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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天堂”之称的江浙沿海平原到处残垣断壁，一片肃杀。据战后盟军方面公布的调查材料称：“约有二十五万中国平民在扫荡中被屠杀，两万妇女被奸淫。”（太平洋战争）
这个数字是东京大轰炸伤亡人数的整整七百倍，与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遇害人数接近。
“杜立德大轰炸”的影响也迅速波及到缅甸战场。
四月二十二日，东京大本营给第十五军发出急电，命令该军“尽快在缅甸扩大战果，同时确立向重庆积极进攻的姿态，以有力兵团越过国境并攻击一切可能达到之地区”
东京急电的意图很明显：军部首脑担心美国人继续利用中国大陆作为基地轰炸日本本土，因此决心不惜代价打垮重庆政府或者迫使蒋介石和谈。缅甸作战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十五军就必须全力以赴地向中国境内而不是向印度进攻。
这样，英国人得以逃之夭夭，中国人再次成为承受战争打击的主要目标。
为确保夹击中国的战略得以顺利实施，日本南方军又从西贡和马来半岛抽调三个师团增援缅甸，从而使侵缅日军总兵力达到七个师团近二十万人。
东京大轰炸的噩耗传到腊戌，在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中激起一片近似疯狂的屠杀和报复欲。本来，攻占腊戌的胜利使每一个日本士兵看上去都显得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城里到处是日本军人，每支部队都在放假、整理勤务和补充给养。当地人为了表示亲善，主动送来了许多粮食、水果和牛羊。不少喝得醉醺醺的日本人在大街上追逐花姑娘。只有那些被关押在车站里的中国俘虏抖抖索索挤在一起，无人理睬。
第一一四联队军曹一木太郎后来回忆那个突然传来的噩耗时写道：
“我看押的这些支那（中国）俘虏有四五十个，都穿着难看的灰军装，有的穿草鞋，有的打赤足。为了防止他们逃跑，都用绳子捆在一起。突然上田中尉气急败坏跑过来，大声吼叫把俘虏压倒河滩上去。河滩上已经聚集了许多日本人，大叫大嚷，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东京遭到敌人飞机轰炸，连皇宫也不能幸免，真是令人悲痛的消息。我们联队是在本州编成的，许多官兵都是东京人，因此尤其悲痛。我看见许多人号啕大哭，有人喊：杀死这些支那猪！于是人们奔过来，拳打脚踢，石头砸，刺刀捅，河滩上惨叫声不绝于耳。一会儿功夫这群俘虏就被砸成了肉酱”（侵略者的自述）
四月三十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奉命向中国境内进攻。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扑向缅甸最后一个大城市密支那，切断中国军退路；一路由坂口少将率领，沿滇缅公路向中国境内挺进。日本军人决心要让太阳旗升起在“一切可能到达之地区”
一周后，密支那被攻占。中国远征军退回国内的最后一线希望被掐断了。
4
由于中国军事当局严密封锁了缅甸战败的消息，因此国内民众仍然被蒙在鼓里。报纸天天都在报道记者发自前线的胜利消息。过了将近半世纪后，当我坐在云南省一幢阴暗潮湿的图书馆里查阅资料时，才赫然发现那时候的国内报纸几乎千篇一律都用虚假的新闻欺骗民众。比如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央日报宣称“同古大战战果辉煌，歼敌一个师团”四月各大报又争相刊登“仁安羌歼敌五千”的捷报。“彬文那重创敌寇一个师团”的消息尚未证实，国内舆论又开始展望“曼德勒会战胜利在望”云云。这些用谎言编织的胜利图景一度确实起到了鼓舞民众的作用，使他们躲在防空洞里逃避敌人飞机时对前途充满信心。只有五月初的一份云南日报在不显眼的位置上，刊登一则记者发自畹町的快讯。快讯寥寥数语，称“我军与敌在腊戌激战”对国内多数既无军事常识又无地理知识的人们来说，这则快讯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它报告的消息是在太平凡，太不起眼，不如那些捷报来的轰轰烈烈。只有少数头脑冷静的有识之士才会蓦然觉察形势不妙：既然缅战连连告捷，为什么远征军却在家门口与敌人发生激战呢？
当我在那幢发霉的楼房里坐够了半个月之后，终于有些明白中国的报纸为什么全都热衷于报喜不报忧的原因了。
腊戌失守，中国境内一片恐慌，滇缅公路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成师成团从前线溃退下来的败兵，紧急疏散的政府机关和老百姓，扶老携幼的缅甸华侨和难民，组成一支规模空前的逃难大军。无数汽车、牛车、马车和手推车充塞道路，人流与车流混杂，一齐浩浩荡荡向内地转移。不久，滇缅公路沿线又开始销毁不及运走的美援物资，一时间到处火光冲天，远远近近的爆炸声不绝于耳。
