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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荆楚大地，战祸频仍百姓遭殃。
武昌裕华纱厂曾经遭遇两次较大战火，险些成为军阀混战的牺牲品。一次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北伐军进攻武汉，大火将厂房烧毁近半。北伐军入城后还强征“胜利税”导致生产大幅萎缩，经营利润严重亏损。
另一次则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爆发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白崇禧）大战，战火殃及半个中国，武汉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对企业家来说，发展生产的前提是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问题是各路军阀才不管老百姓死活，他们热衷于争夺地盘扩大势力，打败仗的军队纵兵抢劫如狼似虎，打胜仗的军队同样毫不留情搜刮民脂民膏。军阀混战大半年，导致大批企业破产倒闭，裕华纱厂也奄奄一息举步维艰。但是日本人开办的东洋纱厂却不受中国内战影响，他们有租界保护，有本国政府的治外特权，工厂大门口甚至还派有海军陆战队站岗，所以日本商人乘虚而入大举抢占市场，把弱小的中国民族工业逼进死角。
于是中国市场多次出现“花贵纱贱”的雪崩行情。
“花贵”是指作为生产原料的棉花价格飞涨，而作为产品的棉纱却价格一路下跌，市场俗称“雪崩”大肆制造这种市场混乱的罪魁祸首正是那些居心叵测日本商人，他们借中国内战大肆哄抬原棉价格，低价抛售棉纱，其罪恶用心就是一举挤垮中国纱厂，达到垄断中国市场的目的。
刚刚起步的中国纺织业遭此内忧外患的沉重打击，不仅许多中小纱厂纷纷破产关门，连一些名气很大的企业也陷入困境，不得不宣布停工停产。此时的裕华纱厂亦不能幸免，工厂负债累累，资金周转不灵，当债主登门逼债时，昔日的众多追随者已经不知去向，跟在张松樵身边只有一个忠心耿耿的工厂主管肖老大。这时候我爷爷说了一句名言，他对我奶奶说：人是打不倒的，除非你自己倒下。
那时候已经没有人相信张松樵还能不倒，他就像一棵树干被掏空的老树，很难抗拒扑面而来的狂风暴雨。即使在忠心耿耿的肖老大看来，裕华纱厂的倒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除非出现奇迹。只有一个人仍然坚定地站在张松樵一边，她就是我奶奶柳韵贤。柳韵贤问她的丈夫：工厂关门以后你去做么子呢？
张松樵答：回柏泉乡种地，或者再去讨饭。
柳韵贤忧郁地笑笑说：我不怕跟你讨饭，但是讨饭能讨回来你的工厂么？
张松樵不解地问她：你有么法子？
妻子把一只雕花的紫檀木匣子推到丈夫跟前，那是属于一个女人的全部私产，包括金银首饰、房产和银票（存折）。她坚定地说：你一定要熬下来，时间就是我们的救兵。
张松樵变卖掉所有不动产，破釜沉舟最后一搏。一个声名赫赫的大实业家，过大年时险些无米下锅，可谓到了山穷水尽和重操打狗棍的地步。但是裕华纱厂始终没有停产，工人不领工资而以棉纱去换大米，职员不发工资发棉布，大家与老板同舟共济共渡难关。肖老大购进“贱纱（东洋纱）”织布，然后把产品卖到偏僻的西南内地去，在市场上同日本人“打游击”次年内战结束，一家私人银行终于贷给张松樵一大笔钱，裕华纱厂得以起死回生重振旗鼓，否则我家族的历史也许到此为止。
张松樵的人生格言就成为我们家族的座右铭。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老人家就是以这种永不言败的坚强姿态为我们子孙后代树立一个人生榜样。
但是1938年春天，战火再次逼近武汉，日本鬼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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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郑州的警告不幸言中，土肥原不仅过河了，而且锋芒所指正是中原我军的生命线陇海铁路。
