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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争辩之际，乔希的生命正在迅速衰竭下去。一天傍晚我给他做了检查，意识到在这无尽无休的文件旅行中的下一份文件将会是他的死亡证明。
尽管我不认识委员会的主席斯蒂芬格拉宾纳博士，我还是直接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明情况：
“你是不是要我在他的葬礼上宣读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他治疗的批准？见鬼，你们认真点，好不好，博士？冒一下险吧。是我的脑袋有危险，不是你们的。”（其实是乔希的脑袋，但在这类激烈的斗争中，病人常常会发现自已被推到了次要地位。）
电话线的那头似乎有了点反应。心灵唤醒了理智，理智唤醒了意志。
“明白了，希勒大夫。我来看看能不能在周末召开委员会。”
奇怪的是，在有些重大事件上你记住了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1991年3月14日星期四凌晨将近3点钟，我们坐在实验室里正要开始品尝一种新的佳肴，我特地从北风餐馆定来的熏鲑鱼比萨饼。这时，电话铃响了，找我。我斗胆想道，半夜这个时候打电话不可能是小事。
“嘿，马修，我是斯蒂夫格拉宾纳，对不起这么晚给你打电话，可是我知道你不会愿意我等到天亮的。我就不拿细节来烦你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同意你进行一次这种治疗，不得重来。明天上午我把同意书给你传真过去。”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格拉宾纳博士，斯蒂夫，你叫我说什么好？”
“啊，”他既轻松又疲倦地答道“你可以说你绝对可以肯定这不会变成一件恐怖的事。”
“哎，我没法儿说这种话，你是知道的。”
“所以我要去喝上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上床睡觉。晚安，老伙计。”
当我迅速列出要叫醒的工作人员的名单时，疑虑和不安开始袭上心头。我承担了把一个人的生命带上未知航程的责任。尽管乔希的父母已向我保证他们不抱幻想，但一想到我的失败会给他们造成怎样的痛苦，我仍然觉得受不了。
时间太宝贵了，我给乔希病房的值班护士打电话，让她把乔希的父母立刻叫来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她回答说李普顿先生和太太已经在儿子的病房里了。
由于强烈地意识到每一粒沙子正不停地从沙漏中漏下，我冲过院子，跳上电梯。今晚电梯上数字变动之慢令人痛苦。
到达乔希的楼层后我冲向他的病房。芭芭拉和格里格李普顿已经在走廊里等着了。他们的高兴实在是为时过早，让人不安。
“啊，希勒大夫，真是个好消息。”芭芭拉激动地说。
“谢谢你，大夫，”父亲比较清醒地说“你给了我们又一次机会。”
我知道自己最困难的任务是保持信心而又不完全排除疑虑。这很微妙，但我必须这样做。他们和我一样必须有失败的准备。
孩子已经醒了，我们友好地交谈了几句。我的高级实验助理里萨在准备器械。
我问小病人他知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爸爸说这是又一次击球，是种新药什么的。”
“不是药，”我解释道“只是我想出的一种办法，把你血液中的细胞重新安排一下，好让它们回到你的身体里去把肿瘤永远吞灭。”
他睡意矇眬地点了点头。我从盘子里拿起注射器，想在孩子瘦骨零丁的胳臂上找一条没有被针扎过的血管。我尽可能轻地把针扎了进去，抽了血。
里萨这时急急回到实验室，两个助手等在那里，开始了那缓慢的、棘手的、仍未能证实的、将他的t细胞进行处理使它们能向肿瘤进攻的过程。
清晨6点，我实验室的设备嗡嗡作响，激活过程正在进行。这需要时间，而最缺乏的正是时间。我没有事情可做，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步。里萨是唯一有胆量指责我的人。
“看在老天的分上，马特，你就不能找个别的地方去踱方步？你搞得大家都紧张得要命。”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医院新闻官员华伦奥立佛打来的。
“嘿，希勒，出了什么事？”
我没有心情公开我的焦虑，因此努力回避问题。但他很坚持。
“我听说你得到了华盛顿那帮人的同意，怎么回事？这可是新闻，老兄。这是了不起的新闻。”
“只有成功了才是。”
“会成功的，对不对？再说，就是不成功，你是第一个获得同意这样做的人，仅仅这一点对我们就很有利呀。”
我尽力控制住火气，提醒自己他的任务是在报纸上得到报道，这正在迅速成为医学中的一门专业。
“对不起，华伦，现在我实在是忙得要命。”
“好吧，只是不要忘了我的存在，马修。我们是一起的。你是内勤，我是外勤。”
我不等他说完他那套打气的话就挂上了电话，发誓不对我的实验室人员做华伦对我做的事。
