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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地、富、反、坏、右，你们是占的前两位。今后呢？你们还是要认真改造自己”
我赶紧离开窗台，站在台阶下不知该干什么，脑袋里“嗡嗡”的。
地主？奶奶也是地主？
八子来了。“嘿！看，六个！”
我应了一声，赶紧往前院走。
“后院有吗？你怎么啦？”
“后院没有，咱们还上前院吧。”
“前院都没啦！”
“那，咱们玩爬杆去吧。”我拉着八子往前院走，我怕他也听见
奶奶拿回来一个白色的卡片。爸爸、妈妈围在奶奶身边看，样子倒象是很高兴。奶奶直擦眼泪。
“这回就行了，您就甭难受了，”爸爸说。
“就是说，您跟大伙都一样了，也有选举权了，”妈妈说。
我趴在床上不说话。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又不敢问。
“跟了你们老史家，唉”奶奶又是那句话，说话的声音也有些颤抖：“解放前我也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呀，比老妈子能强多少
“您可不能这么想，”妈妈说：“您过的日子再不舒心，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呀！工人、农民呢？人家过的什么日子？”
奶奶的脸腾地红了，慌忙点头：“我知道，我知道。我就那么一说。人家过得牛马不如，这我都知道。”
过了一会，奶奶又对爸爸说：“你还记得给老史家扛活的刘四吗？
后来得肺病死了，剩下刘四媳妇带着仨孩子那时候我也是自个儿带着你们仨。我就跟你大哥说过，真要是分了家，咱们这份儿由我作主，我就把那一亩多地给了刘四媳妇”
“您可也别总说这事儿，”妈妈又说：“那是因为您有，不在乎那一亩多。”
奶奶愣了一会，说：“可不也是，让我都给，我准不干。还不是剥削思想？”
“行了，”爸爸弹弹那张白卡片说：“这回您就过舒心日子吧。”
奶奶把白卡片用一条新毛巾包起来，说：“打解了放，没什么人告诉我，我也是爱这新社会。我可不想再受你们老史家的气哟，这孩子八成着凉了吧？我说不带他去”奶奶才发现我蔫蔫地趴在床上，忙打住话头，哄我去睡觉。
奶奶摸摸我的头：“不烧。准是玩累了。”
奶奶给我打来洗脚木，又摸摸我的头：“明儿奶奶给你包饺子，扁豆馅的，爱吃吗？”奶奶也好像高兴起来了。
直到半夜我还没睡着。我听见奶奶总翻身，大概也没睡着。我不敢动，我怕奶奶知道我在想什么。窗外，海棠树的叶子轻轻地摇晃，露出几颗星星。奶奶怎么会是地主呢？我想起过去奶奶给我讲半夜鸡叫的时候“周扒皮就靠剥削人过日子。”奶奶说。“什么叫剥削呀？”我问。“就是光吃饭不干活儿。”“那我是吗？”“你不是，你还小。”“那您是吗？”真的，奶奶那时就不说话了，是爸爸把话接了过去：“奶奶不是做补花吗？奶奶老了，我们工作养活奶奶。”唉，我心里乱七八糟的，一宿都没有睡安稳。海棠树的叶子不动了，仍然看得见那几颗星星
有好几年，我心里总象藏着个偷来的赃物。听忆苦报告的时候，我又紧张又羞愧。看小说看到地主欺压农民的时候，我心里一阵阵发慌、发问。我也不再敢唱那只歌——“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过队日时，大家一起合唱，我的声音也小了。我不是不想唱，可我总想起奶奶，一想起奶奶，声音就不由得变小了。奶奶要不是地主多好呵！
我是解放后出生的，但还赶上了一些旧北京的“尾巴”大人门都说我记事早。那时候，从早到晚，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和耍手艺的不断。
一清早，就有挎着笸箩卖烧饼果子的，挎着小一点的笸箩卖烂糊芸豆的，挑着挑儿卖老豆腐的。卖烂糊芸豆的还有一块布，你要是多花一分钱，他就把芸豆包在布里，给你捏成一个小芸豆饼。奶奶有时候给我买一小碗芸豆，但绝不让捏成饼，说他那块布一点都不干净。
我就是想要一个芸豆饼，于是哭、闹。奶奶找来一块干净布，自己给我捏。我还是哭、还是闹，说那根本不是芸豆饼，跟卖的一点都不一样。奶奶就说：“再不听话，你长大了也去卖芸豆！那个卖芸豆的老头儿就是从小不听话，长大了没出息，去卖芸豆。笑的，也不觉着累，”奶奶说。“老了老了，没曾想还赶上了好时候，”