五月二日，日军快速部队三千人越过国境，以十辆坦克开路攻陷畹町。三日，再占遮放、芒市。四日下午进入龙陵县城。张皇失措的第六军军长甘丽初眼看敌人将至，竟然下令炸毁一连坦克堵塞公路，以期迟滞敌人的行动。结果日军只花了两个小时就清除路障继续前进。
中国境内出人意料的混乱和空虚，使抱着决死信念的日本人大大松了一口气。本来滇缅公路地形极为险要，易守难攻，一连人便能阻击敌人，一团人可与敌人对峙，一师人能将敌人全部打垮或消灭。畹町沿线本来有远征军总预备队第六十六军两个师，却被这支三千人的日军队伍在四天之内一连撵了三百公里。
日军进攻速度之快，推进之顺利，不仅出乎中国人的意料，甚至大大超过日本指挥官的估计。当日本人的车队开进芒市街上时，站在街心的交通警察还在起劲地打手势，后来突然发现不对头，这才撒开脚丫子逃得无影无踪。
胜利鼓舞了势如破竹的日本军人。信心百倍的坂口指挥官决心再接再厉，创造一个把日本坦克开到中国境内“任何可能到达之地区”的奇迹。他确信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进军，横亘在他面前的壁障只有一个，那就是举世闻名的怒江天堑。
五月四日晚六时，日军快速纵队一部数百人扮作难民，车载步行，悄悄接近怒江大桥。
时值黄昏，暮色苍茫，车过松山，怒江大峡谷便赫然出现在眼前。举目四望，群山如黛，关山千重，大江如练，气象万千。一座铁索桥扼天险于一线，凌空飞架。江对岸，保山重镇的灯火隐约可见。
这就是滇西通往内地的咽喉要道——惠通桥。
保山古称永昌府，人口十万，为边关重镇历代朝廷都在保山设置郡、府、县，辖制滇西乃至密支那以远大片边土。一九三八年，滇缅公路修通后，这里又成为滇西最大的商业中心和物资中转站。
公元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星期日。对于许多从未有过战争体验的保山民众来说，这一天将是该城历史上一个最悲惨、最黑暗的日子。
上午十时，省立保山中学与县立师范学校师生千余人在保山公园内举行“五四”庆祝集会，发表抗日演说，朗诵诗歌，演出歌舞话剧，吸引城内数千群众踊跃观看。集会后，学生们又举行田径运动会，意在鼓舞国人强健体质，拯救中华。
同日，保山逢街，四乡民众云集县城，肩挑车载，熙熙攘攘。尽管日前不断有小道消息从畹町、瑞丽传来，但是对于闭目塞听惯了的老百姓来说，只要战争不打到家门口，一切生活照旧。因此集市的生意依然做得红火。
十一时，婆海山防空监视哨发现西南天空出现大批飞机，于是连忙向县政府报告。但是电话铃响了许久无人理睬，原因是唯一一个防空警报员早早下班赶街去了。
十一时十五分，第一批日本轰炸机二十七架，排着整齐的三角队形飞临保山上空。飞机隆隆的马达声引起人们的注意。由于事先无人报警，加上最近城里一直传闻美国飞机将进驻保山机场，因此民众都以为美机光临，欢欣鼓舞，孩子们向空中欢呼雀跃。这种情形与仰光和东京的灾难十分相似，区别仅仅在于保山太小而人群又太密集，这样就注定轰炸的后果更加惨重。
只有运动场内一名教师认出飞机的太阳机徽，连忙将学生带到山坡下隐蔽，避免了更多无知的牺牲。
日机在保山上空盘旋一周，然后不慌不忙地低飞投弹。第一批重磅炸弹准确地落在了县城中心的大街上，炸坍了百货商号和南洋大旅社。由于街上汇聚了太多南来北往的车辆和行人，因此炸弹几乎无一例外地落进人群里爆炸，把地上炸出许多触目惊心的大坑来。
紧接着第二轮呼啸的炸弹又炸坍了无数民房，炸起很多粉红色的肉末和血雾来。保山城到处黑烟冲天，死尸壅道，天崩地裂的巨响不绝于耳。尽管侥幸活着的人群大梦初醒，鬼哭狼嚎地往城外逃命，然而日本飞机仍不肯放过他们。飞机到处追逐人群，把雨点般的炸弹和机枪子弹往他们头上倾泻。
许多年后，当我回滇西采访时，在南洋大旅社的旧址上已经矗立起相当规模的百货大楼。舞厅霓虹灯和迪斯科音乐的节奏日甚一日地覆盖着小城的夜生活。但是当地人并没有忘记过去。一位老人用拐杖咚咚地拄着地面说：“呶，就在这下面，还埋着上万人的尸骨哪！”
我觉得那拐杖仿佛拄在我的胸口上。
亲自参加轰炸的日本第五飞行师团少将师团长河原利明在给南方军总司令的电报中称：
“我确信轰炸（保山）已达到动摇和摧毁怒江守军意志之目的，该城至少在半年之内不能被用作敌人的屯兵之地。”（缅甸作战）
保山惨遭轰炸，全城夷为焦土。史志载：“城中原有一条小河，河水变色，数日不见清澈。”据统计，全城百分之九十民房被毁，民众死伤逾数万人。五月的滇西，气候炎热，大量死尸腐烂，无人掩埋，于是野狗当道，瘟疫流行，当地人死于瘟疫者甚众。后来瘟疫又扩散到云南全省和四川、贵州、广西等地，有确切资料表明，这年全国瘟疫肆虐，死人多达数十万。
保山既毁于轰炸，民众生灵涂炭，然唯独城内一座孔庙幸免于难。当是时，庙中躲避飞机者数百人，竟无一伤亡，被当地人传为奇谈。著名云南地方史专家方国瑜教授著书记载此事云：“两处正殿，均供孔圣，正气所慑，大殿巍然无恙，是为一奇也。”（见方国瑜著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由于孔圣显灵的奇迹，孔庙从此香火鼎盛，历数十载不衰。该庙后毁于“文化大革命”
