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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子敬满不在乎：“不就是给同志们搞点福利吗？有什么了不起？！”
赵成全耐心说：“现在情况变了，市委书记是高长河，真查出咱参与经营活动，乱搞福利，没准真抓咱的典型。我看，这福利最好还是停了吧，早停早好，林萍就让她自己混去，不愿干，还回县委上班。”
耿子敬黑着脸，沉默着，一言不发。
赵成全定定地看着耿子敬，又恳切地说：“子敬，你就听我这一回劝行么？”
耿子敬这才心烦意乱地说：“好，好，这次我听你的，就这么定吧！我们各人六千块的股金收回来，把账上积存的三十万一次分光，以后这种福利再也不搞了！”
赵成全一怔：“账上咋还有这么多钱？这又分，一人又是两三万吧？就不烫手呀？子敬，我劝你慎重。”
耿子敬激动了，在病房里来回走动着：“两三万怎么了？老兄，你都累成这样了，这两三万还不该拿么？别说这是你的投资分红，就算是谁送你的，你也该拿！要是没有你的日夜操劳，哪来的烈山新区？新区里多少不三不四的家伙发了大财，你落了什么？落了个绝症！你知道么？一听说你倒在省城了，我一夜吃了三次安眠药都没睡着！我心疼呀！老赵，我问你，万一你去了，你老婆孩子怎么办呀？你家大明今年要上高中了吧？进省重点中学要不要花钱？三年后上大学要不要花钱呀？他们将来靠谁？”
赵成全脸部抽搐了一下，眼里滚出了浑浊的泪水。
耿子敬说：“就把这三十万一次性处理掉，我做主了！这次不按股份，按贡献，就算这几年的奖金吧，你赵县长贡献最大，多分点，五万，出了事我兜着！”
赵成全噙着泪说：“别，别，那……那还是按股份分吧……”
耿子敬手一摆：“这事你就别管了，我们共事一场，又处得这么好，我总得多少尽尽心，至少不能让你辛苦一生，带着担心和遗憾走！”
赵成全一把拉住耿子敬的手，泣不成声了……
耿子敬眼圈也红了，坐到赵成全床前，动情地说：“老赵，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得了你这么个知己，也知足了。多少地方的班子一二把手不团结呀，咱烈山因为有了你这么个不争权夺利、只知道干实事的好县长，大矛盾就从没有过！连姜超林书记都当面和我说，‘子敬呀，你要是连赵成全都团结不好，这一把手就别当了，整个平阳只怕再也找不到像赵成全这样老实巴交的县长了’。”
赵成全仰起脸说：“子敬，你……你提到姜超林书记，我……我想起来了，咱……咱得派人去看看姜书记呀，哪怕是问声好呢？！你刚才只说咱亏，姜书记不亏么？平阳搞成了这种气派，你看看他的家，哪点比咱强？他现在也下了，咱要是能帮他一把，就……”
耿子敬忙打断赵成全的话头道：“哎，哎，老赵，你看你，又糊涂了吧？姜书记是什么人，谁敢往他那里送礼？找没趣呀？你忘了？前年挨家送年货时，在姜书记家挨的那顿骂？没记性呀？！”想了想，又说，“对这老爷子，去看看表表忠心就行了，我亲自去，也代表你，好不好？”
赵成全哽咽着说：“代我向姜书记问好。”
见赵成全有点累了，耿子敬站起身告辞。走到病房门口，想起什么，又转回来，说：“老赵，昨天省报上表扬你的那篇大块文章你看了没有？题目很响亮，《我们的肩头扛起崛起的新区》，写得真好……”
赵成全愣住了：“还……还真发出来了？”
耿子敬点点头：“所以，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我和县委一定要树树你，准备把你的事迹向平阳市委和省委做进一步汇报，给那些流言蜚语一个正面回答……”
赵成全一下子变了脸：“别，别，子敬，我求求你了！你可千万别这样！可不能这么干。说心里话，子敬，我心里有愧呀，总觉得对不起姜书记和市委呀！”
在得了绝症的赵成全面前，耿子敬仍像往常那么专横：“老赵，这事在昨天的常委会上说定了，愧不愧的话你就别说了，只管好好养病就是！宣传你，是因为你为我们烈山经济建设出了大力，做了大贡献，同时，也是政治上的需要！”
1998年6月26日10时 平阳市政府
“李记者，你说得很对，能拿出这种材料的人是知情人，还不是一般的知情人。一般的知情人怎么知道这个项目十年送礼花了六十七万三千多？数据这么准确？所以我想，我非和你好好谈谈不可，不但全面回答这份内参稿上的三个问题，还想更深入地谈谈平轧厂是怎么落到今天这一步的。从项目筹建上马到今天的材料，我让有关同志全找出来了，都在这里，你随便看，写文章需要的，还可以复印带走，对你不保密。”