奶奶说“唉，你们生的是时候呀！我还有几天儿？”奶奶也常流露出遗憾。
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呢？
我知道，奶奶是真心爱这新社会的。
那些星星都是死去的人变的，为了给活着的人把夜路照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奶奶又戴上了一顶“帽子”不叫地主，叫“摘帽地主”其实和地主一样，占黑五类之首。所不同的是“摘帽地主”更狡猾些；一个地主，竟然能够“摘帽”显见其伪装是何等的高明，其用心是可等的险恶，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是何等的不可低估。而且这也成了“刘邓路线”的罪行之一。
奶奶先是不能再做补花了。社会主义的工作怎么能给一个地主呢？
后来，也不能再当院里的卫生负责人了。权力当然更重要。
奶奶倒没有哭，她吓傻了。爸爸、妈妈也吓傻了。好多人都吓傻了。好多吓傻了的人也都在做着傻事，做傻事时的样子也都足以把别人吓傻。
先是惠芬三姐从学校里回来，用了半天时间，把院子里的花全刨了。接着是北屋宋家几个闺女把自己家的硬木大立柜抬到院当中，用斧子给劈了。爸爸也偷偷地烧了几本书。奶奶整天躲在屋子里，掀开一角窗帘往外看；也不怎么做饭，顿顿下挂面。传说垃圾站发现了好几根金条。街道积极分子们怀疑是我们院里的人扔出去的，一是因为我们院离垃圾站近，二是因为我们院里除了八子家成份好，其余的都是黑九类。
惠芬三姐当了“红卫兵”一身军装，扎一条武装带，长辫子剪了，剪成了短发。说实在的，我觉得她更漂亮了。
我在学校里也想参加红卫兵，可是我出身不是红五类，不行。我跟着几个红五类的同学去抄过一个老教授的家，只是把几个花瓶给摔碎，没别的可抄。后来有个同学提议给老教授把头发剪成羊头。剪没剪我就不知道了，来了几个高中同学，把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全从抄家队伍中清除出去了。我和另几个被清除出来的同学在街上惶然地走着，走进食品店买了几颗话梅吃，然后各自回家。
院里很乱，惠芬三姐带了好几个大学的红卫兵，挨家挨户地搜查。
象是全院大扫除，各家的东西都摆到了院子里。我们家里也都空了，爸爸、妈妈和奶奶坐在凳子上低声说着什么，很恐怖、很警觉的样子。
“真是没想到，”妈妈说。
“平时看着可是挺老实的人，”奶奶说。
“您可别再这么说了，老实人会藏这些东西？”
“谁呀？藏了什么？”我问。
原来是惠芬三姐带着人从那个最懂戏的老太太家抄出了两箱子绸缎、一盒子金银首饰、还有一本书，书上有蒋介石的像。
“在哪儿呢？”
“已经送走了，连东西带人都送走了。”
我隔着窗户往外看。又来了几个红卫兵，惠芬三姐正和一个挺高挺魁梧的男的说话，嗓门儿很大。她过去可从来不大声说话的。她还说了一句“x他妈的”从表情上看好像她并没有那么说。也许是我听错了？我们学校的那些女生也都那么说了。我觉得我们男生那么说说还可以
妈妈让我回学校去住。我上中学的时候住校。妈妈说：“这一阵子先不要回家，有什么事我去找你。”妈妈给了我三十块钱，六十斤粮票，看来够两个月的伙食费了。
晚上，我蹬上我那辆破自行车回学校。我兜里第一次掖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粮票。路上冷冷清清的。已经是秋天了。自行车轧在于黄的落叶上“嚓嚓”地响。路灯的光线很昏暗，影子从车轮下伸出来，变长，变长，又消失了。我好像一时忘记了奶奶，只想着回到学校里该怎么办。那条路很长，全是落叶
一天，妈妈到学校来找我，对我说，要是想回家就到她的单位去，她在那儿找了一间房；奶奶已经回老家了。
“什么时候？”
“前天。”
“怎么啦？”
“没怎么。我们怕出事，和你爸爸商量，不如先让奶奶到老家去”
