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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治理天下,集天下之智慧融合天下。
如此执著,年复一年。她不在乎国学在她的执著下废散,更不在乎胄子在她的执著下衰缺。
洛阳城里,她看到的是满门学子出入殿堂的激情;透过宫廷官阙,又仿佛看到了天下庶人奔走相告的激情。激情之下,是举国的功名情怀。
一边是仕途广进的朝廷,一边是跃跃欲试的学子,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武皇把它演绎成一种相得益彰的对等关系,由此激发了学子们一颗颗骚动的心,一颗颗由功名驱动的心。
没有人再怀疑功名,更没有人会忌讳功名,相反,为了功名,他们可以信马由缰,可以义无反顾,心无旁骛。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寒门庶子,曾经把朝廷看得那样神奇,那样遥不可及。
当他们迈入殿堂,见到武皇亲试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武皇赐予他们的机会,使他们有了迈向朝廷进入仕途的机会,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庄重,其感恩之情不言而喻。
而在他们的背后,则是天下父母望子成龙的殷切期盼。武皇何曾不能体察到他们的心情?
遥想当年,自己十四岁被先帝太宗看重选入宫中,当时的心情不正是这样的吗?
她就是要在他们的感恩和渴望中启用他们,在他们强烈的欲求中发挥他们的作用。武皇自信,没有哪个君主能像她这样如此广泛地满足天下庶子出人头地、一举成名的*。
她为自己降恩于民而欣慰,也为朝廷喜得人才而自豪。就在洛城殿试,一篇直指武皇重用酷吏之弊的策文,在上万份答卷中被武皇选中。
这是士子张说的策文,虽然针对的是武皇。而且重用酷吏,也有她难言的苦衷,但武皇还是被策文者秉笔直书的勇气和出类拔萃的才华所深深感动。以至于在群臣面前对他赞誉有加。
爱屋及乌,士子张说的对策被武皇钦点为天下第一。并被拜为太子校书。
策文被张贴在尚书省,不但令满朝文武对士子张说刮目相看,而且也让朝臣明白,武皇选才用人不计私嫌,只要有才华,哪怕他是一匹难以驾驭的烈马,她也要用,而且要重用。就是要让天下英雄有用武之地。
武皇历来认为,治天下者莫不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孕育精英,精英出自天下;只有不拘一格,平流竞进,方能集天下精英于朝中,广布精英于天下。仕途坦荡,充满挑战,不失玄机,对士子对天下是一种恩泽与诱惑。对朝廷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宝库和智慧源泉。
吐故纳新,循环往复,武皇要让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流淌在武周王朝的血脉里。使武周江山始终保持不竭的活力。
遥想当年,北魏孝文帝从塞北迁都洛阳,除了塞北荒寒,不配做帝都之外,更重要的是,北魏已逾百年,朝臣乃至他的种人不免暮气渐重。
为国家之长治久安计,具有远见卓识的孝文帝就是通过迁都来刺激和振奋朝臣及种人。
如今,武皇大兴科举。大批使用新人,就是要用新人来扫除朝廷暮气。使朝廷不时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同时,用崭新的治国理念结束门第森严、贵胄林立的时代。以更大的空间接纳那些梦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寒门庶子,为他们提供更多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机会。
这无疑有利于这个由她创建的新兴朝廷,有利于她的宏图大业的实现。
武皇看重儒学,早在太宗时期的十几年中,就阅读了大量的儒家经典,然而,她又对儒学明径有着本能的抵触,她看到那里有太多的陷阱,太多的迂腐,太多的韬光养晦、藏锋留拙;也领教了被儒学经典教化下的重臣对自己一次次的伤害。
她不能作茧自缚,被纲常伦理捆住自己手脚,那样她将一事无成。她需要朗朗乾坤,清风送爽的文采;需要优劣高下,工拙易见的对策;更需要不守成规、激流勇进的人才。
她要用诗赋、用策问引导天下,训练士子,把他们从明经帖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还他们以质朴,以真知灼见。
特殊的身份,武皇对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总是退避三舍敬而远之,始终怀疑他们真正的才能和与己合作的真情实意。
她从天下寒门庶子身上看到了朝廷的希望和生机,不断地敕昭天下,举荐贤才,以至于每年的应考者首尾相连,入流士子,年以千计;还设“南选”,在江淮以南一带选拔人才。武皇对入流士子加阶进爵,委以重用。
她在乾封年间于泰山行封禅礼之后,就曾宣布“文武官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一大批官员通过泛阶制度成为五品、三品高官。武皇就是要通过此等举措赐以君恩。
高宗时期,时任吏部侍郎的魏玄同,因担心朝廷不能做到人尽其才而上疏皇帝。
魏玄同对历代“用办文案的人评定人才,按照文案记载来考察品行”提出质疑和批评。
他指出,那尺丈长短的量器,衡量的尺度短;钟庾大小的容器容纳的东西怎么能够多。
非量器所能达到的,哪里能衡量;非容器所能承受的,怎么能容纳?意即天下之大,人才之广,怎么能用不相适应的量器和容器来衡量呢?