委员长面前浮现出一张目光狡诡的肥胖面孔来。
他对这个前日本远东特务头子可谓并不陌生，他们毕业于同一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7年蒋介石下野后曾与土肥原会面，领教过这位日本同学的狂妄、阴险和狠毒。由于土肥原领导的满洲特务机关日愈成为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蒋介石密示戴笠：“严防此贼，伺机除之”只是因为日本人防范严密，戴笠未有机会下手。令蒋介石始终费解的是，日本天皇何以御批特务头子当师团长，这不是等于派陆地人员指挥驱逐舰吗？蒋介石相信自己再专断也不会糊涂到派戴笠去前线指挥打仗。
作战室里已经聚集着一群高级将领，他们个个面色凝重屏息敛气，很显然敌人长途偷袭的情报令他们深感震惊和意外。本来日军占领徐州后已经停止前进，前线呈现两军对峙的平静局面来，但是土肥原的铤而走险却如石击水，令本已明朗的局势变得扑朔迷离。蒋介石缓缓扫视众人说：你们都说说，土肥原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
何应钦答：总参谋部认为，这说明华北派遣军不甘心与我军对峙，寺内寿一要不顾一切在薛岳兵团背后打进一颗棋子，强行切断陇海铁路，然后逼我军决战中原。土肥原就是这颗不自量力的棋子。
军政部长陈诚大声说道：日军表面上占领华北广大地区，但是兵力十分空虚，在此背景下土肥原师团再次犯下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卑职以为这正是我军一个难得战机，应集中兵力聚而歼之。
副总长白崇禧则进一步指出，去年我军制定“北方阻击，南方出击”的战略方针已经奏效，避免在华北战场与敌决战。而第十四师团自华北登陆以来没有打过像样的硬仗，土肥原又为非职业军人出身，难以对我军战力作出正确判断，所以现在到了让敌人加倍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蒋介石仔细倾听将领发言。
中原战区风云突变，看来华北派遣军根本不打算服从东京大本营那个“不得扩大战面”的命令，寺内寿一的战争野心像匹脱缰野马，他要自行其是地行动，独自攻占中原甚至武汉。蒋介石在心里蔑视敌人，但是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来。委员长口气平静地询问白崇禧：土肥原区区一个师团竟敢单独冒进，深入我中原战区腹地，难道他不怕被我军一口吃掉吗？
白崇禧答：自抗战以来，敌人以师团为单位的作战格局已经形成，他们狂妄地认为我军绝无击破或者全歼其一个师团的战力。仅以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为例，该敌人长驱直入华北各省达数千公里，并未遭遇大规模战斗和重创，卑职认为我军反击的战机即存在于此。
蒋介石微微颔首，若有所思。在各省地方军队中，他最赏识的将领莫过于眼前这个被称作“小诸葛”的白崇禧。长期以来，军界有种流行说法是：中国有三个半军事家，共产党占两个（林彪刘伯承），国民党一个半（白崇禧孙立人），可见得白崇禧的军事才能世所公认。蒋介石任命桂系将领白崇禧出任举足轻重的副总长之职，足见得对其才华的器重。
蒋介石又问：若我军未能吃掉土肥原，当如何？
白崇禧稍一思忖答：那就坚决将其击破或者赶过黄河，消除中原心腹大患。
蒋介石背着手离开座位，他感到自己内心正在被某种东西，准确说是被一种取胜的欲望和激情涨满。如果说在抗日战场上委员长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以战逼和”遏止日本人攻势变被动为主动的话，那么在党内政治斗争中他同样急需一场鼓舞人心的重大胜利来渡过信任危机，巩固统治地位，给汪精卫和所有反对派迎头痛击。所以中原这一仗的重大意义不仅仅在军事上，更是一场政治仗，不仅要打，而且必须取胜。