我倒是松了一口气。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打死人的事了。不过坦白地说，我松了一口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奶奶不在了，别人也许就不会知道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了。我生怕班里的红卫兵知道了这一点，算我是地主出身。
“过些时候，我就去看你奶奶，再给她送些东西去。”妈妈说，声音有些抖。
忘记是为了什么了，我又回了一趟家（可能是为了拿一件什么东西）。院里已经面目全非了。花没了；地上刨得乱七八糟的，没人管；每棵树上都钉上了一块语录牌；搬来了好几家新街坊。八子家也搬走了，听说搬到胡同东头的一个大院子里去了。那儿原来住着个资本家，被轰走了，空下来不少好房。我走进屋里，才又想到，奶奶走了。屋里的东西归置得很整齐，只是落满了灰尘。奶奶不在了。奶奶在的时候从来没有灰尘。那个小线笸箩还在床上，里面是一绺绺彩色的丝线，是奶奶做补花用的。我一直默默地坐着。天黑了。是阴天，没有星星。
奶奶这会儿在哪儿呢？干什么呢？屋里没有别人，我哭了。我想起小时候，别人对奶奶说：“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奶奶笑笑说：“等不到那会儿哟！”海棠树的叶子落光了，没有星星。世界好像变了个样子。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
接着是轰轰烈烈的两三年。我时常想起奶奶。但史无前例的事太多，听也听不过来，想也想不过来。不断地把人打倒，人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打人也是为革命，骂人也是为革命，光吃不干也是为革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乃至行凶放火也是为革命。只要说是为革命，干什么就都有理。理随即也就不值钱。
接着是上山下乡。抡镢头的为革命而抡镢头，养妾选美的为革命而养妾选美；饥寒交迫的为革命而饥寒交迫，挥霍无度的为革命而无度地挥霍。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在延安插队的时候，妈妈来信说奶奶回来了，奶奶岁数太大了，农村里没她干的活，公社给了证明，说奶奶改造得好，态度非常老实。
奶奶又在北京落下了户口。
七二年我也转回了北京。那年奶奶七十岁，头发全白了。爸爸、妈妈又都到云南干校去了，又剩了我跟奶奶。或者说是，奶奶跟着我。
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懂得了什么是历史。很多事情并非是因为人怎么坏，而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弄明白那些事情为什么是坏。譬如说奶奶，她还不明白地主为什么坏，就注定是地主了。也可以说这是命运，但革命不正是为了把全人类都从那种厄运中解放出来么？
但那还是一九七二年。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半夜。在车站坐了半宿，到家的时候天还不亮。我推推院门，院门开了。我推推屋门，门上有锁。我一愣。院里的人还都没起。很静，谁家屋里传出响亮的鼾声。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呢？还是那四棵树，一棵梨树，三棵海棠，但树叶都被虫子咬得斑斑驳驳的。院里盖起了好几间小厨房，歪七扭八，灰压压的。
北屋门一响，宋家老头出来了：“哟，你回来啦？你奶奶这几天净念叨你呢。”
“我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
“你没瞧见？就在外头扫街哪。”
我跑出院门。远远的晨雾中，有一个人影，用的是长把笤帚，是奶奶。后来我才知道，奶奶这么早来扫街，是为了躲过人多的时候，怕让人看见。她现在是以一个地主的身份在扫街，在改造，不是象当年那样是卫生负责人。
奶奶见了我可是立刻就哭了。