保山大轰炸当晚，一支驻扎在城外的滇军部队“息烽旅”开进城来。他们不是来救民于水火，而是趁着月黑风高兵荒马乱，将全城幸存的商号钱庄统统洗劫一空，将死人和未死之人的金银钱财席卷而去。乱兵还扮作蒙面盗匪，奸淫妇女，杀人纵火，保山再经浩劫，终于沦为一座死城。
公然纵兵洗劫保山的罪魁祸首是“息烽旅”旅长，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公子龙奎亘。后来保山官员和乡绅联名将龙公子告到重庆中央政府，龙云为了平息民愤，将恶棍儿子软禁了三个月，然后调到一处不打仗的地方当师长。
“五四”保山大轰炸只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无数血债中的一笔，它距离美机轰炸东京只有两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试图以“下令处死被俘美国飞行员”一事对日本天皇起诉。日本政府辩解说，那些飞行员轰炸东京时确曾犯有屠杀平民罪。起诉无效。
循例追究，日本方面应该有多少人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负责呢？从东北“九一八”事变算起，在长达十四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方面死难同胞逾三千万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即使以30：1的不公平比例计算，日本方面应受到追究和起诉的战争罪犯都该在百万人以上，其中最大的战犯是日本天皇。日本政府还理应对中国的战争损失和经济破坏支付巨额战争赔款。
可是我们没能看到这样的审判。
裕仁天皇在世时，依然高高在上，他的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据说中国人主动放弃了战争赔款要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只判处七名战犯死刑，十八人监禁。
这就是历史。
5
我头次经过怒江峡谷是在公元一九七一年雨季。
那年我们从内地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插队，从成都出发，沿途颠簸将近一星期。有天车队突然停下，我们纷纷从车厢探头张望，原来云驻雨收，汽车已经来到一条大江边。
这是一座险峻的大峡谷。
峡谷两岸悬崖壁立，重崖叠嶂，谷底大江奔腾，吼声如雷，令人胆战心惊。一座巨大的钢索吊桥凌空飞架，几十根黑色钢缆将崖石紧紧咬定，把两岸公路连成一线。
桥头有许多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士兵，乘客过桥一律下车步行接受检查。一些跟来护送的家长和老师到这里不得不返回。许多同学终于意识到再往前走就是荒凉的边疆，而森严的大桥从此把家乡和亲人割断，于是唤起“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壮情绪，软弱的女同学率先哭成一团，一时间引起桥头岸边许多人抹眼泪。
我走过大桥，回眸张望，才发现山崖的石壁上镌刻着三个雄奇遒劲的大字——
“惠通桥”
惠通桥始建于明朝末年，初为铁链索桥，它位于滇缅公路（中国段）六百公里处，是连接怒江两岸的唯一通道。一九三六年，新加坡华侨梁金山先生慷慨捐资，将旧桥改建为新式柔型钢索大吊桥。吊桥全长二百零五米，跨径一百零九米，由十七根句型德国钢缆飞架而成，最大负重七吨。至一九七七年新建钢骨水泥大桥落成通车，吊桥始废弃不用。
进入公元一九四二年五月，缅甸前线风声日紧。从西岸涌来的败兵和难民队伍骤然增多，人们带来的全是坏消息，大桥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五月二日，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将军从畹町撤往昆明，途经惠通桥，给大桥留下一队宪兵和工兵。马将军授权宪兵队长张祖武接管大桥，一旦情况紧急立即炸桥。
张祖武，广西人，行伍出身，军阶少校。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当地史志资料为其立传，仅留一言，云：“身量短小，善使枪，勇猛机智。”
五月四日，形势更趋紧张，西岸的盘山公路上，等待过桥的车流和人流一眼望不到头。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日本人坦克已经开进芒市。
芒市距惠通桥不到一百公里，如果日本人高兴，他们只消半天功夫就能把坦克开到江边来。如果他们事先派便衣混过桥来，张队长和他手下的几十个弟兄就只好举手乖乖地当俘虏或者提着脑袋回去交差。难道区区一队宪兵能挡住成千上万的日本大军么？
好在惠通桥是座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张队长命令工兵提前在桥上装好炸药，宪兵把守桥头，严防日本便衣混过桥来。
采取了措施，心头才觉得稳当。于是张队长命人搬来一把藤椅，亲自坐镇桥头检查过桥行人。
