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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金作游学经费？此愿已成画饼矣。顷奉慈命，使侄来京请安，并乞我叔留意提拔为幸，束装在即，先此禀闻。伏维亮察。侄世凯谨禀。
保恒叔父折信一看，心里笑了，小子耶，不好好读书倒想捞偏门儿。这种“捞偏门儿”思想要不得的，不过袁家今后能够“嗣武有人、亦略欣慰！”但目前仍还是读书为第一重要。思想至此，保恒叔父在回书世凯侄儿信中只说了短短十六个字：
为官入仕，读书为上。速速来京，再作道理。
1877年月，袁世凯再次回到了北京的保恒叔家。当然，这次叔侄见面，袁保恒对袁世凯一番开导教悔是少不了的，开导教悔中保恒叔却发现他这个侄子身子骨好象有些瘦了，人也没了以往张扬，没了以往浮嚣，连点儿亢奋都没有，让人觉着很有些稳贴成熟，甚至还有那么点羞答答的意思。
袁保恒点了点头，嗯，这就对了。
是啊，经历了“双重”打击后的袁世凯较之以前的确稳当了许多，人也学会思索了。好吧，既然保恒叔父一定坚持，做晚辈的又岂可轻拂？袁世凯这次来是下了决心的，一是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喜欢“章句之学”没关系，可以兼学别样嘛，比如《孙子兵法》、《尉缭子》，还有西国军册等；二来保恒、保龄二位叔父官做这么大，来往接触的官宦名流肯定多多，自己可以在他们之间的往来交流过程当中，从这些人身上长点儿见识，学些为官为人之道，说不定自己哪天就用上了（后来还真用上了，用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外，袁世凯他人还有自己的一套歪理儿：叔祖父袁甲三读书只不过读了个四品给事中，尽管袁甲三死时袁世凯才四岁，对这位叔祖父根本就没印象，可这些都是大人们平时讲的呀。还有保恒叔，读书读到尽头也不过当了翰林院的“小编”。他们之所后来扶摇青云，位高权重，还不是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战场上捞来的，尤其保恒叔，由于战场上骁勇善战，杀人有功，不光升高了官位，还被朝廷封为大清国的“伊勒图巴鲁图”。他似乎认准了，枪杆子里面出大官儿。
袁世凯在北京保恒叔家里，一边认真看书学习，一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地帮叔父跑腿办事，弄得两个叔父特别满意，保恒叔夸赞之余还给不错的评价：世凯侄儿办事机敏，张弛有度，将来若能为官定是中上美材。
1877年冬,郭太夫人寿终，享年101岁。袁保恒回籍奔丧，正赶上河南一带发生特大旱灾，饥民相食，饿殍遍野。河南巡抚李庆翔因赈灾迟延，被朝廷革职查办。袁保恒丧假期满后，受命到河南府（开封）帮办救灾事宜。
袁保恒去开封时把袁世凯也带了去，目的是要历练历练他。袁世凯果不负望，凡事保恒叔交办的差事，袁世凯件件办得利落漂亮，保恒叔甚是欣喜。当然，袁世凯也从中学到了不少办事经验，长了不少真本事。
次年4月间，袁世凯嗣母牛夫人告病，好像病得还不轻。袁家本是以“孝悌节俭”治家，孝顺的袁世凯便告假辞别了叔父，回到项城老家给她亲爱的嗣母牛氏端汤端药去了。想不到的是，此次暂离竟成了叔侄二人的永诀。
