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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的运作很快就被当作意外定了性，但我们不能不关注其中的原因——两个人差距的产生，虽然这些差距是在悄然地毫不为人所察觉中发生的，而且这些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我而产生的。确切地说，这些差距是自我彻底摆脱困境开始的，用王姐偷看的她的日记中所说，对我是又狠又爱又崇拜又无奈。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原先各方面都优于同桌的她，学习成绩开始大幅下滑，到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已跌落至升学无望的地步。
高中教育不同于义务教育，教师业绩评价的主要指标或者唯一指标便是升学率。为了提高升学率，班主任便以正常发放毕业证为诱饵劝她休学或改修艺术，说学艺术高考不需要太高的文化课成绩。这自然是她所不愿的，而且与同样固执的班主任发生了激烈争执。争执的结果，便是班主任懒得理她。
而此时的同桌因为成绩达到了重点名校的取分标准而倍受老师青睐，或许出于对老师的感恩或者怕因此受了牵连而产生了调位的愿望，正如她后来所说，这原也是正常的，但她却越看越觉得别扭，尤其在收到我原封不动地退还的信件后，自己如同发了疯，心里突然萌生了切开同桌的肚子看看她的心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想法。
不过，这也只是想想，或许果如她自己所说，为了那么一件小事确实不值得，至于我何以会捅向她的肚子，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当血从她的指缝里涌出时，我只觉迷迷糊糊的，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就这么一个“迷迷糊糊”，整整耗掉了我五十万。这五十万倒不带有任何强迫的意味，而是我主动送的，因为被割破肚子的女孩是个农民的孩子，为了她能够顺利地上大学，其他的三个弟妹不得不暂时辍了学，按照她爹的解释，只有留待以后看运气了。
这里的运气当然是指期待中的家庭收入，加之她这次又受了伤耗掉了不少钱财，除非小麦能够卖到十元钱一斤，否则便不会有她爹所说的运气。
因此，在我赶去医院时，全家人的脸无一不被浓重的绝望所笼罩，唯有躺在床上养病的那位正为一只过年才能吃得上的鸡腿与自己的弟弟在推让才多少显出一点儿生机。
五十万，确是个不小的数目，连公安里负责处理此事的朋友也这么说，我知道他是处理这方面问题的专家，据他说，五十万？恐怕这家人连见也没见过，凭我们之间的关系，这种事他至多五百元就能摆平。我当然相信他的话，什么狗屁专家，无非就是哄瞒骗诈欺嘛，但这次我没有任他去闹，坚决要给。
果如朋友所言，见了这么多花花绿绿正是他们所迫切需要的钱，这家人都睁大了眼睛，盯着这些钱恐惧地连连后退，根本没有一个人敢伸手来接，他们甚至不相信天底下居然会有如此多的钱。
毕竟还是养病的那位读过书有见识，她故意提高了嗓音在为自己壮胆，但声音仍难免带着颤音说道，怕什么？这是咱该得的。
听着这位与割腕的那位类似，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语气，我的身子猛地一震，差点儿便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但犹豫了再三还是说了句“这些钱，是用来上学的，不要挪作他用”，把钱扔到了病床上。
那一刻，不知是我的耳朵出了问题，还是这世界突然消失了声音，死一样静。但我刚转过身，便听到病床上可能因刚才动了伤口而呼吸加重声音里明显带着呻吟却仍是竭斯底里地喊道，这是我该得的，这不叫恩赐，我们不需要恩赐！
声音与割腕的那位越来越象了，如出一辙。我有些气，但没有回头，直至走了老远才转过身，却见养伤者的父亲正带着他的弟妹朝我离去的方向磕头，我想他们必定会在嘴里念“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想着，便禁不住要笑，心里也暗暗得意起来，仿佛自己完成了一件传世杰作。突然，我脚下一个趔趄，双膝着地，呈跪的姿势，正冲着刚才的方向，好半天没能爬起来。
我的这一自觉非如此不足以逃避良心谴责的做法，虽让事件的后果摆脱了事件本身必定如此的轨道而完全朝向了自己的希望，却难免有画蛇添足之嫌，或许恰如割腕者所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有俩臭钱儿嘛，臭显摆！难道别人便无法挣到钱？很显然，我的努力并没有博得她谅解。她的伤势还没来得及完全愈合便离家出走了，仅留下这么一张或许根本算不得信的纸条。
