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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免也像太平天国一样，拥有半壁江山以后，发生剧烈的内斗，而导致国民革命阵营内斗的主角便是蒋介石！
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搞政变，削弱了国民党左派的权力，但第三国际方面当时不愿相信蒋之反共反苏，只认为是人事纠纷，依然把他视为“革命将军”并予以支持。不过包括中共在内的国民党左派，对蒋已有戒心，彭泽民早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在中常会上议请汪精卫同志早日销假视事(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页五四九)，各省党部纷纷响应，于右任等更电请中央催促，以主持北伐大计。(见同书，页五七五一六)七月七日蒋就总司令职，左派迎汪更切，显然欲以汪制蒋。蒋表面上欢迎汪回国主持党务，但私底下认为“迎汪”的目的就是“倒蒋”并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绝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并怪罪共党从中捣乱，恨得“切齿”(见同书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日)蒋在内心中不容汪，绝无可疑。蒋虽于十月三日发出迎汪电报，实因俄国军事顾问加伦相劝以及形势所逼所致，并非心甘情愿。以蒋而言，权力斗争正来日方长。
国民党中央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决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开会六次，意在统一党的领导权，选出十三人政治委员会，涵括左、中、右三派，借此罢免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及张静江的代理国府主席，但遭张全力抵制，卒以前方战事紧张要挟鲍罗廷而未果。然而山雨欲来之势，已在眉睫。
广州既又成左派重镇，蒋介石乃提出“中央党部移鄂”之议，且于十月二十二日驰电张静江、谭延，力陈“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八册，页一o五)最后国民党中央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决议迁都汉口，主要还是由于张作霖与日本起冲突，迁都已无奉张之虑。中央委员与国府委员遂分批北上。十二月二日，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鲍罗廷等一行十余人，途经南昌，蒋介石设宴款待，报告北伐情况，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并于六日晚开始做庐山会谈，讨论政治、外交、财政、军事各问题。蒋于取消主席制以及迎汪回国，均表附议，更积极主张迁鄂，且谓待军事稍定，即赴武汉。(见蒋介石复武汉各界团体电，载广州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但是当鲍罗廷等一行抵达武昌后，有鉴于广州之党部与政府既已停止办公，遂于十二月十三日决定先组织临时联席会议，以徐谦为主席，暂时执行最高职权。蒋于事后始知，虽于十二月二十日复电赞成，但心中已大为不快。他原以为可以赴鄂出掌大权，孰知鲍罗廷与那批中央委员并未对自己如此重视，甚至连联席会都插不上脚，乃蓄意有所行动。
当中常委代主席张静江与国府代主席谭延闿等一行北上，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途经南昌，被蒋介石留下，并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会后通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以利政治与军事的配合。同时决议将于三月一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再定迁移问题，又拟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等。至此蒋介石已公然以南昌的中央政治会议向武汉的临时联席会议挑战，以争夺“执行最高职权”武汉方面此时正因占领英租界进行外交交涉，恐影响大局，乃由宋庆龄等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情势，嘱蒋“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迁都)决议，坐失时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页三七五)，并电请南昌同志莅鄂。
蒋介石不得已于一月十二日偕加伦将军、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等抵达武汉，受到盛大欢迎，催促迁鄂，然而蒋仍执意迁赣。鲍罗廷刻意讽劝，蒋竟视为侮辱，已存决裂之心，未遑多留，即于一月十八日返回南昌。二三天之后，即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以中央名义命令取消联席会议，立即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已成公开对抗之局。鄂方发动舆论压力，但更主要的是宋子文控制军费，诚如蒋之军需处长徐桴于一月三十一日电文中所说：“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所以当宋于二月四日亲赴南昌斡旋，不到几天南昌方面就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武昌，至于中央全会则俟东南底定后再开。鄂赣虽未真正分裂，然不过是推迟了决裂的时日，终不免后来的宁汉分裂。