奉命赈灾中,袁保恒摒绝供帐，服食粗粝，协同暂署河南的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通饬所属府、州、县署，详查灾民户口造册上报。他日夜为救灾操劳，连上数折陈述灾情，还亲书求助信件发给全国各省大吏，内容字字泣血，句句蕴泪，可感上天！并写家书要求家人倾尽家财恤救本地灾民。他还亲自步行到各祠庙祈祷。由于经常食无定，袁保恒身心日渐憔悴。
次年4月，豫东一带春雨霖降，他顶风冒雨，不惧秽恶，奔赴各地视察严禁胥吏舞弊，使饥民得到实惠。5月春雨过后，灾区一种可怕的瘟疫——霍乱，正在四处蔓延，袁保恒不顾他人劝阻，决定近日动身再巡一遍灾区，查视春播情况，哪知尚未成行，却不幸染上霍乱。心力体力本已几近衰竭的袁保恒，哪里还承受得住，患病仅只三天，便溘然长逝。
一位朝廷良臣走了，灾民闻讯，无不痛哭流涕。朝廷保奏，追念他的功德，谥号“文诚”，并将袁保恒的事迹撰列在临淮、陈州袁甲三祠内配享。
袁保恒去世后没多久，袁保龄慨然以先兄遗志未尽，河南灾民仍处饥饿死亡中，不顾十数年积累的资历劳绩（作者注：此时袁保龄刚补侍读之缺，而且是特旨即选的知府），呈请开去底缺，辞官归里，办理赈务，他劝家人尽出家财，不够又向人借贷。同时向巡府提出赈灾，善后；兴修水利，置办农耕器具等。在袁保龄的带动下，远尽富绅闻风相助，救活不少饥民男女。巡府有感于此，上奏他的事迹，朝廷奖其以道员既选，加三品衔。到此处，有人可能会这样妾想，兄弟俩这般玩命，莫非赈灾也会赈上瘾来不成？
要想解开这个疑问，其实并不难；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淮宁（今河南淮阳）发生灾荒，我们的郭老太太当时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就帮着家里人做些煮粥、缝衣等济贫的事。嫁到袁家，特别袁家兴旺发达后，家虽富有了，但在郭老太戒满持盈的教育下，一直以崇俭黜华为家训，从不肆意挥霍浪费。在家乡居住的人，均穿布衣，孩童不准穿皮衣。袁甲三的继室过门以后，看到这种情况，也去掉繁华，敦尚朴素，换上了荆钗布裙，对甲三说：“节用是我家法，何况母亲茹苦半生，尚爱惜物力，我有何德而享奢华？尚居官不俭，怎能廉法？岂能以用度不谨，有累夫子清德？”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黄河在中牟决口，波及项城，田庐尽淹，许多人流离失所。郭老太太命家人向族邻发散米粥，达数月之久。许多人因此保住了命。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河南大旱，袁甲三带头捐献两千两银子，同时倡导在京的河南同乡捐款，赈济灾民。
1859年（咸丰九年），江南借杭州贡院举行乡试，不少良士因道远不资前往，袁甲三均资助盛行。
类似善义之举，事不胜书，如此慈善大家里走出的朝廷官员，又有“求官建功，拯救天下”家训门楣安在，敢不惜以身驱，勤政爱惜乎！
至于后来，袁家又怎地会出了个袁世凯这么个“败家”玩艺儿，普通的解释给上一百个不管用，就连那些自命不凡的伪君子假学者，对此也只能是胡诌几句便为作罢。真要诸多解释都无法解释得令人信服，那就只有一种解释是可能的，那就是“天性”二字。
