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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到成都，刘队长立刻被召去开会。他的儿子小半拉儿挤眉弄眼地到处说：“林秃子摔死啦！”
“啊？！你怎么敢”大家想这孩子准疯了。
“我就敢叫他‘林秃子’！”他拍拍面积很可怜的胸脯。
小半拉儿最近心情很好。他多了个伙伴，是条肥肥的小狗。这只良种牧羊犬是孙煤那个女兵班救下的一条命，有次途经一个道班时，狗的兄弟姐妹正被人逐个烤了吃。狗名叫“颗勒”因为它是条男狗。藏民叫“颗勒”就像内地管十分熟识的人叫“爷们儿”回到成都，活玩具已长成一条真正的狗，站着、走着、叫着，都有点威风凛凛的味道了。除了小半拉儿整日跟它厮混，再没人顾上搭理它。因为刘队长开完那个重要会，马上又召集党员，然后是团员，然后是青年、群众。直到开会前，伊农听某个党员一口一个“林秃子”他还结结巴巴要辟谣。炊事兵小周听完文件后，一下反映不过来，受了刺激，夜里大哭不止。炊事班长吴太宽问他抽什么风，他泣不成声地说：“不晓得毛主席现在还住不住在中南海”原来他操心伟大领袖的安全。一切日常生活都停止了，这院子跟全国各地一样，每个人都呆呆傻傻，脑子却都在飞快地转，思考的尽是大事情。
最繁重的任务是写批判稿。孙煤这个班的稿子老收不齐。团支书指责她，她就快快活活地说：“我们班没文化！”她们班的女兵写一篇稿子，总要不断地往走廊上跑，然后站在走廊里喊：“x字怎么写？谁会写x字？”这时十几个房间就会给她十几种似是而非的答案。团支书只好派了几个有文化的到她们班，其中包括徐北方和小号手伊农。
团支书王掖生拿了一大摞文件来念。他把“螳螂捕蝉”的“蝉”字读成了“单”陶小童马上替他纠正：“念蝉。这个字读蝉。”
团支书的四方脸涨红起来。一抬头，发现徐北方满怀景仰地凝视他。每到这种时候，这家伙总是很有耐心地等着他把洋相出大。
“你再重念一遍，我们没听清。”徐北方做出天真的样子说。
不料团支书很快放下面子，用颇谦卑的语气说：“这个字我不认得。陶小童你刚才说它念什么来着？”他虚心而诚恳，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蝉，就是知了知了的学名叫蝉”她怯生生解释道。
“好了。”团支书打了个手势。
孙煤却叫起来：“谁说念‘蝉’？就念‘单’！我在体校时就一直念‘单，——‘单连冠军’嘛！”
“是蝉连冠军。”
“你刚才不是说蝉是知了？”
“对呀！”
“知了跟冠军有什么相干？”
陶小童耐心地说：“知了有个习惯”
彭沙沙突然蹦起来指着陶小童：“她舌头有问题！有一次她对门诊部医生说她咳嗽，咳出很多‘蛋’（吴语‘痰’与‘蛋’同音），把医生吓坏了！”
大家嘿嘿嘿地笑起来。
彭沙沙又举一例证明陶小童口音的靠不住：她曾把她一个好端端的名字误叫成“嘣嚓嚓”害得别人老要想起那种怪下流的三步舞。
“就是华尔兹！”有人眉飞色舞地解释。
“华尔兹？”
“看，就这样——嘣嚓嚓、嘣嚓嚓”
“喂！是一男一女！”
团支书简直已经被人忘了。他无论是跺脚还是把文件翻得哗哗响都继续被忽略。他的四方脸忽然涨得紫红：“现在是听中央文件，你们在搞啥名堂？！”
徐北方扯起嗓子说：“对呀！听中央文件，你们蛋啊蛋的像话吗？”他嬉皮笑脸的面孔转向团支书“我差点以为你念错了字呢。”
团支书老实地说：“我是念错了字。”
徐北方立刻严肃起来：“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念对呢？”
团支书愤怒而窘迫地沉默着。徐北方简直开心得要死了。
过一会儿，蔡玲突然懵懵懂懂地叹一声：“哎呀烦死人。”
“咱们干吗老这么坐着？”有人问。
徐北方说：“嗨，瞧你说的。不在这坐着就到其他地方坐着，除非你没有屁股。”
最后有人指出问问伊农，他当年险些考上南开大学，要不是闹起了“文化大革命”的话。
