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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旧事的作者董冰是作家李准的夫人，从社会关系上说是我的前婆母；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说，她永远是我的母亲。但我为她的书作评，并不因为这层不同寻常的关系，而是因为我对这本书的偏爱。书中宣扬的人文精神、女性精神，滋养了我小说中一系列女主人公形象，从少女小渔到扶桑，再到我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
我是一九八〇年初以未来儿媳的身份认识李准夫妇的。开始我对这位母亲的温良和缄默印象极深，很快我发现她偶尔以一两句话形容一件事、一个人物，总是形象至极。比如她形容儿时从大门下的缝隙看到军队驻扎过往说”外头腿都满了。”说到一个女亲戚不会过日子，问别人借钱为家里买粮，结果她：“拿上钱到街上买了条洋裙子。”都是些陈年往事，她记住的却是细节之核，这样的细节之核一旦用在人物身上，作家不必再费笔墨去给人物定论了，读者很快自会得出定论。这样的细节，在老家旧事中比比皆是，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我来看，如此开销细节，是不可思议的慷慨。
其实早在80年代中，我就知道我的婆母在写书。并且，我也有幸在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中跟踪阅读。当时我就认为这是一本奇书。在当时一派慷慨讴歌或激昂控诉的文学语调中，老家旧事以朴素、平实、无辜的叙述，道出了一个灾难和死亡多发的故事，却没有控诉，没有说教，没有阶级斗争及人伦善恶一直以来主宰我们思考和感情的公式；它使我感受到人在超越一切社会、政治界定之上的意义。人，这时才是最丰富的，最值得诠释的。不仅如此，我冥冥中感到古希腊大悲剧和这部作品的某种精神贯穿，即人与不可抗力的生存因素的永恒抗争。不可抗力的因素既有身外的，也有与生俱来的。比如人性，它不是阶级的产物，不是善恶的表征；人性是不可抗力的因素。
书中女性人物众多。作者写到自己儿时跟着牲口转圈扫磨时，没有形容一个孩子的对这种枯燥繁重劳动的冤情，也没有她如何不胜其累。她写自己如何渴望玩耍，一边扫磨一边忙中偷闲用笤帚苗和布头扎起小人儿，让它们“走亲戚”大人们来时，她又怎样把小人儿藏起来。这些段落，远比一个孩子说自己怎样劳累，怎样困倦更打动人。首先是这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如此大度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在接受的前提下，还设法从中汲出甜头，和命运平和相处。这才是中国人最根本的美德。从我这位母亲的一贯态度来看，我想，正是她的平常心，她的处事不惊、宠辱不惊使她自己和她的孩子及丈夫享受她所创造的精神平衡。再有，写到她大哥去世，她笔触拐向一双新棉鞋：大哥很想买一双皮底棉鞋，和母亲商量，母亲不同意，说等他学成手艺再花这笔钱。大哥偷偷将鞋买下来，穿上赢得了全家一致赞赏。母亲让他把鞋包起来，搁在门框上，要他满师后开始工作再穿。而大哥未满师就病故了。大哥死后，母亲把大哥心爱的新棉鞋烧给了大哥。这样的段落也远比直接写一个人年少病逝要令人酸楚。鉴于篇幅，我无法更多举例，但我实在惊讶作者是如何悟到这更妙的、更高级的文学手段的。
我和母亲董冰共同生活了八年，不由自主地向她学豫西方言，在为人行事方面，也受了她的影响。这些影响竟然潜移默化地出现在我的小说中，使一个个具有巨大包容性的女主人公诞生了。我发现自己对这种弱者的强悍、弱者的宽容始终是着迷的、欣赏的。正因为这些大量存在于民间的“弱者”“强者”们的侵略性与破坏性才得到中和、平衡，强者们弱肉强食的残局才一次次得以修复。应该说我写第九个寡妇和读老家旧事有关。豫西大地通过李准夫妇把深厚的民间文化营养输送给了我，使我在创造王葡萄这个角色时不至于捉襟见肘，能够比较宽绰地完成第九个寡妇这部小说。