“先说平轧厂上马的背景，最早提起这个项目是一九八八年前后，当时，我们的省委书记刘华波同志还是平阳市委书记，这个项目是在他任平阳市委书记的最后一年提起的。当时全国是个什么情况呢？经济过热，物价疯涨，尤其是一些生产资料价格高得离了谱，什么都缺，钢材、电力、能源，没有不紧张的。平阳历史上就不是重工业城市，能源、钢材缺口很大。解决能源问题，建了个大型热电厂。解决钢材问题，就想上这个大型轧钢厂。*年代，我们建了一个平阳钢铁厂，年产二百万吨，有上这个轧钢厂的条件。所以，几次论证下来，从国家到省里到平阳，三方认识一致，都认为从平阳，乃至整个东部地区的整体工业布局来看，这个轧钢厂都得上。一九八八年底，平阳轧钢厂正式立项列入国家重点项目。国家部委给了三个亿，省里专项资金给了一亿五，平阳地方原说也是三个亿，后来追加到三亿五。这是多少了？八个亿吧？有一点请记住：这八个亿不是一下子到位的，经济建设上的事你们当记者的可能不太清楚，从来没有一次到位这一说，就是你名下的专项，你用一点也得一趟趟跑北京，跑省城，这先不说。
“再说设备引进。落实到设备引进谈判时，已经是一九八九年底了。一九八九年发生了什么？一场政治风波。原先谈定的那家大公司因为他们国家的制裁政策，不和我们谈了。AAT钢铁公司趁机发出了邀请。现在我们知道AAT公司是家信誉不好的中小型公司了，当时却不知道呀，至少我不知道，我那时是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筹建总指挥只是挂名，具体工作是何卓孝同志负责。更要命的是，和AAT一接触，我们经济账没算，先算政治账，说是打破了人家的经济封锁，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当时的报纸上还报道过。经济问题一变成政治问题就麻烦了，国家部委的一位分管领导发话了：和AAT的合作一定要争取成功。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千方百计往成功的道路上奔吧！”
“这盘大买卖一开始不就是三方出资么，所以，总指挥也是三个，除了我，还有省冶金厅的陈厅长和国家部委的王副司长。我们平阳方面主要负责基建，设备的引进考察则由王副司长和北京的一些同志负责。几次到AAT公司考察，都是王副司长带队去的，我们何卓孝同志跟着去过两次，一次被王副司长带着考察到印第安人丛林里去了，还有一次就是签字仪式。我当时就有些担心，可又不敢说，对轧钢设备我和何卓孝都不是专家，人家王副司长才是专家，我哪有什么发言权。好，AAT先是拖，后是赖，进来的设备三分之一不能用。这就是算政治账的结果。好在这时我们头脑清醒了，经济账不能不算了，于是就打国际官司。官司一打五年，直到去年三月才算最后完结。这五年，王副司长可又风光了，一次次理直气壮往国外跑，打官司嘛，重要工作嘛！结果也不知是悲剧还是喜剧，官司没结束，王副司长在美国十号州际公路上出了车祸，连随从一起‘壮烈牺牲’！唉，你说王副司长跑到美国十号公路上干什么去？AAT公司和讼诉法院又不在美国！向上反映？李记者，你说得轻松，我们敢吗！以后不找他们批项目了？这样一来，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都很大，工期便一再拖延，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早先的预算就一次次突破，一次次追加。从最初的八个亿，追加到九亿八千万，又到今天的十二亿，光我们平阳方面就陆续追加了两个亿，成了最大的倒霉蛋！好在姜超林同志和平阳的同志们都很理解，平阳经济情况又一直比较好，我们这两个亿才能顺利追加上去。
“考察呀，花钱呀，这些好事，大家都争着上，都认为是自己的当然权利。要负责任了，找不到主了。王副司长‘牺牲’了，遗志没人继承，一片烂摊子就甩在平阳了。李记者，你说说看，我怎么办？这烂摊子是甩在平阳，还是甩在省城，甩在北京！况且，当年我不知道会碰上这种局面，又说过大话，我只能硬着头皮上。我忍气吞声收拾这烂摊子，为国家部委和省里的追加预算和及时拨款等等问题，一次次给省里，给北京那帮官僚说好话，磕头作揖。李记者，你是不知道，人家一个科长、处长都能教训我这个市长，不瞒你说，有一次回到招待所，我砸了玻璃窗，人家还以为我是疯子呢！这还不算，去一次就花一次钱，替那些有权管我们的部门搞福利，请那些科长、处长一次次喝酒，就这样十年花了六十七万三千多！有人说，他心疼，我就不心疼吗？我是心在滴血！李记者，现在，你可以按我提供给你的这个名单去好好查查，看看最终能落实这六十七万三千多吗？我告诉你，只会多不会少！哦，我没落泪，是眼里落了点灰，过去的旧文件嘛，灰太大！