宋子文“说服”蒋介石之后，于二月九日自赣电鄂，谓谭延闿等数日内可莅鄂，但迟迟未见驾临。此时更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鄂方终于领教了“瑞元无赖”的专制与跋扈，遂由徐谦等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拟“从事党权集中”即想把枪杆子控制在党权之下，形成一种恢复党权运动。此一运动针对蒋不言可喻，如孙科所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陈公博苦笑录，页七十三)但是恢复党权运动虽轰轰烈烈，如二月二十四日武汉有一万五千人集会，却一直没有公开指名抨击蒋介石，一方面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则是盼望“浪子回头”！虽如此，蒋介石在南昌已公然反唇相讥，声言：“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蒋之演讲载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他已把革命作为权力的代名词了。但是此时他的财政问题尚未解决，只能动口，还不敢动手，表面上仍表拥护武汉中央，呼吁团结，只要求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延至三月七日召开，当然获得中央的同意。
然而当南昌方面谭延闿、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于三月七日前到达武汉开会，蒋介石却未来，借故与朱培德去阅兵，须至三月十二日才能来开会，并扬言他们如能等我“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陈果夫的一生，页一o七)他把准时举行竟说成提前举行，何况三月七日原是他要求的日子。他的蛮横，原想测验一下自己一身举足轻重的分量，但到会人数既足，自无再延的必要，还有不少人讨厌蒋之独裁作风，更不愿为他延期，与会的吴玉章明言：“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若一展再展，诚属非计。”(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话虽如此，会中当然有帮蒋说话之人，造成紧张气氛，遂以三月七日为预备会。二届三中全会到三月十日正式开幕，十七日结束，仍不见蒋介石出席。全会肯定临时联席会议，决议恢复并提高党权、坚持革命路线与政策、否定非法选举、改选中央常务委员以及各部会委员。蒋介石仍被选为常务委员、军委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但绝非他所期望的独霸地位。新的国民政府虽于三月二十日在武昌宣誓成立，似乎是功德圆满，但蒋介石已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
李宗仁已注意到，蒋介石在南昌建立总司令部之后，新客极多，最瞩目的有黄郛、张群。(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八四)这些新客原与革命无关，之所以成为总司令座上的新客，并以张群为其驻沪代表，乃是私人关系。黄郛字膺白，浙江人，迭任北洋政府要职，且曾一度出任内阁总理，在革命党讲来，应是北洋官僚、军阀走狗，但与蒋不仅是同乡而且拜过把子，照样引为亲信“设宴款待，欢然道故。”(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页二六七)张群则与蒋有同学关系，虽与北伐无涉，即被任命为南昌总司令部的总参议。上海商会主席虞洽卿以及帮派头目黄金荣亦到南昌，表示支持。(见wildur，thenationalistrevolutioninchina，p.84—85)陈布雷亦于此时到南昌见蒋，成为蒋之文胆。其实于北伐之前，蒋已在广州接待过商界要角王晓籁等人。凡此已见蒋正大肆建立私人的班子。同时还到上海、奉化召引亲戚或同乡，供侍卫、参谋、秘书等职，有如皇帝身边的太监群。黄埔学生此时亦竞相奔走校长之门，蒋也不客气把他们当自己的鹰犬差遣，当然学生中的cp(共党)分子，他是绝对当敌人看待的。(参阅苏文钦我在蒋介石身边的点滴回忆页二三九至二四)帮蒋介石监印的姜辅成，更指出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编制非常庞大。(姜辅成我为蒋介石监印的岁月)蒋介石到南昌后，已决心组织自己的权力中心，诚如孙科所说“自设总司令以来，党国大政无不总揽于一人，党与政府等于虚设”指蒋在南昌所为“开个人独裁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见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及决议案)蒋介石想要把党政军一手抓的图谋，已昭然若揭。有趣的是，早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于日记中自谓：“余迩来行动，已近于军阀，尚能负革命之责耶？惩之。”(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三册，页四十二页)他显然没有“惩之”兵至南昌，别开新府，抗命中央，已经实同军阀矣。