伊农最恨谁提他很有学问的历史，立刻飞快地说：“蝉、蝉、蝉，那字读、读、读蝉！”他整天沉默寡言，当众说话就像要他命一样难。他越是惧怕讲话，别人越要千方百计逗他开口。他从来不笑。总是憋一肚子气，再通过那支小号把气撤出去。他之所以爱吹号就因为通过这支铜管他多少能消掉点气。他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他生来就对一切都有气。
有人发现伊农私下说话很正常。但谈话对象超过两个，他就结巴了。
徐北方说口吃现象有着古老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专门研究过口吃。说口吃是人的四种基本情绪发生混乱的结果，即喜怒哀乐彼此厮扭。
伊农不乐意了，反驳说自己的喜怒哀乐特别规矩，向来不发生什么混乱。伊农吃力地辩解道：“用用用医学来解释口吃，不过是极简单的病理：因因因为口腔送气不足，不不不能把要讲的话音连续发出。就就就这么回事。”
陶小童对这个讨论发生了兴趣。她认为口吃源于初学语时。一般儿童都是模仿父母说话，如果父母说话过分的快和流利，必然使孩子学语时急躁。要不就是父母过分严厉，在他们面前，孩子始终畏缩，所以说话便迟迟疑疑，久而形成口吃。
徐北方说陶小童只是一般逻辑推理，缺乏名家理论做依据，如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派的专家指出，人的敌意或焦虑使语言表达发生阻碍——也就是结巴。他们认为，口吃是一种精神性疾病。
伊农抗议他总把这问题往精神病上扯。
“是精神性疾病，不是精神病。”孙煤帮徐北方解释。好半天她因插不上嘴而不悦。在大家争论“蝉”字时，她认真查了字典。她不得不承认，体育学校毕竟不是训练脑子的地方。她认为陶小童这时简直洋洋得意，跟徐北方有来有往地争论。他俩几乎甩开所有人，所有人都只有糊里糊涂跟着傻笑的份。
伊农口吃得更凶，往往张好多次口都发不出音，所以没等他有效地驳证，女兵们就一齐哈哈大笑，笑得他捶胸顿足。徐北方再趁机加强攻势，认定口吃决不是口腔缺陷而是精神缺陷，起码是脑子有问题。陶小童马上接着说，她曾看过一位外国精神病大师著的书，说口吃是大脑的两个半球体争夺对语言的控制权，而造成的冲突；这冲突使发音器官无所适从，便出现口吃。
伊农被种种玄而又玄的学术分析差点气疯。他脸成了紫色，嘴一龇一龇露出那颗虎牙。他这样子更让女兵们开心。陶小童觉得他有点可怜，便安慰他说：世界上十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口吃，他大可不必感到孤独。
然而徐北方却咬着精神性疾病不放。
“我不是精神病！”伊农突然喊了一句，把大家吓一跳。他这句话说得不能再流利了。他忽然倒抽一口气，又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这叫作一刹那的精神愈合。”徐北方立刻又手舞足蹈地讲解“这说明精神性疾病的不稳定性和神秘性。它往往出现一刹那令人意外的灵光。所以口吃现象在当今世界仍是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疑谜。有的精神病学者专门设立研究口吃的学科。”见伊农又在椅子上耸了几耸，他双手—按：“你别一听精神病几个字就难受。用国外精神病专家的说法，每个人都患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精神病。所以国外平均每个精神病大夫要负责二十五个人的心理健康。伊农同志，这有什么不合情理呢？”
团支书王掖生真的被人忘得一干二净，连他自己也把自己忘了。他开始认为他们不像话，撇下他和一大堆文件去讨论结巴问题。渐渐他听得有点入神了，觉得那不是胡说八道，那是一些挺深的学问。他觉得徐北方这人稀松散漫，但那个聪明劲还是讨人喜欢的。他就凭这点讨人喜欢。他几次想打断他们的讨论，但忍住了。他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点胆怯，或说是自卑。
团支书第一次感到有种奇妙的东西在吸引他。他默默坐着，装作心不在焉，其实他对每个陌生的词汇都抓住不放。