“名单你当然可以复印，我让田秘书长给你复印。好，我继续说。我是市长，又挂了个总指挥的名义，气虽气，还是要顾全大局，不但自己不能把这些事往外说，也不能让别人往外说。说出去影响咱国家改革开放的形象呀，还会得罪不少人。李记者，在这里我可以向你透露一下，当年算政治账的那位国家部委分管领导，现在已经做了我们省的省长，是位女同志，对，陈红河同志。所以，姜超林书记一再和我讲：春明同志，咱们就忍辱负重吧，啥都别说了，死活把平轧厂搞上去，落个问心无愧就行了。今年初，我们好不容易把轧钢厂建成了，市场机遇却又失去了，钢材市场全面萧条，一生产就赔钱，谁敢开工生产？所以，试生产两个月，又停了，一直停到今天。李记者，你可能知道的，目前我们国家最困难的几个行业，其中一个就是钢铁，几乎是全行业普遍亏损。”
“至于说工人们的集资款，情况是这样的：开头我根本不主张集资，国家投资的重点项目，道道地地的国营大型轧钢企业，刚上马时又不缺那几百万，我集资干什么？不是自找麻烦么？可后来一看，不收点钱还真不行，都看好这个平轧厂呀，都想到国家这口可靠的大铁锅里扑腾呀，热情高得让你受不了。这时，厂长何卓孝提议说，收点钱吧，名义可以叫风险抵押金，于是，就三千、五千地收了几百万。对，是四百三十二万，我这里也有账。就像我想不到十二亿会扔到水里去一样，工人同志们也没想到国家的大买卖也会靠不住，大锅饭也会烫伤你的嘴。工人同志自然不干了，从去年开始就有人提出退还集资款的问题，听说私下里还有个自发成立的清退领导小组，到市政府找过几次。我的看法是：这些钱现在不能退，至少轧钢厂的出路没找到前不能退，既是风险抵押金，就要和国家一起风险共担，让大家都有点风险意识，别以为这大锅饭就这么好吃。当然，李记者，你的意见我们也会考虑，工人同志们是不容易，可这事到底怎么解决，我个人说了也不算，我们市委、市政府还得慎重讨论。这里，我有个初步想法：一、平轧厂找到出路后，连本带息一次退还；二、愿意马上离职的，可以在办理离职手续时一次付清。
“大体就是这个情况了，原来不想说，可你不说，人家要说，你想忍辱负重都不行，那就得认真对待了。这是不是说就不顾全大局了？也不是。今天毕竟不是过去，造成平轧厂困境的旧体制正在打破，中央决心很大，这么多部委合并，职能和过去也不同了，省里也在动。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好好总结一下平轧厂的教训也是好事嘛，至少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深入的思索。好，李记者，既然你也有这个认识，那你就来个‘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吧，你著出的文章，送给我看看也行，不送给我看也可以，文责你自负，事实我负责……”
1998年6月26日11时 平阳市委
文春明和李馨香谈话时，高长河正在市委办公室和姜超林办交接。
就在办交接的过程中，刘意如匆匆进来了，说：“高书记、姜书记，真对不起，打扰你们一下，出了点事——市委大门被平轧厂的工人们堵住了，看样子有五六百人，要求见高书记，正静坐哩。”
高长河和姜超林都大感意外。
姜超林问：“工人们要见高书记干什么？”
刘意如说：“要求高书记做主，退回当年的集资款。”
姜超林手一摆：“这事让他们找文市长去！”
刘意如说：“文市长正在接待新华社记者，我已经打了电话过去。”说罢，看了高长河一眼，又吞吞吐吐道，“据说昨天那位新华社记者在平轧厂呆了一天，在我们田立业副秘书长的陪同下开了两个座谈会，工人们就以为退款有希望了……”
姜超林怔了怔，一下子火了：“刘主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田立业陪那位记者去平轧厂采访是我同意的，你是不是说我指使田立业为难高长河同志？你这个同志说话怎么变得这样不负责任了！”
刘意如不敢做声了。
姜超林阴沉着脸对高长河说：“长河同志，刚才我们在谈平阳未来发展的大思路，如何向国际大都市方向努力，像平轧厂这种比较具体的问题，我还没来得及和你谈，关于平轧厂不是谁硬要做文章，是我们个别同志背着平阳市委把它捅出去了！了不得呀，送礼就送了六十七万呀，多大的案子！”
高长河先挥挥手，让刘意如出去，其后才对姜超林说：“老书记，您别生气，我也是今天才知道，那份内参稿是孙亚东同志捅出去的，我已经严肃地批评了他，告诉他：这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的。”
姜超林“哼”了一声：“恐怕不仅仅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吧？”想了想，又说，“长河同志，这样吧，晚上我个人为你接风，就让这个田立业副秘书长安排，我请他当面向你汇报对平轧厂的采访情况。”
