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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罗元文的自行车,从地下室把行李拉到医院宿舍,就算搬家了。
晚上,我在院门口买了些水果带上,特意去穆主任家拜访致谢。穆主任家就住在医院宿舍区,院里的知名专家都住在一座楼内,俗称专家楼。
穆主任家在三楼,我按了门铃,穆师母开了门,穆主任很热情地把我让到了客厅。客厅布置得很简单,墙上还挂了一副颇有禅意的对联:“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师母给我倒了茶,我们坐在沙发上,穆主任从茶几上拿起烟盒抽出一支递给我,我赶紧给他点上火。
“庆堂,蔡教授跟我介绍说,你读研究生时,为研究海绵窦解剖了三百多具尸体,看来你有做好一线医生的基础。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穆主任深吸了一口烟问。
“穆主任,我准备考您的博士生,想进一步提高自己。”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提高。你别看大脑只有一千克,却是人体中最脆弱的部分,这里血管密布、神经众多,每个部位都与人体各器官神秘地联系着。神经外科就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个动作都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啊!”穆主任意味深长地说。
“穆主任,我虽然解剖过三百多具尸体,但那毕竟是死人,我还没有给真正的病人做过一次真正的开颅手术。我希望做您的学生,在实践中多跟您学习。”我非常迫切地说。
“庆堂啊,看来蔡教授对你没看走眼,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成为一名好医生。”穆主任用欣赏的语气说。“穆主任,您是怎么走上神经外科这条路的?”我好奇地问。
“我参加过抗美援朝,是和我的老同学蔡恒武一起参加的。在朝鲜战场上,我看见一批一批的伤员死于脑外伤心急如焚呀!那时候我对脑外伤一点也不懂啊,别的科,像骨科、泌尿、胸科、普外我都学过,我都有点办法,可以抢救,甚至麻醉都行,但是脑外科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地死去。”他沉思了一会儿仿佛想起了往事,然后喝了一口茶说“我记得那是一九五一年的冬天,我当时二十三岁,随抗美援朝医疗队来到鸭绿江畔,在一片荒林雪野里搭起了两栋土坯房,抢救从前线下来的志愿军伤员。有一天,一名头部中弹的小战士被送到了我的手术台上。小战士神志昏迷中还在竭力高呼:‘为了祖国,冲啊’然而,望着颅脑损伤的小战士,我和其他大夫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最可爱的人’被死神夺去了生命。快五十年了,那名小战士的呼声还在我耳边萦绕着,要是在今天,用不了两个小时,就能把小战士救活。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脑外科方面的专家。幸亏我没死在战场上,让我有机会攻克神经外科这块阵地。我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就向院党委申请,组织了院里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组。那时候西方一些国家不仅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而且实行知识封锁,我们手里什么参考资料也没有,只能靠自己摸索。没有教具,我们就到乱坟岗子挖骨头,把脑袋骨挖出来脑袋骨里面全是蛆,很多蛆,一股怪味,回来以后就刷洗、漂白、煮熟,把骨头穿起来做学习标本。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都干劲十足。”穆主任既饱经沧桑,又饶有风趣地说。
虽然我解剖过很多尸体,但我听到脑袋骨里有很多蛆,咕咕容容的,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不过,我还是被穆主任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
“穆主任,这么说蔡教授也参加过抗美援朝?”
“当然了,我们就在一个医疗队,他也目睹了小战士的牺牲。抗美援朝后,他和我一样也全身心地投入到神经外科领域。那时,我国对脑外科和颅内肿瘤的检测手段非常落后,确定脑肿瘤部位和性质,只能采用‘开颅检查’的办法,手术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四,而西方国家对我们封锁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为了冲破这道封锁,蔡教授不惜以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在没有防辐射的铅裙的艰苦条件下,毅然成百上千次地做x光验证当蔡教授掌握了‘脑血管造影’技术之后,身上的白血球已经降到四千以下,只有常人的一半了。他终于积累了两千五百份‘脑血管造影’资料,使我国的脑外科检测技术一步跨越了三十年啊。”
我着实被感动了:原来我的恩师蔡教授还有这么非凡的经历,他老人家却从未炫耀过。我能投师在这两位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的老专家门下,真是我林庆堂上辈子积了德,这辈子老天爷特别垂爱我。
“穆主任,我请求跟您上手术台,我不会辜负您老对我的期望!”我充满希望地恳求道。此时我的心情就是要下决心成为穆怀中教授这样的人。
“好吧。两天后,我有一个动脉瘤手术,你和罗元文做我的助手吧。罗元文进步很快,已经可以独立做一些小手术了,”穆主任赏识地说,接着他又嘱咐道“这两天你先熟悉一下患者的情况,多查查房,做做基础性工作。这位患者有一定身份,是市卫生局的局长,工作上不要让人家挑出毛病来。”
“放心吧,穆主任,我一定把工作做好!”我非常感激地说。“好,不早了,你也忙了一天,回去休息吧。”穆主任慈祥地说。
从穆主任家出来,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夏夜的星空是多么的美丽动人、多么富有神秘感。我望着远处的住院大楼,心想,命运之神用岁月的雕刀雕塑了我的灵魂,我注定要用手术刀去拯救他人的生命,这或许是对人生原罪的一种救赎。