我把奶奶搀进屋，劝她，安慰她。我才不说“这是群众运动，您应当理解”呢！她怎么会理解呢？多少大人物不是都不理解吗？只是当我说到“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的时候，奶奶才不哭了，连连点头，说街坊邻居对她都不错，街道积极分子对她也不错，居委会主任还偷偷劝她别往心里去，扫起街来也得悠着点。奶奶扫街总是超额，甚至加倍。“还记得八子吗？”奶奶问我。“当然。”我早就听说八子这几年在街上很出名，外号叫“八爷”一般的流氓小偷都服他。八子没有去插队。“可不是吗，唉！可是他见了我，还是管我叫奶奶。”
奶奶说。这似乎使她非常感动。奶奶又说：“没人的时候我跟八子说，可得好好的，要不将来后悔一辈子。他倒是低头儿听着。别人说他，他连听都不听呢。”“他进工厂了？”“没有。先前他想进工厂，人家说他不去插队，不给他分配。这会儿人家给他分配了，他又嫌工作不好，不去，等着。他可倒也不缺钱花，又抽烟，又喝酒。他还老跟我说：象您这么老实管什么用！”
“惠芬三姐呢？”
“咳，还提惠芬呢！分配在外地，二十七八了，还没个对象。他那个对象武斗的时候死了，惠芬总还是想着那个人，时常说点子不着边儿的话，说不是那个人她就不结婚可那个人都死了好几年啦。
这都是八子跟我说的。头些日子，我扫街时候碰上了惠芬，她头儿也不抬。八子说，她不是光不理我，谁她都不理”
我想起六六年查抄四旧的时候了，在院子里，惠芬三姐和一个男
大学生说话，那男的又高又魁梧“他会不会就是惠芬三姐的对象呢？”
唉！“奶奶，咱们包扁豆馅饺子吧！”我说。世上的事都想明白了好像也不符合辩证法。
“行啊！”奶奶高兴起来：“我给你钱，你去买肉馅吧。”
妈妈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回了北京好好照顾奶奶，想办法给奶奶弄点好的吃。奶奶一个人老是熬粥、吃馒头、炒白菜什么的；她不愿意去买肉，怕让人看见说她没改造好。
“您管它那些呢！”我说：“肉铺里卖肉就是为让人吃的。革命就是为让所有的人都过好日子！”
“可还有好些人连馒头、炒白菜都吃不上呢。老家的人，好些贫下中农，吃也吃不饱。”奶奶一本正经的神气。
我真得承认：奶奶的觉悟比我高。我开了个玩笑：“您可不能这么说。您说贫下中农现在还吃不饱，那还行？”
奶奶吓坏了，说不出话来、可不？在那些年，这可不是玩笑。
最后这几年，奶奶依旧是很忙。天不亮就去扫街。吃了早饭就去参加街道上办的“专政学习班”下午又去挖防空洞。
“您这么大岁数，挖什么呀？还不够添乱的呢！”我说。
奶奶听了不高兴：“我能帮着往外撮土。”
“要不我替您去吧。我挖一天够您挖十天的。我替您去干一天您就歇十天。”
“那可不行。人家让我去是信任我。你可别外头瞎说去。好不容易人家这才让我去了。”
奶奶还是那么事事要强。
最让奶奶难受的是人家不让她去值班。那时候，无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北京所有的小胡同里都有人值班。绝大多数是没有工作的老头、老太太，都是成份好的，站在胡同口，或拿个小板凳坐在墙角里，监视坏人，维护治安。每个人值两个小时，一班接一班。奶奶看人家值班，很眼热，但她的成份不好。
一天，街道积极分子来找奶奶，说是晚十点到十二点这一班没人了，李老头病了，何大妈家里离不开，一时没处找人去，让奶奶值一班。奶奶可忙开了，又找棉袄，又找棉鞋。秋风刮得挺大。
“真要是有坏人，您能管得了什么？他会等着让您给他一拐棍儿？”
“人家这是信任我。”
“就算您用拐棍儿把他的腿勾住了，他也得把您拉个大马趴。”
“我不会喊？”
“我替您去吧。”
“那可不行！”奶奶穿好了棉衣，拿着拐棍儿，提着板凳，掖着手电筒，全副武装地出了门。
我出门去看了看。奶奶正和上一班的一个老头在聊天。还不到十点。两个人聊得挺热火。风挺大，街上没什么人。那老头在抱怨他孙子结婚没有房
十点刚过，奶奶回来了。
“怎么啦？”奶奶说：“又有人接班了。”脸色挺难看。
“有人了更好。咱们睡觉。”
奶奶不言语，脱棉袄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电筒掉地上了，玻璃摔碎了。
“您累了吧？我给您按摩按摩？”
奶奶趴在床上。我给她按摩腰和背。她还是一到晚上就腰酸背疼。
我想起小时候给奶奶踩腰，觉得她的腰背是那样漫长。如今她的腰和背却像是山谷和山峰，腰往下塌，背往上凸。
我看见奶奶在擦眼泪。
