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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的學生無關。”我答知道，又施一禮，纔出來了。
希聖出走，頗有人暗暗稱心，且有人為了討好，讕言希聖有神經病，近來哭
過幾回，我聽了很不喜，及汪先生從青島回來，在中全會報告畢，我請間跟汪先
生到鄰室，與他說、“方今和平運動以義合，宗武我與之無素，希聖是不合則去
，今其家眷尚在此。昔宋祖稱趙普之妻為嫂，想必先生能全朋友始終之義。”汪
先生道、“我亦是這個意思，所以剛纔我報告僅到此為止，即是不許他們輕薄。
希聖的家眷可派他的學生送到香港。”
汪先生這樣灑然，是因近來交涉進入現實的階段，不免重新思省日方，思省
蔣先生，思省他自己。他以為高陶事件倒也是給日方一個教訓，且這二人到重慶
見了蔣先生但凡照實講，使那邊曉得這邊的情形，亦不為無益。
高陶發表的密約亦可說是事實，亦可說不是事實。前此汪先生到日本與近衛
首相當面談妥的和約草案，汪夫人給我看過，當頭有一條即是軍事同盟，我還說
這條不好，要防日美開戰被牽入，汪夫人道、“這回汪先生與近衛二人是用筆談
，連翻譯亦不用，汪先生亦曾率直言明對軍事同盟有顧慮，近衛說日美決無開戰
之事，汪先生纔同意的。”我道、“形勢將非近衛所能作主，日美戰爭我看難免。”汪夫人不樂道、“人家是以負責的地位說此話的。”我遂默然。再看下去，
關于經濟文化的條文，惟云兩國以平等互惠，緊密合作，這只是原則，方式可是
要保留到全面和平后二年內日軍撤退了纔商談。惟華北為兩國共同防共，未免特
殊化，但根據的只是同盟條約，即將來形勢變遷，同盟解除，特權自亦隨之消滅。可是汪先生到上海后，與影佐禎昭他們交涉從日軍佔領體制現狀收回主權，俾
可組織政府。日方遂有意把基本和約與戰時暫定的協定混為一談，單方面提出了
一個草案即是高陶發表的密約草案，但因這邊堅拒，遂成擱淺。及被高陶發表了
，日方果然也驚，不得不又把基本和約與戰時暫定的協定分開，后來南京政府成
立，頒佈的基本和約，即大體依照當初汪先生與近衛所作的，僅是些原則，多少
也是高陶事件之賜。
可是一面在交涉要從日軍佔領體制現狀收回主權，真亦甚非容易，汪先生往
往為條款里的一個字，夜里睡不著起來徬徨。前此臨時維新兩政府所訂的協定，
隨著兩政府的解消，日方答應汪先生可把來改正或廢棄，汪先生一次與我說起，
歎息痛恨道、“原來他們竟連玄武州的魚亦都已斷送與日本人！”
汪先生從與近衛及琨地日軍交涉的經過，深感若能全面和，條件可以更好，
所以最后又一次電勸蔣先生主持議和，蔣先生仍不答，這邊纔管自組織政府。汪
先生的新語是、“從局部和平祈致全面和平。”
組府時我見諸人紛紛營謀，因稱病數日不到汪公館。林柏生不樂周佛海，恨
朱樸之兩頭跑，告訴汪先生說是朱樸之教蘭成反，汪先生大怒，即刻打電話與佛
海說、“你得當心那朱樸之是小人！”是晚我在中華日報，樸之來信痛哭流涕，
說“不知何處開罪吾兄，使弟蒙此奇冤”柏生亦忙差泳今來與我說知，我道、
“汪先生若問我，我不能欺騙，但我可以不答。”第二天汪先生果然叫我去，柏
生在旁一直擔心，見汪先生不提，他纔胸口一塊石頭落地。
汪先生只問我身體可好些了，隨就親自上樓取來一千元，與我為醫藥之用。
汪先生不開支票，且數目亦總是一千元兩千元，倒是有民間人家對朋友的親切。
汪先生因道、“這幾天為人事，蘭成先生是自己人，所以且放后，但我亦已擬就
了。”是有三個職位由我選擇，行政院政務處長，立法院外交委員長，宣傳部政
務次長。我答、“官吏的榮辱在國體，惟願政府能像樣，開向中華民國全面，我