高长河点点头说：“好，就这么定，酒你就不要管了，我岳父让我带了两瓶‘五粮液’给你，我就高消费一次，沾光喝你的‘五粮液’了！”
正说到这里，办公室的电话又来了，说，文春明市长已到了市委门口，工人们都轰他，一定要见高长河，问高长河见不见？
高长河考虑了一下，同意去见。
市委门口的群访工人真不少，加上看热闹的，五六百都不止。不但大门堵了，门前的道路也堵了。公安局来了不少同志，在街面上和市委院内分别组织了警戒线。市长文春明正在政府办公室几个同志陪同下，大声向工人们说着什么。
工人们根本不听，有节奏地喊着：“欠债还钱，欠债还钱……”
就在这时，高长河来到工人们面前。
文春明看见了，先和高长河说了句：“我已经叫何卓孝他们来领人了。”遂又高声对工人们说，“同志们，大家不要吵了，高长河书记来见你们了！”
静坐的工人们一下子安静了，都把充满希望的目光投向高长河。
高长河挥挥手：“同志们，大家都知道，我刚刚到平阳工作，今天是头一天上班，对平轧厂的情况还不是十分了解，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先表个态：欠债当然是要还钱的，国家不会赖大家一分钱的债！绝不会赖！”
这话一落音，先是一片沉寂，继而，便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在热烈的掌声中，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工人冲破警戒线，跑到高长河面前跪下了，仰着满是皱纹的黑脸，口中连连呼叫着“高青天”，“高书记，高青天呀，您和新市委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高青天呀……”
高长河这边正要拉起中年工人，警戒线外，一片工人全跪下了，“高青天”的呼声顿时响成一片……
这场面着实可谓惊心动魄。
高长河浑身的血一下子涌上了脑门，眼睛也湿润起来，大声说：“同志们，起来，你们都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是工人阶级，你们的膝头怎么能这么软！同志们，全站起来，都给我站起来！”
工人们这才陆陆续续站了起来。
高长河稳定了一下情绪，又说：“不要喊我‘高青天’嘛，青天时代已经过去了，早就过去了！今天的平阳不是人治的平阳，今天的中国也不是人治的中国，我们是法制的社会。法制的社会靠什么？不是靠哪一个人的英明，而是靠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靠一个适应今天形势发展的健全的体制！同志们呀，你们只看到自己的集资款扔进了水里，就没想到国家十二亿的投资也是血本无归吗？据我初步了解，这和哪个领导的无能关系并不太大，倒是和我们过去的旧体制关系很大，很大！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坚定不移地走深化改革之路，才要把那些不适应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合理的旧体制一点点改革掉，使平轧厂这种伤国伤民的情况再也不要发生了！”
又一片热烈的掌声响了起来。
有个工人在人群中喊：“高书记，请你说说，这改革该怎么搞？怎么深化？”
高长河说：“同志们，这要说心里话，对平轧厂，现在我也没有底。你们要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们这届班子一点时间，同时，也和我们一起想想办法，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向厂里反映，也可以向文市长和我本人反映，好不好？同志们，大家先回去吧，我再强调一遍，国家一定不会赖你们的债的！”
工人们却不愿离开，一双双充满希望的眼睛仍紧紧盯着高长河看。
人群中又有人大声问：“高书记，那你们究竟啥时还我们的集资钱呢？”
这问题太具体，高长河一时真不知该怎么回答。
文春明马上插上来：“高书记只是定个大原则，管不了这么具体！”
这时，平轧厂厂长何卓孝一头汗水赶来了，先是连声向高长河和文春明检讨，继而，便冲着工人们吼：“你们集资款冲我要，市委、市政府什么时候收过你们的钱？你们又跑到这儿来干什么？高书记、文市长不办公了？回去，回去，大家都跟我回去！”
工人们的情绪又上来了，七嘴八舌和何卓孝吵了起来。
看着门前乱成一团的人群，高长河心里真不是滋味，闷闷地对文春明说：“文市长，我看平轧厂的问题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要有个彻底解决的办法！”