目光必然地再次引向了王姐，为了自己的女儿，尽管她强自克制着，却已无法掩饰明显的心力交瘁，虽然嘴里说着“随她去吧”的气话狠话，眼里却分明透着见到女儿的强烈渴望。
有这么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分明就是为这个女人而生而灭的，而且这个瞬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充斥着我的生命。我坚信自己有能力不让这个女人再受到任何煎熬，我心甘情愿地为她奉献自己，哪怕让自己下地狱，又岂会在乎原是身外之物的区区钱财？因此，我动用了道上几乎所有还算认识的朋友。
道上的规矩最公平，毫不讳言金钱的价值。其实，社会到了今天这一步，又有多少能够不以金钱为计量的价值呢？只不过道上更直接更具体更现实一些，反而显得比有些人更坦荡荡，更容易让人信任。这是我当时最基本的观点，因此我反对那种含含糊糊吞吞吐吐的作秀。为此又耗掉了我近五十万，小女孩却象蒸发了似地，不见踪影。
王姐彻底绝望了，而我却不敢，因为我觉得她绝望中必定需要我的坚强迸发的火花充作希望。王姐绝望了，便病倒了，我必须给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关怀不单纯是温语绵绵和丰盛的食物，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然而，现实却无情地让日渐自负的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无能，心焦如焚又无计可施。我知道凭我当时的水平实已再无法突破，又不肯放弃，那种无奈足以让人窒息。人或许都有思路阻滞的时候，因此便不难体会此时的感受。
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不是此时最容易产生的自暴自弃和姑且可以称得上朋友的温言相劝，而是质问，带有强烈刺激的质问。因为这些质问往往能够启发你，让你迷途中豁然开朗。而能够给你这些质问的，却常常让你反感，恰恰才是你真正的朋友。不需要太多，人一生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便是天大的福分。
3
我便有这样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劝我还是报警吧，但我向来不相信警察，尽管我与他们有着比普通人更加紧密地联系。或许人就是这样怪，对任何东西了解多了反而会丧失信任感。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与之更加紧密地联系，我才更加不愿相信他们，倒不是民谣中所传的“醉得跟乡长似的，笨得跟警察似的，馋得跟村长似的”那个原因，关键是对他们廉政勤政的质疑。
就我们县的那些公安，还是别说了吧，天天喊破案，却未见他们破过什么案子。再不信，他们何以会跟我有如此紧密的关系？我这样跟朋友辩解着。
******，你别总戴着茶色眼镜看人好不好？警察可是你应该享受的服务。朋友骂起来。
我宁愿不要这样的服务。我仍在辩解着，人要改变自己的惯性思维当真很难。
朋友对我的固执甚是愤怒无奈，突然间一拳向我打过来，他原比我弱小得多，是在我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几乎跳起来出手的，狠狠实实地打到我的鼻梁上，只觉一阵眩晕，血已从忙不迭地去招架的指缝间流了下来。
这已是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让我感到突然、新鲜和刺激。或许因长期养尊处优而必然会麻木地生活的人都有潜在的受虐待欲，我不仅没有因此而愤怒，心底里反莫名其妙地泛起一股痛快淋漓的感觉让我回味了好长时间。
既然已别无他法，我只有接受了他的意见而报了警。但我并没有对此抱有太大的希望，权把死马当活马医吧，我这样劝着自己，事实也如此。尽管公安认真地给我做了登记，而且采取了比我自己更有效的方法，却一直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情形却已大不相同，毕竟让我能够在充满希冀中重新开始生活，只有认真地生活才是永远的真理。
朋友便是尿裤子的那位硕士，他是多年来唯一的一位敢于跟我争执并向我出手的下属。
说实在的，我原非如此冷酷无情的人，只是由于我的下属尽是些乌合之众，必须有足够的威严才能镇住他们，而且只有震住了他们才能压住他们身上的邪性，而让他们重感情讲义气思想灵活富于创造性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既然想成就一番事业，便必须得讲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因此，我对他们的要求是严厉的、近乎苛刻的，渐渐地便只剩下了“绝对服从”。