只做做科長都已知足了。”但結果我當了宣傳部政務次長，因為知道汪先生的意
思，中華日報總主筆仍要我兼任下去。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仍遙奉林森為主席，汪先生是
代理主席。那天在國民政府大禮堂舉行還都及就職典禮，我看看一堂同僚，及飄
有和平反共建國黃條子的青天白日旗，心里微有感喟，快要流露出諷刺，但因汪
先生之故，奏樂時我亦肅然改容。
民間一直說汪先生必是與蔣先生串通做的，連跟汪先生的許多人亦將信將疑
，我不曾當面問過汪先生汪夫人，因為我知道事實不如此。汪政府滅亡后，于今
已十有餘年，民間尚不信汪先生是病死，卻傳說他是被日本人謀殺的。還傳說當
年汪先生到日本與軍部會見，先與隨身一衛士說好、“你見我若被迫抽筆要簽字
時，你就拔槍打死我。”因為民間不信汪先生會簽賣國條約。但當年的抗戰其實
像天道蕩蕩，包含有和平在內，而和平亦與抗戰非異類，所以民間的這些傳說雖
虛多實少，亦另有一種真。
乃至當年汪先生的想法，亦似真似假。他尚在河內時，曾仲鳴被刺，接著林
柏生亦遭擊傷，汪先生寫信給柏生與我，問、“國事尚可為乎？抑已不可為乎？
若不可為，銘當自殺，以謀諸同志之安全。”是我起草回信去安慰。彼時李聖五
樊仲雲等以為汪先生不如且出洋，周佛海梅思平等則主張強行。汪先生訪問日本
后到上海，尚只欲以在野的運動促請蔣先生主持和議，而終至于召開國民黨全會
，成立政府，且與蔣先生訣絕了，其間經過，汪先生倒也不是因被部下逼迫或日
本人挾制，且汪先生亦不是個有貪心或不勝其情的人。他這樣做，只是像漢樂府
里“與君別離后，人事不可量”
人世的事，是在諸力關係或民主的表決之上尚有天意。蔣先生領導的抗戰與
汪先生領導的和平運動皆是中華民國的，且亦皆是天地未濟。雖當時議論紛紛，
乃至千年后尚“舟人指點至今疑”可是人世悠悠，如桃李不言。
，與他的學生無關。”我答知道，又施一禮，纔出來了。
希聖出走，頗有人暗暗稱心，且有人為了討好，讕言希聖有神經病，近來哭
過幾回，我聽了很不喜，及汪先生從青島回來，在中全會報告畢，我請間跟汪先
生到鄰室，與他說、“方今和平運動以義合，宗武我與之無素，希聖是不合則去
，今其家眷尚在此。昔宋祖稱趙普之妻為嫂，想必先生能全朋友始終之義。”汪
先生道、“我亦是這個意思，所以剛纔我報告僅到此為止，即是不許他們輕薄。
希聖的家眷可派他的學生送到香港。”
汪先生這樣灑然，是因近來交涉進入現實的階段，不免重新思省日方，思省
蔣先生，思省他自己。他以為高陶事件倒也是給日方一個教訓，且這二人到重慶
見了蔣先生但凡照實講，使那邊曉得這邊的情形，亦不為無益。
高陶發表的密約亦可說是事實，亦可說不是事實。前此汪先生到日本與近衛
首相當面談妥的和約草案，汪夫人給我看過，當頭有一條即是軍事同盟，我還說
這條不好，要防日美開戰被牽入，汪夫人道、“這回汪先生與近衛二人是用筆談
，連翻譯亦不用，汪先生亦曾率直言明對軍事同盟有顧慮，近衛說日美決無開戰
之事，汪先生纔同意的。”我道、“形勢將非近衛所能作主，日美戰爭我看難免。”汪夫人不樂道、“人家是以負責的地位說此話的。”我遂默然。再看下去，
關于經濟文化的條文，惟云兩國以平等互惠，緊密合作，這只是原則，方式可是
要保留到全面和平后二年內日軍撤退了纔商談。惟華北為兩國共同防共，未免特
殊化，但根據的只是同盟條約，即將來形勢變遷，同盟解除，特權自亦隨之消滅。可是汪先生到上海后，與影佐禎昭他們交涉從日軍佔領體制現狀收回主權，俾
可組織政府。日方遂有意把基本和約與戰時暫定的協定混為一談，單方面提出了
一個草案即是高陶發表的密約草案，但因這邊堅拒，遂成擱淺。及被高陶發表了