当正在家中侍候嗣母牛氏尽孝的袁世凯得到叔父染病的传信后，便一刻不停地赶往开封。上天无眼啊！就在他赶回开封的路上，保恒叔父已经撒手人寰，连和叔父见上一眼说上最后一句话都没有。袁世凯到了开封看到保龄叔的灵柩，几乎伤悲欲绝，叔侄感情笃厚，袁世凯扑跪在灵前只哭得瞬时天昏地暗！
等到保龄叔父和保恒叔父之子袁世勋赶来开封，三人一起料理完袁保恒的后事。保恒叔父的逝世，袁世凯顿感天塌一般。叔父人不在了，自己还待在开封干什么呢。茫然无所依靠的袁世凯，就又回到项城老家。
虽然袁氏家族是大家族，有钱有势，可这大家族也自有它的诸多不尽人意之处。
郭太夫人健在时，举家上下尚能同心协力，恪守家法，维持着五世同堂风光局面。随着甲三、树三、风三、重三四个儿子相继辞世离去，后接着保庆、保中、保恒三个孙子又一一离去，如今郭太夫人也一走了之了，袁氏族中开始矛盾显现，渐渐纷争不断。加上早年家族中年龄较长的保恒和保龄长年为官在外，家中缺少权威，“保”字辈无人管教，相互不服，且多不长进。此时袁家已是“人人坐食，而兼习嗜好，”甚至有人背地里竟抽起了“大烟”。长此以往，袁家人岂不个个都将沦为废人，坐吃山空，袁家最终将是败家败业！
最早察觉到这一点的是袁保龄。
袁保龄考虑到自己和兄长保恒长年居官在外，家中出现这样局面，是谁也不愿看到的，可事实又明显摆放在那儿，想好好问管下无奈鞭长莫及，欲以置之不理却又于心不忍。他书信与袁保恒商量，仿效古时传下的计口授田办法，将袁家所有田产分为十二股，按“保”字辈十位兄弟每人分得一股，只可自行经营自主收支，不准典押外人。袁保恒、袁保龄所分两股归郭夫人经营，余下两股也由郭太夫人经管，作公中应酬和祭祀之用。哪曾想计划尚未实施，先是郭太夫人归天，接下保恒兄长亡故。眼看家里矛盾云涌，家中又找不出个象样的人管束，情之所急，兄弟不得不提前各自分家，至此袁氏家族——这个延续不到百年的大家庭终于解体了。
这年是1878年。
也就是在这一年，大清国的“小弟”所管辖的那块地盘上，开始闹起了“乱子”，好像还很蔓延。据听闻,“乱子”闹得比1875年“尉山”那次严重好多。（未完待续）
多金作游学经费？此愿已成画饼矣。顷奉慈命，使侄来京请安，并乞我叔留意提拔为幸，束装在即，先此禀闻。伏维亮察。侄世凯谨禀。
保恒叔父折信一看，心里笑了，小子耶，不好好读书倒想捞偏门儿。这种“捞偏门儿”思想要不得的，不过袁家今后能够“嗣武有人、亦略欣慰！”但目前仍还是读书为第一重要。思想至此，保恒叔父在回书世凯侄儿信中只说了短短十六个字：
为官入仕，读书为上。速速来京，再作道理。
1877年月，袁世凯再次回到了北京的保恒叔家。当然，这次叔侄见面，袁保恒对袁世凯一番开导教悔是少不了的，开导教悔中保恒叔却发现他这个侄子身子骨好象有些瘦了，人也没了以往张扬，没了以往浮嚣，连点儿亢奋都没有，让人觉着很有些稳贴成熟，甚至还有那么点羞答答的意思。
袁保恒点了点头，嗯，这就对了。
是啊，经历了“双重”打击后的袁世凯较之以前的确稳当了许多，人也学会思索了。好吧，既然保恒叔父一定坚持，做晚辈的又岂可轻拂？袁世凯这次来是下了决心的，一是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不喜欢“章句之学”没关系，可以兼学别样嘛，比如《孙子兵法》、《尉缭子》，还有西国军册等；二来保恒、保龄二位叔父官做这么大，来往接触的官宦名流肯定多多，自己可以在他们之间的往来交流过程当中，从这些人身上长点儿见识，学些为官为人之道，说不定自己哪天就用上了（后来还真用上了，用得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另外，袁世凯他人还有自己的一套歪理儿：叔祖父袁甲三读书只不过读了个四品给事中，尽管袁甲三死时袁世凯才四岁，对这位叔祖父根本就没印象，可这些都是大人们平时讲的呀。