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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狄仁杰所言，而是武皇自己所为！何谓大道？劝农桑、薄赋徭、省工费力役是大道；禁浮巧、广言路、杜谗口是大道；开科取士，放手招贤，
不计门第，不拘资格，一律量才使用是大道；制朝律、颁臣规、设大典是大道；扫叛逆、平贼寇、除佞臣是大道；重社稷、申大义、灭故亲更是大道！然而，大道治国，大道无常法啊。想当年，当自己立志图治，
破门阀、举庶族，革陈规、创朝纲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能够鼎力相助！武皇坚信，天下为能者所为、智者所谋。她相信自己的智慧，
然而，更渴望有更多的举大道，无成见，能除旧布新的天下豪杰；曾记得，在辅佐先皇的前前后后，身边缺乏的就是真心实意为自己出谋献策的智者、贤者，
那些同样以辅佐身份出现在先皇身边的遗老遗少们，他们有的是冠冕堂皇的亘古常规，有的是士族门阀的上流傲气；他们抱残守缺，排斥庶几，
以至于自己不得不改弦易辙，把光明正大的治国大道，变为隐性的私家行为，
变为叛逆的叛逆，用非常的手段、虚张的铺垫掩饰自己的无奈和无助。并由此诱发非议和攻击。而这些只有狄仁杰能够认识和理解。
面对眼前的狄仁杰，武皇一方面要抚慰这位朝廷功臣，另一方面是要听取狄仁杰对朝廷选人用人的意见和见解。
因此。寒暄过后，武皇就对狄仁杰赞扬道：“狄国老以天下为己任。辅国安邦、勤政慧民，得天下信誉，可谓劳苦功高啊！”狄仁杰回答道：“陛下言重了。能为国尽力、为君分忧实乃臣之福份，也是臣之本分！”联想到武皇对自
己的赏赐，进而谢恩道，“臣尽菲薄之力，愧受陛下重赏；为报陛下之恩泽，
报百姓之厚爱。臣当鞠躬尽瘁！”武皇感叹道：“我武周有狄国老等诸多大臣鼎力辅佐，安邦国、定边疆，哪有不强盛之理啊！”谈到治国安邦的话题，
狄仁杰对武皇称帝后更加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由衷地敬佩：“陛下广开入仕之门，做到‘进用不疑，求访不倦’，大开制科，还要求臣下举荐人才，又可以毛遂自荐，使大批贤才得以重用。此乃我朝固本强基之源。”
武皇道：“是啊，天下之广，庶事至繁。非一人所能周啊！”狄仁杰深有同感，接言道：“为政之本，必先人事。治天下者须得人才，
得人才者得天下！”武皇对狄仁杰的见解大为赞同：“古人言，‘国有贤士而不用，非士之过，有国者之耻’。
朕自执政以来，就把广招贤才看成治国之本，天子之责。力求除旧布新，创殿试。设武举，拟试用。举天下之贤，得股肱之才。然有大臣言朕用人过宽过滥，不知狄国老有何见解？”
多年的从政经历和以他对武皇秉性的熟悉，狄仁杰清楚认识到，武皇执政，既没有太宗李世民时代“太原元从功臣”，
又不能名正言顺地放心使用朝廷旧臣，武皇所使用的只能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微贱之士。自恃为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武皇当然清楚，治国之道，首在用人。
武周王朝毕竟是武皇毕生为之奋斗的心血所在，她不仅需要君王的权力和名分，更希望武周王朝能够繁荣强盛，万世永昌,因而她必须打破常规，广选天下人才，形成与武周王朝巩固和发展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才队伍。
正因为如此，才有载初元年，上万考生云集神都的壮举；才有制科取士，武皇亲自下诏，亲自主持，亲发策问，直接选拔贤才，开帝王亲试举人的先河。
狄仁杰稍作考虑后回答道：“陛下广开选才之门，广纳天下之才，以人才举国，行天子大道，天下为之振奋。”考虑到现在朝廷内外确有冗官，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进而言道，“然朝廷应以事设人，不可以人浮于事，多余官员应予裁汰，以利于激励官员勤政，提高执事效率，进而减轻国家负担。”
武皇道：“狄国老言之有理，减员裁冗之事朕已着手办理。朕历来认为，治国安邦，