我告诉大家我要离开医院去吃早饭，而且几个小时之内不会回来。他们没有掩饰感激之情。
三天后我们结束了反病毒基因转换，可以把新细胞导人病儿的血液中去了。虽然没有人正式知道将发生什么事，但即使在他病房外的走廊里都能感觉到紧张的气氛。
孩子的父母分别站在乔希枕头的两边握着他的手，我坐在床上开始往他的血管中注入这魔剂——这是我为了孩子这么叫的。我尽量显得有信心。
“这些细胞怎么知道该往哪儿去呢，大夫？”事后芭芭拉问我道“难道它们没有可能消失在身体的其他部分吗？”
这是我噩梦中出现的状况。“呃，”我没有直接回答“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独特的脱氧核糖核酸地址。我希望我的病毒有着正确的邮编号。”
从病人身上看不到立刻的反映，好的和坏的都没有。
我们进入了观察阶段。
此后的日子里，除了慢跑和取邮件，我几乎一刻也不离开医院，每天去看乔希五六次，做例行的生命特征检查，观察他的眼睛，等等。
一次，他的父亲堵住了我，极力想在信息上捞几根稻草。“现在情况如何，大夫？”
“现在要说出个所以然来还为时过早，格里格。”
“那你为什么老是给他做检查？”他问。
我怎么能对他说实话，告诉他我只是想检查检查，看他的儿子是不是还活着？
在第5天快结束时，我们把乔希送到放射科去做术后第一次扫描。当放射科专家阿尔雷丁使劲往一个微型磁带录音机里口述他的观察所得时，我们全都挤在他的周围。
“肿瘤大小是1。5x2x2，和上一次在14日的大小比较，表明没有增大。”
从旁观者中发出一阵嗡嗡声。
“我没听错吧，阿尔？”我问道，希望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不是我的想像“你是说肿瘤一点儿也没有长吗？”
“我想刚才我就是这么报告的，马修。”雷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一面挪开身子好让我更仔细地看看。
这时我突然满怀希望，但却没有勇气和别人分享这份希望，甚至不敢告诉他的父母，而他们的反应和我们谨慎的放射学家正相反。
芭芭拉开始轻轻地哭了起来。“你成功了，大夫，它已经不发展了。”
“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地这么说呢，”我警告道“再说，只要有一丁点的肿瘤，就总会有大出血的危险。我们还没有摆脱困境呢。这也可能是暂时的缓和。现在我要再给他导人一些我们做好的新细胞。”
但是现在我抱乐观态度了。谨慎的乐观。
4天以后的扫描表明，肿瘤不仅停止了生长，而且缩小了20％。要掩饰我的狂喜心情是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当两个星期以后，乔希已能两条腿垂在床边坐起来时。
“你会打网球吗，孩子？”进行第三次细胞导人的那天早上我问他道。
“会一点。”他说。
“那你和我应该约好哪天打一场。”
“好的，大夫。”他笑了。这一次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乐观的情绪。
3个晚上以后，奇迹出现了。我正结束查房，心想顺便去看看乔希。我拐过一个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走廊的那一头，我的病人正和他的父母一起散步呢！没有人扶着他。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向他们冲了过去。
“你感觉怎样？”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很好，大夫。特棒。”
“他不仅很好，他简直是好极了。”格里格笑道。这是我看到他最表露感情的一次。
我们没有按照惯例要求预约。我干脆让一个护士去通知放射科，说我们马上带孩子去做扫描。他们没有让我们等。
结果十分轰动。肿瘤缩小到原来的一半，已经不再压迫大脑了。
不易动感情的阿尔雷丁终于解冻，使劲和我握手。“祝贺你，马特，你成功了。”
“不，阿尔，应该受到称赞的是乔希。”
回到办公室以后，我给自己生活中有关的人都打了电话，妈妈和马尔科姆，蔡兹和艾伦，他们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刚一放下电话，电话铃又突然大声响了起来。
“现在内情如何了，马修？”华伦奥立佛急躁地问道。“记者是我们通向捐助人的渠道。我想提醒你，我们的科研项目需要很多经费，我还特别欠纽约时报一个姑娘的一份人情。快说吧，”他敦促道“按规矩办事，告诉我，你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可报告的？”
“还没有呢，”我答道，心里想一次成功还不足以提供充分的科学根据“不管我告诉你什么都有可能激起不切实际的希望。”
“你刚才说的是‘激起’吗？你是说你有什么肯定的结果瞒着我吗？看在老天的分上，马修，快说吧。”
我败下阵来。我违背自己的理性判断，同意到奥立佛的办公室去接受15分钟的采访，在电视上简短地说上几句。