委员长转过身来，厉声宣布说：总参谋部马上制定豫东作战方案我要求你们，调集精兵强将，坚决全歼这个送上门来的土肥原师团！
3
对亲日派领袖汪精卫来说，1938年春季的日子注定不大好过，因为反复无常的天气和动荡不宁的形势都令他身心备受折磨。
潮湿天气最易引发枪伤，因此汪副总裁往往要靠止痛药来坚持工作和同病痛作斗争。枪伤是一位神秘刺客的礼物，曾经以行刺满清摄政王誉满天下的革命志士汪精卫不幸也为刺客所刺，真乃天下一大奇闻。抗战前夕的1935年，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一个假扮记者的爱国青年突然连射数枪，汪精卫当场血溅中央大礼堂。虽然后来汪精卫经抢救大难不死，但是多年之后最终还是这个陈旧枪伤要了他的命。尽管有关刺客身份动机以及幕后指使的谜底始终迷雾重重，然而汪精卫心里明白，他的亲日派主张和言论就是招来杀身之祸的根源。
遇刺后的汪精卫表面有所收敛，实则却把亲日言论加紧付诸实施。据战后披露文件表明，起初蒋介石对于在香港秘密进行的中日和谈暗中控制，谈判代表必须分别向蒋、汪进行汇报，只是到了后来形势变化，蒋介石穷于应对战争，党内大权旁落，谈判渠道逐渐为汪精卫所控制，才有了后来的高宗武秘密访日、上海“重光堂会谈”和轰动一时的汪精卫出走事件。
与烽烟四起的抗日战场相比，在香港秘密进行的中日和谈几乎可以用“惨淡经营”来形容。中方代表高宗武赴日谈判的答复被日方一拖再拖，变得遥遥无期，日方态度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傲慢无理，说明日本人正在对谈判失去兴趣。检讨对日战略，汪精卫认为抗战恶果已经全面显现出来，同强大的日本人拼武力无异于自取灭亡，这个惨痛教训难道不是为抗战十个月来的严峻形势所证明吗？因此抗战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回到谈判桌上来，哪怕再屈辱的条件也必须接受。中国历史上“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伟大的成吉思汗入主中原和满清铁骑入关，最终不也被大汉民族的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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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荆楚大地，战祸频仍百姓遭殃。
武昌裕华纱厂曾经遭遇两次较大战火，险些成为军阀混战的牺牲品。一次是民国十四年（1925年），北伐军进攻武汉，大火将厂房烧毁近半。北伐军入城后还强征“胜利税”导致生产大幅萎缩，经营利润严重亏损。
另一次则是民国十九年（1930年）爆发的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白崇禧）大战，战火殃及半个中国，武汉百业凋敝民不聊生。对企业家来说，发展生产的前提是天下太平人民安居乐业。问题是各路军阀才不管老百姓死活，他们热衷于争夺地盘扩大势力，打败仗的军队纵兵抢劫如狼似虎，打胜仗的军队同样毫不留情搜刮民脂民膏。军阀混战大半年，导致大批企业破产倒闭，裕华纱厂也奄奄一息举步维艰。但是日本人开办的东洋纱厂却不受中国内战影响，他们有租界保护，有本国政府的治外特权，工厂大门口甚至还派有海军陆战队站岗，所以日本商人乘虚而入大举抢占市场，把弱小的中国民族工业逼进死角。
于是中国市场多次出现“花贵纱贱”的雪崩行情。
“花贵”是指作为生产原料的棉花价格飞涨，而作为产品的棉纱却价格一路下跌，市场俗称“雪崩”大肆制造这种市场混乱的罪魁祸首正是那些居心叵测日本商人，他们借中国内战大肆哄抬原棉价格，低价抛售棉纱，其罪恶用心就是一举挤垮中国纱厂，达到垄断中国市场的目的。
刚刚起步的中国纺织业遭此内忧外患的沉重打击，不仅许多中小纱厂纷纷破产关门，连一些名气很大的企业也陷入困境，不得不宣布停工停产。此时的裕华纱厂亦不能幸免，工厂负债累累，资金周转不灵，当债主登门逼债时，昔日的众多追随者已经不知去向，跟在张松樵身边只有一个忠心耿耿的工厂主管肖老大。这时候我爷爷说了一句名言，他对我奶奶说：人是打不倒的，除非你自己倒下。
