颇有效地抵制了蒋介石，如蒋于一九三二年三月在洛阳召开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胡断然拒绝参加。一年之后，蒋提出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也遭胡等通电反对而被迫取消。原定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亦被迫延期至翌年十一月十二日举行。胡汉民仍发表有电，与蒋汪所定议题，针锋相对，唱对台戏，并谴责南京政府“党同伐异，自为派系，钳制同志，变本加厉”(语见有电，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四期)，更扬言那只是军权统治的五全大会，不是中国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参阅胡汉民为五全大会告同志书，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四期)，甚至不惜另开代表大会，宣布蒋介石、汪精卫等“叛党、卖国罪状，开除其党籍”(参阅胡汉民一九三四年九月二十五日致南洋英属总支部整理委员会函以及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致邹鲁等函)胡汉民如此强硬，倚老卖老，自令汪蒋十分头痛，不得不加以“招安”由王宠惠亲自携孔祥熙函南下，呼吁谅解，动之以情，并邀胡“早日命驾来京，主持一切”却被胡刮了一顿胡子，说是不应求“私人间之谅解”以延误“国家之危机”更进而把矛头指向蒋介石：“南京政府之上，尚有一南昌之太上政府，彼以一军事领袖，在行政上可以擅自发号施令，并擅自召集各级文官训话，又可以组织蓝衣党，企图以法西斯主义代替三民主义。”(胡先生为宁粤合作对法报记者之谈话，载三民主义月刊第四卷第五期)这种指责不可谓不重，而又难以辩驳，所谓以三民主义相标榜，而行专制独裁之实，尤其击中蒋之要害。由于胡汉民的杯葛与谴责，五全大会就没有开成，另于十二月十日召开四届五中全会。
胡针对蒋之集权，亟力提倡均权共治，并得到西南实力派的支持。蒋介石为了争取胡之谅解，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与汪精卫拟订了一项中央与地方如何均权的方案，且派王宠惠、孙科赴港协商。但是胡汉民知蒋并无诚意，托孙科带回一函，言辞虽然客气，仍拒蒋于千里之外，雅不欲入京合作：
自民二十年后，久阙音问。亮畴、哲生两兄来，藉获手书，甚感关注。弟三年养疴海隅，而时受风寒侵袭，血压久治未低。闻尊体近日亦不能无小病，亲以前精力稍逊，诚为兄系念不已。国家大计，弟以为总理已垂示甚周，故数年来仍悉心体会而莫敢外。此次与亮、哲两兄所谈，亦唯此旨，即托其一一面达，其间亦非片楮所能尽也。(转引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九四)
一九三一年二月，胡遭蒋拘留，以致“久阙音问”不忘提醒蒋其所作所为。函中未及国事，只说“国家大计”、“总理已垂示甚周”观其写此函一周后，在其主持的三民主义月刊上为文，指蒋“剽窃总理之均权主张，希望在军权统治之下实行其均权制度”(见该刊第四卷第六期军权与均权一文)，则“总理垂示甚周”云云，其责备之意，尽在不言之中。然而蒋于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驰函胡汉民，仍以“谋团结”、“挽危局”为说。此后日本图华愈急，日方派孙中山老友萱野长知往说胡汉民，鼓动“西南独立”并请胡“进就总统之职”以与“华北自治”相配合。胡汉民当然不能为了反蒋而去做汉奸，故当土肥原于一九三五年三月二日亲赴香港晤胡，企图挑动两广出兵倒蒋，被胡拒绝。(参阅胡汉民论所谓中日提携，载三民主义月刊第五卷第三期)
一时之间，胡汉民成为日方与蒋方两面拉拢的人物，但他坚持抗日反蒋的立场。因为抗日救国，他不可能联日反蒋；也因为抗日救国，他不可能与不肯抗战的蒋介石合作。不过胡氏心目中的蒋介石问题，不仅是对日政策，而且是军事独裁。所以他虽于六月间到欧洲去疗养，仍然反对蒋汪合作的南京政府，不愿与他们团结，也拒绝参加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会的第一天，抗日爱国的孙凤鸣，曾任十九路军排长，以晨光通讯社外勤记者身份混入，原想刺杀不抗日的蒋介石，蒋未出来照相，只好退而求其次，向汪精卫开了三枪。汪不仅代蒋挨枪，而且因伤让位，使握有军权的蒋介石又完全控制党政大权。为了争取胡汉民与其他粤方中委的团结，参加五全大会，蒋介石尽量在口头上满足胡等要求。当五届一中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在南京召开时，胡虽然身在欧洲，仍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显然是蒋介石的意旨，表示愿胡负责党务。胡于一九三六年年初返国时，蒋又命魏道明先至新加坡迎接，并附函“务请即日莅临京中，共济时艰”不过胡对蒋之疑虑犹存，抵广州后继续批评南京国府，只是在言论上似乎已从打倒蒋介石的政府，转变为促其觉悟与反省，以团结全国抗战的力量。胡汉民于同年五月十二日因脑溢血逝世于广州，终未入京与蒋介石再度合作。蒋关了他七个多月，他讨蒋五十多个月，口诛笔伐，没完没了，岂蒋始料所及哉？
蒋介石的补救办法是尽量在胡汉民身上下工夫，如果胡能入京，重新合作，以胡在西南物望之隆、国民党内地位之重，至少可以结束两广半独立状态，奈胡衔恨甚深，迟迟其行，以至于突然病故。然而蒋要解决西南，并不就此罢手，遂导致一九三六年六月一日的所谓“两广异动”事件。
当胡汉民积极从事讨蒋抗日活动时，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颇感犹豫踌躇，不愿出兵。以其治理粤省之勤，休养生息，固不欲做孤注一掷，然据李宗仁回忆录所说，南天王不愿意为胡汉民抬轿子，令胡独霸西南，似亦言之成理。然而说胡死之后，陈便有野心，未免言过其实。陈知蒋必不容西南在其掌握之外，故于胡死后即派乃兄维周面蒋察言观色，并刺探情报，及知蒋有离间粤桂，各个击破之意，顿生“唇亡齿寒”之惧，以至于产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的想法，遂有南天王与广西李、白联手异动之举。
此一异动，有其技巧，只称抗日，不提讨蒋，北上的部队称为“抗日救国军”纯为抗战，蒋介石自不便公然征伐抗日军，阻挡抗战，但虽缓不“攻城”却以攻心为上，一展其分化离间、金钱收买的故伎。七月之初，粤方飞机投蒋，陈济棠手下大将余汉谋通电拥蒋。类此阵前起义，岂是偶然？余汉谋之拆陈济棠的台，就像当年陈济棠拆李济深的台，都是蒋介石的地下作业，戴笠那一帮军统人马不是白吃饭的。至于粤机北飞，岂是弃暗投明？飞向黄金也。
陈济棠毕竟因而狼狈奔港，广西李、白虽尚能保住广西一隅实力，但势孤力单，也只好于八月间拥戴蒋之中央。胡汉民死后不到三个月，不血刃而西南反蒋势力瓦解，蒋介石又赢得一回合的国民党内斗，得以拖延抗日，更加集中精力去剿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