管理上的绝对权威让我们在经济上从一开始便克服了“吃光分光”的通病，实行了跟公家人一样的工资制，除了我之外，其他人全部从公司领取工资。
工资是绝对平均的，只是数额随着公司效益的好坏而变动，虽不少于公家人的工资，但最高也绝对不会超出公家人工资的两倍。这帮人尽是些见不得银子的家伙，手头稍有宽裕便会晕涨涨地不知天高地厚，指不定惹出什么事端。
至于我自己，虽也曾由胡子建议按照一般职工的五倍确定过工资，但我从未主动领取过，反正我就这么赤条条地一个，吃住全在公司，只要需要尽管从财务支取，所以我并不清楚自己的家底，在公司的钱吹气泡似地胀起来的同时，必定是不会太少的。
这个曾有效地解决了兄弟们的生计问题而让我极为自负的模式同样遭到了硕士的激烈抨击，他指出，这是一种典型的靠强权下的忠诚和义气来维持的组织形式，必定是不长久的，迟早会出问题，因为忠诚和义气的稳定性主要来自于背叛的砝码，倘若砝码继续加大至足够的分量，忠诚和义气实际上就是背叛。
另一方面，他认为我尽管从不领取工资，实际上却支配或者说侵占了公司的绝大部分财富，同样也是非常不公平的，虽然我没有过多地为自己谋取利益，做的也尽是些让人钦佩的义举，这一点儿是唯一值得肯定的，但同样缺少制度，随意性过大，已到了随意耗损财富的程度，实质上便是对兄弟们血汗的侵占。说重了点儿，或许委实尚未自觉，却实实在在具有典型的“黑老大”性质。
因此，要想持久，必须要理顺关系建制度，只有有效的制度才是真正可靠的。
他的这种无异于鸡蛋里挑骨头的指责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我思想上的顽固抵抗，我甚至认为他天生便是与我做对的，但我似乎并不特别反感他的这种作对。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自我决定聘他的那一刻起，我便觉得他是善良的、可以信赖的。
这里面有一个关于信任的问题，既然大家都在以自我为中心，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便被严格地局限在了这个大前提之内，难保有人不会因为自我的利益而出卖他人甚至朋友。由于生活中太普遍地存在这一现象，所以不要轻易地相信别人尤其是熟人同事似乎已成了大家的一个共识。
但现实中又偏偏就有象硕士这样让人容易相信的人，难道不能说是缺少了引导吗？按说以我这样的经历到我这样的年龄，应该算是个不轻易信人的人了，我却偏偏喜欢信他，而且为自己找了这样一个或许不容忽视的理由：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原是天经地义的，追求高尚与追求利益之间的矛盾让人把自己封闭起来而缺少了沟通，从而损害了建立在沟通基础上的信任。信任是客观的实在的亲人的，而不在于表面上或形式上的亲近或争执，关键是能否把人的利益方向趋向一致。
一是他非常注重谈话场景的选择，争执被严格地限制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和我心情通畅的时候进行，在有他人在场的时候，他对我永远是温顺的、友好的、恭敬的，甚至是奴颜媚骨的。
他说，不要把总奴颜媚骨看成是贬义的，其实，奴颜媚骨才是人对待财富和权势的最真实的态度。一个组织首要的任务，便是要培养员工对于金钱和权势的奴颜媚骨从而维持组织的绝对权威，只有这样的组织才是真正成功的组织。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而让人觉得真实，所以我信任他，他则坚定了我实施洁身计划的决心。
我对他的信任，引起了兄弟们的强烈不满，反应最激烈的莫过于一向以最忠诚最讲义气最敢于仗义执言的副总经理胡子。——兄弟们辛辛苦苦打出来的江山，凭什么任由一个黄毛小子来指手划脚？在公司的业务成功地转向建筑业之后的一次例行的效益分析会上他这样说，很显然，他对我的不满全部转到了硕士的身上，理所当然地把效益下滑的原因一古脑地归罪于硕士，认为他才是导致公司全面滑坡的真正的罪魁祸首，而且他的观点带有极强的鼓动性，很快便在公司的创始人现已成为公司骨干中间形成了一致看法，群情激愤，似乎不除掉这个外人，公司再难翻身似的。
其实，公司效益下滑是必然的怨不得任何人的，这一点儿大家都非常清楚，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自己，我们根本就不具备经营房地产业的经验和本事。因此，工程尽管揽到了不少，单个工程的效益却是微乎其微的，有几处甚至出现了亏损。这与当时建筑市场的高额利润截然相反，长此以往，恐怕连维持公司各种庞大的费用将也非常困难。
似此等例行效益分析会原是公司的一项制度，规定每月召开一次，由于危机，后来便改成了一周一次，最近已是每隔两天便召开一次。因为对公司产业转向的不满，会议早已失去了过去那种踊跃发言争相出谋划策的热烈场景，几乎要流于形式。