天上闪过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无声无息地从夜空坠落。我心里不由得一颤,觉得自己就是一颗流星,出发了就没有归程。夜色由淡而浓,一辆救护车的笛声打断了我的心绪,我忽然意识到医院就是生死场,我就是与生死打交道的人。
了罗元文的自行车,从地下室把行李拉到医院宿舍,就算搬家了。
晚上,我在院门口买了些水果带上,特意去穆主任家拜访致谢。穆主任家就住在医院宿舍区,院里的知名专家都住在一座楼内,俗称专家楼。
穆主任家在三楼,我按了门铃,穆师母开了门,穆主任很热情地把我让到了客厅。客厅布置得很简单,墙上还挂了一副颇有禅意的对联:“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师母给我倒了茶,我们坐在沙发上,穆主任从茶几上拿起烟盒抽出一支递给我,我赶紧给他点上火。
“庆堂,蔡教授跟我介绍说,你读研究生时,为研究海绵窦解剖了三百多具尸体,看来你有做好一线医生的基础。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穆主任深吸了一口烟问。
“穆主任,我准备考您的博士生,想进一步提高自己。”我不假思索地回答。
“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提高。你别看大脑只有一千克,却是人体中最脆弱的部分,这里血管密布、神经众多,每个部位都与人体各器官神秘地联系着。神经外科就是在万丈深渊上走钢丝,每一个动作都关系到人的生死存亡啊!”穆主任意味深长地说。
“穆主任,我虽然解剖过三百多具尸体,但那毕竟是死人,我还没有给真正的病人做过一次真正的开颅手术。我希望做您的学生,在实践中多跟您学习。”我非常迫切地说。
“庆堂啊,看来蔡教授对你没看走眼,只要你努力,就一定能成为一名好医生。”穆主任用欣赏的语气说。“穆主任,您是怎么走上神经外科这条路的?”我好奇地问。
“我参加过抗美援朝,是和我的老同学蔡恒武一起参加的。在朝鲜战场上,我看见一批一批的伤员死于脑外伤心急如焚呀!那时候我对脑外伤一点也不懂啊,别的科,像骨科、泌尿、胸科、普外我都学过,我都有点办法,可以抢救,甚至麻醉都行,但是脑外科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看着战友们一个个地死去。”他沉思了一会儿仿佛想起了往事,然后喝了一口茶说“我记得那是一九五一年的冬天,我当时二十三岁,随抗美援朝医疗队来到鸭绿江畔,在一片荒林雪野里搭起了两栋土坯房,抢救从前线下来的志愿军伤员。有一天,一名头部中弹的小战士被送到了我的手术台上。小战士神志昏迷中还在竭力高呼:‘为了祖国,冲啊’然而,望着颅脑损伤的小战士,我和其他大夫却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最可爱的人’被死神夺去了生命。快五十年了,那名小战士的呼声还在我耳边萦绕着,要是在今天,用不了两个小时,就能把小战士救活。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成为脑外科方面的专家。幸亏我没死在战场上,让我有机会攻克神经外科这块阵地。我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就向院党委申请,组织了院里第一个神经外科研究组。那时候西方一些国家不仅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而且实行知识封锁,我们手里什么参考资料也没有,只能靠自己摸索。没有教具,我们就到乱坟岗子挖骨头,把脑袋骨挖出来脑袋骨里面全是蛆,很多蛆,一股怪味,回来以后就刷洗、漂白、煮熟,把骨头穿起来做学习标本。虽然条件艰苦,但我们都干劲十足。”穆主任既饱经沧桑,又饶有风趣地说。
虽然我解剖过很多尸体,但我听到脑袋骨里有很多蛆,咕咕容容的,我就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不过,我还是被穆主任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
“穆主任,这么说蔡教授也参加过抗美援朝?”
“当然了,我们就在一个医疗队,他也目睹了小战士的牺牲。抗美援朝后,他和我一样也全身心地投入到神经外科领域。那时,我国对脑外科和颅内肿瘤的检测手段非常落后,确定脑肿瘤部位和性质,只能采用‘开颅检查’的办法,手术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二十四,而西方国家对我们封锁当时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脑血管造影’技术。为了冲破这道封锁,蔡教授不惜以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在没有防辐射的铅裙的艰苦条件下,毅然成百上千次地做x光验证当蔡教授掌握了‘脑血管造影’技术之后,身上的白血球已经降到四千以下,只有常人的一半了。他终于积累了两千五百份‘脑血管造影’资料,使我国的脑外科检测技术一步跨越了三十年啊。”
我着实被感动了:原来我的恩师蔡教授还有这么非凡的经历,他老人家却从未炫耀过。我能投师在这两位德高望重、桃李满天下的老专家门下,真是我林庆堂上辈子积了德,这辈子老天爷特别垂爱我。
“穆主任,我请求跟您上手术台,我不会辜负您老对我的期望!”我充满希望地恳求道。此时我的心情就是要下决心成为穆怀中教授这样的人。
“好吧。两天后,我有一个动脉瘤手术,你和罗元文做我的助手吧。罗元文进步很快,已经可以独立做一些小手术了,”穆主任赏识地说,接着他又嘱咐道“这两天你先熟悉一下患者的情况,多查查房,做做基础性工作。这位患者有一定身份,是市卫生局的局长,工作上不要让人家挑出毛病来。”
“放心吧,穆主任,我一定把工作做好!”我非常感激地说。“好,不早了,你也忙了一天,回去休息吧。”穆主任慈祥地说。
从穆主任家出来,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夏夜的星空是多么的美丽动人、多么富有神秘感。我望着远处的住院大楼,心想,命运之神用岁月的雕刀雕塑了我的灵魂,我注定要用手术刀去拯救他人的生命,这或许是对人生原罪的一种救赎。
天上闪过一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无声无息地从夜空坠落。我心里不由得一颤,觉得自己就是一颗流星,出发了就没有归程。夜色由淡而浓,一辆救护车的笛声打断了我的心绪,我忽然意识到医院就是生死场,我就是与生死打交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