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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这么多的离奇遭遇，可是能说你错了吗？你们的理想全是好事，不付代价吗？不一样，有时候代价会让你付得哭笑不得。
过去台湾发生过孙立人的案子，用郭廷亮上校的事件，说他是“匪谍”来整他，来整孙立人。郭廷亮关在牢里，多少年多少年才能出来。出来以后呢，台湾国民党的这种情报机构找到郭廷亮说：我们知道你是冤枉的，可是为了“国家”当时我们不得不这样办。所以呢，我们知道你冤枉的，为了“爱国”请你委屈一下。后来我李敖发起的翻案风，台湾要翻案翻案翻案的时候，我们找到了郭廷亮的儿子，间接找到了郭廷亮。国民党的特务们也找到了郭廷亮，说：郭上校，你要不坐牢的话，早就做了将军了。为了再爱国一次，这件事情你不要跟李敖他们讲，好不好？因为讲了以后会影响我们“政府”的形象，影响“国家”的形象，所以，第一次为了“爱国”请你坐牢，第二为了“爱国”请你把坐牢的事情闭住嘴不要讲，请你再“爱国”一次。我们觉得：人间的事情会这么荒谬吗？会这么令人哭笑不得吗？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我们遭遇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大家看到海明威在战地钟声写的那个故事。战地钟声里面，你看，这是跟这个西班牙的游击领袖他们在一起，那些游击领袖，还不是把自己人用机关枪哒哒哒干掉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会遭遇到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问题)，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有的时候朋友会变成敌人，或者敌人变成朋友。唯一能分得清的是什么？就是你的理想没有变。
当我坐在牢里的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那时候朋友吓得跑掉了，女朋友嫁人了，同志把你出卖，整个世界都塌下来了。唯一能做的事情好像就是吃天鹅肉还方便一点，因为想吃天鹅肉天塌了，天鹅离你近了一点，就这样子了啊，什么都没有了，任何人间事情都不可靠了。当你被行刑的时候，你就发现连你自己都不可靠了，因为连你的肉体都在出卖你的灵魂，都不可靠了。在这个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说你那个信仰还在，那个信仰还在。在这个信仰维护过程里面，有朋友的来去，有女人的来去，有敌人的来去，有同志的来去，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的理想还在。所以，人不能动摇的就是你那个理想。
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历史照片里面，看到西班牙的内战，以后那些共产党，他们逃走，他们逃到法国去，逃到那些地方，我们知道他们付了那么多的代价，刚才那个故事，你才知道多么的动人。
有人说：你李敖又来了，你讲这些话你是不是共产党？我告诉你，在台湾的法律里面我是。请大家看看我在回忆录里面讲的一段话，我怎么样被判刑的——我是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的第二条来判的。请大家看看第二条，根据战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二条条例称“匪谍”者，指惩治叛乱条例所称之“叛徒”我就根据这个判断，再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第一条，本条例称“叛徒”都指犯第二条各项罪行之人而言。我李敖坐牢就是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的第二条判的，所以我就是“匪谍”看到没有？就是“匪谍”你“匪谍”比共产党还严重哦，共产党是共产党，你替共产党做工作，刺探情报，是活动的共产党，比共产党还严重。所以关我一点都没冤枉国民党，罪名关错了，他们不了解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付了什么代价。思想的左倾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我的思想是非常左倾的。可是，我必须告诉大家，为了我们的思想，我们付了代价。我也一再跟大家说过，共产党那个思想是最美丽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人类最美丽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任何人打不倒的。