中午，日机轰炸保山，消息传来，人群哗然。下午二时，一架涂膏药旗的飞机反复掠过惠通桥，既未扫射，亦未投弹。四时，又有三架飞机掠过。受惊的人群只想快快过桥，拥来挤去，吊桥被压得剧烈摇晃，竟有好几个人被晃下江里去。好容易恢复了过桥秩序，时间已经临近了那个危机四伏的黄昏。
六时许，一辆灰尘仆仆的破卡车从保山开到桥头，欲与人流逆行过桥。宪兵不许，令其返回。车主何树鹏，自恃与“息烽旅”有瓜葛，出言不逊，被宪兵当众重赏两嘴巴。何车主受了委屈，只好忿忿然将汽车掉头。不料操作过猛，车头与另一车相撞，致使大桥阻塞。
张队长大怒，命令宪兵将卡车推下江去。何车主不允，呼天抢地，以身护车。队长火上浇油，以“妨碍执行军务罪”将何拖到江边枪毙。车主始惧，然为时已晚，一排枪弹打得他翻滚着跌下江岸。
骤起的枪声在暮色茫茫的峡谷中引起一连串巨大的回响。
受惊的人群涌来涌去，粗大的钢索吊桥发出嘎嘎的呻吟。宪兵为了平息骚动，再次对空鸣枪，于是这一排呼啸的枪弹就在无意中穿过茫茫的历史太空，将昨天那一瞬间的痕迹清晰地留在了我们今天乃至后人的历史书页里。
此事载入方国瑜先生所著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及保山、龙陵地方志中。
枪声骤起时，日本敢死队数百人扮作难民，潜械暗行，其尖兵小队距大桥已经不到两百米。钢索吊桥近在咫尺，过桥车辆人群历历在目。暮色掩护了阴险的日本人，也掩护了他们的紧张与不安。西岸的人们只巴望快快过桥，谁也没有察觉一个巨大的阴谋已经悄悄迫近。
时间再往前延伸一刻钟，不，也许再有十分钟，日本军队就将象神话传说中的天兵天将一样出现在桥头，占领这座通往胜利的战略要道。几小时后，坂口将军的坦克和步兵纵队将通过大桥进攻保山，然后再进攻昆明、贵阳，直至重庆，那时候，士气低落的中国人将无险可据，重庆政府腹背受敌，四面楚歌，没有人能够挽救他们的失败。
历史的长河在这里凝固了一刹那。
夜幕在降临，军队在潜行，巨大的邪恶与阴谋在黑暗中悄悄露出了狰狞。
但是偶然性帮了中国人的忙。
桥头骤起的枪声不仅震惊了西岸的难民，同时也震断了日本人内心绷紧的神经之弦。日本指挥官并不知道此刻大桥正在上演一幕微不足道的悲喜剧，他仅仅凭着军人的直觉，以为有人暴露目标，敌人已经戒备，于是在经过半秒钟思考和犹豫之后，就下令敢死队冲锋。一时间怒江西岸枪声大作，飞蝗般的弹雨将桥头的宪兵打得晕头转向，中弹的人群好像下饺子一样纷纷坠入江中。
历史的走向在这里发生了改变。上帝在最后一刻钟抛弃了大和民族的勇士。
张队长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打懵了几秒钟。他伏在地上，倾听机枪子弹带着哨音从头顶掠过，内心充满恐惧和绝望。当他终于判断出日本人尚未过桥时，后背上才渗出许多冷汗来。他暗暗庆幸那个倒霉的乡巴佬帮了他的忙，致使日本人提前暴露了目标。
这是一个戏剧性场面，生死攸关，一发千钧。上帝之手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序，不露痕迹。一台破卡车，一个无辜的乡下人充当这台大戏的主角，可见改变历史的并不都是伟人。
导火索点燃了，一溜淡蓝色火花嗤嗤响着，，像一条扭动的小青蛇迅疾地向大桥爬去。
日本人意识到情况不妙，冲在前面的敢死队员全都端着刺刀奋不顾身往桥上扑。他们呐喊着，眼睛冒着火，恨不得立即扭断那条企图使他们前功尽弃的毒蛇。然而他们的步伐毕竟迟到了。他们面前隔着一条宽阔的大江，一道狭窄的吊桥，一段无法逾越又无法缩短的空间距离。因此当第一名日本士兵刚刚来的及踏上大桥桥板，一个无比壮观的景象便在他的面前猛然展现开来。
一只橙黄色的大火球从桥头轰然升起，耀眼的弧光和迸射的火焰将峡谷和大江映得雪亮。紧接着巨大爆裂和猛烈的气浪将吊桥高高抛起，然后象一架破碎的玩具那样慢慢跌落下来。坠入黑沉沉的峡谷。高大的桥柱也被摇撼得站立不稳，终于好像喝多了的醉汉一样慢慢栽进江里，激起高高的水柱。
心如刀绞的日本人眼睁睁看着奇迹从他们的面前消失，江水复又无情地挡住去路，只好把仇恨和怒火发泄在尚未过江的中国老百姓身上。一连数日，西岸枪声不断，日本人大开杀戒，滥杀中国难民百姓数千。
历史终于将日本人在一九四二年辉煌胜利的句号划在了怒江西岸的废墟上。
由于惠通桥守军张祖武少校临危不惧及时炸毁大桥，阻挡了日军前进，因此有关部门提出予以嘉奖。不料在荣誉面前又有许多人站出来竞争，个个都有许多充足的理由和过硬的后台。于是这个功劳几经辗转，先是被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将军摘取，后来又被一位军衔更高的肖毅肃将军夺走，再后来重庆政府颁奖时，领奖人又变成两名：高参林蔚和肖毅肃二位将军共同分享。他们各领得一枚三级云麾勋章和一大笔奖金。肖将军后来果然身手不凡，在台湾做到“国防部次长”新闻记者不辨是非，只管摄下功臣的大幅照片到处宣传。张队长从此销声匿迹，无影无踪。
五月七日，日军步兵一个中队，携机关枪四挺，掷弹筒三具，沿腾龙公路向滇西名城腾冲徒步进发。腾冲为当时腾龙边区行政公署所在地，驻军为“息烽旅”一部及海关警察约一千五百余人，另有地方团练若干。闻日军来犯，号称“滇西王”的边区行政大员龙绳武仓皇出逃，携带烟土银钱数十驮，大小老婆十余人。各级官员闻风而动，官兵不战自乱，百姓入地无门，只好听天由命。