记者都是专业人员，大多数本身就是医学博士。虽然他们对我告诉他们的内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却很放心，知道他们不会着意去渲染细节。
媒体的宣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只有一个古怪的例外。
我突然在想，不知意大利的报纸会不会转载这条新闻。
论和争辩之际，乔希的生命正在迅速衰竭下去。一天傍晚我给他做了检查，意识到在这无尽无休的文件旅行中的下一份文件将会是他的死亡证明。
尽管我不认识委员会的主席斯蒂芬格拉宾纳博士，我还是直接给他打了个电话，说明情况：
“你是不是要我在他的葬礼上宣读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他治疗的批准？见鬼，你们认真点，好不好，博士？冒一下险吧。是我的脑袋有危险，不是你们的。”（其实是乔希的脑袋，但在这类激烈的斗争中，病人常常会发现自已被推到了次要地位。）
电话线的那头似乎有了点反应。心灵唤醒了理智，理智唤醒了意志。
“明白了，希勒大夫。我来看看能不能在周末召开委员会。”
奇怪的是，在有些重大事件上你记住了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1991年3月14日星期四凌晨将近3点钟，我们坐在实验室里正要开始品尝一种新的佳肴，我特地从北风餐馆定来的熏鲑鱼比萨饼。这时，电话铃响了，找我。我斗胆想道，半夜这个时候打电话不可能是小事。
“嘿，马修，我是斯蒂夫格拉宾纳，对不起这么晚给你打电话，可是我知道你不会愿意我等到天亮的。我就不拿细节来烦你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同意你进行一次这种治疗，不得重来。明天上午我把同意书给你传真过去。”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格拉宾纳博士，斯蒂夫，你叫我说什么好？”
“啊，”他既轻松又疲倦地答道“你可以说你绝对可以肯定这不会变成一件恐怖的事。”
“哎，我没法儿说这种话，你是知道的。”
“所以我要去喝上一大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上床睡觉。晚安，老伙计。”
当我迅速列出要叫醒的工作人员的名单时，疑虑和不安开始袭上心头。我承担了把一个人的生命带上未知航程的责任。尽管乔希的父母已向我保证他们不抱幻想，但一想到我的失败会给他们造成怎样的痛苦，我仍然觉得受不了。
时间太宝贵了，我给乔希病房的值班护士打电话，让她把乔希的父母立刻叫来在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她回答说李普顿先生和太太已经在儿子的病房里了。
由于强烈地意识到每一粒沙子正不停地从沙漏中漏下，我冲过院子，跳上电梯。今晚电梯上数字变动之慢令人痛苦。
到达乔希的楼层后我冲向他的病房。芭芭拉和格里格李普顿已经在走廊里等着了。他们的高兴实在是为时过早，让人不安。
“啊，希勒大夫，真是个好消息。”芭芭拉激动地说。
“谢谢你，大夫，”父亲比较清醒地说“你给了我们又一次机会。”
我知道自己最困难的任务是保持信心而又不完全排除疑虑。这很微妙，但我必须这样做。他们和我一样必须有失败的准备。
孩子已经醒了，我们友好地交谈了几句。我的高级实验助理里萨在准备器械。
我问小病人他知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
“爸爸说这是又一次击球，是种新药什么的。”
“不是药，”我解释道“只是我想出的一种办法，把你血液中的细胞重新安排一下，好让它们回到你的身体里去把肿瘤永远吞灭。”
他睡意矇眬地点了点头。我从盘子里拿起注射器，想在孩子瘦骨零丁的胳臂上找一条没有被针扎过的血管。我尽可能轻地把针扎了进去，抽了血。
里萨这时急急回到实验室，两个助手等在那里，开始了那缓慢的、棘手的、仍未能证实的、将他的t细胞进行处理使它们能向肿瘤进攻的过程。
清晨6点，我实验室的设备嗡嗡作响，激活过程正在进行。这需要时间，而最缺乏的正是时间。我没有事情可做，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步。里萨是唯一有胆量指责我的人。
“看在老天的分上，马特，你就不能找个别的地方去踱方步？你搞得大家都紧张得要命。”
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医院新闻官员华伦奥立佛打来的。
“嘿，希勒，出了什么事？”
我没有心情公开我的焦虑，因此努力回避问题。但他很坚持。
“我听说你得到了华盛顿那帮人的同意，怎么回事？这可是新闻，老兄。这是了不起的新闻。”
“只有成功了才是。”
“会成功的，对不对？再说，就是不成功，你是第一个获得同意这样做的人，仅仅这一点对我们就很有利呀。”
我尽力控制住火气，提醒自己他的任务是在报纸上得到报道，这正在迅速成为医学中的一门专业。
“对不起，华伦，现在我实在是忙得要命。”
“好吧，只是不要忘了我的存在，马修。我们是一起的。你是内勤，我是外勤。”
我不等他说完他那套打气的话就挂上了电话，发誓不对我的实验室人员做华伦对我做的事。
