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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除了那些不可信的人物之外，特劳特的许多故事严格地说根本不是科幻小说。沙登弗洛伊特医生不是科幻小说，除非哪个人没有一点幽默感，把精神病学当做科学。继沙登弗洛伊特医生之后，他投进文学艺术院垃圾篓里的是一篇以虚构手法描写的真人真事小说掩体里的宾戈1游艺会。那时时震已日益迫近。
这个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的欧洲，在德国柏林一片瓦砾之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宽敞的防弹掩体之中。在故事中，特劳特把他经历的那场战争，也是我经历的那场战争，称为“西方文明第二次未遂自杀”他在平时言谈中也这么说。有一次当着我的面还加了这么一句话“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努力，努力，请继续努力。”
掩体铁门上方的街面上，苏联的坦克和步兵只有几百码之遥。“希特勒这个人类中最最讨厌的家伙被困在底下，”特劳特写道“已经是六神无主。与他一起被困在掩体里的还有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和几个亲密朋友，包括他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以及戈培尔的妻子和孩子。”
由于已经不存在任何值得作出决断的事可做，希特勒向爱娃求婚。她居然答应了！
故事讲到这儿，特劳特用反问句问了一句，让这句插入语单独自成一段：“见什么鬼了？”
在婚礼仪式当中，每个人都忘却了自己的处境。但是，当新郎吻了新娘之后，婚礼冷场了。“戈培尔一只脚畸形。”
特劳特写道“但是戈培尔从来就有一只畸形脚。这不是问题所在。”
戈培尔想起了他的孩子们带着一种叫宾戈的游戏纸牌。这是四个月以前布尔奇战役中从美国兵手里缴获来的，完好无损。我本人也是在那场战斗中被完好无损地缴获的。为了节约资源，德国已经不再自己生产宾戈游戏牌。
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掩体里的成年人在希特勒兴起以及现在走向灭亡时期一直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只有戈培尔家的两个孩子知道这牌怎么玩法。他们的邻居家有一副战前的宾戈牌，他们是从那儿学会的。
故事中出现了一个奇异的场面：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解释着如何玩宾戈，成了包括偏执狂希特勒在内的纳粹帝国王朝的中心。
多亏了达德雷普林斯，我们现在才会有掩体里的宾戈游艺会以及其他四篇特劳特在时震之前扔在文学艺术院门前的小说。在头一遍，也就是那个十年尚不是复制品的时候，普林斯一直相信那个捡破烂的女人把垃圾篓当做信箱，知道他会透过钢板大门的猫眼观看她那疯子的舞蹈。
这一点莫妮卡佩帕根本不信。
每当普林斯拿到一篇小说，他就苦思冥想，希望发现密藏在其中的天旨神谕。不管是不是重播，下班以后，他是个孤独的非洲裔美国人。
第二十章
二一年夏天在离宫，达德雷普林斯将一卷故事稿子交到了特劳特的手中。特劳特本以为，卫生部早已将他的手稿或者焚烧，或者掩埋，或者倾倒到了远离岸边的海中，除了他本人以外，不再会有人阅读。根据他自己对我说的话，当时他裸体盘膝坐在欧内斯特海明威套间的大床上，满心不悦地翻阅着那一捆邋遢的稿纸。那天天气炎热，他刚从“极可意”浴缸1中出来。
但那时他的目光停落在小说的一个场景上：两个小反犹太分子正在教穿着戏装般军服的纳粹高级将领如何玩宾戈。特劳特从来都认为，作为作家自己一文不值，但此时他对自己写下的精彩片断惊叹不已。他称赞这段描写是圣经中以赛亚书的回响：“狼将和羔羊同居一穴，豹和幼羚并卧歇息。幼狮和仔畜相处为伴。一个小孩带领它们。”
“仔畜”指的是育肥待宰的幼畜。
“我读了那一段，”特劳特对我和莫妮卡说“然后我问自己，‘这东西我是怎么弄出来的？’”
我不是第一次听到一个人在干成了一件出色的工作后提出这样的讨人喜欢的问题。早在时震发生很久以前，我在科德角的巴恩斯特布尔村有一幢老式的大房子，在那里我和我的第一个妻子简玛丽冯内古特——她的娘家姓是考克斯——一起养育着四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我从事写作的耳房已摇摇欲塌。