老家旧事的作者董冰是作家李准的夫人，从社会关系上说是我的前婆母；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说，她永远是我的母亲。但我为她的书作评，并不因为这层不同寻常的关系，而是因为我对这本书的偏爱。书中宣扬的人文精神、女性精神，滋养了我小说中一系列女主人公形象，从少女小渔到扶桑，再到我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
我是一九八〇年初以未来儿媳的身份认识李准夫妇的。开始我对这位母亲的温良和缄默印象极深，很快我发现她偶尔以一两句话形容一件事、一个人物，总是形象至极。比如她形容儿时从大门下的缝隙看到军队驻扎过往说”外头腿都满了。”说到一个女亲戚不会过日子，问别人借钱为家里买粮，结果她：“拿上钱到街上买了条洋裙子。”都是些陈年往事，她记住的却是细节之核，这样的细节之核一旦用在人物身上，作家不必再费笔墨去给人物定论了，读者很快自会得出定论。这样的细节，在老家旧事中比比皆是，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我来看，如此开销细节，是不可思议的慷慨。
其实早在80年代中，我就知道我的婆母在写书。并且，我也有幸在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中跟踪阅读。当时我就认为这是一本奇书。在当时一派慷慨讴歌或激昂控诉的文学语调中，老家旧事以朴素、平实、无辜的叙述，道出了一个灾难和死亡多发的故事，却没有控诉，没有说教，没有阶级斗争及人伦善恶一直以来主宰我们思考和感情的公式；它使我感受到人在超越一切社会、政治界定之上的意义。人，这时才是最丰富的，最值得诠释的。不仅如此，我冥冥中感到古希腊大悲剧和这部作品的某种精神贯穿，即人与不可抗力的生存因素的永恒抗争。不可抗力的因素既有身外的，也有与生俱来的。比如人性，它不是阶级的产物，不是善恶的表征；人性是不可抗力的因素。
书中女性人物众多。作者写到自己儿时跟着牲口转圈扫磨时，没有形容一个孩子的对这种枯燥繁重劳动的冤情，也没有她如何不胜其累。她写自己如何渴望玩耍，一边扫磨一边忙中偷闲用笤帚苗和布头扎起小人儿，让它们“走亲戚”大人们来时，她又怎样把小人儿藏起来。这些段落，远比一个孩子说自己怎样劳累，怎样困倦更打动人。首先是这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如此大度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在接受的前提下，还设法从中汲出甜头，和命运平和相处。这才是中国人最根本的美德。从我这位母亲的一贯态度来看，我想，正是她的平常心，她的处事不惊、宠辱不惊使她自己和她的孩子及丈夫享受她所创造的精神平衡。再有，写到她大哥去世，她笔触拐向一双新棉鞋：大哥很想买一双皮底棉鞋，和母亲商量，母亲不同意，说等他学成手艺再花这笔钱。大哥偷偷将鞋买下来，穿上赢得了全家一致赞赏。母亲让他把鞋包起来，搁在门框上，要他满师后开始工作再穿。而大哥未满师就病故了。大哥死后，母亲把大哥心爱的新棉鞋烧给了大哥。这样的段落也远比直接写一个人年少病逝要令人酸楚。鉴于篇幅，我无法更多举例，但我实在惊讶作者是如何悟到这更妙的、更高级的文学手段的。
我和母亲董冰共同生活了八年，不由自主地向她学豫西方言，在为人行事方面，也受了她的影响。这些影响竟然潜移默化地出现在我的小说中，使一个个具有巨大包容性的女主人公诞生了。我发现自己对这种弱者的强悍、弱者的宽容始终是着迷的、欣赏的。正因为这些大量存在于民间的“弱者”“强者”们的侵略性与破坏性才得到中和、平衡，强者们弱肉强食的残局才一次次得以修复。应该说我写第九个寡妇和读老家旧事有关。豫西大地通过李准夫妇把深厚的民间文化营养输送给了我，使我在创造王葡萄这个角色时不至于捉襟见肘，能够比较宽绰地完成第九个寡妇这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