腾冲地方志载：
“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十日午后二时许，敌兵一百九十二人，不费一抢一弹，大步扬扬，把臂欢笑，直入腾冲。腾冲城内囤集甚丰敌尤喜出望外。”云云。
腾冲沦陷。
“人间天堂”之称的江浙沿海平原到处残垣断壁，一片肃杀。据战后盟军方面公布的调查材料称：“约有二十五万中国平民在扫荡中被屠杀，两万妇女被奸淫。”（太平洋战争）
这个数字是东京大轰炸伤亡人数的整整七百倍，与一九三七年“南京大屠杀”遇害人数接近。
“杜立德大轰炸”的影响也迅速波及到缅甸战场。
四月二十二日，东京大本营给第十五军发出急电，命令该军“尽快在缅甸扩大战果，同时确立向重庆积极进攻的姿态，以有力兵团越过国境并攻击一切可能达到之地区”
东京急电的意图很明显：军部首脑担心美国人继续利用中国大陆作为基地轰炸日本本土，因此决心不惜代价打垮重庆政府或者迫使蒋介石和谈。缅甸作战作为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第十五军就必须全力以赴地向中国境内而不是向印度进攻。
这样，英国人得以逃之夭夭，中国人再次成为承受战争打击的主要目标。
为确保夹击中国的战略得以顺利实施，日本南方军又从西贡和马来半岛抽调三个师团增援缅甸，从而使侵缅日军总兵力达到七个师团近二十万人。
东京大轰炸的噩耗传到腊戌，在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中激起一片近似疯狂的屠杀和报复欲。本来，攻占腊戌的胜利使每一个日本士兵看上去都显得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城里到处是日本军人，每支部队都在放假、整理勤务和补充给养。当地人为了表示亲善，主动送来了许多粮食、水果和牛羊。不少喝得醉醺醺的日本人在大街上追逐花姑娘。只有那些被关押在车站里的中国俘虏抖抖索索挤在一起，无人理睬。
第一一四联队军曹一木太郎后来回忆那个突然传来的噩耗时写道：
“我看押的这些支那（中国）俘虏有四五十个，都穿着难看的灰军装，有的穿草鞋，有的打赤足。为了防止他们逃跑，都用绳子捆在一起。突然上田中尉气急败坏跑过来，大声吼叫把俘虏压倒河滩上去。河滩上已经聚集了许多日本人，大叫大嚷，这时我才知道原来东京遭到敌人飞机轰炸，连皇宫也不能幸免，真是令人悲痛的消息。我们联队是在本州编成的，许多官兵都是东京人，因此尤其悲痛。我看见许多人号啕大哭，有人喊：杀死这些支那猪！于是人们奔过来，拳打脚踢，石头砸，刺刀捅，河滩上惨叫声不绝于耳。一会儿功夫这群俘虏就被砸成了肉酱”（侵略者的自述）
四月三十日，日军第五十六师团奉命向中国境内进攻。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扑向缅甸最后一个大城市密支那，切断中国军退路；一路由坂口少将率领，沿滇缅公路向中国境内挺进。日本军人决心要让太阳旗升起在“一切可能到达之地区”
一周后，密支那被攻占。中国远征军退回国内的最后一线希望被掐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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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军事当局严密封锁了缅甸战败的消息，因此国内民众仍然被蒙在鼓里。报纸天天都在报道记者发自前线的胜利消息。过了将近半世纪后，当我坐在云南省一幢阴暗潮湿的图书馆里查阅资料时，才赫然发现那时候的国内报纸几乎千篇一律都用虚假的新闻欺骗民众。比如一九四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央日报宣称“同古大战战果辉煌，歼敌一个师团”四月各大报又争相刊登“仁安羌歼敌五千”的捷报。“彬文那重创敌寇一个师团”的消息尚未证实，国内舆论又开始展望“曼德勒会战胜利在望”云云。这些用谎言编织的胜利图景一度确实起到了鼓舞民众的作用，使他们躲在防空洞里逃避敌人飞机时对前途充满信心。只有五月初的一份云南日报在不显眼的位置上，刊登一则记者发自畹町的快讯。快讯寥寥数语，称“我军与敌在腊戌激战”对国内多数既无军事常识又无地理知识的人们来说，这则快讯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它报告的消息是在太平凡，太不起眼，不如那些捷报来的轰轰烈烈。只有少数头脑冷静的有识之士才会蓦然觉察形势不妙：既然缅战连连告捷，为什么远征军却在家门口与敌人发生激战呢？
当我在那幢发霉的楼房里坐够了半个月之后，终于有些明白中国的报纸为什么全都热衷于报喜不报忧的原因了。
腊戌失守，中国境内一片恐慌，滇缅公路陷入空前的混乱之中。成师成团从前线溃退下来的败兵，紧急疏散的政府机关和老百姓，扶老携幼的缅甸华侨和难民，组成一支规模空前的逃难大军。无数汽车、牛车、马车和手推车充塞道路，人流与车流混杂，一齐浩浩荡荡向内地转移。不久，滇缅公路沿线又开始销毁不及运走的美援物资，一时间到处火光冲天，远远近近的爆炸声不绝于耳。