务求真才实学，也容不得滥竽充数。”为了表明自己选才用才的意向，武皇进而说道，“九域之广，岂一人之强化，必伫才能，共成羽翼。
而我朝一些大臣对选人、用人始终抱有世俗的偏见，他们以豪门士族自居，对寒门庶几动辄以非难，这是朕最不能容忍的！”狄仁杰虽出身官宦之家，但对于唯门阀是举、排斥庶几的做法历来反对，故对武皇之言颇有同感。
但他知道，经过武皇历年的清肃和矫正，这种现象和行为几乎不复存在，
武皇在这里只是发泄一下对过去的不满而已。同时在选才用人标准上，狄仁杰看重的是德。早在调露元年，左司郎王本立仗恃受到高宗的宠爱，
横行霸道，朝廷官员都对他畏惧。时任侍御史的狄仁杰，揭发他作奸犯法的罪行，请求交付司法处理。皇帝李治却特别对他原谅，
狄仁杰毫不退让，对皇帝道：“国家虽然缺乏英才，难道会没有王本立这种人!陛下为什么如此爱惜一个罪犯，宁愿破坏法律？
陛下一定要扭曲事实赦免王本立，请把我流放到没有人迹的蛮荒，作为忠贞人士警惕。”
皇帝李治让步，王本立由此被判刑，于是政治一片肃穆。与狄仁杰不同的是，武皇更看重才，甚至不分良莠，也不考虑实际需要，以至于选材之门一经洞开，
一些投机钻营者乘隙而入，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扰乱了朝政、败坏了朝纲，
大臣们的意见主要集中于此。看来武皇对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完全看清，还一味地沉浸和陶醉在自己选才用才的壮举上，
作为朝中重臣，自己有责任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进言道：“陛下用人不计门第，不欺无名，不避仇怨，大批有用之才脱颖而出，实为我朝之大幸。
然而，无德不贵，无能不官；君子不以言举人。对于那些投陛下所好、沽名钓誉者不可迁就，更不可委以重用！”武皇不以为然：“行则用之，不行则废，乃朕之一贯做法。狄国老大可不必为此忧虑。”
为避免现在已经出现的事后滥杀悲剧的重演，狄仁杰进而规劝道：“与其事后纠正，不如事前严格筛选。”武皇不想就此再费更多口舌，现实之中，有些事情言之容易，做之则难，举国选才，难免鱼目混珠。事前筛选固然是好，事后清理也不足为过。
选人用人一直是武皇的重大策略，有着比狄仁杰更为深远的考虑。
她之所以不怕用人过滥，是她认为，只有广泛选才，才能挑选更多有用之才。
同时，更重要的是，她还需要有数量上的优势，也就是为朝廷为自己贮备更多的人才，用以壮大自己的势力。那样，作为有效的补充，她还可以随时清除和淘汰那些无用或与己作对的官员。
强势是她的立足之本，立国之基，也是她的性格使然。这种强势不仅仅表现为她自己的精明强干，还在于自己身边有一大批为己所用的精明强干之人。
归根到底，除了智慧和谋略，强势必须有实力做支撑；立国之基，她需要更多的可以由自己来扶持并为自己所利用的新生力量。
尽管泛选难免鱼目混珠，使那些滥竽充数的不屑之徒混迹于朝野，但也只是一时的现象，与她所要实现的宏图大业相比，实不为大过。狄仁杰见武皇自有主见，便不再多言。
狄仁杰知道，像武皇这样的强势君主，有些话点到为此则好，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狄仁杰的明智之处就在于审时度势，遵循的是“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世而制”，在“能为”与“不能为”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量力而行，有所为，
有所不为，并因此成就了他的“大为”。即使是对待自己的宿敌，他也可以避其锋芒，巧妙应对，甚至反击，在特定的环境下，他不能打倒宿敌，
但可以做到不被宿敌打倒。想到此次出任宰相的任务是要竭诚帮助武皇治理国家大事，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取得武皇的信赖。狄仁杰明白，离开同武皇的真情合作，自己将会一事无成，那样于国于己均为不利，
因而狄仁杰放缓口气道：“为江山社稷，臣愿为陛下举贤荐能。”武皇听后，甚为欣慰，