还有保恒叔，读书读到尽头也不过当了翰林院的“小编”。他们之所后来扶摇青云，位高权重，还不是在那场轰轰烈烈的战场上捞来的，尤其保恒叔，由于战场上骁勇善战，杀人有功，不光升高了官位，还被朝廷封为大清国的“伊勒图巴鲁图”。他似乎认准了，枪杆子里面出大官儿。
袁世凯在北京保恒叔家里，一边认真看书学习，一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地帮叔父跑腿办事，弄得两个叔父特别满意，保恒叔夸赞之余还给不错的评价：世凯侄儿办事机敏，张弛有度，将来若能为官定是中上美材。
1877年冬,郭太夫人寿终，享年101岁。袁保恒回籍奔丧，正赶上河南一带发生特大旱灾，饥民相食，饿殍遍野。河南巡抚李庆翔因赈灾迟延，被朝廷革职查办。袁保恒丧假期满后，受命到河南府（开封）帮办救灾事宜。
袁保恒去开封时把袁世凯也带了去，目的是要历练历练他。袁世凯果不负望，凡事保恒叔交办的差事，袁世凯件件办得利落漂亮，保恒叔甚是欣喜。当然，袁世凯也从中学到了不少办事经验，长了不少真本事。
次年4月间，袁世凯嗣母牛夫人告病，好像病得还不轻。袁家本是以“孝悌节俭”治家，孝顺的袁世凯便告假辞别了叔父，回到项城老家给她亲爱的嗣母牛氏端汤端药去了。想不到的是，此次暂离竟成了叔侄二人的永诀。
奉命赈灾中,袁保恒摒绝供帐，服食粗粝，协同暂署河南的河东河道总督李鹤年，通饬所属府、州、县署，详查灾民户口造册上报。他日夜为救灾操劳，连上数折陈述灾情，还亲书求助信件发给全国各省大吏，内容字字泣血，句句蕴泪，可感上天！并写家书要求家人倾尽家财恤救本地灾民。他还亲自步行到各祠庙祈祷。由于经常食无定，袁保恒身心日渐憔悴。
次年4月，豫东一带春雨霖降，他顶风冒雨，不惧秽恶，奔赴各地视察严禁胥吏舞弊，使饥民得到实惠。5月春雨过后，灾区一种可怕的瘟疫——霍乱，正在四处蔓延，袁保恒不顾他人劝阻，决定近日动身再巡一遍灾区，查视春播情况，哪知尚未成行，却不幸染上霍乱。心力体力本已几近衰竭的袁保恒，哪里还承受得住，患病仅只三天，便溘然长逝。
一位朝廷良臣走了，灾民闻讯，无不痛哭流涕。朝廷保奏，追念他的功德，谥号“文诚”，并将袁保恒的事迹撰列在临淮、陈州袁甲三祠内配享。
袁保恒去世后没多久，袁保龄慨然以先兄遗志未尽，河南灾民仍处饥饿死亡中，不顾十数年积累的资历劳绩（作者注：此时袁保龄刚补侍读之缺，而且是特旨即选的知府），呈请开去底缺，辞官归里，办理赈务，他劝家人尽出家财，不够又向人借贷。同时向巡府提出赈灾，善后；兴修水利，置办农耕器具等。在袁保龄的带动下，远尽富绅闻风相助，救活不少饥民男女。巡府有感于此，上奏他的事迹，朝廷奖其以道员既选，加三品衔。到此处，有人可能会这样妾想，兄弟俩这般玩命，莫非赈灾也会赈上瘾来不成？
要想解开这个疑问，其实并不难；