我把耳房全部推倒拆走，雇用与我同龄的朋友泰德阿德勒按照老耳房的模样再重造一间。泰德是个技术不错的打杂工。他一个人建起了墙基。搅拌水泥车来浇水泥时也是由他监工。他亲自把水泥板安放在墙基上面。他造了整个耳房的构架后，铺上屋顶盖板，钉上披迭板，盖上木瓦，排设电线。他安上门窗，又在内壁将石膏灰胶纸夹板固定好。
固定石膏灰胶纸夹板是最后一道工序。室内外的油漆由我自己来刷。我告诉泰德我至少想参与一点，不然他连涂漆的事也一起做掉了。他完成了所有工作，把我不想要来做引火柴的余料碎片扔刊垃圾堆里后，叫我同他一起站在外面，从三十码之外欣赏我的新耳房。
接着他问了这个问题：“这东西我是怎么弄出来的？”
直到一九九六年的夏天，这句问话一直是我最爱引用的三句话之一。三句话中的两句都是提问，而不是任何类型的善意规劝。第二句是耶稣基督的话：“他们视我为何人？”
第三句来自我那个当小儿科医生、爱水彩画、吹萨克斯管的儿子马克。我在另一本书中已经引过这句话：“不管是什么，我们都要互相配合，一起克服。”
有人会提出异议：“亲爱的冯内古特医生，我们不可能全去当小儿科医生。”
掩体里的宾戈游艺会中，纳粹分子在玩牌，由那个也许是历史上效率最高的宣传部长高声喊出玩牌人配出的胜方和负方。这些深藏在地下的战争罪犯，在纸牌游戏中得到了解脱，就好像那些温顺的老女佣至今一直能在教堂聚会中缓解痛苦一样。
好几个战犯都佩戴着铁十字勋章，这种勋章德国只授予在战场上表现出极度勇敢精神的人。这样的勇士足以归入精神变态者之列。希特勒佩着一枚。是他在西方文明第一次未遂自杀企图中当下士时得来的。
在第二次笨拙的自杀行为中，我是个陆军一等兵。像欧内斯特海明威一样，我从来没向任何人开过枪。也许希特勒也从来没玩过这个大把戏。他不是因为杀了很多人而获得国家的最高表彰。他是作为一名异常勇敢的通讯兵而获得勋章的。在战场上，并不是每个人只管杀人，不管其他。我本人是个情报侦察兵，到我方尚未占领的区域，侦探敌情。如果遇到敌人，我不是去同他们作战，而是要潜藏隐蔽起来，保存自己，以便向上级汇报敌人在何方，据我所观察他们在干些什么。
那是寒冬腊月，而我本人也被授予了等级倒数第二的勋章，因长了冻疮而得紫心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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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除了那些不可信的人物之外，特劳特的许多故事严格地说根本不是科幻小说。沙登弗洛伊特医生不是科幻小说，除非哪个人没有一点幽默感，把精神病学当做科学。继沙登弗洛伊特医生之后，他投进文学艺术院垃圾篓里的是一篇以虚构手法描写的真人真事小说掩体里的宾戈1游艺会。那时时震已日益迫近。
这个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的欧洲，在德国柏林一片瓦砾之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宽敞的防弹掩体之中。在故事中，特劳特把他经历的那场战争，也是我经历的那场战争，称为“西方文明第二次未遂自杀”他在平时言谈中也这么说。有一次当着我的面还加了这么一句话“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努力，努力，请继续努力。”
掩体铁门上方的街面上，苏联的坦克和步兵只有几百码之遥。“希特勒这个人类中最最讨厌的家伙被困在底下，”特劳特写道“已经是六神无主。与他一起被困在掩体里的还有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和几个亲密朋友，包括他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以及戈培尔的妻子和孩子。”
由于已经不存在任何值得作出决断的事可做，希特勒向爱娃求婚。她居然答应了！
故事讲到这儿，特劳特用反问句问了一句，让这句插入语单独自成一段：“见什么鬼了？”
在婚礼仪式当中，每个人都忘却了自己的处境。但是，当新郎吻了新娘之后，婚礼冷场了。“戈培尔一只脚畸形。”
特劳特写道“但是戈培尔从来就有一只畸形脚。这不是问题所在。”
戈培尔想起了他的孩子们带着一种叫宾戈的游戏纸牌。这是四个月以前布尔奇战役中从美国兵手里缴获来的，完好无损。我本人也是在那场战斗中被完好无损地缴获的。为了节约资源，德国已经不再自己生产宾戈游戏牌。