“算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说。
“赶情你们都没事儿。我妈算是瞎了眼，让我到了你们‘老史家’来”
海棠树的叶子又落了，树枝在风中摇。星星真不少，在遥远的宇宙间痴痴地望着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
那是一九七五年，奶奶七十三岁。那夜奶奶没有再醒来。我发现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变凉。估计是脑溢血。很可能是脑溢血。
给奶奶穿鞋的时候我哭了。那双小脚儿，似乎只有一个大拇趾和一个脚后跟。这双脚走过了多少路呵。这双脚曾经也是能蹦能跳的。
如今走到了头。也许她还在走，走进了天国，在宇宙中变成了一颗星星
现在毕竟不是过去了。现在，在任何场合，我都敢于承认：我是奶奶带大的，我爱她，我忘不了她。而且她实在也是爱这新社会的。
一个好的社会，是会被几乎所有的人爱的。奶奶比那些改造好了的国民党战犯更有理由爱这新社会。知道她这一生的人，都不怀疑这一点。
当然，最后这几年，她心里一定非常惶惑。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这样一件事：那时每天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念报纸上的社论。在那个“专政学习班”里，奶奶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她一字一顿地念，象当年念扫盲课本时那样。我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看书。显然是有些段落她看不大懂，不时看看我，想找机会让我给她讲一讲。我故意装得很忙，不给她这个机会，心想：您就是学得再好再虔诚些，人家又能对您怎么样？那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净是些狗屁不通的社论。奶奶给我倒茶，终于找到了机会。
“你给我讲讲这一段行不？”
“咳，您不懂！”
“你不告诉我，我可不老是不懂。”
“您懂了又怎么样？啊？又怎么样？”
奶奶分明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她默默地坐着，一声不响。第二天晚上，她还是一字一句地自己念报纸，不再问我。我一看她，她的声音就变小，挺难为情似的
老海棠树还活着、枝叶间，星星在天上。我认定那是奶奶的星星。
据说有一种蚂蚁，遇到火就大家抱成一个球，滚过去，总有一些被烧死，也总有一些活过来，继续往前爬。人类的路本来很艰难。前些时候碰上了惠芬三姐，听说因为她文革中做了些错事，弄得她很苦恼，很多事都受到影响。我就又想起了奶奶的星星。历史，要用许多不幸和错误去铺路，人类才变得比那些蚂蚁更聪明。人类浩荡前行，在这条路上，不是靠的恨，而是靠的爱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
p; “地、富、反、坏、右，你们是占的前两位。今后呢？你们还是要认真改造自己”
我赶紧离开窗台，站在台阶下不知该干什么，脑袋里“嗡嗡”的。
地主？奶奶也是地主？
八子来了。“嘿！看，六个！”
我应了一声，赶紧往前院走。
“后院有吗？你怎么啦？”
“后院没有，咱们还上前院吧。”
“前院都没啦！”
“那，咱们玩爬杆去吧。”我拉着八子往前院走，我怕他也听见
奶奶拿回来一个白色的卡片。爸爸、妈妈围在奶奶身边看，样子倒象是很高兴。奶奶直擦眼泪。
“这回就行了，您就甭难受了，”爸爸说。
“就是说，您跟大伙都一样了，也有选举权了，”妈妈说。
我趴在床上不说话。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又不敢问。
“跟了你们老史家，唉”奶奶又是那句话，说话的声音也有些颤抖：“解放前我也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呀，比老妈子能强多少