五月二日，日军快速部队三千人越过国境，以十辆坦克开路攻陷畹町。三日，再占遮放、芒市。四日下午进入龙陵县城。张皇失措的第六军军长甘丽初眼看敌人将至，竟然下令炸毁一连坦克堵塞公路，以期迟滞敌人的行动。结果日军只花了两个小时就清除路障继续前进。
中国境内出人意料的混乱和空虚，使抱着决死信念的日本人大大松了一口气。本来滇缅公路地形极为险要，易守难攻，一连人便能阻击敌人，一团人可与敌人对峙，一师人能将敌人全部打垮或消灭。畹町沿线本来有远征军总预备队第六十六军两个师，却被这支三千人的日军队伍在四天之内一连撵了三百公里。
日军进攻速度之快，推进之顺利，不仅出乎中国人的意料，甚至大大超过日本指挥官的估计。当日本人的车队开进芒市街上时，站在街心的交通警察还在起劲地打手势，后来突然发现不对头，这才撒开脚丫子逃得无影无踪。
胜利鼓舞了势如破竹的日本军人。信心百倍的坂口指挥官决心再接再厉，创造一个把日本坦克开到中国境内“任何可能到达之地区”的奇迹。他确信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进军，横亘在他面前的壁障只有一个，那就是举世闻名的怒江天堑。
五月四日晚六时，日军快速纵队一部数百人扮作难民，车载步行，悄悄接近怒江大桥。
时值黄昏，暮色苍茫，车过松山，怒江大峡谷便赫然出现在眼前。举目四望，群山如黛，关山千重，大江如练，气象万千。一座铁索桥扼天险于一线，凌空飞架。江对岸，保山重镇的灯火隐约可见。
这就是滇西通往内地的咽喉要道——惠通桥。
保山古称永昌府，人口十万，为边关重镇历代朝廷都在保山设置郡、府、县，辖制滇西乃至密支那以远大片边土。一九三八年，滇缅公路修通后，这里又成为滇西最大的商业中心和物资中转站。
公元一九四二年五月四日，星期日。对于许多从未有过战争体验的保山民众来说，这一天将是该城历史上一个最悲惨、最黑暗的日子。
上午十时，省立保山中学与县立师范学校师生千余人在保山公园内举行“五四”庆祝集会，发表抗日演说，朗诵诗歌，演出歌舞话剧，吸引城内数千群众踊跃观看。集会后，学生们又举行田径运动会，意在鼓舞国人强健体质，拯救中华。
同日，保山逢街，四乡民众云集县城，肩挑车载，熙熙攘攘。尽管日前不断有小道消息从畹町、瑞丽传来，但是对于闭目塞听惯了的老百姓来说，只要战争不打到家门口，一切生活照旧。因此集市的生意依然做得红火。
十一时，婆海山防空监视哨发现西南天空出现大批飞机，于是连忙向县政府报告。但是电话铃响了许久无人理睬，原因是唯一一个防空警报员早早下班赶街去了。
十一时十五分，第一批日本轰炸机二十七架，排着整齐的三角队形飞临保山上空。飞机隆隆的马达声引起人们的注意。由于事先无人报警，加上最近城里一直传闻美国飞机将进驻保山机场，因此民众都以为美机光临，欢欣鼓舞，孩子们向空中欢呼雀跃。这种情形与仰光和东京的灾难十分相似，区别仅仅在于保山太小而人群又太密集，这样就注定轰炸的后果更加惨重。
只有运动场内一名教师认出飞机的太阳机徽，连忙将学生带到山坡下隐蔽，避免了更多无知的牺牲。
日机在保山上空盘旋一周，然后不慌不忙地低飞投弹。第一批重磅炸弹准确地落在了县城中心的大街上，炸坍了百货商号和南洋大旅社。由于街上汇聚了太多南来北往的车辆和行人，因此炸弹几乎无一例外地落进人群里爆炸，把地上炸出许多触目惊心的大坑来。
紧接着第二轮呼啸的炸弹又炸坍了无数民房，炸起很多粉红色的肉末和血雾来。保山城到处黑烟冲天，死尸壅道，天崩地裂的巨响不绝于耳。尽管侥幸活着的人群大梦初醒，鬼哭狼嚎地往城外逃命，然而日本飞机仍不肯放过他们。飞机到处追逐人群，把雨点般的炸弹和机枪子弹往他们头上倾泻。
许多年后，当我回滇西采访时，在南洋大旅社的旧址上已经矗立起相当规模的百货大楼。舞厅霓虹灯和迪斯科音乐的节奏日甚一日地覆盖着小城的夜生活。但是当地人并没有忘记过去。一位老人用拐杖咚咚地拄着地面说：“呶，就在这下面，还埋着上万人的尸骨哪！”
我觉得那拐杖仿佛拄在我的胸口上。
亲自参加轰炸的日本第五飞行师团少将师团长河原利明在给南方军总司令的电报中称：
“我确信轰炸（保山）已达到动摇和摧毁怒江守军意志之目的，该城至少在半年之内不能被用作敌人的屯兵之地。”（缅甸作战）
保山惨遭轰炸，全城夷为焦土。史志载：“城中原有一条小河，河水变色，数日不见清澈。”据统计，全城百分之九十民房被毁，民众死伤逾数万人。五月的滇西，气候炎热，大量死尸腐烂，无人掩埋，于是野狗当道，瘟疫流行，当地人死于瘟疫者甚众。后来瘟疫又扩散到云南全省和四川、贵州、广西等地，有确切资料表明，这年全国瘟疫肆虐，死人多达数十万。
保山既毁于轰炸，民众生灵涂炭，然唯独城内一座孔庙幸免于难。当是时，庙中躲避飞机者数百人，竟无一伤亡，被当地人传为奇谈。著名云南地方史专家方国瑜教授著书记载此事云：“两处正殿，均供孔圣，正气所慑，大殿巍然无恙，是为一奇也。”（见方国瑜著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由于孔圣显灵的奇迹，孔庙从此香火鼎盛，历数十载不衰。该庙后毁于“文化大革命”
