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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绪起来。在十分得意之际，贤也总不免对洋行经理稍为吐出几句，那经理乖巧过人，知道他不是平稳安定的人，便落得顺水推舟，给他挂名做个法律部主任，减低地薪金，把大写的位置完全派给别人做了。贤到此才又悔又急，但事已至此，却也没有办法，只京赶紧找宅房子，决定冒个险，自己正式当律师了。
我们看了许多房子，也有弄堂太脏的，也有缺乏卫生设备的，也有方向朝北的，也有交通不便的，弄得不知适从。贤最后对我说只有一个原则非坚持不可，便是外观要富丽堂皇，内容享受方面倒差些不妨。
明华没有课，也常常同我出去找寻，有一次他兴冲冲地进来对我说，霞飞路西段有一宅大洋房，里面有几间出租，我们何妨去看看呢？那时贤恰巧不在家，我便应声跟了他出去。那是一所花木浓茂的大洋房，穿过宽阔的歪道，朝西有几间精致的房间，说是老房客还在，只为不到十天便要搬家，政通知主人早贴召租。我们敲门说对不起，是来看房子的。一个女人锐声答应来了，接着便是敞着胸膛，微着拖鞋，手抱婴儿的主妇用一只手拉开门来，黄黄的脸儿虽然显得憔悴，但眼珠漆黑却仍旧灼灼有光，那不是胡丽英吗？
她一把扭住我到房中坐定，也不管明华东瞧面看的在打量居间大小，她只一连串问我怎样会到这儿来？是不是住在上海好久了？有几个孩子？接着又低低告诉我，眼中噙着泪，说是她与余白结婚已四年了，余白根本不爱她，他只怀念着柳美川，因此她是很痛苦的，虽说现在已养了二个女儿想到这里，早听见余白声音在后房大声问是问谁在多讲了。于是南某拭于泪，胆怯地抱着婴儿进去，似乎低声在告诉他什么，他不听见再粗声询问："究竟是谁呀？"她似乎说出我的名字，一阵急透的脚步声从后房飞奔出来，是余自四衔着烟斗，欣喜却又带着惊讶地说："是你呀？真个是你吗？好多年不见了。"
后来余白告诉我，辣斐德路附近有新房子在建造，每幢小费三千元，形式颜色倒是领美丽的。他又说他们不久也将迁到那里附近去，大家做个邻居，常常好来往。
我不能忘记，我们进新屋的一天，那是民国二十八年的中秋，晚上凉月儿闪着银光。胡丽英同着余白也来了，还有许多其他的亲戚朋友，大家整整齐齐坐在客厅里，桌上堆着鲜花，架上满是银盾银杯之属，墙上也约略挂几幅字画，都是贺乔迁兼又贺开业的，许多许多的镜框都没法悬挂陈列，不然真不知要占满几间屋哩。我们的屋子是全懂的，有三层楼，我与贤的卧禁在二楼，是最宽大与明亮的一间，我们摆了新租来的全房水器，窗帷都用彩花轻绢制的，我们住在里面像重温着新郎新娘的梦，不久我便养了第三个女儿菱菱。
贤到处托人去拉法律顾问，有的出一百元，有的出二百元，出五百元的算是最客气了，都是全年的，介绍人还有回拥。我兴奋地帮着他填顾问证书，纸头是印好的，法院里现成有买，只不过字得写得端正些，我在落笔之先，总要糟蹋十几张连史纸，结果写下去还是不行，再三懊丧着，要等贤安慰夸赞才罢。厚多一家法律顾问，我们总要出去吃一次饭，或者看电影，钱也便剩得不多了。
我们时常讨论着不常发生的法律问题，以为做律师能做出奇制胜才好，可是事实上连普通案件都不常经见。好容易有一个朋友或亲戚说明天要介绍一个当事人来了，我们忙着收拾客厅，假如发觉台市龌龊了便赶快换，或者觉得茶杯欠精致就另买一套，当天又再三叮嘱佣人礼貌，千万不要惹人家笑话，我说我就坐在旁边充个临时书记吧，然而贤坚持不肯，说是给人家认出了反而要闹笑话的。