当我们把它抬出来以后呢，就跟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一样——自由、平等、博爱，谁能说反对人与人之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呢？可是，当你为这些理想奋斗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要付多少代价，并且当这个理想真的付诸实现的时候，你才发现外国那句名言，就是说：你去为一个主义去死比实现这个主义容易。为什么？真的要实现它的时候，你才发现有很多人是你的拦路虎，有很多的人是你的拌脚石，有很多你本人的一些原因使你变得失落。什么原因使你打起勇气来而不失落？就靠你一点点微薄的信仰，那个信仰就是我李敖近七十年来一直所坚持的一些信仰，而这些信仰有的时候我自己都难免会怀疑值不值得这样做。当我有怀疑的时候，我会给我自己打气，打气就像那个宗教活动——祈祷——一样。为什么要祈祷呢？他祈祷，原因就是给他自己打气，就像车胎一样，气不够了要给自己打气。
我有时候会怀疑，我这一辈子所宣传的、所相信的一些东西有没有发生了错误的地方，我会怀疑我自己。当然我经过诸项检讨以后，发现基本上是站得住的，虽然我不再那么样的天真了。我小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相信平等有什么不好，自由、平等、博爱，自由好得不得了。当我年纪越来越大，发现人类没有平等，就好像1984的作者乔治欧威尔所说的，有些人平等，有些人不平等。他把这个话写在他那个动物农庄的小说里面。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就那么漂亮，有的人生来就那么丑，有的人生来那么样的健康，有的人生来就那么样的衰弱？有人生来含着银汤匙，有人生来穷得要死？这个不平等是人间的现象，我们被“平等”这两个字一开始骗了，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承认不平等，在不平等的标准底下再来改变它，那反倒是个务实的。
所以，今天的共产党就承认了，就是我们不是要一开始整个是穷的，做了穷的共产党是错误的，要使大家有钱。怎么有钱？十三亿人口同时有钱？不可能的，一定要先使一部分人有钱起来，这就是邓小平的政策，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大家再慢慢地一起富起来。可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些暴发户，在上海的、在广州的、在深圳的，我们就亲眼看到了他们是多么的不平等，贫富的差距多么大。可是，当我们知道真正的平等得来，要先靠不平等的果实的时候，我们必须忍耐，直到从不平等开始，慢慢走向平等。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痛苦的事实。
会有这么多的离奇遭遇，可是能说你错了吗？你们的理想全是好事，不付代价吗？不一样，有时候代价会让你付得哭笑不得。
过去台湾发生过孙立人的案子，用郭廷亮上校的事件，说他是“匪谍”来整他，来整孙立人。郭廷亮关在牢里，多少年多少年才能出来。出来以后呢，台湾国民党的这种情报机构找到郭廷亮说：我们知道你是冤枉的，可是为了“国家”当时我们不得不这样办。所以呢，我们知道你冤枉的，为了“爱国”请你委屈一下。后来我李敖发起的翻案风，台湾要翻案翻案翻案的时候，我们找到了郭廷亮的儿子，间接找到了郭廷亮。国民党的特务们也找到了郭廷亮，说：郭上校，你要不坐牢的话，早就做了将军了。为了再爱国一次，这件事情你不要跟李敖他们讲，好不好？因为讲了以后会影响我们“政府”的形象，影响“国家”的形象，所以，第一次为了“爱国”请你坐牢，第二为了“爱国”请你把坐牢的事情闭住嘴不要讲，请你再“爱国”一次。我们觉得：人间的事情会这么荒谬吗？会这么令人哭笑不得吗？可是，事实上就是这样子，我们遭遇的情况就是这样子。
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大家看到海明威在战地钟声写的那个故事。战地钟声里面，你看，这是跟这个西班牙的游击领袖他们在一起，那些游击领袖，还不是把自己人用机关枪哒哒哒干掉吗？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会遭遇到谁是朋友谁是敌人(的问题)，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有的时候朋友会变成敌人，或者敌人变成朋友。唯一能分得清的是什么？就是你的理想没有变。
当我坐在牢里的时候，我觉得天都塌下来了。那时候朋友吓得跑掉了，女朋友嫁人了，同志把你出卖，整个世界都塌下来了。唯一能做的事情好像就是吃天鹅肉还方便一点，因为想吃天鹅肉天塌了，天鹅离你近了一点，就这样子了啊，什么都没有了，任何人间事情都不可靠了。当你被行刑的时候，你就发现连你自己都不可靠了，因为连你的肉体都在出卖你的灵魂，都不可靠了。在这个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说你那个信仰还在，那个信仰还在。在这个信仰维护过程里面，有朋友的来去，有女人的来去，有敌人的来去，有同志的来去，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的理想还在。所以，人不能动摇的就是你那个理想。