唐玄同还反对贵胄子弟不经学校调理和品德培养,按照规定很早就求得官职,有的童年之时,已经腰系银印绿绶,有的年近二十还未成年,已经身穿朱紫之服。
弘文馆崇贤馆之生,千牛佩身尚辇乘御之类,考察既浅,技能也低,然而本有门第,资望自高。唐玄同还认为,国家用人,就像人之使用钱财,穷困者满足于糟糠,想着粗布衣裳;富足者粮肉丰馀,身着华丽的皮衣。
然而在衰败凋敝缺乏贤才的时候,就可以磨砺鞭策迂腐迟钝之人来驾驭;在太平多士的时候,就应该精心挑选俊杰之士而任用。
唐玄同的上疏虽然没有被皇上采纳,然而,唐玄同在上疏中批评、指出的这些问题和弊端,所提出的一些如何使用人才的见解,
武皇还是认同的。武皇看到了朝廷以往选人任人的弊端,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创举,改变贵戚子弟不经历练、不求才学而坐享其成,很小就腰系银印绿绶,
不满二十就已经身穿朱紫之服的现状;打破选人任人专断一司,由少数主办文案的人评定人才,按照文案记载来考察品行的做法。
尽管她不可能以一己之力一举达到目的,但通过泛选和泛举,让更多的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进入仕途,也让天下有用之才由天下举荐而得到发现和重用,至少可以造就一批新生力量,改变朝廷各级官员各种力量的对比;
发挥这些新生力量的智慧和作用,就可以有效鞭策和制衡那些不思进取的贵戚子弟,弥补朝廷人才匮乏带来的诸多不足。
为选才用人,武皇乐此不疲。天授三年,各道安抚使遵照武皇旨意,向朝廷推荐大批试用人才,
武皇亲自接见,并且不问贵贱,也不问才能智慧与否,一概授予官职,官衔最高的凤阁舍人、给事中为正五品上,最低的校书郎为正九品上。
武皇这一不分青红皂白滥用人的举动,被时人作打油诗来讽刺,一位叫沈全的贡士更是用“糊涂安抚使,瞎眼圣神皇”来责骂武皇。
御史纪先知将沈全抓获,报请武皇予以治罪法办,武皇不以为然地笑道:“只要你们不像打油诗说得那样滥,何必在乎别人说什么,最好把他释放。”
在朝臣看来,这不惜为一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大度,而武皇的真实意图则比这更为深远。武皇的用人策略是:唯才是举,恩威并重。
也就是在普选中为天下贤能提供更多机会,又在使用中识别和挑选更多的有用之才;在于平流竞进,为更多的有识之士参政施才提供机会。
唯多唯众,才能从中发现和挑选更多更好的人才。推荐选举只是为挑选各种有用人才打开门阀、开辟渠道,而识别和锻炼人才最终还得靠使用。(未完待续)
才治理天下,集天下之智慧融合天下。
如此执著,年复一年。她不在乎国学在她的执著下废散,更不在乎胄子在她的执著下衰缺。
洛阳城里,她看到的是满门学子出入殿堂的激情;透过宫廷官阙,又仿佛看到了天下庶人奔走相告的激情。激情之下,是举国的功名情怀。
一边是仕途广进的朝廷,一边是跃跃欲试的学子,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武皇把它演绎成一种相得益彰的对等关系,由此激发了学子们一颗颗骚动的心,一颗颗由功名驱动的心。
没有人再怀疑功名,更没有人会忌讳功名,相反,为了功名,他们可以信马由缰,可以义无反顾,心无旁骛。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寒门庶子,曾经把朝廷看得那样神奇,那样遥不可及。
当他们迈入殿堂,见到武皇亲试的时候,他们知道,这是武皇赐予他们的机会,使他们有了迈向朝廷进入仕途的机会,这是何等的荣耀,何等的庄重,其感恩之情不言而喻。
而在他们的背后,则是天下父母望子成龙的殷切期盼。武皇何曾不能体察到他们的心情?