正式的批判会在饭堂里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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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到成都，刘队长立刻被召去开会。他的儿子小半拉儿挤眉弄眼地到处说：“林秃子摔死啦！”
“啊？！你怎么敢”大家想这孩子准疯了。
“我就敢叫他‘林秃子’！”他拍拍面积很可怜的胸脯。
小半拉儿最近心情很好。他多了个伙伴，是条肥肥的小狗。这只良种牧羊犬是孙煤那个女兵班救下的一条命，有次途经一个道班时，狗的兄弟姐妹正被人逐个烤了吃。狗名叫“颗勒”因为它是条男狗。藏民叫“颗勒”就像内地管十分熟识的人叫“爷们儿”回到成都，活玩具已长成一条真正的狗，站着、走着、叫着，都有点威风凛凛的味道了。除了小半拉儿整日跟它厮混，再没人顾上搭理它。因为刘队长开完那个重要会，马上又召集党员，然后是团员，然后是青年、群众。直到开会前，伊农听某个党员一口一个“林秃子”他还结结巴巴要辟谣。炊事兵小周听完文件后，一下反映不过来，受了刺激，夜里大哭不止。炊事班长吴太宽问他抽什么风，他泣不成声地说：“不晓得毛主席现在还住不住在中南海”原来他操心伟大领袖的安全。一切日常生活都停止了，这院子跟全国各地一样，每个人都呆呆傻傻，脑子却都在飞快地转，思考的尽是大事情。
最繁重的任务是写批判稿。孙煤这个班的稿子老收不齐。团支书指责她，她就快快活活地说：“我们班没文化！”她们班的女兵写一篇稿子，总要不断地往走廊上跑，然后站在走廊里喊：“x字怎么写？谁会写x字？”这时十几个房间就会给她十几种似是而非的答案。团支书只好派了几个有文化的到她们班，其中包括徐北方和小号手伊农。
团支书王掖生拿了一大摞文件来念。他把“螳螂捕蝉”的“蝉”字读成了“单”陶小童马上替他纠正：“念蝉。这个字读蝉。”
团支书的四方脸涨红起来。一抬头，发现徐北方满怀景仰地凝视他。每到这种时候，这家伙总是很有耐心地等着他把洋相出大。
“你再重念一遍，我们没听清。”徐北方做出天真的样子说。
不料团支书很快放下面子，用颇谦卑的语气说：“这个字我不认得。陶小童你刚才说它念什么来着？”他虚心而诚恳，让所有人都感到意外。
“蝉，就是知了知了的学名叫蝉”她怯生生解释道。
“好了。”团支书打了个手势。
孙煤却叫起来：“谁说念‘蝉’？就念‘单’！我在体校时就一直念‘单，——‘单连冠军’嘛！”
“是蝉连冠军。”
“你刚才不是说蝉是知了？”
“对呀！”
“知了跟冠军有什么相干？”
陶小童耐心地说：“知了有个习惯”
彭沙沙突然蹦起来指着陶小童：“她舌头有问题！有一次她对门诊部医生说她咳嗽，咳出很多‘蛋’（吴语‘痰’与‘蛋’同音），把医生吓坏了！”
大家嘿嘿嘿地笑起来。
彭沙沙又举一例证明陶小童口音的靠不住：她曾把她一个好端端的名字误叫成“嘣嚓嚓”害得别人老要想起那种怪下流的三步舞。
“就是华尔兹！”有人眉飞色舞地解释。
“华尔兹？”
“看，就这样——嘣嚓嚓、嘣嚓嚓”
“喂！是一男一女！”
团支书简直已经被人忘了。他无论是跺脚还是把文件翻得哗哗响都继续被忽略。他的四方脸忽然涨得紫红：“现在是听中央文件，你们在搞啥名堂？！”
徐北方扯起嗓子说：“对呀！听中央文件，你们蛋啊蛋的像话吗？”他嬉皮笑脸的面孔转向团支书“我差点以为你念错了字呢。”
团支书老实地说：“我是念错了字。”
徐北方立刻严肃起来：“真的吗？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念对呢？”
团支书愤怒而窘迫地沉默着。徐北方简直开心得要死了。
过一会儿，蔡玲突然懵懵懂懂地叹一声：“哎呀烦死人。”
“咱们干吗老这么坐着？”有人问。
徐北方说：“嗨，瞧你说的。不在这坐着就到其他地方坐着，除非你没有屁股。”
最后有人指出问问伊农，他当年险些考上南开大学，要不是闹起了“文化大革命”的话。