1786年（乾隆五十一年），淮宁（今河南淮阳）发生灾荒，我们的郭老太太当时还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就帮着家里人做些煮粥、缝衣等济贫的事。嫁到袁家，特别袁家兴旺发达后，家虽富有了，但在郭老太戒满持盈的教育下，一直以崇俭黜华为家训，从不肆意挥霍浪费。在家乡居住的人，均穿布衣，孩童不准穿皮衣。袁甲三的继室过门以后，看到这种情况，也去掉繁华，敦尚朴素，换上了荆钗布裙，对甲三说：“节用是我家法，何况母亲茹苦半生，尚爱惜物力，我有何德而享奢华？尚居官不俭，怎能廉法？岂能以用度不谨，有累夫子清德？”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黄河在中牟决口，波及项城，田庐尽淹，许多人流离失所。郭老太太命家人向族邻发散米粥，达数月之久。许多人因此保住了命。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河南大旱，袁甲三带头捐献两千两银子，同时倡导在京的河南同乡捐款，赈济灾民。
1859年（咸丰九年），江南借杭州贡院举行乡试，不少良士因道远不资前往，袁甲三均资助盛行。
类似善义之举，事不胜书，如此慈善大家里走出的朝廷官员，又有“求官建功，拯救天下”家训门楣安在，敢不惜以身驱，勤政爱惜乎！
至于后来，袁家又怎地会出了个袁世凯这么个“败家”玩艺儿，普通的解释给上一百个不管用，就连那些自命不凡的伪君子假学者，对此也只能是胡诌几句便为作罢。真要诸多解释都无法解释得令人信服，那就只有一种解释是可能的，那就是“天性”二字。
当正在家中侍候嗣母牛氏尽孝的袁世凯得到叔父染病的传信后，便一刻不停地赶往开封。上天无眼啊！就在他赶回开封的路上，保恒叔父已经撒手人寰，连和叔父见上一眼说上最后一句话都没有。袁世凯到了开封看到保龄叔的灵柩，几乎伤悲欲绝，叔侄感情笃厚，袁世凯扑跪在灵前只哭得瞬时天昏地暗！
等到保龄叔父和保恒叔父之子袁世勋赶来开封，三人一起料理完袁保恒的后事。保恒叔父的逝世，袁世凯顿感天塌一般。叔父人不在了，自己还待在开封干什么呢。茫然无所依靠的袁世凯，就又回到项城老家。
虽然袁氏家族是大家族，有钱有势，可这大家族也自有它的诸多不尽人意之处。
郭太夫人健在时，举家上下尚能同心协力，恪守家法，维持着五世同堂风光局面。随着甲三、树三、风三、重三四个儿子相继辞世离去，后接着保庆、保中、保恒三个孙子又一一离去，如今郭太夫人也一走了之了，袁氏族中开始矛盾显现，渐渐纷争不断。加上早年家族中年龄较长的保恒和保龄长年为官在外，家中缺少权威，“保”字辈无人管教，相互不服，且多不长进。此时袁家已是“人人坐食，而兼习嗜好，”甚至有人背地里竟抽起了“大烟”。长此以往，袁家人岂不个个都将沦为废人，坐吃山空，袁家最终将是败家败业！
最早察觉到这一点的是袁保龄。
袁保龄考虑到自己和兄长保恒长年居官在外，家中出现这样局面，是谁也不愿看到的，可事实又明显摆放在那儿，想好好问管下无奈鞭长莫及，欲以置之不理却又于心不忍。他书信与袁保恒商量，仿效古时传下的计口授田办法，将袁家所有田产分为十二股，按“保”字辈十位兄弟每人分得一股，只可自行经营自主收支，不准典押外人。袁保恒、袁保龄所分两股归郭夫人经营，余下两股也由郭太夫人经管，作公中应酬和祭祀之用。哪曾想计划尚未实施，先是郭太夫人归天，接下保恒兄长亡故。眼看家里矛盾云涌，家中又找不出个象样的人管束，情之所急，兄弟不得不提前各自分家，至此袁氏家族——这个延续不到百年的大家庭终于解体了。
这年是1878年。
也就是在这一年，大清国的“小弟”所管辖的那块地盘上，开始闹起了“乱子”，好像还很蔓延。据听闻,“乱子”闹得比1875年“尉山”那次严重好多。（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