“您可不能这么想，”妈妈说：“您过的日子再不舒心，也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呀！工人、农民呢？人家过的什么日子？”
奶奶的脸腾地红了，慌忙点头：“我知道，我知道。我就那么一说。人家过得牛马不如，这我都知道。”
过了一会，奶奶又对爸爸说：“你还记得给老史家扛活的刘四吗？
后来得肺病死了，剩下刘四媳妇带着仨孩子那时候我也是自个儿带着你们仨。我就跟你大哥说过，真要是分了家，咱们这份儿由我作主，我就把那一亩多地给了刘四媳妇”
“您可也别总说这事儿，”妈妈又说：“那是因为您有，不在乎那一亩多。”
奶奶愣了一会，说：“可不也是，让我都给，我准不干。还不是剥削思想？”
“行了，”爸爸弹弹那张白卡片说：“这回您就过舒心日子吧。”
奶奶把白卡片用一条新毛巾包起来，说：“打解了放，没什么人告诉我，我也是爱这新社会。我可不想再受你们老史家的气哟，这孩子八成着凉了吧？我说不带他去”奶奶才发现我蔫蔫地趴在床上，忙打住话头，哄我去睡觉。
奶奶摸摸我的头：“不烧。准是玩累了。”
奶奶给我打来洗脚木，又摸摸我的头：“明儿奶奶给你包饺子，扁豆馅的，爱吃吗？”奶奶也好像高兴起来了。
直到半夜我还没睡着。我听见奶奶总翻身，大概也没睡着。我不敢动，我怕奶奶知道我在想什么。窗外，海棠树的叶子轻轻地摇晃，露出几颗星星。奶奶怎么会是地主呢？我想起过去奶奶给我讲半夜鸡叫的时候“周扒皮就靠剥削人过日子。”奶奶说。“什么叫剥削呀？”我问。“就是光吃饭不干活儿。”“那我是吗？”“你不是，你还小。”“那您是吗？”真的，奶奶那时就不说话了，是爸爸把话接了过去：“奶奶不是做补花吗？奶奶老了，我们工作养活奶奶。”唉，我心里乱七八糟的，一宿都没有睡安稳。海棠树的叶子不动了，仍然看得见那几颗星星
有好几年，我心里总象藏着个偷来的赃物。听忆苦报告的时候，我又紧张又羞愧。看小说看到地主欺压农民的时候，我心里一阵阵发慌、发问。我也不再敢唱那只歌——“汗水流在地主火热的田野里，妈妈却吃着野菜和谷糠”；过队日时，大家一起合唱，我的声音也小了。我不是不想唱，可我总想起奶奶，一想起奶奶，声音就不由得变小了。奶奶要不是地主多好呵！
我是解放后出生的，但还赶上了一些旧北京的“尾巴”大人门都说我记事早。那时候，从早到晚，走街串巷做小买卖的和耍手艺的不断。
一清早，就有挎着笸箩卖烧饼果子的，挎着小一点的笸箩卖烂糊芸豆的，挑着挑儿卖老豆腐的。卖烂糊芸豆的还有一块布，你要是多花一分钱，他就把芸豆包在布里，给你捏成一个小芸豆饼。奶奶有时候给我买一小碗芸豆，但绝不让捏成饼，说他那块布一点都不干净。
我就是想要一个芸豆饼，于是哭、闹。奶奶找来一块干净布，自己给我捏。我还是哭、还是闹，说那根本不是芸豆饼，跟卖的一点都不一样。奶奶就说：“再不听话，你长大了也去卖芸豆！那个卖芸豆的老头儿就是从小不听话，长大了没出息，去卖芸豆。笑的，也不觉着累，”奶奶说。“老了老了，没曾想还赶上了好时候，”
奶奶说“唉，你们生的是时候呀！我还有几天儿？”奶奶也常流露出遗憾。
星星，星星。星星。星星
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呢？
我知道，奶奶是真心爱这新社会的。
那些星星都是死去的人变的，为了给活着的人把夜路照亮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奶奶又戴上了一顶“帽子”不叫地主，叫“摘帽地主”其实和地主一样，占黑五类之首。所不同的是“摘帽地主”更狡猾些；一个地主，竟然能够“摘帽”显见其伪装是何等的高明，其用心是可等的险恶，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是何等的不可低估。而且这也成了“刘邓路线”的罪行之一。
奶奶先是不能再做补花了。社会主义的工作怎么能给一个地主呢？
后来，也不能再当院里的卫生负责人了。权力当然更重要。
奶奶倒没有哭，她吓傻了。爸爸、妈妈也吓傻了。好多人都吓傻了。好多吓傻了的人也都在做着傻事，做傻事时的样子也都足以把别人吓傻。