期间发了几次火，人们才逐渐开始发言，但矛头都象今天这样指向了所谓的外来人，或许他们根本就找不出问题的原因，但我宁愿相信他们原本心知肚明只是不愿触及问题的实质而找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来搪塞。如果任其蔓延，恐怕一万年也无法解决问题。
难道非要等惹出了事，把你们一个个抓去坐牢、枪毙，那么才肯甘心吗？我用手指点着漫不经心的他们，面无表情地加重了语气质问道。
应该说，我的话还是有绝对威慑力的，他们一个个低下了头，不再言语。
什么外人？只要对公司有利的人就不是外人，就是自己人。我继续说着，越说越激动，竟不由自主地把硕士给我的应对危机的对策讲了出来。
这个对策的核心便是让那些经过培训仍无法适应工作的人从财务部、设计部、设备部、市场部等重要岗位上退出来，重用一些行家里手以增强公司的活力。又称为“换血计划”。通过“换血计划”的有效实施，逐步培育公司的造血功能。
作为“换血计划”的保障措施，原定首先全面实施清产核资，把资产划分成若干份，按一定数量和比例分给创业者，使他们成为公司的持股者。
这种用经济手段解决问题的办法让我甚感不妥，他们毕竟是跟随我多年亲如手足的弟兄，似这样岂不埋没了兄弟们的情谊？难道能讲情谊值多少钱一斤？显然不能。我这样劝着自己，仿佛为自己找到了思想上迟迟不能接受这个计划的光明正大的理由，尽力回避却又忍不住去想。
其实，这个我自以为极为保密的计划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兄弟们之所以如此激烈地反对他，多半便因为这个计划。
泄密，典型的泄密！我认为，这是一个组织逐步失去向心力而趋向混沌的开始，同时也是我们这个组织内部从未有过的事情。只有我、胡子副总和硕士三人参加过的会议，我曾再三强调在没有最终决定之前要严格保密，居然出现了这种局面，嫌疑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宁肯不相信眼前的事实。
既如此，不妨干脆直截了当地讲出来，既已讲出来，便要雷厉风行地执行。我历来重视一言九鼎的作用和效果，这不仅是道上的规矩，也是人的最基本品格，利用一言九鼎的方式屡次让我获得成功的现实积淀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
那一刻，我已完全忘记了事先确定的首先解决股权问题而后逐步展开的谨慎原则，不顾硕士的再三劝阻，当众宣布了交接班人员名单并即时实施了工作强制交接。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缠动摇我的决心，我干脆采取了经常采取的而且行之有效的方式——躲出去，两耳不闻窗外事，任其自由发展。
于是便出现了讲述开头的场景，要不是硕士机智地拖延了时间，恐怕已成定局了。按照道上的规矩，已成定局的事要改变便难了。因此，我对他的感谢不由自主地已溢之于言表。
而他却毫无得意之色，用平静得发冷的语气说道，不必感谢，我也是有目的的，吃饱肚皮，换一片施展才华的天地，于愿足矣。
如此说法倒也符合他的一贯作派，看不出有丝毫哗众取宠之态，他常说，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空负一肚子的金玉良言而无处施展，人果真混沌无知倒还算是幸福的了。
天下理事首先便是管人，而最难的恰恰正是管人，至刚至柔都不足于驭人，刚柔并济才是真正的驭人之道。重又控制了局面之后，我没有急于去收拾乱作了一锅粥的公司，而是过了一段类似于闭关的日子。事实上，我已是身心俱疲，根本无力收拾想起来就头疼心烦的残局。
应对这种状态，我通常的做法便是，切断所有的对外联络，谢绝一切来访者，静静地躺于床上，两眼直直地紧盯着屋顶，尽力让自己保持着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状态，只需要一会儿的功夫，大脑常常会出现缺氧状态仿佛要突然死去。且不要惊慌，必是睡意来了，任由自己睡去，踏踏实实地昏睡个十年八年又有何妨？
昏睡之后的清醒，常常是思想最活跃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妨给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任思维发散，随便想点儿什么都好，但至多不能超过一小时的时间。
当然，思路也有脱缰无法收住的时候，最好的办法便是找一些废旧报纸而且必须是废旧报纸去写毛笔字，不必计较写出来的图案，或字或画或鸡或狗，随心所欲，只要能让自己有种自由自在渐至畅酣淋漓的感觉就好。
实践证明，这是解除压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果然，当我再次出现时，已是活力四射而又神定气闲，而那些自觉问心有愧的人已然在惴惴不安中折磨得不成样子，又苦于没有机会表达。
问心有愧又没有机会表达常常最折磨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即是思想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自然要乖顺了许多。