文春明面无表情地说：“好，好，高书记，我等着你拿主意就是！”
高长河心里真火，可当着这么多工人同志的面，又不好多说什么，不满地看了文春明一眼，又大声对工人们呼喊起来：“同志们，大家先不要闹了好不好？我再说一遍，请同志们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点时间……”（未完待续）
耿子敬满不在乎：“不就是给同志们搞点福利吗？有什么了不起？！”
赵成全耐心说：“现在情况变了，市委书记是高长河，真查出咱参与经营活动，乱搞福利，没准真抓咱的典型。我看，这福利最好还是停了吧，早停早好，林萍就让她自己混去，不愿干，还回县委上班。”
耿子敬黑着脸，沉默着，一言不发。
赵成全定定地看着耿子敬，又恳切地说：“子敬，你就听我这一回劝行么？”
耿子敬这才心烦意乱地说：“好，好，这次我听你的，就这么定吧！我们各人六千块的股金收回来，把账上积存的三十万一次分光，以后这种福利再也不搞了！”
赵成全一怔：“账上咋还有这么多钱？这又分，一人又是两三万吧？就不烫手呀？子敬，我劝你慎重。”
耿子敬激动了，在病房里来回走动着：“两三万怎么了？老兄，你都累成这样了，这两三万还不该拿么？别说这是你的投资分红，就算是谁送你的，你也该拿！要是没有你的日夜操劳，哪来的烈山新区？新区里多少不三不四的家伙发了大财，你落了什么？落了个绝症！你知道么？一听说你倒在省城了，我一夜吃了三次安眠药都没睡着！我心疼呀！老赵，我问你，万一你去了，你老婆孩子怎么办呀？你家大明今年要上高中了吧？进省重点中学要不要花钱？三年后上大学要不要花钱呀？他们将来靠谁？”
赵成全脸部抽搐了一下，眼里滚出了浑浊的泪水。
耿子敬说：“就把这三十万一次性处理掉，我做主了！这次不按股份，按贡献，就算这几年的奖金吧，你赵县长贡献最大，多分点，五万，出了事我兜着！”
赵成全噙着泪说：“别，别，那……那还是按股份分吧……”
耿子敬手一摆：“这事你就别管了，我们共事一场，又处得这么好，我总得多少尽尽心，至少不能让你辛苦一生，带着担心和遗憾走！”
赵成全一把拉住耿子敬的手，泣不成声了……
耿子敬眼圈也红了，坐到赵成全床前，动情地说：“老赵，古人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我得了你这么个知己，也知足了。多少地方的班子一二把手不团结呀，咱烈山因为有了你这么个不争权夺利、只知道干实事的好县长，大矛盾就从没有过！连姜超林书记都当面和我说，‘子敬呀，你要是连赵成全都团结不好，这一把手就别当了，整个平阳只怕再也找不到像赵成全这样老实巴交的县长了’。”
赵成全仰起脸说：“子敬，你……你提到姜超林书记，我……我想起来了，咱……咱得派人去看看姜书记呀，哪怕是问声好呢？！你刚才只说咱亏，姜书记不亏么？平阳搞成了这种气派，你看看他的家，哪点比咱强？他现在也下了，咱要是能帮他一把，就……”
耿子敬忙打断赵成全的话头道：“哎，哎，老赵，你看你，又糊涂了吧？姜书记是什么人，谁敢往他那里送礼？找没趣呀？你忘了？前年挨家送年货时，在姜书记家挨的那顿骂？没记性呀？！”想了想，又说，“对这老爷子，去看看表表忠心就行了，我亲自去，也代表你，好不好？”
赵成全哽咽着说：“代我向姜书记问好。”
见赵成全有点累了，耿子敬站起身告辞。走到病房门口，想起什么，又转回来，说：“老赵，昨天省报上表扬你的那篇大块文章你看了没有？题目很响亮，《我们的肩头扛起崛起的新区》，写得真好……”
赵成全愣住了：“还……还真发出来了？”
耿子敬点点头：“所以，我要和你商量一下，我和县委一定要树树你，准备把你的事迹向平阳市委和省委做进一步汇报，给那些流言蜚语一个正面回答……”
赵成全一下子变了脸：“别，别，子敬，我求求你了！你可千万别这样！可不能这么干。说心里话，子敬，我心里有愧呀，总觉得对不起姜书记和市委呀！”
在得了绝症的赵成全面前，耿子敬仍像往常那么专横：“老赵，这事在昨天的常委会上说定了，愧不愧的话你就别说了，只管好好养病就是！宣传你，是因为你为我们烈山经济建设出了大力，做了大贡献，同时，也是政治上的需要！”
1998年6月26日10时 平阳市政府
“李记者，你说得很对，能拿出这种材料的人是知情人，还不是一般的知情人。一般的知情人怎么知道这个项目十年送礼花了六十七万三千多？数据这么准确？所以我想，我非和你好好谈谈不可，不但全面回答这份内参稿上的三个问题，还想更深入地谈谈平轧厂是怎么落到今天这一步的。从项目筹建上马到今天的材料，我让有关同志全找出来了，都在这里，你随便看，写文章需要的，还可以复印带走，对你不保密。”