遥想当年,自己十四岁被先帝太宗看重选入宫中,当时的心情不正是这样的吗?
她就是要在他们的感恩和渴望中启用他们,在他们强烈的欲求中发挥他们的作用。武皇自信,没有哪个君主能像她这样如此广泛地满足天下庶子出人头地、一举成名的*。
她为自己降恩于民而欣慰,也为朝廷喜得人才而自豪。就在洛城殿试,一篇直指武皇重用酷吏之弊的策文,在上万份答卷中被武皇选中。
这是士子张说的策文,虽然针对的是武皇。而且重用酷吏,也有她难言的苦衷,但武皇还是被策文者秉笔直书的勇气和出类拔萃的才华所深深感动。以至于在群臣面前对他赞誉有加。
爱屋及乌,士子张说的对策被武皇钦点为天下第一。并被拜为太子校书。
策文被张贴在尚书省,不但令满朝文武对士子张说刮目相看,而且也让朝臣明白,武皇选才用人不计私嫌,只要有才华,哪怕他是一匹难以驾驭的烈马,她也要用,而且要重用。就是要让天下英雄有用武之地。
武皇历来认为,治天下者莫不以天下为己任,天下孕育精英,精英出自天下;只有不拘一格,平流竞进,方能集天下精英于朝中,广布精英于天下。仕途坦荡,充满挑战,不失玄机,对士子对天下是一种恩泽与诱惑。对朝廷则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宝库和智慧源泉。
吐故纳新,循环往复,武皇要让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流淌在武周王朝的血脉里。使武周江山始终保持不竭的活力。
遥想当年,北魏孝文帝从塞北迁都洛阳,除了塞北荒寒,不配做帝都之外,更重要的是,北魏已逾百年,朝臣乃至他的种人不免暮气渐重。
为国家之长治久安计,具有远见卓识的孝文帝就是通过迁都来刺激和振奋朝臣及种人。
如今,武皇大兴科举。大批使用新人,就是要用新人来扫除朝廷暮气。使朝廷不时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同时,用崭新的治国理念结束门第森严、贵胄林立的时代。以更大的空间接纳那些梦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寒门庶子,为他们提供更多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机会。
这无疑有利于这个由她创建的新兴朝廷,有利于她的宏图大业的实现。
武皇看重儒学,早在太宗时期的十几年中,就阅读了大量的儒家经典,然而,她又对儒学明径有着本能的抵触,她看到那里有太多的陷阱,太多的迂腐,太多的韬光养晦、藏锋留拙;也领教了被儒学经典教化下的重臣对自己一次次的伤害。
她不能作茧自缚,被纲常伦理捆住自己手脚,那样她将一事无成。她需要朗朗乾坤,清风送爽的文采;需要优劣高下,工拙易见的对策;更需要不守成规、激流勇进的人才。
她要用诗赋、用策问引导天下,训练士子,把他们从明经帖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还他们以质朴,以真知灼见。
特殊的身份,武皇对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总是退避三舍敬而远之,始终怀疑他们真正的才能和与己合作的真情实意。
她从天下寒门庶子身上看到了朝廷的希望和生机,不断地敕昭天下,举荐贤才,以至于每年的应考者首尾相连,入流士子,年以千计;还设“南选”,在江淮以南一带选拔人才。武皇对入流士子加阶进爵,委以重用。
她在乾封年间于泰山行封禅礼之后,就曾宣布“文武官员三品以上赐爵一等,四品以下加一阶”,一大批官员通过泛阶制度成为五品、三品高官。武皇就是要通过此等举措赐以君恩。
高宗时期,时任吏部侍郎的魏玄同,因担心朝廷不能做到人尽其才而上疏皇帝。
魏玄同对历代“用办文案的人评定人才,按照文案记载来考察品行”提出质疑和批评。
他指出,那尺丈长短的量器,衡量的尺度短;钟庾大小的容器容纳的东西怎么能够多。
非量器所能达到的,哪里能衡量;非容器所能承受的,怎么能容纳?意即天下之大,人才之广,怎么能用不相适应的量器和容器来衡量呢?