我不是那种拘泥于小节的人，凡事所有的手段和措施永远无限地趋向目标是我最高的目标和追求。因此，我没有去斤斤计较那些形式上的忠诚和背叛，而是抓住他们处事乖顺和因我既往不咎而激发出来的他们的短暂的绝对绝对忠诚的有利机会，绝对权威地安排硕士做了公司的副总，全面地展开了清产核资和股权分配工作。
，由于我的运作很快就被当作意外定了性，但我们不能不关注其中的原因——两个人差距的产生，虽然这些差距是在悄然地毫不为人所察觉中发生的，而且这些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因我而产生的。确切地说，这些差距是自我彻底摆脱困境开始的，用王姐偷看的她的日记中所说，对我是又狠又爱又崇拜又无奈。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原先各方面都优于同桌的她，学习成绩开始大幅下滑，到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已跌落至升学无望的地步。
高中教育不同于义务教育，教师业绩评价的主要指标或者唯一指标便是升学率。为了提高升学率，班主任便以正常发放毕业证为诱饵劝她休学或改修艺术，说学艺术高考不需要太高的文化课成绩。这自然是她所不愿的，而且与同样固执的班主任发生了激烈争执。争执的结果，便是班主任懒得理她。
而此时的同桌因为成绩达到了重点名校的取分标准而倍受老师青睐，或许出于对老师的感恩或者怕因此受了牵连而产生了调位的愿望，正如她后来所说，这原也是正常的，但她却越看越觉得别扭，尤其在收到我原封不动地退还的信件后，自己如同发了疯，心里突然萌生了切开同桌的肚子看看她的心到底是什么颜色的想法。
不过，这也只是想想，或许果如她自己所说，为了那么一件小事确实不值得，至于我何以会捅向她的肚子，连我自己也说不清，当血从她的指缝里涌出时，我只觉迷迷糊糊的，根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就这么一个“迷迷糊糊”，整整耗掉了我五十万。这五十万倒不带有任何强迫的意味，而是我主动送的，因为被割破肚子的女孩是个农民的孩子，为了她能够顺利地上大学，其他的三个弟妹不得不暂时辍了学，按照她爹的解释，只有留待以后看运气了。
这里的运气当然是指期待中的家庭收入，加之她这次又受了伤耗掉了不少钱财，除非小麦能够卖到十元钱一斤，否则便不会有她爹所说的运气。
因此，在我赶去医院时，全家人的脸无一不被浓重的绝望所笼罩，唯有躺在床上养病的那位正为一只过年才能吃得上的鸡腿与自己的弟弟在推让才多少显出一点儿生机。
五十万，确是个不小的数目，连公安里负责处理此事的朋友也这么说，我知道他是处理这方面问题的专家，据他说，五十万？恐怕这家人连见也没见过，凭我们之间的关系，这种事他至多五百元就能摆平。我当然相信他的话，什么狗屁专家，无非就是哄瞒骗诈欺嘛，但这次我没有任他去闹，坚决要给。
果如朋友所言，见了这么多花花绿绿正是他们所迫切需要的钱，这家人都睁大了眼睛，盯着这些钱恐惧地连连后退，根本没有一个人敢伸手来接，他们甚至不相信天底下居然会有如此多的钱。
毕竟还是养病的那位读过书有见识，她故意提高了嗓音在为自己壮胆，但声音仍难免带着颤音说道，怕什么？这是咱该得的。
听着这位与割腕的那位类似，不，应该是完全一样的语气，我的身子猛地一震，差点儿便改变了自己的主张，但犹豫了再三还是说了句“这些钱，是用来上学的，不要挪作他用”，把钱扔到了病床上。
那一刻，不知是我的耳朵出了问题，还是这世界突然消失了声音，死一样静。但我刚转过身，便听到病床上可能因刚才动了伤口而呼吸加重声音里明显带着呻吟却仍是竭斯底里地喊道，这是我该得的，这不叫恩赐，我们不需要恩赐！
声音与割腕的那位越来越象了，如出一辙。我有些气，但没有回头，直至走了老远才转过身，却见养伤者的父亲正带着他的弟妹朝我离去的方向磕头，我想他们必定会在嘴里念“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想着，便禁不住要笑，心里也暗暗得意起来，仿佛自己完成了一件传世杰作。突然，我脚下一个趔趄，双膝着地，呈跪的姿势，正冲着刚才的方向，好半天没能爬起来。
我的这一自觉非如此不足以逃避良心谴责的做法，虽让事件的后果摆脱了事件本身必定如此的轨道而完全朝向了自己的希望，却难免有画蛇添足之嫌，或许恰如割腕者所说，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有俩臭钱儿嘛，臭显摆！难道别人便无法挣到钱？很显然，我的努力并没有博得她谅解。她的伤势还没来得及完全愈合便离家出走了，仅留下这么一张或许根本算不得信的纸条。
目光必然地再次引向了王姐，为了自己的女儿，尽管她强自克制着，却已无法掩饰明显的心力交瘁，虽然嘴里说着“随她去吧”的气话狠话，眼里却分明透着见到女儿的强烈渴望。