“先说平轧厂上马的背景，最早提起这个项目是一九八八年前后，当时，我们的省委书记刘华波同志还是平阳市委书记，这个项目是在他任平阳市委书记的最后一年提起的。当时全国是个什么情况呢？经济过热，物价疯涨，尤其是一些生产资料价格高得离了谱，什么都缺，钢材、电力、能源，没有不紧张的。平阳历史上就不是重工业城市，能源、钢材缺口很大。解决能源问题，建了个大型热电厂。解决钢材问题，就想上这个大型轧钢厂。*年代，我们建了一个平阳钢铁厂，年产二百万吨，有上这个轧钢厂的条件。所以，几次论证下来，从国家到省里到平阳，三方认识一致，都认为从平阳，乃至整个东部地区的整体工业布局来看，这个轧钢厂都得上。一九八八年底，平阳轧钢厂正式立项列入国家重点项目。国家部委给了三个亿，省里专项资金给了一亿五，平阳地方原说也是三个亿，后来追加到三亿五。这是多少了？八个亿吧？有一点请记住：这八个亿不是一下子到位的，经济建设上的事你们当记者的可能不太清楚，从来没有一次到位这一说，就是你名下的专项，你用一点也得一趟趟跑北京，跑省城，这先不说。
“再说设备引进。落实到设备引进谈判时，已经是一九八九年底了。一九八九年发生了什么？一场政治风波。原先谈定的那家大公司因为他们国家的制裁政策，不和我们谈了。AAT钢铁公司趁机发出了邀请。现在我们知道AAT公司是家信誉不好的中小型公司了，当时却不知道呀，至少我不知道，我那时是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筹建总指挥只是挂名，具体工作是何卓孝同志负责。更要命的是，和AAT一接触，我们经济账没算，先算政治账，说是打破了人家的经济封锁，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当时的报纸上还报道过。经济问题一变成政治问题就麻烦了，国家部委的一位分管领导发话了：和AAT的合作一定要争取成功。这还有什么可说的，就千方百计往成功的道路上奔吧！”
“这盘大买卖一开始不就是三方出资么，所以，总指挥也是三个，除了我，还有省冶金厅的陈厅长和国家部委的王副司长。我们平阳方面主要负责基建，设备的引进考察则由王副司长和北京的一些同志负责。几次到AAT公司考察，都是王副司长带队去的，我们何卓孝同志跟着去过两次，一次被王副司长带着考察到印第安人丛林里去了，还有一次就是签字仪式。我当时就有些担心，可又不敢说，对轧钢设备我和何卓孝都不是专家，人家王副司长才是专家，我哪有什么发言权。好，AAT先是拖，后是赖，进来的设备三分之一不能用。这就是算政治账的结果。好在这时我们头脑清醒了，经济账不能不算了，于是就打国际官司。官司一打五年，直到去年三月才算最后完结。这五年，王副司长可又风光了，一次次理直气壮往国外跑，打官司嘛，重要工作嘛！结果也不知是悲剧还是喜剧，官司没结束，王副司长在美国十号州际公路上出了车祸，连随从一起‘壮烈牺牲’！唉，你说王副司长跑到美国十号公路上干什么去？AAT公司和讼诉法院又不在美国！向上反映？李记者，你说得轻松，我们敢吗！以后不找他们批项目了？这样一来，造成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都很大，工期便一再拖延，加上物价上涨等因素，早先的预算就一次次突破，一次次追加。从最初的八个亿，追加到九亿八千万，又到今天的十二亿，光我们平阳方面就陆续追加了两个亿，成了最大的倒霉蛋！好在姜超林同志和平阳的同志们都很理解，平阳经济情况又一直比较好，我们这两个亿才能顺利追加上去。
“考察呀，花钱呀，这些好事，大家都争着上，都认为是自己的当然权利。要负责任了，找不到主了。王副司长‘牺牲’了，遗志没人继承，一片烂摊子就甩在平阳了。李记者，你说说看，我怎么办？这烂摊子是甩在平阳，还是甩在省城，甩在北京！况且，当年我不知道会碰上这种局面，又说过大话，我只能硬着头皮上。我忍气吞声收拾这烂摊子，为国家部委和省里的追加预算和及时拨款等等问题，一次次给省里，给北京那帮官僚说好话，磕头作揖。李记者，你是不知道，人家一个科长、处长都能教训我这个市长，不瞒你说，有一次回到招待所，我砸了玻璃窗，人家还以为我是疯子呢！这还不算，去一次就花一次钱，替那些有权管我们的部门搞福利，请那些科长、处长一次次喝酒，就这样十年花了六十七万三千多！有人说，他心疼，我就不心疼吗？我是心在滴血！李记者，现在，你可以按我提供给你的这个名单去好好查查，看看最终能落实这六十七万三千多吗？我告诉你，只会多不会少！哦，我没落泪，是眼里落了点灰，过去的旧文件嘛，灰太大！