然而不免也像太平天国一样，拥有半壁江山以后，发生剧烈的内斗，而导致国民革命阵营内斗的主角便是蒋介石！
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搞政变，削弱了国民党左派的权力，但第三国际方面当时不愿相信蒋之反共反苏，只认为是人事纠纷，依然把他视为“革命将军”并予以支持。不过包括中共在内的国民党左派，对蒋已有戒心，彭泽民早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在中常会上议请汪精卫同志早日销假视事(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页五四九)，各省党部纷纷响应，于右任等更电请中央催促，以主持北伐大计。(见同书，页五七五一六)七月七日蒋就总司令职，左派迎汪更切，显然欲以汪制蒋。蒋表面上欢迎汪回国主持党务，但私底下认为“迎汪”的目的就是“倒蒋”并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绝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并怪罪共党从中捣乱，恨得“切齿”(见同书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日)蒋在内心中不容汪，绝无可疑。蒋虽于十月三日发出迎汪电报，实因俄国军事顾问加伦相劝以及形势所逼所致，并非心甘情愿。以蒋而言，权力斗争正来日方长。
国民党中央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决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开会六次，意在统一党的领导权，选出十三人政治委员会，涵括左、中、右三派，借此罢免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及张静江的代理国府主席，但遭张全力抵制，卒以前方战事紧张要挟鲍罗廷而未果。然而山雨欲来之势，已在眉睫。
广州既又成左派重镇，蒋介石乃提出“中央党部移鄂”之议，且于十月二十二日驰电张静江、谭延，力陈“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八册，页一o五)最后国民党中央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决议迁都汉口，主要还是由于张作霖与日本起冲突，迁都已无奉张之虑。中央委员与国府委员遂分批北上。十二月二日，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鲍罗廷等一行十余人，途经南昌，蒋介石设宴款待，报告北伐情况，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并于六日晚开始做庐山会谈，讨论政治、外交、财政、军事各问题。蒋于取消主席制以及迎汪回国，均表附议，更积极主张迁鄂，且谓待军事稍定，即赴武汉。(见蒋介石复武汉各界团体电，载广州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但是当鲍罗廷等一行抵达武昌后，有鉴于广州之党部与政府既已停止办公，遂于十二月十三日决定先组织临时联席会议，以徐谦为主席，暂时执行最高职权。蒋于事后始知，虽于十二月二十日复电赞成，但心中已大为不快。他原以为可以赴鄂出掌大权，孰知鲍罗廷与那批中央委员并未对自己如此重视，甚至连联席会都插不上脚，乃蓄意有所行动。
当中常委代主席张静江与国府代主席谭延闿等一行北上，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途经南昌，被蒋介石留下，并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会后通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以利政治与军事的配合。同时决议将于三月一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再定迁移问题，又拟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等。至此蒋介石已公然以南昌的中央政治会议向武汉的临时联席会议挑战，以争夺“执行最高职权”武汉方面此时正因占领英租界进行外交交涉，恐影响大局，乃由宋庆龄等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情势，嘱蒋“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迁都)决议，坐失时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页三七五)，并电请南昌同志莅鄂。
蒋介石不得已于一月十二日偕加伦将军、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等抵达武汉，受到盛大欢迎，催促迁鄂，然而蒋仍执意迁赣。鲍罗廷刻意讽劝，蒋竟视为侮辱，已存决裂之心，未遑多留，即于一月十八日返回南昌。二三天之后，即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以中央名义命令取消联席会议，立即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已成公开对抗之局。鄂方发动舆论压力，但更主要的是宋子文控制军费，诚如蒋之军需处长徐桴于一月三十一日电文中所说：“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所以当宋于二月四日亲赴南昌斡旋，不到几天南昌方面就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武昌，至于中央全会则俟东南底定后再开。鄂赣虽未真正分裂，然不过是推迟了决裂的时日，终不免后来的宁汉分裂。