有这么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分明就是为这个女人而生而灭的，而且这个瞬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充斥着我的生命。我坚信自己有能力不让这个女人再受到任何煎熬，我心甘情愿地为她奉献自己，哪怕让自己下地狱，又岂会在乎原是身外之物的区区钱财？因此，我动用了道上几乎所有还算认识的朋友。
道上的规矩最公平，毫不讳言金钱的价值。其实，社会到了今天这一步，又有多少能够不以金钱为计量的价值呢？只不过道上更直接更具体更现实一些，反而显得比有些人更坦荡荡，更容易让人信任。这是我当时最基本的观点，因此我反对那种含含糊糊吞吞吐吐的作秀。为此又耗掉了我近五十万，小女孩却象蒸发了似地，不见踪影。
王姐彻底绝望了，而我却不敢，因为我觉得她绝望中必定需要我的坚强迸发的火花充作希望。王姐绝望了，便病倒了，我必须给她无微不至的关怀。关怀不单纯是温语绵绵和丰盛的食物，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然而，现实却无情地让日渐自负的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无能，心焦如焚又无计可施。我知道凭我当时的水平实已再无法突破，又不肯放弃，那种无奈足以让人窒息。人或许都有思路阻滞的时候，因此便不难体会此时的感受。
这个时候最需要的不是此时最容易产生的自暴自弃和姑且可以称得上朋友的温言相劝，而是质问，带有强烈刺激的质问。因为这些质问往往能够启发你，让你迷途中豁然开朗。而能够给你这些质问的，却常常让你反感，恰恰才是你真正的朋友。不需要太多，人一生能有一个这样的朋友，便是天大的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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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便有这样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劝我还是报警吧，但我向来不相信警察，尽管我与他们有着比普通人更加紧密地联系。或许人就是这样怪，对任何东西了解多了反而会丧失信任感。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与之更加紧密地联系，我才更加不愿相信他们，倒不是民谣中所传的“醉得跟乡长似的，笨得跟警察似的，馋得跟村长似的”那个原因，关键是对他们廉政勤政的质疑。
就我们县的那些公安，还是别说了吧，天天喊破案，却未见他们破过什么案子。再不信，他们何以会跟我有如此紧密的关系？我这样跟朋友辩解着。
******，你别总戴着茶色眼镜看人好不好？警察可是你应该享受的服务。朋友骂起来。
我宁愿不要这样的服务。我仍在辩解着，人要改变自己的惯性思维当真很难。
朋友对我的固执甚是愤怒无奈，突然间一拳向我打过来，他原比我弱小得多，是在我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几乎跳起来出手的，狠狠实实地打到我的鼻梁上，只觉一阵眩晕，血已从忙不迭地去招架的指缝间流了下来。
这已是多年来从未发生过的事情，让我感到突然、新鲜和刺激。或许因长期养尊处优而必然会麻木地生活的人都有潜在的受虐待欲，我不仅没有因此而愤怒，心底里反莫名其妙地泛起一股痛快淋漓的感觉让我回味了好长时间。
既然已别无他法，我只有接受了他的意见而报了警。但我并没有对此抱有太大的希望，权把死马当活马医吧，我这样劝着自己，事实也如此。尽管公安认真地给我做了登记，而且采取了比我自己更有效的方法，却一直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情形却已大不相同，毕竟让我能够在充满希冀中重新开始生活，只有认真地生活才是永远的真理。
朋友便是尿裤子的那位硕士，他是多年来唯一的一位敢于跟我争执并向我出手的下属。
说实在的，我原非如此冷酷无情的人，只是由于我的下属尽是些乌合之众，必须有足够的威严才能镇住他们，而且只有震住了他们才能压住他们身上的邪性，而让他们重感情讲义气思想灵活富于创造性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既然想成就一番事业，便必须得讲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因此，我对他们的要求是严厉的、近乎苛刻的，渐渐地便只剩下了“绝对服从”。
管理上的绝对权威让我们在经济上从一开始便克服了“吃光分光”的通病，实行了跟公家人一样的工资制，除了我之外，其他人全部从公司领取工资。
工资是绝对平均的，只是数额随着公司效益的好坏而变动，虽不少于公家人的工资，但最高也绝对不会超出公家人工资的两倍。这帮人尽是些见不得银子的家伙，手头稍有宽裕便会晕涨涨地不知天高地厚，指不定惹出什么事端。