伊农最恨谁提他很有学问的历史，立刻飞快地说：“蝉、蝉、蝉，那字读、读、读蝉！”他整天沉默寡言，当众说话就像要他命一样难。他越是惧怕讲话，别人越要千方百计逗他开口。他从来不笑。总是憋一肚子气，再通过那支小号把气撤出去。他之所以爱吹号就因为通过这支铜管他多少能消掉点气。他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他生来就对一切都有气。
有人发现伊农私下说话很正常。但谈话对象超过两个，他就结巴了。
徐北方说口吃现象有着古老历史。早在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专门研究过口吃。说口吃是人的四种基本情绪发生混乱的结果，即喜怒哀乐彼此厮扭。
伊农不乐意了，反驳说自己的喜怒哀乐特别规矩，向来不发生什么混乱。伊农吃力地辩解道：“用用用医学来解释口吃，不过是极简单的病理：因因因为口腔送气不足，不不不能把要讲的话音连续发出。就就就这么回事。”
陶小童对这个讨论发生了兴趣。她认为口吃源于初学语时。一般儿童都是模仿父母说话，如果父母说话过分的快和流利，必然使孩子学语时急躁。要不就是父母过分严厉，在他们面前，孩子始终畏缩，所以说话便迟迟疑疑，久而形成口吃。
徐北方说陶小童只是一般逻辑推理，缺乏名家理论做依据，如弗洛依德精神分析学派的专家指出，人的敌意或焦虑使语言表达发生阻碍——也就是结巴。他们认为，口吃是一种精神性疾病。
伊农抗议他总把这问题往精神病上扯。
“是精神性疾病，不是精神病。”孙煤帮徐北方解释。好半天她因插不上嘴而不悦。在大家争论“蝉”字时，她认真查了字典。她不得不承认，体育学校毕竟不是训练脑子的地方。她认为陶小童这时简直洋洋得意，跟徐北方有来有往地争论。他俩几乎甩开所有人，所有人都只有糊里糊涂跟着傻笑的份。
伊农口吃得更凶，往往张好多次口都发不出音，所以没等他有效地驳证，女兵们就一齐哈哈大笑，笑得他捶胸顿足。徐北方再趁机加强攻势，认定口吃决不是口腔缺陷而是精神缺陷，起码是脑子有问题。陶小童马上接着说，她曾看过一位外国精神病大师著的书，说口吃是大脑的两个半球体争夺对语言的控制权，而造成的冲突；这冲突使发音器官无所适从，便出现口吃。
伊农被种种玄而又玄的学术分析差点气疯。他脸成了紫色，嘴一龇一龇露出那颗虎牙。他这样子更让女兵们开心。陶小童觉得他有点可怜，便安慰他说：世界上十四个人中就有一个口吃，他大可不必感到孤独。
然而徐北方却咬着精神性疾病不放。
“我不是精神病！”伊农突然喊了一句，把大家吓一跳。他这句话说得不能再流利了。他忽然倒抽一口气，又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这叫作一刹那的精神愈合。”徐北方立刻又手舞足蹈地讲解“这说明精神性疾病的不稳定性和神秘性。它往往出现一刹那令人意外的灵光。所以口吃现象在当今世界仍是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疑谜。有的精神病学者专门设立研究口吃的学科。”见伊农又在椅子上耸了几耸，他双手—按：“你别一听精神病几个字就难受。用国外精神病专家的说法，每个人都患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精神病。所以国外平均每个精神病大夫要负责二十五个人的心理健康。伊农同志，这有什么不合情理呢？”
团支书王掖生真的被人忘得一干二净，连他自己也把自己忘了。他开始认为他们不像话，撇下他和一大堆文件去讨论结巴问题。渐渐他听得有点入神了，觉得那不是胡说八道，那是一些挺深的学问。他觉得徐北方这人稀松散漫，但那个聪明劲还是讨人喜欢的。他就凭这点讨人喜欢。他几次想打断他们的讨论，但忍住了。他莫名其妙地感到一点胆怯，或说是自卑。
团支书第一次感到有种奇妙的东西在吸引他。他默默坐着，装作心不在焉，其实他对每个陌生的词汇都抓住不放。
正式的批判会在饭堂里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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