宋子文“说服”蒋介石之后，于二月九日自赣电鄂，谓谭延闿等数日内可莅鄂，但迟迟未见驾临。此时更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鄂方终于领教了“瑞元无赖”的专制与跋扈，遂由徐谦等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拟“从事党权集中”即想把枪杆子控制在党权之下，形成一种恢复党权运动。此一运动针对蒋不言可喻，如孙科所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陈公博苦笑录，页七十三)但是恢复党权运动虽轰轰烈烈，如二月二十四日武汉有一万五千人集会，却一直没有公开指名抨击蒋介石，一方面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则是盼望“浪子回头”！虽如此，蒋介石在南昌已公然反唇相讥，声言：“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蒋之演讲载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他已把革命作为权力的代名词了。但是此时他的财政问题尚未解决，只能动口，还不敢动手，表面上仍表拥护武汉中央，呼吁团结，只要求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延至三月七日召开，当然获得中央的同意。
然而当南昌方面谭延闿、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于三月七日前到达武汉开会，蒋介石却未来，借故与朱培德去阅兵，须至三月十二日才能来开会，并扬言他们如能等我“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陈果夫的一生，页一o七)他把准时举行竟说成提前举行，何况三月七日原是他要求的日子。他的蛮横，原想测验一下自己一身举足轻重的分量，但到会人数既足，自无再延的必要，还有不少人讨厌蒋之独裁作风，更不愿为他延期，与会的吴玉章明言：“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若一展再展，诚属非计。”(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话虽如此，会中当然有帮蒋说话之人，造成紧张气氛，遂以三月七日为预备会。二届三中全会到三月十日正式开幕，十七日结束，仍不见蒋介石出席。全会肯定临时联席会议，决议恢复并提高党权、坚持革命路线与政策、否定非法选举、改选中央常务委员以及各部会委员。蒋介石仍被选为常务委员、军委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但绝非他所期望的独霸地位。新的国民政府虽于三月二十日在武昌宣誓成立，似乎是功德圆满，但蒋介石已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
李宗仁已注意到，蒋介石在南昌建立总司令部之后，新客极多，最瞩目的有黄郛、张群。(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八四)这些新客原与革命无关，之所以成为总司令座上的新客，并以张群为其驻沪代表，乃是私人关系。黄郛字膺白，浙江人，迭任北洋政府要职，且曾一度出任内阁总理，在革命党讲来，应是北洋官僚、军阀走狗，但与蒋不仅是同乡而且拜过把子，照样引为亲信“设宴款待，欢然道故。”(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页二六七)张群则与蒋有同学关系，虽与北伐无涉，即被任命为南昌总司令部的总参议。上海商会主席虞洽卿以及帮派头目黄金荣亦到南昌，表示支持。(见wildur，thenationalistrevolutioninchina，p.84—85)陈布雷亦于此时到南昌见蒋，成为蒋之文胆。其实于北伐之前，蒋已在广州接待过商界要角王晓籁等人。凡此已见蒋正大肆建立私人的班子。同时还到上海、奉化召引亲戚或同乡，供侍卫、参谋、秘书等职，有如皇帝身边的太监群。黄埔学生此时亦竞相奔走校长之门，蒋也不客气把他们当自己的鹰犬差遣，当然学生中的cp(共党)分子，他是绝对当敌人看待的。(参阅苏文钦我在蒋介石身边的点滴回忆页二三九至二四)帮蒋介石监印的姜辅成，更指出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编制非常庞大。(姜辅成我为蒋介石监印的岁月)蒋介石到南昌后，已决心组织自己的权力中心，诚如孙科所说“自设总司令以来，党国大政无不总揽于一人，党与政府等于虚设”指蒋在南昌所为“开个人独裁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见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及决议案)蒋介石想要把党政军一手抓的图谋，已昭然若揭。有趣的是，早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于日记中自谓：“余迩来行动，已近于军阀，尚能负革命之责耶？惩之。”(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三册，页四十二页)他显然没有“惩之”兵至南昌，别开新府，抗命中央，已经实同军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