至于我自己，虽也曾由胡子建议按照一般职工的五倍确定过工资，但我从未主动领取过，反正我就这么赤条条地一个，吃住全在公司，只要需要尽管从财务支取，所以我并不清楚自己的家底，在公司的钱吹气泡似地胀起来的同时，必定是不会太少的。
这个曾有效地解决了兄弟们的生计问题而让我极为自负的模式同样遭到了硕士的激烈抨击，他指出，这是一种典型的靠强权下的忠诚和义气来维持的组织形式，必定是不长久的，迟早会出问题，因为忠诚和义气的稳定性主要来自于背叛的砝码，倘若砝码继续加大至足够的分量，忠诚和义气实际上就是背叛。
另一方面，他认为我尽管从不领取工资，实际上却支配或者说侵占了公司的绝大部分财富，同样也是非常不公平的，虽然我没有过多地为自己谋取利益，做的也尽是些让人钦佩的义举，这一点儿是唯一值得肯定的，但同样缺少制度，随意性过大，已到了随意耗损财富的程度，实质上便是对兄弟们血汗的侵占。说重了点儿，或许委实尚未自觉，却实实在在具有典型的“黑老大”性质。
因此，要想持久，必须要理顺关系建制度，只有有效的制度才是真正可靠的。
他的这种无异于鸡蛋里挑骨头的指责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我思想上的顽固抵抗，我甚至认为他天生便是与我做对的，但我似乎并不特别反感他的这种作对。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自我决定聘他的那一刻起，我便觉得他是善良的、可以信赖的。
这里面有一个关于信任的问题，既然大家都在以自我为中心，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便被严格地局限在了这个大前提之内，难保有人不会因为自我的利益而出卖他人甚至朋友。由于生活中太普遍地存在这一现象，所以不要轻易地相信别人尤其是熟人同事似乎已成了大家的一个共识。
但现实中又偏偏就有象硕士这样让人容易相信的人，难道不能说是缺少了引导吗？按说以我这样的经历到我这样的年龄，应该算是个不轻易信人的人了，我却偏偏喜欢信他，而且为自己找了这样一个或许不容忽视的理由：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原是天经地义的，追求高尚与追求利益之间的矛盾让人把自己封闭起来而缺少了沟通，从而损害了建立在沟通基础上的信任。信任是客观的实在的亲人的，而不在于表面上或形式上的亲近或争执，关键是能否把人的利益方向趋向一致。
一是他非常注重谈话场景的选择，争执被严格地限制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和我心情通畅的时候进行，在有他人在场的时候，他对我永远是温顺的、友好的、恭敬的，甚至是奴颜媚骨的。
他说，不要把总奴颜媚骨看成是贬义的，其实，奴颜媚骨才是人对待财富和权势的最真实的态度。一个组织首要的任务，便是要培养员工对于金钱和权势的奴颜媚骨从而维持组织的绝对权威，只有这样的组织才是真正成功的组织。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而让人觉得真实，所以我信任他，他则坚定了我实施洁身计划的决心。
我对他的信任，引起了兄弟们的强烈不满，反应最激烈的莫过于一向以最忠诚最讲义气最敢于仗义执言的副总经理胡子。——兄弟们辛辛苦苦打出来的江山，凭什么任由一个黄毛小子来指手划脚？在公司的业务成功地转向建筑业之后的一次例行的效益分析会上他这样说，很显然，他对我的不满全部转到了硕士的身上，理所当然地把效益下滑的原因一古脑地归罪于硕士，认为他才是导致公司全面滑坡的真正的罪魁祸首，而且他的观点带有极强的鼓动性，很快便在公司的创始人现已成为公司骨干中间形成了一致看法，群情激愤，似乎不除掉这个外人，公司再难翻身似的。
其实，公司效益下滑是必然的怨不得任何人的，这一点儿大家都非常清楚，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自己，我们根本就不具备经营房地产业的经验和本事。因此，工程尽管揽到了不少，单个工程的效益却是微乎其微的，有几处甚至出现了亏损。这与当时建筑市场的高额利润截然相反，长此以往，恐怕连维持公司各种庞大的费用将也非常困难。
似此等例行效益分析会原是公司的一项制度，规定每月召开一次，由于危机，后来便改成了一周一次，最近已是每隔两天便召开一次。因为对公司产业转向的不满，会议早已失去了过去那种踊跃发言争相出谋划策的热烈场景，几乎要流于形式。
期间发了几次火，人们才逐渐开始发言，但矛头都象今天这样指向了所谓的外来人，或许他们根本就找不出问题的原因，但我宁愿相信他们原本心知肚明只是不愿触及问题的实质而找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来搪塞。如果任其蔓延，恐怕一万年也无法解决问题。