谁知道到了约定时间，左等又不来，右等又不来，又不好去催，只得自己装得满不在乎似的胡乱翻翻六法全书。我抱着菱菱焦急地一次次下来看光景，贤恐怕妇人抱着小孩坐在写字台旁不雅观，连连挥手叫我快上去，我也不敢动问，只有女佣却心急不耐烦的叽咕道："人家茶杯已洗干净，菜汁都泡好了，这时候还不来，好大的架子！"我听了不禁恼怒道："谁又叫你等来，你只管照常干你的；人来时，少爷自然会喊你倒茶。"贤在里面只是不作声，我很知道他心里难过，原来人家只不过随便说一声，并不把这里放在心上呀。也许他此刻早已在别处签好委任状了，也许本来早请律师的，只为不放心，想托熟来商量商量，后来觉得没有什么大需要，也许是根本不大信得过这里，因此也就不来了。
当贤每次安排香饵，而等不来鱼上钩的时候，总是沉着脸闷闷的提起帽子就出去的，我恐怕他不是去喝酒，定是上什么消遣散闷的地方去了，心里很难过，却又不忍拦阻。我很奇怪，上海有许多大律师报上都常登着他们受任为某某法律顾问，或代表某某启事等等，心里很羡慕，我说他们大概是都精通法律的，我何不也好好看些这类书，将来也好帮着贤做诉状呢？
但是贤说："她们有什么屁法律精通，只是路道多，到处兜得转。"于是又说："不如先到大律师处去做个帮办吧，只好混熟些人头再说。"
但是我把报上某大律师做求帮办的广告指给贤看，贤兴冲冲就去接洽了转来告诉我时，就把我的一团热心片刻化为冰冷，原来所谓律师做求帮办也者，便是招请跑街，替他兜生意，然后照成拆帐，其他绝无薪金等项，我说："我们自己有案件，自己不会办，谁还替你拆帐来？于是就把此项念头打消了。
后来还是这位洋行经理瞧得起他，把本行中订契约等事都同他商量，听他说得很有条理，也就慢慢的委托他办理几件事，结果似乎每件都很满意，因此案件便接得多了，'经验也比较丰富起来了。不过其实我却感到另有一种痛苦，便是觉得他同人家所计议的似乎都是歪曲事实来牵就法律条文的，而且当然谁给你钱便须尽心竭智的替谁去卸脱已过或陷人于罪，那是对于良心顾不安的，当这般当事人去后，我便指着架上闪闪发光的银盾说道："你们不是保障人权，伸张正义的吗？贤呀，我觉得你应该"
但是贤立刻便一笑打断我的话道："我知道我应该帮着欠债者使其不必还帐，杀人者使其不必偿命，否则还要出钱请我们做律师的干吗？"
我默然了。
有心绪起来。在十分得意之际，贤也总不免对洋行经理稍为吐出几句，那经理乖巧过人，知道他不是平稳安定的人，便落得顺水推舟，给他挂名做个法律部主任，减低地薪金，把大写的位置完全派给别人做了。贤到此才又悔又急，但事已至此，却也没有办法，只京赶紧找宅房子，决定冒个险，自己正式当律师了。
我们看了许多房子，也有弄堂太脏的，也有缺乏卫生设备的，也有方向朝北的，也有交通不便的，弄得不知适从。贤最后对我说只有一个原则非坚持不可，便是外观要富丽堂皇，内容享受方面倒差些不妨。
明华没有课，也常常同我出去找寻，有一次他兴冲冲地进来对我说，霞飞路西段有一宅大洋房，里面有几间出租，我们何妨去看看呢？那时贤恰巧不在家，我便应声跟了他出去。那是一所花木浓茂的大洋房，穿过宽阔的歪道，朝西有几间精致的房间，说是老房客还在，只为不到十天便要搬家，政通知主人早贴召租。我们敲门说对不起，是来看房子的。一个女人锐声答应来了，接着便是敞着胸膛，微着拖鞋，手抱婴儿的主妇用一只手拉开门来，黄黄的脸儿虽然显得憔悴，但眼珠漆黑却仍旧灼灼有光，那不是胡丽英吗？
她一把扭住我到房中坐定，也不管明华东瞧面看的在打量居间大小，她只一连串问我怎样会到这儿来？是不是住在上海好久了？有几个孩子？接着又低低告诉我，眼中噙着泪，说是她与余白结婚已四年了，余白根本不爱她，他只怀念着柳美川，因此她是很痛苦的，虽说现在已养了二个女儿想到这里，早听见余白声音在后房大声问是问谁在多讲了。于是南某拭于泪，胆怯地抱着婴儿进去，似乎低声在告诉他什么，他不听见再粗声询问："究竟是谁呀？"她似乎说出我的名字，一阵急透的脚步声从后房飞奔出来，是余自四衔着烟斗，欣喜却又带着惊讶地说："是你呀？真个是你吗？好多年不见了。"
后来余白告诉我，辣斐德路附近有新房子在建造，每幢小费三千元，形式颜色倒是领美丽的。他又说他们不久也将迁到那里附近去，大家做个邻居，常常好来往。