我告诉大家我要离开医院去吃早饭，而且几个小时之内不会回来。他们没有掩饰感激之情。
三天后我们结束了反病毒基因转换，可以把新细胞导人病儿的血液中去了。虽然没有人正式知道将发生什么事，但即使在他病房外的走廊里都能感觉到紧张的气氛。
孩子的父母分别站在乔希枕头的两边握着他的手，我坐在床上开始往他的血管中注入这魔剂——这是我为了孩子这么叫的。我尽量显得有信心。
“这些细胞怎么知道该往哪儿去呢，大夫？”事后芭芭拉问我道“难道它们没有可能消失在身体的其他部分吗？”
这是我噩梦中出现的状况。“呃，”我没有直接回答“每一个细胞都有自己独特的脱氧核糖核酸地址。我希望我的病毒有着正确的邮编号。”
从病人身上看不到立刻的反映，好的和坏的都没有。
我们进入了观察阶段。
此后的日子里，除了慢跑和取邮件，我几乎一刻也不离开医院，每天去看乔希五六次，做例行的生命特征检查，观察他的眼睛，等等。
一次，他的父亲堵住了我，极力想在信息上捞几根稻草。“现在情况如何，大夫？”
“现在要说出个所以然来还为时过早，格里格。”
“那你为什么老是给他做检查？”他问。
我怎么能对他说实话，告诉他我只是想检查检查，看他的儿子是不是还活着？
在第5天快结束时，我们把乔希送到放射科去做术后第一次扫描。当放射科专家阿尔雷丁使劲往一个微型磁带录音机里口述他的观察所得时，我们全都挤在他的周围。
“肿瘤大小是1。5x2x2，和上一次在14日的大小比较，表明没有增大。”
从旁观者中发出一阵嗡嗡声。
“我没听错吧，阿尔？”我问道，希望百分之百地肯定这不是我的想像“你是说肿瘤一点儿也没有长吗？”
“我想刚才我就是这么报告的，马修。”雷丁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一面挪开身子好让我更仔细地看看。
这时我突然满怀希望，但却没有勇气和别人分享这份希望，甚至不敢告诉他的父母，而他们的反应和我们谨慎的放射学家正相反。
芭芭拉开始轻轻地哭了起来。“你成功了，大夫，它已经不发展了。”
“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地这么说呢，”我警告道“再说，只要有一丁点的肿瘤，就总会有大出血的危险。我们还没有摆脱困境呢。这也可能是暂时的缓和。现在我要再给他导人一些我们做好的新细胞。”
但是现在我抱乐观态度了。谨慎的乐观。
4天以后的扫描表明，肿瘤不仅停止了生长，而且缩小了20％。要掩饰我的狂喜心情是越来越困难了，特别是当两个星期以后，乔希已能两条腿垂在床边坐起来时。
“你会打网球吗，孩子？”进行第三次细胞导人的那天早上我问他道。
“会一点。”他说。
“那你和我应该约好哪天打一场。”
“好的，大夫。”他笑了。这一次我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出乐观的情绪。
3个晚上以后，奇迹出现了。我正结束查房，心想顺便去看看乔希。我拐过一个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在走廊的那一头，我的病人正和他的父母一起散步呢！没有人扶着他。
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向他们冲了过去。
“你感觉怎样？”我上气不接下气地问道。
“很好，大夫。特棒。”
“他不仅很好，他简直是好极了。”格里格笑道。这是我看到他最表露感情的一次。
我们没有按照惯例要求预约。我干脆让一个护士去通知放射科，说我们马上带孩子去做扫描。他们没有让我们等。
结果十分轰动。肿瘤缩小到原来的一半，已经不再压迫大脑了。
不易动感情的阿尔雷丁终于解冻，使劲和我握手。“祝贺你，马特，你成功了。”
“不，阿尔，应该受到称赞的是乔希。”
回到办公室以后，我给自己生活中有关的人都打了电话，妈妈和马尔科姆，蔡兹和艾伦，他们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刚一放下电话，电话铃又突然大声响了起来。
“现在内情如何了，马修？”华伦奥立佛急躁地问道。“记者是我们通向捐助人的渠道。我想提醒你，我们的科研项目需要很多经费，我还特别欠纽约时报一个姑娘的一份人情。快说吧，”他敦促道“按规矩办事，告诉我，你有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可报告的？”
“还没有呢，”我答道，心里想一次成功还不足以提供充分的科学根据“不管我告诉你什么都有可能激起不切实际的希望。”
“你刚才说的是‘激起’吗？你是说你有什么肯定的结果瞒着我吗？看在老天的分上，马修，快说吧。”
我败下阵来。我违背自己的理性判断，同意到奥立佛的办公室去接受15分钟的采访，在电视上简短地说上几句。
记者都是专业人员，大多数本身就是医学博士。虽然他们对我告诉他们的内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我却很放心，知道他们不会着意去渲染细节。
媒体的宣传对我来说毫无意义。
只有一个古怪的例外。
我突然在想，不知意大利的报纸会不会转载这条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