难道非要等惹出了事，把你们一个个抓去坐牢、枪毙，那么才肯甘心吗？我用手指点着漫不经心的他们，面无表情地加重了语气质问道。
应该说，我的话还是有绝对威慑力的，他们一个个低下了头，不再言语。
什么外人？只要对公司有利的人就不是外人，就是自己人。我继续说着，越说越激动，竟不由自主地把硕士给我的应对危机的对策讲了出来。
这个对策的核心便是让那些经过培训仍无法适应工作的人从财务部、设计部、设备部、市场部等重要岗位上退出来，重用一些行家里手以增强公司的活力。又称为“换血计划”。通过“换血计划”的有效实施，逐步培育公司的造血功能。
作为“换血计划”的保障措施，原定首先全面实施清产核资，把资产划分成若干份，按一定数量和比例分给创业者，使他们成为公司的持股者。
这种用经济手段解决问题的办法让我甚感不妥，他们毕竟是跟随我多年亲如手足的弟兄，似这样岂不埋没了兄弟们的情谊？难道能讲情谊值多少钱一斤？显然不能。我这样劝着自己，仿佛为自己找到了思想上迟迟不能接受这个计划的光明正大的理由，尽力回避却又忍不住去想。
其实，这个我自以为极为保密的计划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兄弟们之所以如此激烈地反对他，多半便因为这个计划。
泄密，典型的泄密！我认为，这是一个组织逐步失去向心力而趋向混沌的开始，同时也是我们这个组织内部从未有过的事情。只有我、胡子副总和硕士三人参加过的会议，我曾再三强调在没有最终决定之前要严格保密，居然出现了这种局面，嫌疑是不言而喻的，但我宁肯不相信眼前的事实。
既如此，不妨干脆直截了当地讲出来，既已讲出来，便要雷厉风行地执行。我历来重视一言九鼎的作用和效果，这不仅是道上的规矩，也是人的最基本品格，利用一言九鼎的方式屡次让我获得成功的现实积淀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
那一刻，我已完全忘记了事先确定的首先解决股权问题而后逐步展开的谨慎原则，不顾硕士的再三劝阻，当众宣布了交接班人员名单并即时实施了工作强制交接。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缠动摇我的决心，我干脆采取了经常采取的而且行之有效的方式——躲出去，两耳不闻窗外事，任其自由发展。
于是便出现了讲述开头的场景，要不是硕士机智地拖延了时间，恐怕已成定局了。按照道上的规矩，已成定局的事要改变便难了。因此，我对他的感谢不由自主地已溢之于言表。
而他却毫无得意之色，用平静得发冷的语气说道，不必感谢，我也是有目的的，吃饱肚皮，换一片施展才华的天地，于愿足矣。
如此说法倒也符合他的一贯作派，看不出有丝毫哗众取宠之态，他常说，人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空负一肚子的金玉良言而无处施展，人果真混沌无知倒还算是幸福的了。
天下理事首先便是管人，而最难的恰恰正是管人，至刚至柔都不足于驭人，刚柔并济才是真正的驭人之道。重又控制了局面之后，我没有急于去收拾乱作了一锅粥的公司，而是过了一段类似于闭关的日子。事实上，我已是身心俱疲，根本无力收拾想起来就头疼心烦的残局。
应对这种状态，我通常的做法便是，切断所有的对外联络，谢绝一切来访者，静静地躺于床上，两眼直直地紧盯着屋顶，尽力让自己保持着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的状态，只需要一会儿的功夫，大脑常常会出现缺氧状态仿佛要突然死去。且不要惊慌，必是睡意来了，任由自己睡去，踏踏实实地昏睡个十年八年又有何妨？
昏睡之后的清醒，常常是思想最活跃的时候。这个时候，不妨给自己半个小时的时间，任思维发散，随便想点儿什么都好，但至多不能超过一小时的时间。
当然，思路也有脱缰无法收住的时候，最好的办法便是找一些废旧报纸而且必须是废旧报纸去写毛笔字，不必计较写出来的图案，或字或画或鸡或狗，随心所欲，只要能让自己有种自由自在渐至畅酣淋漓的感觉就好。
实践证明，这是解除压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果然，当我再次出现时，已是活力四射而又神定气闲，而那些自觉问心有愧的人已然在惴惴不安中折磨得不成样子，又苦于没有机会表达。
问心有愧又没有机会表达常常最折磨人，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即是思想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自然要乖顺了许多。
我不是那种拘泥于小节的人，凡事所有的手段和措施永远无限地趋向目标是我最高的目标和追求。因此，我没有去斤斤计较那些形式上的忠诚和背叛，而是抓住他们处事乖顺和因我既往不咎而激发出来的他们的短暂的绝对绝对忠诚的有利机会，绝对权威地安排硕士做了公司的副总，全面地展开了清产核资和股权分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