先是惠芬三姐从学校里回来，用了半天时间，把院子里的花全刨了。接着是北屋宋家几个闺女把自己家的硬木大立柜抬到院当中，用斧子给劈了。爸爸也偷偷地烧了几本书。奶奶整天躲在屋子里，掀开一角窗帘往外看；也不怎么做饭，顿顿下挂面。传说垃圾站发现了好几根金条。街道积极分子们怀疑是我们院里的人扔出去的，一是因为我们院离垃圾站近，二是因为我们院里除了八子家成份好，其余的都是黑九类。
惠芬三姐当了“红卫兵”一身军装，扎一条武装带，长辫子剪了，剪成了短发。说实在的，我觉得她更漂亮了。
我在学校里也想参加红卫兵，可是我出身不是红五类，不行。我跟着几个红五类的同学去抄过一个老教授的家，只是把几个花瓶给摔碎，没别的可抄。后来有个同学提议给老教授把头发剪成羊头。剪没剪我就不知道了，来了几个高中同学，把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全从抄家队伍中清除出去了。我和另几个被清除出来的同学在街上惶然地走着，走进食品店买了几颗话梅吃，然后各自回家。
院里很乱，惠芬三姐带了好几个大学的红卫兵，挨家挨户地搜查。
象是全院大扫除，各家的东西都摆到了院子里。我们家里也都空了，爸爸、妈妈和奶奶坐在凳子上低声说着什么，很恐怖、很警觉的样子。
“真是没想到，”妈妈说。
“平时看着可是挺老实的人，”奶奶说。
“您可别再这么说了，老实人会藏这些东西？”
“谁呀？藏了什么？”我问。
原来是惠芬三姐带着人从那个最懂戏的老太太家抄出了两箱子绸缎、一盒子金银首饰、还有一本书，书上有蒋介石的像。
“在哪儿呢？”
“已经送走了，连东西带人都送走了。”
我隔着窗户往外看。又来了几个红卫兵，惠芬三姐正和一个挺高挺魁梧的男的说话，嗓门儿很大。她过去可从来不大声说话的。她还说了一句“x他妈的”从表情上看好像她并没有那么说。也许是我听错了？我们学校的那些女生也都那么说了。我觉得我们男生那么说说还可以
妈妈让我回学校去住。我上中学的时候住校。妈妈说：“这一阵子先不要回家，有什么事我去找你。”妈妈给了我三十块钱，六十斤粮票，看来够两个月的伙食费了。
晚上，我蹬上我那辆破自行车回学校。我兜里第一次掖了那么多钱、那么多粮票。路上冷冷清清的。已经是秋天了。自行车轧在于黄的落叶上“嚓嚓”地响。路灯的光线很昏暗，影子从车轮下伸出来，变长，变长，又消失了。我好像一时忘记了奶奶，只想着回到学校里该怎么办。那条路很长，全是落叶
一天，妈妈到学校来找我，对我说，要是想回家就到她的单位去，她在那儿找了一间房；奶奶已经回老家了。
“什么时候？”
“前天。”
“怎么啦？”
“没怎么。我们怕出事，和你爸爸商量，不如先让奶奶到老家去”
我倒是松了一口气。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打死人的事了。不过坦白地说，我松了一口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奶奶不在了，别人也许就不会知道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了。我生怕班里的红卫兵知道了这一点，算我是地主出身。
“过些时候，我就去看你奶奶，再给她送些东西去。”妈妈说，声音有些抖。
忘记是为了什么了，我又回了一趟家（可能是为了拿一件什么东西）。院里已经面目全非了。花没了；地上刨得乱七八糟的，没人管；每棵树上都钉上了一块语录牌；搬来了好几家新街坊。八子家也搬走了，听说搬到胡同东头的一个大院子里去了。那儿原来住着个资本家，被轰走了，空下来不少好房。我走进屋里，才又想到，奶奶走了。屋里的东西归置得很整齐，只是落满了灰尘。奶奶不在了。奶奶在的时候从来没有灰尘。那个小线笸箩还在床上，里面是一绺绺彩色的丝线，是奶奶做补花用的。我一直默默地坐着。天黑了。是阴天，没有星星。
奶奶这会儿在哪儿呢？干什么呢？屋里没有别人，我哭了。我想起小时候，别人对奶奶说：“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奶奶笑笑说：“等不到那会儿哟！”海棠树的叶子落光了，没有星星。世界好像变了个样子。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