我不能忘记，我们进新屋的一天，那是民国二十八年的中秋，晚上凉月儿闪着银光。胡丽英同着余白也来了，还有许多其他的亲戚朋友，大家整整齐齐坐在客厅里，桌上堆着鲜花，架上满是银盾银杯之属，墙上也约略挂几幅字画，都是贺乔迁兼又贺开业的，许多许多的镜框都没法悬挂陈列，不然真不知要占满几间屋哩。我们的屋子是全懂的，有三层楼，我与贤的卧禁在二楼，是最宽大与明亮的一间，我们摆了新租来的全房水器，窗帷都用彩花轻绢制的，我们住在里面像重温着新郎新娘的梦，不久我便养了第三个女儿菱菱。
贤到处托人去拉法律顾问，有的出一百元，有的出二百元，出五百元的算是最客气了，都是全年的，介绍人还有回拥。我兴奋地帮着他填顾问证书，纸头是印好的，法院里现成有买，只不过字得写得端正些，我在落笔之先，总要糟蹋十几张连史纸，结果写下去还是不行，再三懊丧着，要等贤安慰夸赞才罢。厚多一家法律顾问，我们总要出去吃一次饭，或者看电影，钱也便剩得不多了。
我们时常讨论着不常发生的法律问题，以为做律师能做出奇制胜才好，可是事实上连普通案件都不常经见。好容易有一个朋友或亲戚说明天要介绍一个当事人来了，我们忙着收拾客厅，假如发觉台市龌龊了便赶快换，或者觉得茶杯欠精致就另买一套，当天又再三叮嘱佣人礼貌，千万不要惹人家笑话，我说我就坐在旁边充个临时书记吧，然而贤坚持不肯，说是给人家认出了反而要闹笑话的。
谁知道到了约定时间，左等又不来，右等又不来，又不好去催，只得自己装得满不在乎似的胡乱翻翻六法全书。我抱着菱菱焦急地一次次下来看光景，贤恐怕妇人抱着小孩坐在写字台旁不雅观，连连挥手叫我快上去，我也不敢动问，只有女佣却心急不耐烦的叽咕道："人家茶杯已洗干净，菜汁都泡好了，这时候还不来，好大的架子！"我听了不禁恼怒道："谁又叫你等来，你只管照常干你的；人来时，少爷自然会喊你倒茶。"贤在里面只是不作声，我很知道他心里难过，原来人家只不过随便说一声，并不把这里放在心上呀。也许他此刻早已在别处签好委任状了，也许本来早请律师的，只为不放心，想托熟来商量商量，后来觉得没有什么大需要，也许是根本不大信得过这里，因此也就不来了。
当贤每次安排香饵，而等不来鱼上钩的时候，总是沉着脸闷闷的提起帽子就出去的，我恐怕他不是去喝酒，定是上什么消遣散闷的地方去了，心里很难过，却又不忍拦阻。我很奇怪，上海有许多大律师报上都常登着他们受任为某某法律顾问，或代表某某启事等等，心里很羡慕，我说他们大概是都精通法律的，我何不也好好看些这类书，将来也好帮着贤做诉状呢？
但是贤说："她们有什么屁法律精通，只是路道多，到处兜得转。"于是又说："不如先到大律师处去做个帮办吧，只好混熟些人头再说。"
但是我把报上某大律师做求帮办的广告指给贤看，贤兴冲冲就去接洽了转来告诉我时，就把我的一团热心片刻化为冰冷，原来所谓律师做求帮办也者，便是招请跑街，替他兜生意，然后照成拆帐，其他绝无薪金等项，我说："我们自己有案件，自己不会办，谁还替你拆帐来？于是就把此项念头打消了。
后来还是这位洋行经理瞧得起他，把本行中订契约等事都同他商量，听他说得很有条理，也就慢慢的委托他办理几件事，结果似乎每件都很满意，因此案件便接得多了，'经验也比较丰富起来了。不过其实我却感到另有一种痛苦，便是觉得他同人家所计议的似乎都是歪曲事实来牵就法律条文的，而且当然谁给你钱便须尽心竭智的替谁去卸脱已过或陷人于罪，那是对于良心顾不安的，当这般当事人去后，我便指着架上闪闪发光的银盾说道："你们不是保障人权，伸张正义的吗？贤呀，我觉得你应该"
但是贤立刻便一笑打断我的话道："我知道我应该帮着欠债者使其不必还帐，杀人者使其不必偿命，否则还要出钱请我们做律师的干吗？"
我默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