然意欲未尽，又同狄仁杰探讨朝廷用人之道，说古论今，旁征博引，好像是在说服别人，又好像是在愉悦自己。狄仁杰深明治国与用人之道，
也不时地发表自己的主见，但他说得很有分寸，很为得体，与其说是个人智慧的发挥，不如说是在尽一个做大臣职责。(未完待续)
这不是狄仁杰所言，而是武皇自己所为！何谓大道？劝农桑、薄赋徭、省工费力役是大道；禁浮巧、广言路、杜谗口是大道；开科取士，放手招贤，
不计门第，不拘资格，一律量才使用是大道；制朝律、颁臣规、设大典是大道；扫叛逆、平贼寇、除佞臣是大道；重社稷、申大义、灭故亲更是大道！然而，大道治国，大道无常法啊。想当年，当自己立志图治，
破门阀、举庶族，革陈规、创朝纲的时候，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能够鼎力相助！武皇坚信，天下为能者所为、智者所谋。她相信自己的智慧，
然而，更渴望有更多的举大道，无成见，能除旧布新的天下豪杰；曾记得，在辅佐先皇的前前后后，身边缺乏的就是真心实意为自己出谋献策的智者、贤者，
那些同样以辅佐身份出现在先皇身边的遗老遗少们，他们有的是冠冕堂皇的亘古常规，有的是士族门阀的上流傲气；他们抱残守缺，排斥庶几，
以至于自己不得不改弦易辙，把光明正大的治国大道，变为隐性的私家行为，
变为叛逆的叛逆，用非常的手段、虚张的铺垫掩饰自己的无奈和无助。并由此诱发非议和攻击。而这些只有狄仁杰能够认识和理解。
面对眼前的狄仁杰，武皇一方面要抚慰这位朝廷功臣，另一方面是要听取狄仁杰对朝廷选人用人的意见和见解。
因此。寒暄过后，武皇就对狄仁杰赞扬道：“狄国老以天下为己任。辅国安邦、勤政慧民，得天下信誉，可谓劳苦功高啊！”狄仁杰回答道：“陛下言重了。能为国尽力、为君分忧实乃臣之福份，也是臣之本分！”联想到武皇对自
己的赏赐，进而谢恩道，“臣尽菲薄之力，愧受陛下重赏；为报陛下之恩泽，
报百姓之厚爱。臣当鞠躬尽瘁！”武皇感叹道：“我武周有狄国老等诸多大臣鼎力辅佐，安邦国、定边疆，哪有不强盛之理啊！”谈到治国安邦的话题，
狄仁杰对武皇称帝后更加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由衷地敬佩：“陛下广开入仕之门，做到‘进用不疑，求访不倦’，大开制科，还要求臣下举荐人才，又可以毛遂自荐，使大批贤才得以重用。此乃我朝固本强基之源。”
武皇道：“是啊，天下之广，庶事至繁。非一人所能周啊！”狄仁杰深有同感，接言道：“为政之本，必先人事。治天下者须得人才，
得人才者得天下！”武皇对狄仁杰的见解大为赞同：“古人言，‘国有贤士而不用，非士之过，有国者之耻’。
朕自执政以来，就把广招贤才看成治国之本，天子之责。力求除旧布新，创殿试。设武举，拟试用。举天下之贤，得股肱之才。然有大臣言朕用人过宽过滥，不知狄国老有何见解？”
多年的从政经历和以他对武皇秉性的熟悉，狄仁杰清楚认识到，武皇执政，既没有太宗李世民时代“太原元从功臣”，
又不能名正言顺地放心使用朝廷旧臣，武皇所使用的只能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微贱之士。自恃为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武皇当然清楚，治国之道，首在用人。
武周王朝毕竟是武皇毕生为之奋斗的心血所在，她不仅需要君王的权力和名分，更希望武周王朝能够繁荣强盛，万世永昌,因而她必须打破常规，广选天下人才，形成与武周王朝巩固和发展相适应的强大的人才队伍。
正因为如此，才有载初元年，上万考生云集神都的壮举；才有制科取士，武皇亲自下诏，亲自主持，亲发策问，直接选拔贤才，开帝王亲试举人的先河。
狄仁杰稍作考虑后回答道：“陛下广开选才之门，广纳天下之才，以人才举国，行天子大道，天下为之振奋。”考虑到现在朝廷内外确有冗官，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进而言道，“然朝廷应以事设人，不可以人浮于事，多余官员应予裁汰，以利于激励官员勤政，提高执事效率，进而减轻国家负担。”
武皇道：“狄国老言之有理，减员裁冗之事朕已着手办理。朕历来认为，治国安邦，