保山大轰炸当晚，一支驻扎在城外的滇军部队“息烽旅”开进城来。他们不是来救民于水火，而是趁着月黑风高兵荒马乱，将全城幸存的商号钱庄统统洗劫一空，将死人和未死之人的金银钱财席卷而去。乱兵还扮作蒙面盗匪，奸淫妇女，杀人纵火，保山再经浩劫，终于沦为一座死城。
公然纵兵洗劫保山的罪魁祸首是“息烽旅”旅长，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公子龙奎亘。后来保山官员和乡绅联名将龙公子告到重庆中央政府，龙云为了平息民愤，将恶棍儿子软禁了三个月，然后调到一处不打仗的地方当师长。
“五四”保山大轰炸只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无数血债中的一笔，它距离美机轰炸东京只有两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试图以“下令处死被俘美国飞行员”一事对日本天皇起诉。日本政府辩解说，那些飞行员轰炸东京时确曾犯有屠杀平民罪。起诉无效。
循例追究，日本方面应该有多少人为发生在中国土地上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负责呢？从东北“九一八”事变算起，在长达十四年的日本侵华战争中，中国方面死难同胞逾三千万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手无寸铁的平民。即使以30：1的不公平比例计算，日本方面应受到追究和起诉的战争罪犯都该在百万人以上，其中最大的战犯是日本天皇。日本政府还理应对中国的战争损失和经济破坏支付巨额战争赔款。
可是我们没能看到这样的审判。
裕仁天皇在世时，依然高高在上，他的双手沾满中国人民的鲜血。据说中国人主动放弃了战争赔款要求。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只判处七名战犯死刑，十八人监禁。
这就是历史。
5
我头次经过怒江峡谷是在公元一九七一年雨季。
那年我们从内地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插队，从成都出发，沿途颠簸将近一星期。有天车队突然停下，我们纷纷从车厢探头张望，原来云驻雨收，汽车已经来到一条大江边。
这是一座险峻的大峡谷。
峡谷两岸悬崖壁立，重崖叠嶂，谷底大江奔腾，吼声如雷，令人胆战心惊。一座巨大的钢索吊桥凌空飞架，几十根黑色钢缆将崖石紧紧咬定，把两岸公路连成一线。
桥头有许多荷枪实弹的解放军士兵，乘客过桥一律下车步行接受检查。一些跟来护送的家长和老师到这里不得不返回。许多同学终于意识到再往前走就是荒凉的边疆，而森严的大桥从此把家乡和亲人割断，于是唤起“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悲壮情绪，软弱的女同学率先哭成一团，一时间引起桥头岸边许多人抹眼泪。
我走过大桥，回眸张望，才发现山崖的石壁上镌刻着三个雄奇遒劲的大字——
“惠通桥”
惠通桥始建于明朝末年，初为铁链索桥，它位于滇缅公路（中国段）六百公里处，是连接怒江两岸的唯一通道。一九三六年，新加坡华侨梁金山先生慷慨捐资，将旧桥改建为新式柔型钢索大吊桥。吊桥全长二百零五米，跨径一百零九米，由十七根句型德国钢缆飞架而成，最大负重七吨。至一九七七年新建钢骨水泥大桥落成通车，吊桥始废弃不用。
进入公元一九四二年五月，缅甸前线风声日紧。从西岸涌来的败兵和难民队伍骤然增多，人们带来的全是坏消息，大桥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五月二日，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将军从畹町撤往昆明，途经惠通桥，给大桥留下一队宪兵和工兵。马将军授权宪兵队长张祖武接管大桥，一旦情况紧急立即炸桥。
张祖武，广西人，行伍出身，军阶少校。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当地史志资料为其立传，仅留一言，云：“身量短小，善使枪，勇猛机智。”
五月四日，形势更趋紧张，西岸的盘山公路上，等待过桥的车流和人流一眼望不到头。未经证实的消息说，日本人坦克已经开进芒市。
芒市距惠通桥不到一百公里，如果日本人高兴，他们只消半天功夫就能把坦克开到江边来。如果他们事先派便衣混过桥来，张队长和他手下的几十个弟兄就只好举手乖乖地当俘虏或者提着脑袋回去交差。难道区区一队宪兵能挡住成千上万的日本大军么？
好在惠通桥是座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张队长命令工兵提前在桥上装好炸药，宪兵把守桥头，严防日本便衣混过桥来。
采取了措施，心头才觉得稳当。于是张队长命人搬来一把藤椅，亲自坐镇桥头检查过桥行人。
中午，日机轰炸保山，消息传来，人群哗然。下午二时，一架涂膏药旗的飞机反复掠过惠通桥，既未扫射，亦未投弹。四时，又有三架飞机掠过。受惊的人群只想快快过桥，拥来挤去，吊桥被压得剧烈摇晃，竟有好几个人被晃下江里去。好容易恢复了过桥秩序，时间已经临近了那个危机四伏的黄昏。