所以，我们现在看那个历史照片里面，看到西班牙的内战，以后那些共产党，他们逃走，他们逃到法国去，逃到那些地方，我们知道他们付了那么多的代价，刚才那个故事，你才知道多么的动人。
有人说：你李敖又来了，你讲这些话你是不是共产党？我告诉你，在台湾的法律里面我是。请大家看看我在回忆录里面讲的一段话，我怎么样被判刑的——我是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的第二条来判的。请大家看看第二条，根据战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二条条例称“匪谍”者，指惩治叛乱条例所称之“叛徒”我就根据这个判断，再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第一条，本条例称“叛徒”都指犯第二条各项罪行之人而言。我李敖坐牢就是根据惩治叛乱条例的第二条判的，所以我就是“匪谍”看到没有？就是“匪谍”你“匪谍”比共产党还严重哦，共产党是共产党，你替共产党做工作，刺探情报，是活动的共产党，比共产党还严重。所以关我一点都没冤枉国民党，罪名关错了，他们不了解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付了什么代价。思想的左倾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我的思想是非常左倾的。可是，我必须告诉大家，为了我们的思想，我们付了代价。我也一再跟大家说过，共产党那个思想是最美丽的，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是人类最美丽的一个理想，这个理想任何人打不倒的。当我们把它抬出来以后呢，就跟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一样——自由、平等、博爱，谁能说反对人与人之间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呢？可是，当你为这些理想奋斗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要付多少代价，并且当这个理想真的付诸实现的时候，你才发现外国那句名言，就是说：你去为一个主义去死比实现这个主义容易。为什么？真的要实现它的时候，你才发现有很多人是你的拦路虎，有很多的人是你的拌脚石，有很多你本人的一些原因使你变得失落。什么原因使你打起勇气来而不失落？就靠你一点点微薄的信仰，那个信仰就是我李敖近七十年来一直所坚持的一些信仰，而这些信仰有的时候我自己都难免会怀疑值不值得这样做。当我有怀疑的时候，我会给我自己打气，打气就像那个宗教活动——祈祷——一样。为什么要祈祷呢？他祈祷，原因就是给他自己打气，就像车胎一样，气不够了要给自己打气。
我有时候会怀疑，我这一辈子所宣传的、所相信的一些东西有没有发生了错误的地方，我会怀疑我自己。当然我经过诸项检讨以后，发现基本上是站得住的，虽然我不再那么样的天真了。我小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相信平等有什么不好，自由、平等、博爱，自由好得不得了。当我年纪越来越大，发现人类没有平等，就好像1984的作者乔治欧威尔所说的，有些人平等，有些人不平等。他把这个话写在他那个动物农庄的小说里面。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就那么漂亮，有的人生来就那么丑，有的人生来那么样的健康，有的人生来就那么样的衰弱？有人生来含着银汤匙，有人生来穷得要死？这个不平等是人间的现象，我们被“平等”这两个字一开始骗了，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承认不平等，在不平等的标准底下再来改变它，那反倒是个务实的。
所以，今天的共产党就承认了，就是我们不是要一开始整个是穷的，做了穷的共产党是错误的，要使大家有钱。怎么有钱？十三亿人口同时有钱？不可能的，一定要先使一部分人有钱起来，这就是邓小平的政策，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大家再慢慢地一起富起来。可是一部分人富起来以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些暴发户，在上海的、在广州的、在深圳的，我们就亲眼看到了他们是多么的不平等，贫富的差距多么大。可是，当我们知道真正的平等得来，要先靠不平等的果实的时候，我们必须忍耐，直到从不平等开始，慢慢走向平等。我们必须承认这个痛苦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