“名单你当然可以复印，我让田秘书长给你复印。好，我继续说。我是市长，又挂了个总指挥的名义，气虽气，还是要顾全大局，不但自己不能把这些事往外说，也不能让别人往外说。说出去影响咱国家改革开放的形象呀，还会得罪不少人。李记者，在这里我可以向你透露一下，当年算政治账的那位国家部委分管领导，现在已经做了我们省的省长，是位女同志，对，陈红河同志。所以，姜超林书记一再和我讲：春明同志，咱们就忍辱负重吧，啥都别说了，死活把平轧厂搞上去，落个问心无愧就行了。今年初，我们好不容易把轧钢厂建成了，市场机遇却又失去了，钢材市场全面萧条，一生产就赔钱，谁敢开工生产？所以，试生产两个月，又停了，一直停到今天。李记者，你可能知道的，目前我们国家最困难的几个行业，其中一个就是钢铁，几乎是全行业普遍亏损。”
“至于说工人们的集资款，情况是这样的：开头我根本不主张集资，国家投资的重点项目，道道地地的国营大型轧钢企业，刚上马时又不缺那几百万，我集资干什么？不是自找麻烦么？可后来一看，不收点钱还真不行，都看好这个平轧厂呀，都想到国家这口可靠的大铁锅里扑腾呀，热情高得让你受不了。这时，厂长何卓孝提议说，收点钱吧，名义可以叫风险抵押金，于是，就三千、五千地收了几百万。对，是四百三十二万，我这里也有账。就像我想不到十二亿会扔到水里去一样，工人同志们也没想到国家的大买卖也会靠不住，大锅饭也会烫伤你的嘴。工人同志自然不干了，从去年开始就有人提出退还集资款的问题，听说私下里还有个自发成立的清退领导小组，到市政府找过几次。我的看法是：这些钱现在不能退，至少轧钢厂的出路没找到前不能退，既是风险抵押金，就要和国家一起风险共担，让大家都有点风险意识，别以为这大锅饭就这么好吃。当然，李记者，你的意见我们也会考虑，工人同志们是不容易，可这事到底怎么解决，我个人说了也不算，我们市委、市政府还得慎重讨论。这里，我有个初步想法：一、平轧厂找到出路后，连本带息一次退还；二、愿意马上离职的，可以在办理离职手续时一次付清。
“大体就是这个情况了，原来不想说，可你不说，人家要说，你想忍辱负重都不行，那就得认真对待了。这是不是说就不顾全大局了？也不是。今天毕竟不是过去，造成平轧厂困境的旧体制正在打破，中央决心很大，这么多部委合并，职能和过去也不同了，省里也在动。那么，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好好总结一下平轧厂的教训也是好事嘛，至少能给大家提供一些深入的思索。好，李记者，既然你也有这个认识，那你就来个‘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吧，你著出的文章，送给我看看也行，不送给我看也可以，文责你自负，事实我负责……”
1998年6月26日11时 平阳市委
文春明和李馨香谈话时，高长河正在市委办公室和姜超林办交接。
就在办交接的过程中，刘意如匆匆进来了，说：“高书记、姜书记，真对不起，打扰你们一下，出了点事——市委大门被平轧厂的工人们堵住了，看样子有五六百人，要求见高书记，正静坐哩。”
高长河和姜超林都大感意外。
姜超林问：“工人们要见高书记干什么？”
刘意如说：“要求高书记做主，退回当年的集资款。”
姜超林手一摆：“这事让他们找文市长去！”
刘意如说：“文市长正在接待新华社记者，我已经打了电话过去。”说罢，看了高长河一眼，又吞吞吐吐道，“据说昨天那位新华社记者在平轧厂呆了一天，在我们田立业副秘书长的陪同下开了两个座谈会，工人们就以为退款有希望了……”
姜超林怔了怔，一下子火了：“刘主任，你这话是什么意思？田立业陪那位记者去平轧厂采访是我同意的，你是不是说我指使田立业为难高长河同志？你这个同志说话怎么变得这样不负责任了！”
刘意如不敢做声了。
姜超林阴沉着脸对高长河说：“长河同志，刚才我们在谈平阳未来发展的大思路，如何向国际大都市方向努力，像平轧厂这种比较具体的问题，我还没来得及和你谈，关于平轧厂不是谁硬要做文章，是我们个别同志背着平阳市委把它捅出去了！了不得呀，送礼就送了六十七万呀，多大的案子！”
高长河先挥挥手，让刘意如出去，其后才对姜超林说：“老书记，您别生气，我也是今天才知道，那份内参稿是孙亚东同志捅出去的，我已经严肃地批评了他，告诉他：这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的。”
姜超林“哼”了一声：“恐怕不仅仅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吧？”想了想，又说，“长河同志，这样吧，晚上我个人为你接风，就让这个田立业副秘书长安排，我请他当面向你汇报对平轧厂的采访情况。”
高长河点点头说：“好，就这么定，酒你就不要管了，我岳父让我带了两瓶‘五粮液’给你，我就高消费一次，沾光喝你的‘五粮液’了！”