，日方果然也驚，不得不又把基本和約與戰時暫定的協定分開，后來南京政府成
立，頒佈的基本和約，即大體依照當初汪先生與近衛所作的，僅是些原則，多少
也是高陶事件之賜。
可是一面在交涉要從日軍佔領體制現狀收回主權，真亦甚非容易，汪先生往
往為條款里的一個字，夜里睡不著起來徬徨。前此臨時維新兩政府所訂的協定，
隨著兩政府的解消，日方答應汪先生可把來改正或廢棄，汪先生一次與我說起，
歎息痛恨道、“原來他們竟連玄武州的魚亦都已斷送與日本人！”
汪先生從與近衛及琨地日軍交涉的經過，深感若能全面和，條件可以更好，
所以最后又一次電勸蔣先生主持議和，蔣先生仍不答，這邊纔管自組織政府。汪
先生的新語是、“從局部和平祈致全面和平。”
組府時我見諸人紛紛營謀，因稱病數日不到汪公館。林柏生不樂周佛海，恨
朱樸之兩頭跑，告訴汪先生說是朱樸之教蘭成反，汪先生大怒，即刻打電話與佛
海說、“你得當心那朱樸之是小人！”是晚我在中華日報，樸之來信痛哭流涕，
說“不知何處開罪吾兄，使弟蒙此奇冤”柏生亦忙差泳今來與我說知，我道、
“汪先生若問我，我不能欺騙，但我可以不答。”第二天汪先生果然叫我去，柏
生在旁一直擔心，見汪先生不提，他纔胸口一塊石頭落地。
汪先生只問我身體可好些了，隨就親自上樓取來一千元，與我為醫藥之用。
汪先生不開支票，且數目亦總是一千元兩千元，倒是有民間人家對朋友的親切。
汪先生因道、“這幾天為人事，蘭成先生是自己人，所以且放后，但我亦已擬就
了。”是有三個職位由我選擇，行政院政務處長，立法院外交委員長，宣傳部政
務次長。我答、“官吏的榮辱在國體，惟願政府能像樣，開向中華民國全面，我
只做做科長都已知足了。”但結果我當了宣傳部政務次長，因為知道汪先生的意
思，中華日報總主筆仍要我兼任下去。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仍遙奉林森為主席，汪先生是
代理主席。那天在國民政府大禮堂舉行還都及就職典禮，我看看一堂同僚，及飄
有和平反共建國黃條子的青天白日旗，心里微有感喟，快要流露出諷刺，但因汪
先生之故，奏樂時我亦肅然改容。
民間一直說汪先生必是與蔣先生串通做的，連跟汪先生的許多人亦將信將疑
，我不曾當面問過汪先生汪夫人，因為我知道事實不如此。汪政府滅亡后，于今
已十有餘年，民間尚不信汪先生是病死，卻傳說他是被日本人謀殺的。還傳說當
年汪先生到日本與軍部會見，先與隨身一衛士說好、“你見我若被迫抽筆要簽字
時，你就拔槍打死我。”因為民間不信汪先生會簽賣國條約。但當年的抗戰其實
像天道蕩蕩，包含有和平在內，而和平亦與抗戰非異類，所以民間的這些傳說雖
虛多實少，亦另有一種真。
乃至當年汪先生的想法，亦似真似假。他尚在河內時，曾仲鳴被刺，接著林
柏生亦遭擊傷，汪先生寫信給柏生與我，問、“國事尚可為乎？抑已不可為乎？
若不可為，銘當自殺，以謀諸同志之安全。”是我起草回信去安慰。彼時李聖五
樊仲雲等以為汪先生不如且出洋，周佛海梅思平等則主張強行。汪先生訪問日本
后到上海，尚只欲以在野的運動促請蔣先生主持和議，而終至于召開國民黨全會
，成立政府，且與蔣先生訣絕了，其間經過，汪先生倒也不是因被部下逼迫或日
本人挾制，且汪先生亦不是個有貪心或不勝其情的人。他這樣做，只是像漢樂府
里“與君別離后，人事不可量”
人世的事，是在諸力關係或民主的表決之上尚有天意。蔣先生領導的抗戰與
汪先生領導的和平運動皆是中華民國的，且亦皆是天地未濟。雖當時議論紛紛，
乃至千年后尚“舟人指點至今疑”可是人世悠悠，如桃李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