唐玄同还反对贵胄子弟不经学校调理和品德培养,按照规定很早就求得官职,有的童年之时,已经腰系银印绿绶,有的年近二十还未成年,已经身穿朱紫之服。
弘文馆崇贤馆之生,千牛佩身尚辇乘御之类,考察既浅,技能也低,然而本有门第,资望自高。唐玄同还认为,国家用人,就像人之使用钱财,穷困者满足于糟糠,想着粗布衣裳;富足者粮肉丰馀,身着华丽的皮衣。
然而在衰败凋敝缺乏贤才的时候,就可以磨砺鞭策迂腐迟钝之人来驾驭;在太平多士的时候,就应该精心挑选俊杰之士而任用。
唐玄同的上疏虽然没有被皇上采纳,然而,唐玄同在上疏中批评、指出的这些问题和弊端,所提出的一些如何使用人才的见解,
武皇还是认同的。武皇看到了朝廷以往选人任人的弊端,就是要通过自己的创举,改变贵戚子弟不经历练、不求才学而坐享其成,很小就腰系银印绿绶,
不满二十就已经身穿朱紫之服的现状;打破选人任人专断一司,由少数主办文案的人评定人才,按照文案记载来考察品行的做法。
尽管她不可能以一己之力一举达到目的,但通过泛选和泛举,让更多的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进入仕途,也让天下有用之才由天下举荐而得到发现和重用,至少可以造就一批新生力量,改变朝廷各级官员各种力量的对比;
发挥这些新生力量的智慧和作用,就可以有效鞭策和制衡那些不思进取的贵戚子弟,弥补朝廷人才匮乏带来的诸多不足。
为选才用人,武皇乐此不疲。天授三年,各道安抚使遵照武皇旨意,向朝廷推荐大批试用人才,
武皇亲自接见,并且不问贵贱,也不问才能智慧与否,一概授予官职,官衔最高的凤阁舍人、给事中为正五品上,最低的校书郎为正九品上。
武皇这一不分青红皂白滥用人的举动,被时人作打油诗来讽刺,一位叫沈全的贡士更是用“糊涂安抚使,瞎眼圣神皇”来责骂武皇。
御史纪先知将沈全抓获,报请武皇予以治罪法办,武皇不以为然地笑道:“只要你们不像打油诗说得那样滥,何必在乎别人说什么,最好把他释放。”
在朝臣看来,这不惜为一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大度,而武皇的真实意图则比这更为深远。武皇的用人策略是:唯才是举,恩威并重。
也就是在普选中为天下贤能提供更多机会,又在使用中识别和挑选更多的有用之才;在于平流竞进,为更多的有识之士参政施才提供机会。
唯多唯众,才能从中发现和挑选更多更好的人才。推荐选举只是为挑选各种有用人才打开门阀、开辟渠道,而识别和锻炼人才最终还得靠使用。(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