六时许，一辆灰尘仆仆的破卡车从保山开到桥头，欲与人流逆行过桥。宪兵不许，令其返回。车主何树鹏，自恃与“息烽旅”有瓜葛，出言不逊，被宪兵当众重赏两嘴巴。何车主受了委屈，只好忿忿然将汽车掉头。不料操作过猛，车头与另一车相撞，致使大桥阻塞。
张队长大怒，命令宪兵将卡车推下江去。何车主不允，呼天抢地，以身护车。队长火上浇油，以“妨碍执行军务罪”将何拖到江边枪毙。车主始惧，然为时已晚，一排枪弹打得他翻滚着跌下江岸。
骤起的枪声在暮色茫茫的峡谷中引起一连串巨大的回响。
受惊的人群涌来涌去，粗大的钢索吊桥发出嘎嘎的呻吟。宪兵为了平息骚动，再次对空鸣枪，于是这一排呼啸的枪弹就在无意中穿过茫茫的历史太空，将昨天那一瞬间的痕迹清晰地留在了我们今天乃至后人的历史书页里。
此事载入方国瑜先生所著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及保山、龙陵地方志中。
枪声骤起时，日本敢死队数百人扮作难民，潜械暗行，其尖兵小队距大桥已经不到两百米。钢索吊桥近在咫尺，过桥车辆人群历历在目。暮色掩护了阴险的日本人，也掩护了他们的紧张与不安。西岸的人们只巴望快快过桥，谁也没有察觉一个巨大的阴谋已经悄悄迫近。
时间再往前延伸一刻钟，不，也许再有十分钟，日本军队就将象神话传说中的天兵天将一样出现在桥头，占领这座通往胜利的战略要道。几小时后，坂口将军的坦克和步兵纵队将通过大桥进攻保山，然后再进攻昆明、贵阳，直至重庆，那时候，士气低落的中国人将无险可据，重庆政府腹背受敌，四面楚歌，没有人能够挽救他们的失败。
历史的长河在这里凝固了一刹那。
夜幕在降临，军队在潜行，巨大的邪恶与阴谋在黑暗中悄悄露出了狰狞。
但是偶然性帮了中国人的忙。
桥头骤起的枪声不仅震惊了西岸的难民，同时也震断了日本人内心绷紧的神经之弦。日本指挥官并不知道此刻大桥正在上演一幕微不足道的悲喜剧，他仅仅凭着军人的直觉，以为有人暴露目标，敌人已经戒备，于是在经过半秒钟思考和犹豫之后，就下令敢死队冲锋。一时间怒江西岸枪声大作，飞蝗般的弹雨将桥头的宪兵打得晕头转向，中弹的人群好像下饺子一样纷纷坠入江中。
历史的走向在这里发生了改变。上帝在最后一刻钟抛弃了大和民族的勇士。
张队长被突如其来的枪声打懵了几秒钟。他伏在地上，倾听机枪子弹带着哨音从头顶掠过，内心充满恐惧和绝望。当他终于判断出日本人尚未过桥时，后背上才渗出许多冷汗来。他暗暗庆幸那个倒霉的乡巴佬帮了他的忙，致使日本人提前暴露了目标。
这是一个戏剧性场面，生死攸关，一发千钧。上帝之手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序，不露痕迹。一台破卡车，一个无辜的乡下人充当这台大戏的主角，可见改变历史的并不都是伟人。
导火索点燃了，一溜淡蓝色火花嗤嗤响着，，像一条扭动的小青蛇迅疾地向大桥爬去。
日本人意识到情况不妙，冲在前面的敢死队员全都端着刺刀奋不顾身往桥上扑。他们呐喊着，眼睛冒着火，恨不得立即扭断那条企图使他们前功尽弃的毒蛇。然而他们的步伐毕竟迟到了。他们面前隔着一条宽阔的大江，一道狭窄的吊桥，一段无法逾越又无法缩短的空间距离。因此当第一名日本士兵刚刚来的及踏上大桥桥板，一个无比壮观的景象便在他的面前猛然展现开来。
一只橙黄色的大火球从桥头轰然升起，耀眼的弧光和迸射的火焰将峡谷和大江映得雪亮。紧接着巨大爆裂和猛烈的气浪将吊桥高高抛起，然后象一架破碎的玩具那样慢慢跌落下来。坠入黑沉沉的峡谷。高大的桥柱也被摇撼得站立不稳，终于好像喝多了的醉汉一样慢慢栽进江里，激起高高的水柱。
心如刀绞的日本人眼睁睁看着奇迹从他们的面前消失，江水复又无情地挡住去路，只好把仇恨和怒火发泄在尚未过江的中国老百姓身上。一连数日，西岸枪声不断，日本人大开杀戒，滥杀中国难民百姓数千。
历史终于将日本人在一九四二年辉煌胜利的句号划在了怒江西岸的废墟上。
由于惠通桥守军张祖武少校临危不惧及时炸毁大桥，阻挡了日军前进，因此有关部门提出予以嘉奖。不料在荣誉面前又有许多人站出来竞争，个个都有许多充足的理由和过硬的后台。于是这个功劳几经辗转，先是被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将军摘取，后来又被一位军衔更高的肖毅肃将军夺走，再后来重庆政府颁奖时，领奖人又变成两名：高参林蔚和肖毅肃二位将军共同分享。他们各领得一枚三级云麾勋章和一大笔奖金。肖将军后来果然身手不凡，在台湾做到“国防部次长”新闻记者不辨是非，只管摄下功臣的大幅照片到处宣传。张队长从此销声匿迹，无影无踪。
五月七日，日军步兵一个中队，携机关枪四挺，掷弹筒三具，沿腾龙公路向滇西名城腾冲徒步进发。腾冲为当时腾龙边区行政公署所在地，驻军为“息烽旅”一部及海关警察约一千五百余人，另有地方团练若干。闻日军来犯，号称“滇西王”的边区行政大员龙绳武仓皇出逃，携带烟土银钱数十驮，大小老婆十余人。各级官员闻风而动，官兵不战自乱，百姓入地无门，只好听天由命。
腾冲地方志载：
“民国三十一年五月十日午后二时许，敌兵一百九十二人，不费一抢一弹，大步扬扬，把臂欢笑，直入腾冲。腾冲城内囤集甚丰敌尤喜出望外。”云云。
腾冲沦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