那时候已经没有人相信张松樵还能不倒，他就像一棵树干被掏空的老树，很难抗拒扑面而来的狂风暴雨。即使在忠心耿耿的肖老大看来，裕华纱厂的倒闭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除非出现奇迹。只有一个人仍然坚定地站在张松樵一边，她就是我奶奶柳韵贤。柳韵贤问她的丈夫：工厂关门以后你去做么子呢？
张松樵答：回柏泉乡种地，或者再去讨饭。
柳韵贤忧郁地笑笑说：我不怕跟你讨饭，但是讨饭能讨回来你的工厂么？
张松樵不解地问她：你有么法子？
妻子把一只雕花的紫檀木匣子推到丈夫跟前，那是属于一个女人的全部私产，包括金银首饰、房产和银票（存折）。她坚定地说：你一定要熬下来，时间就是我们的救兵。
张松樵变卖掉所有不动产，破釜沉舟最后一搏。一个声名赫赫的大实业家，过大年时险些无米下锅，可谓到了山穷水尽和重操打狗棍的地步。但是裕华纱厂始终没有停产，工人不领工资而以棉纱去换大米，职员不发工资发棉布，大家与老板同舟共济共渡难关。肖老大购进“贱纱（东洋纱）”织布，然后把产品卖到偏僻的西南内地去，在市场上同日本人“打游击”次年内战结束，一家私人银行终于贷给张松樵一大笔钱，裕华纱厂得以起死回生重振旗鼓，否则我家族的历史也许到此为止。
张松樵的人生格言就成为我们家族的座右铭。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老人家就是以这种永不言败的坚强姿态为我们子孙后代树立一个人生榜样。
但是1938年春天，战火再次逼近武汉，日本鬼子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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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郑州的警告不幸言中，土肥原不仅过河了，而且锋芒所指正是中原我军的生命线陇海铁路。
委员长面前浮现出一张目光狡诡的肥胖面孔来。
他对这个前日本远东特务头子可谓并不陌生，他们毕业于同一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7年蒋介石下野后曾与土肥原会面，领教过这位日本同学的狂妄、阴险和狠毒。由于土肥原领导的满洲特务机关日愈成为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蒋介石密示戴笠：“严防此贼，伺机除之”只是因为日本人防范严密，戴笠未有机会下手。令蒋介石始终费解的是，日本天皇何以御批特务头子当师团长，这不是等于派陆地人员指挥驱逐舰吗？蒋介石相信自己再专断也不会糊涂到派戴笠去前线指挥打仗。
作战室里已经聚集着一群高级将领，他们个个面色凝重屏息敛气，很显然敌人长途偷袭的情报令他们深感震惊和意外。本来日军占领徐州后已经停止前进，前线呈现两军对峙的平静局面来，但是土肥原的铤而走险却如石击水，令本已明朗的局势变得扑朔迷离。蒋介石缓缓扫视众人说：你们都说说，土肥原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
何应钦答：总参谋部认为，这说明华北派遣军不甘心与我军对峙，寺内寿一要不顾一切在薛岳兵团背后打进一颗棋子，强行切断陇海铁路，然后逼我军决战中原。土肥原就是这颗不自量力的棋子。
军政部长陈诚大声说道：日军表面上占领华北广大地区，但是兵力十分空虚，在此背景下土肥原师团再次犯下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卑职以为这正是我军一个难得战机，应集中兵力聚而歼之。
副总长白崇禧则进一步指出，去年我军制定“北方阻击，南方出击”的战略方针已经奏效，避免在华北战场与敌决战。而第十四师团自华北登陆以来没有打过像样的硬仗，土肥原又为非职业军人出身，难以对我军战力作出正确判断，所以现在到了让敌人加倍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蒋介石仔细倾听将领发言。