务求真才实学，也容不得滥竽充数。”为了表明自己选才用才的意向，武皇进而说道，“九域之广，岂一人之强化，必伫才能，共成羽翼。
而我朝一些大臣对选人、用人始终抱有世俗的偏见，他们以豪门士族自居，对寒门庶几动辄以非难，这是朕最不能容忍的！”狄仁杰虽出身官宦之家，但对于唯门阀是举、排斥庶几的做法历来反对，故对武皇之言颇有同感。
但他知道，经过武皇历年的清肃和矫正，这种现象和行为几乎不复存在，
武皇在这里只是发泄一下对过去的不满而已。同时在选才用人标准上，狄仁杰看重的是德。早在调露元年，左司郎王本立仗恃受到高宗的宠爱，
横行霸道，朝廷官员都对他畏惧。时任侍御史的狄仁杰，揭发他作奸犯法的罪行，请求交付司法处理。皇帝李治却特别对他原谅，
狄仁杰毫不退让，对皇帝道：“国家虽然缺乏英才，难道会没有王本立这种人!陛下为什么如此爱惜一个罪犯，宁愿破坏法律？
陛下一定要扭曲事实赦免王本立，请把我流放到没有人迹的蛮荒，作为忠贞人士警惕。”
皇帝李治让步，王本立由此被判刑，于是政治一片肃穆。与狄仁杰不同的是，武皇更看重才，甚至不分良莠，也不考虑实际需要，以至于选材之门一经洞开，
一些投机钻营者乘隙而入，他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扰乱了朝政、败坏了朝纲，
大臣们的意见主要集中于此。看来武皇对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完全看清，还一味地沉浸和陶醉在自己选才用才的壮举上，
作为朝中重臣，自己有责任表明自己的态度，于是进言道：“陛下用人不计门第，不欺无名，不避仇怨，大批有用之才脱颖而出，实为我朝之大幸。
然而，无德不贵，无能不官；君子不以言举人。对于那些投陛下所好、沽名钓誉者不可迁就，更不可委以重用！”武皇不以为然：“行则用之，不行则废，乃朕之一贯做法。狄国老大可不必为此忧虑。”
为避免现在已经出现的事后滥杀悲剧的重演，狄仁杰进而规劝道：“与其事后纠正，不如事前严格筛选。”武皇不想就此再费更多口舌，现实之中，有些事情言之容易，做之则难，举国选才，难免鱼目混珠。事前筛选固然是好，事后清理也不足为过。
选人用人一直是武皇的重大策略，有着比狄仁杰更为深远的考虑。
她之所以不怕用人过滥，是她认为，只有广泛选才，才能挑选更多有用之才。
同时，更重要的是，她还需要有数量上的优势，也就是为朝廷为自己贮备更多的人才，用以壮大自己的势力。那样，作为有效的补充，她还可以随时清除和淘汰那些无用或与己作对的官员。
强势是她的立足之本，立国之基，也是她的性格使然。这种强势不仅仅表现为她自己的精明强干，还在于自己身边有一大批为己所用的精明强干之人。
归根到底，除了智慧和谋略，强势必须有实力做支撑；立国之基，她需要更多的可以由自己来扶持并为自己所利用的新生力量。
尽管泛选难免鱼目混珠，使那些滥竽充数的不屑之徒混迹于朝野，但也只是一时的现象，与她所要实现的宏图大业相比，实不为大过。狄仁杰见武皇自有主见，便不再多言。
狄仁杰知道，像武皇这样的强势君主，有些话点到为此则好，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狄仁杰的明智之处就在于审时度势，遵循的是“明者因时而变，智者随世而制”，在“能为”与“不能为”之间做出明智的选择，量力而行，有所为，
有所不为，并因此成就了他的“大为”。即使是对待自己的宿敌，他也可以避其锋芒，巧妙应对，甚至反击，在特定的环境下，他不能打倒宿敌，
但可以做到不被宿敌打倒。想到此次出任宰相的任务是要竭诚帮助武皇治理国家大事，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取得武皇的信赖。狄仁杰明白，离开同武皇的真情合作，自己将会一事无成，那样于国于己均为不利，
因而狄仁杰放缓口气道：“为江山社稷，臣愿为陛下举贤荐能。”武皇听后，甚为欣慰，
然意欲未尽，又同狄仁杰探讨朝廷用人之道，说古论今，旁征博引，好像是在说服别人，又好像是在愉悦自己。狄仁杰深明治国与用人之道，
也不时地发表自己的主见，但他说得很有分寸，很为得体，与其说是个人智慧的发挥，不如说是在尽一个做大臣职责。(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