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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收作者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所作小说八篇。一九三六年一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为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之一。
这一本很小的集子，从开手写起到编成，经过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长久了：足足有十三年。
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1〕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2〕
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
我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当编印呐喊时，便将它附在卷末，算是一个开始，也就是一个收场。
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3〕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4〕，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5〕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6〕，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华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但刚写了奔月和铸剑——发表的那时题为眉间尺，——我便奔向广州，这事就又完全搁起了。后来虽然偶尔得到一点题材，作一段速写，却一向不加整理。
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
〔1〕弗罗特说弗罗特，参看本卷第241页注〔14〕。这里所说的“弗罗特说”即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者对这种学说，虽曾一度注意过，受过它的若干影响，但后来是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的；在一九三三年所作听说梦（收入南腔北调集）中，他曾批评过这种学说。
〔2〕指胡梦华对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批评。蕙的风于一九二二年八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后，南京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在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一篇读了蕙的风以后，攻击其中某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鲁迅曾对胡文进行过批评。参看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3〕成仿吾湖南新化人“五四”时期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文学评论家。约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他开始倾向革命。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间曾同郭沫若等发起革命文学运动；后进入革命根据地，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长期从事革命教育工作。鲁迅的呐喊出版后不久，成仿吾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发表呐喊的评论一文，从他当时的文学见解出发，认为呐喊中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都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的“杰作”成仿吾在这篇评论里，曾引用法国作家法朗士在文学生活一书中所说文学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这句话说：“假使批评是灵魂的冒险啊，这呐喊的雄声，不是值得使灵魂去试一冒险？”
〔4〕呐喊印行第二版一九三年一月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时，作者将不周山篇抽出，因为篇目与过去印行者不同，成为一种新的版本，所以这里称为“第二版”
〔5〕厦门的石屋指作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居住的“集美楼”
〔6〕未名社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一九三一年解散。该社注重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和苏联文学，并编印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
〖本书收作者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所作小说八篇。一九三六年一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为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之一。
这一本很小的集子，从开手写起到编成，经过的日子却可以算得很长久了：足足有十三年。
第一篇补天——原先题作不周山——还是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写成的。那时的意见，是想从古代和现代都采取题材，来做短篇小说，不周山便是取了“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动手试作的第一篇。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罗特说〔1〕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不记得怎么一来，中途停了笔，去看日报了，不幸正看见了谁——现在忘记了名字——的对于汪静之君的蕙的风的批评，他说要含泪哀求，请青年不要再写这样的文字。〔2〕
这可怜的阴险使我感到滑稽，当再写小说时，就无论如何，止不住有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出现了。这就是从认真陷入了油滑的开端。油滑是创作的大敌，我对于自己很不满。
我决计不再写这样的小说，当编印呐喊时，便将它附在卷末，算是一个开始，也就是一个收场。
这时我们的批评家成仿吾〔3〕先生正在创造社门口的“灵魂的冒险”的旗子底下抡板斧。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坦白的说罢，这就是使我不但不能心服，而轻视了这位勇士的原因。我是不薄“庸俗”也自甘“庸俗”的；对于历史小说，则以为博考文献，言必有据者，纵使有人讥为“教授小说”其实是很难组织之作，至于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倒无需怎样的手腕；况且“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用庸俗的话来说，就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罢：不周山的后半是很草率的，决不能称为佳作。倘使读者相信了这冒险家的话，一定自误，而我也成了误人，于是当呐喊印行第二版时〔4〕，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
直到一九二六年的秋天，一个人住在厦门的石屋〔5〕里，对着大海，翻着古书，四近无生人气，心里空空洞洞。而北京的未名社〔6〕，却不绝的来信，催促杂志的文章。这时我不愿意想到目前；于是回忆在心里出土了，写了十篇朝华夕拾；并且仍旧拾取古代的传说之类，预备足成八则故事新编。但刚写了奔月和铸剑——发表的那时题为眉间尺，——我便奔向广州，这事就又完全搁起了。后来虽然偶尔得到一点题材，作一段速写，却一向不加整理。
现在才总算编成了一本书。其中也还是速写居多，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过了十三年，依然并无长进，看起来真也是“无非不周山之流”；不过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鲁迅。
〔1〕弗罗特说弗罗特，参看本卷第241页注〔14〕。这里所说的“弗罗特说”即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作者对这种学说，虽曾一度注意过，受过它的若干影响，但后来是采取怀疑和批判的态度的；在一九三三年所作听说梦（收入南腔北调集）中，他曾批评过这种学说。
〔2〕指胡梦华对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的批评。蕙的风于一九二二年八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后，南京东南大学学生胡梦华在同年十月二十四日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一篇读了蕙的风以后，攻击其中某些爱情诗是“堕落轻薄”的作品“有不道德的嫌疑”鲁迅曾对胡文进行过批评。参看热风反对“含泪”的批评家。
〔3〕成仿吾湖南新化人“五四”时期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文学评论家。约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他开始倾向革命。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间曾同郭沫若等发起革命文学运动；后进入革命根据地，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长期从事革命教育工作。鲁迅的呐喊出版后不久，成仿吾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二月）发表呐喊的评论一文，从他当时的文学见解出发，认为呐喊中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都是“浅薄”“庸俗”的“自然主义”作品，只有不周山一篇“虽然也还有不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的“杰作”成仿吾在这篇评论里，曾引用法国作家法朗士在文学生活一书中所说文学批评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这句话说：“假使批评是灵魂的冒险啊，这呐喊的雄声，不是值得使灵魂去试一冒险？”
〔4〕呐喊印行第二版一九三年一月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时，作者将不周山篇抽出，因为篇目与过去印行者不同，成为一种新的版本，所以这里称为“第二版”
〔5〕厦门的石屋指作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居住的“集美楼”
〔6〕未名社文学团体，一九二五年成立于北京，主要成员有鲁迅、韦素园、曹靖华、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等。一九三一年解散。该社注重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国和苏联文学，并编印未名半月刊和未名丛刊、未名新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