中原战区风云突变，看来华北派遣军根本不打算服从东京大本营那个“不得扩大战面”的命令，寺内寿一的战争野心像匹脱缰野马，他要自行其是地行动，独自攻占中原甚至武汉。蒋介石在心里蔑视敌人，但是脸上并没有表现出来。委员长口气平静地询问白崇禧：土肥原区区一个师团竟敢单独冒进，深入我中原战区腹地，难道他不怕被我军一口吃掉吗？
白崇禧答：自抗战以来，敌人以师团为单位的作战格局已经形成，他们狂妄地认为我军绝无击破或者全歼其一个师团的战力。仅以土肥原第十四师团为例，该敌人长驱直入华北各省达数千公里，并未遭遇大规模战斗和重创，卑职认为我军反击的战机即存在于此。
蒋介石微微颔首，若有所思。在各省地方军队中，他最赏识的将领莫过于眼前这个被称作“小诸葛”的白崇禧。长期以来，军界有种流行说法是：中国有三个半军事家，共产党占两个（林彪刘伯承），国民党一个半（白崇禧孙立人），可见得白崇禧的军事才能世所公认。蒋介石任命桂系将领白崇禧出任举足轻重的副总长之职，足见得对其才华的器重。
蒋介石又问：若我军未能吃掉土肥原，当如何？
白崇禧稍一思忖答：那就坚决将其击破或者赶过黄河，消除中原心腹大患。
蒋介石背着手离开座位，他感到自己内心正在被某种东西，准确说是被一种取胜的欲望和激情涨满。如果说在抗日战场上委员长迫切需要一场胜利来“以战逼和”遏止日本人攻势变被动为主动的话，那么在党内政治斗争中他同样急需一场鼓舞人心的重大胜利来渡过信任危机，巩固统治地位，给汪精卫和所有反对派迎头痛击。所以中原这一仗的重大意义不仅仅在军事上，更是一场政治仗，不仅要打，而且必须取胜。
委员长转过身来，厉声宣布说：总参谋部马上制定豫东作战方案我要求你们，调集精兵强将，坚决全歼这个送上门来的土肥原师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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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亲日派领袖汪精卫来说，1938年春季的日子注定不大好过，因为反复无常的天气和动荡不宁的形势都令他身心备受折磨。
潮湿天气最易引发枪伤，因此汪副总裁往往要靠止痛药来坚持工作和同病痛作斗争。枪伤是一位神秘刺客的礼物，曾经以行刺满清摄政王誉满天下的革命志士汪精卫不幸也为刺客所刺，真乃天下一大奇闻。抗战前夕的1935年，国民党召开中央全会，一个假扮记者的爱国青年突然连射数枪，汪精卫当场血溅中央大礼堂。虽然后来汪精卫经抢救大难不死，但是多年之后最终还是这个陈旧枪伤要了他的命。尽管有关刺客身份动机以及幕后指使的谜底始终迷雾重重，然而汪精卫心里明白，他的亲日派主张和言论就是招来杀身之祸的根源。
遇刺后的汪精卫表面有所收敛，实则却把亲日言论加紧付诸实施。据战后披露文件表明，起初蒋介石对于在香港秘密进行的中日和谈暗中控制，谈判代表必须分别向蒋、汪进行汇报，只是到了后来形势变化，蒋介石穷于应对战争，党内大权旁落，谈判渠道逐渐为汪精卫所控制，才有了后来的高宗武秘密访日、上海“重光堂会谈”和轰动一时的汪精卫出走事件。
与烽烟四起的抗日战场相比，在香港秘密进行的中日和谈几乎可以用“惨淡经营”来形容。中方代表高宗武赴日谈判的答复被日方一拖再拖，变得遥遥无期，日方态度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傲慢无理，说明日本人正在对谈判失去兴趣。检讨对日战略，汪精卫认为抗战恶果已经全面显现出来，同强大的日本人拼武力无异于自取灭亡，这个惨痛教训难道不是为抗战十个月来的严峻形势所证明吗？因此抗战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回到谈判桌上来，哪怕再屈辱的条件也必须接受。中国历史上“卧薪尝胆”、“韬光养晦”的例子不胜枚举，即使伟大的成吉思汗入主中原和满清铁骑入关，最终不也被大汉民族的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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