正说到这里，办公室的电话又来了，说，文春明市长已到了市委门口，工人们都轰他，一定要见高长河，问高长河见不见？
高长河考虑了一下，同意去见。
市委门口的群访工人真不少，加上看热闹的，五六百都不止。不但大门堵了，门前的道路也堵了。公安局来了不少同志，在街面上和市委院内分别组织了警戒线。市长文春明正在政府办公室几个同志陪同下，大声向工人们说着什么。
工人们根本不听，有节奏地喊着：“欠债还钱，欠债还钱……”
就在这时，高长河来到工人们面前。
文春明看见了，先和高长河说了句：“我已经叫何卓孝他们来领人了。”遂又高声对工人们说，“同志们，大家不要吵了，高长河书记来见你们了！”
静坐的工人们一下子安静了，都把充满希望的目光投向高长河。
高长河挥挥手：“同志们，大家都知道，我刚刚到平阳工作，今天是头一天上班，对平轧厂的情况还不是十分了解，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先表个态：欠债当然是要还钱的，国家不会赖大家一分钱的债！绝不会赖！”
这话一落音，先是一片沉寂，继而，便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在热烈的掌声中，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工人冲破警戒线，跑到高长河面前跪下了，仰着满是皱纹的黑脸，口中连连呼叫着“高青天”，“高书记，高青天呀，您和新市委可一定要为我们做主！高青天呀……”
高长河这边正要拉起中年工人，警戒线外，一片工人全跪下了，“高青天”的呼声顿时响成一片……
这场面着实可谓惊心动魄。
高长河浑身的血一下子涌上了脑门，眼睛也湿润起来，大声说：“同志们，起来，你们都起来！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是工人阶级，你们的膝头怎么能这么软！同志们，全站起来，都给我站起来！”
工人们这才陆陆续续站了起来。
高长河稳定了一下情绪，又说：“不要喊我‘高青天’嘛，青天时代已经过去了，早就过去了！今天的平阳不是人治的平阳，今天的中国也不是人治的中国，我们是法制的社会。法制的社会靠什么？不是靠哪一个人的英明，而是靠一整套完善的法律制度，靠一个适应今天形势发展的健全的体制！同志们呀，你们只看到自己的集资款扔进了水里，就没想到国家十二亿的投资也是血本无归吗？据我初步了解，这和哪个领导的无能关系并不太大，倒是和我们过去的旧体制关系很大，很大！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坚定不移地走深化改革之路，才要把那些不适应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合理的旧体制一点点改革掉，使平轧厂这种伤国伤民的情况再也不要发生了！”
又一片热烈的掌声响了起来。
有个工人在人群中喊：“高书记，请你说说，这改革该怎么搞？怎么深化？”
高长河说：“同志们，这要说心里话，对平轧厂，现在我也没有底。你们要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们这届班子一点时间，同时，也和我们一起想想办法，有建设性的意见，可以向厂里反映，也可以向文市长和我本人反映，好不好？同志们，大家先回去吧，我再强调一遍，国家一定不会赖你们的债的！”
工人们却不愿离开，一双双充满希望的眼睛仍紧紧盯着高长河看。
人群中又有人大声问：“高书记，那你们究竟啥时还我们的集资钱呢？”
这问题太具体，高长河一时真不知该怎么回答。
文春明马上插上来：“高书记只是定个大原则，管不了这么具体！”
这时，平轧厂厂长何卓孝一头汗水赶来了，先是连声向高长河和文春明检讨，继而，便冲着工人们吼：“你们集资款冲我要，市委、市政府什么时候收过你们的钱？你们又跑到这儿来干什么？高书记、文市长不办公了？回去，回去，大家都跟我回去！”
工人们的情绪又上来了，七嘴八舌和何卓孝吵了起来。
看着门前乱成一团的人群，高长河心里真不是滋味，闷闷地对文春明说：“文市长，我看平轧厂的问题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要有个彻底解决的办法！”
文春明面无表情地说：“好，好，高书记，我等着你拿主意就是！”
高长河心里真火，可当着这么多工人同志的面，又不好多说什么，不满地看了文春明一眼，又大声对工人们呼喊起来：“同志们，大家先不要闹了好不好？我再说一遍，请同志们给我一点时间！给我一点时间……”（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