由于这个原因，也由于掩体里的成年人在希特勒兴起以及现在走向灭亡时期一直忙得不可开交，因此只有戈培尔家的两个孩子知道这牌怎么玩法。他们的邻居家有一副战前的宾戈牌，他们是从那儿学会的。
故事中出现了一个奇异的场面：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解释着如何玩宾戈，成了包括偏执狂希特勒在内的纳粹帝国王朝的中心。
多亏了达德雷普林斯，我们现在才会有掩体里的宾戈游艺会以及其他四篇特劳特在时震之前扔在文学艺术院门前的小说。在头一遍，也就是那个十年尚不是复制品的时候，普林斯一直相信那个捡破烂的女人把垃圾篓当做信箱，知道他会透过钢板大门的猫眼观看她那疯子的舞蹈。
这一点莫妮卡佩帕根本不信。
每当普林斯拿到一篇小说，他就苦思冥想，希望发现密藏在其中的天旨神谕。不管是不是重播，下班以后，他是个孤独的非洲裔美国人。
第二十章
二一年夏天在离宫，达德雷普林斯将一卷故事稿子交到了特劳特的手中。特劳特本以为，卫生部早已将他的手稿或者焚烧，或者掩埋，或者倾倒到了远离岸边的海中，除了他本人以外，不再会有人阅读。根据他自己对我说的话，当时他裸体盘膝坐在欧内斯特海明威套间的大床上，满心不悦地翻阅着那一捆邋遢的稿纸。那天天气炎热，他刚从“极可意”浴缸1中出来。
但那时他的目光停落在小说的一个场景上：两个小反犹太分子正在教穿着戏装般军服的纳粹高级将领如何玩宾戈。特劳特从来都认为，作为作家自己一文不值，但此时他对自己写下的精彩片断惊叹不已。他称赞这段描写是圣经中以赛亚书的回响：“狼将和羔羊同居一穴，豹和幼羚并卧歇息。幼狮和仔畜相处为伴。一个小孩带领它们。”
“仔畜”指的是育肥待宰的幼畜。
“我读了那一段，”特劳特对我和莫妮卡说“然后我问自己，‘这东西我是怎么弄出来的？’”
我不是第一次听到一个人在干成了一件出色的工作后提出这样的讨人喜欢的问题。早在时震发生很久以前，我在科德角的巴恩斯特布尔村有一幢老式的大房子，在那里我和我的第一个妻子简玛丽冯内古特——她的娘家姓是考克斯——一起养育着四个男孩和两个女孩。我从事写作的耳房已摇摇欲塌。
我把耳房全部推倒拆走，雇用与我同龄的朋友泰德阿德勒按照老耳房的模样再重造一间。泰德是个技术不错的打杂工。他一个人建起了墙基。搅拌水泥车来浇水泥时也是由他监工。他亲自把水泥板安放在墙基上面。他造了整个耳房的构架后，铺上屋顶盖板，钉上披迭板，盖上木瓦，排设电线。他安上门窗，又在内壁将石膏灰胶纸夹板固定好。
固定石膏灰胶纸夹板是最后一道工序。室内外的油漆由我自己来刷。我告诉泰德我至少想参与一点，不然他连涂漆的事也一起做掉了。他完成了所有工作，把我不想要来做引火柴的余料碎片扔刊垃圾堆里后，叫我同他一起站在外面，从三十码之外欣赏我的新耳房。
接着他问了这个问题：“这东西我是怎么弄出来的？”
直到一九九六年的夏天，这句问话一直是我最爱引用的三句话之一。三句话中的两句都是提问，而不是任何类型的善意规劝。第二句是耶稣基督的话：“他们视我为何人？”
第三句来自我那个当小儿科医生、爱水彩画、吹萨克斯管的儿子马克。我在另一本书中已经引过这句话：“不管是什么，我们都要互相配合，一起克服。”
有人会提出异议：“亲爱的冯内古特医生，我们不可能全去当小儿科医生。”
掩体里的宾戈游艺会中，纳粹分子在玩牌，由那个也许是历史上效率最高的宣传部长高声喊出玩牌人配出的胜方和负方。这些深藏在地下的战争罪犯，在纸牌游戏中得到了解脱，就好像那些温顺的老女佣至今一直能在教堂聚会中缓解痛苦一样。
好几个战犯都佩戴着铁十字勋章，这种勋章德国只授予在战场上表现出极度勇敢精神的人。这样的勇士足以归入精神变态者之列。希特勒佩着一枚。是他在西方文明第一次未遂自杀企图中当下士时得来的。
在第二次笨拙的自杀行为中，我是个陆军一等兵。像欧内斯特海明威一样，我从来没向任何人开过枪。也许希特勒也从来没玩过这个大把戏。他不是因为杀了很多人而获得国家的最高表彰。他是作为一名异常勇敢的通讯兵而获得勋章的。在战场上，并不是每个人只管杀人，不管其他。我本人是个情报侦察兵，到我方尚未占领的区域，侦探敌情。如果遇到敌人，我不是去同他们作战，而是要潜藏隐蔽起来，保存自己，以便向上级汇报敌人在何方，据我所观察他们在干些什么。
那是寒冬腊月，而我本人也被授予了等级倒数第二的勋章，因长了冻疮而得紫心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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