接着是轰轰烈烈的两三年。我时常想起奶奶。但史无前例的事太多，听也听不过来，想也想不过来。不断地把人打倒，人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打人也是为革命，骂人也是为革命，光吃不干也是为革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乃至行凶放火也是为革命。只要说是为革命，干什么就都有理。理随即也就不值钱。
接着是上山下乡。抡镢头的为革命而抡镢头，养妾选美的为革命而养妾选美；饥寒交迫的为革命而饥寒交迫，挥霍无度的为革命而无度地挥霍。革命又是为了什么呢？
我在延安插队的时候，妈妈来信说奶奶回来了，奶奶岁数太大了，农村里没她干的活，公社给了证明，说奶奶改造得好，态度非常老实。
奶奶又在北京落下了户口。
七二年我也转回了北京。那年奶奶七十岁，头发全白了。爸爸、妈妈又都到云南干校去了，又剩了我跟奶奶。或者说是，奶奶跟着我。
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懂得了什么是历史。很多事情并非是因为人怎么坏，而是因为人类还没有弄明白那些事情为什么是坏。譬如说奶奶，她还不明白地主为什么坏，就注定是地主了。也可以说这是命运，但革命不正是为了把全人类都从那种厄运中解放出来么？
但那还是一九七二年。
我回到北京的时候是半夜。在车站坐了半宿，到家的时候天还不亮。我推推院门，院门开了。我推推屋门，门上有锁。我一愣。院里的人还都没起。很静，谁家屋里传出响亮的鼾声。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呢？还是那四棵树，一棵梨树，三棵海棠，但树叶都被虫子咬得斑斑驳驳的。院里盖起了好几间小厨房，歪七扭八，灰压压的。
北屋门一响，宋家老头出来了：“哟，你回来啦？你奶奶这几天净念叨你呢。”
“我奶奶这么早上哪儿了？”
“你没瞧见？就在外头扫街哪。”
我跑出院门。远远的晨雾中，有一个人影，用的是长把笤帚，是奶奶。后来我才知道，奶奶这么早来扫街，是为了躲过人多的时候，怕让人看见。她现在是以一个地主的身份在扫街，在改造，不是象当年那样是卫生负责人。
奶奶见了我可是立刻就哭了。
我把奶奶搀进屋，劝她，安慰她。我才不说“这是群众运动，您应当理解”呢！她怎么会理解呢？多少大人物不是都不理解吗？只是当我说到“群众的眼睛是亮的”的时候，奶奶才不哭了，连连点头，说街坊邻居对她都不错，街道积极分子对她也不错，居委会主任还偷偷劝她别往心里去，扫起街来也得悠着点。奶奶扫街总是超额，甚至加倍。“还记得八子吗？”奶奶问我。“当然。”我早就听说八子这几年在街上很出名，外号叫“八爷”一般的流氓小偷都服他。八子没有去插队。“可不是吗，唉！可是他见了我，还是管我叫奶奶。”
奶奶说。这似乎使她非常感动。奶奶又说：“没人的时候我跟八子说，可得好好的，要不将来后悔一辈子。他倒是低头儿听着。别人说他，他连听都不听呢。”“他进工厂了？”“没有。先前他想进工厂，人家说他不去插队，不给他分配。这会儿人家给他分配了，他又嫌工作不好，不去，等着。他可倒也不缺钱花，又抽烟，又喝酒。他还老跟我说：象您这么老实管什么用！”
“惠芬三姐呢？”
“咳，还提惠芬呢！分配在外地，二十七八了，还没个对象。他那个对象武斗的时候死了，惠芬总还是想着那个人，时常说点子不着边儿的话，说不是那个人她就不结婚可那个人都死了好几年啦。
这都是八子跟我说的。头些日子，我扫街时候碰上了惠芬，她头儿也不抬。八子说，她不是光不理我，谁她都不理”
我想起六六年查抄四旧的时候了，在院子里，惠芬三姐和一个男
大学生说话，那男的又高又魁梧“他会不会就是惠芬三姐的对象呢？”
唉！“奶奶，咱们包扁豆馅饺子吧！”我说。世上的事都想明白了好像也不符合辩证法。
“行啊！”奶奶高兴起来：“我给你钱，你去买肉馅吧。”
妈妈给我写信的时候就说，回了北京好好照顾奶奶，想办法给奶奶弄点好的吃。奶奶一个人老是熬粥、吃馒头、炒白菜什么的；她不愿意去买肉，怕让人看见说她没改造好。
“您管它那些呢！”我说：“肉铺里卖肉就是为让人吃的。革命就是为让所有的人都过好日子！”
“可还有好些人连馒头、炒白菜都吃不上呢。老家的人，好些贫下中农，吃也吃不饱。”奶奶一本正经的神气。
我真得承认：奶奶的觉悟比我高。我开了个玩笑：“您可不能这么说。您说贫下中农现在还吃不饱，那还行？”
奶奶吓坏了，说不出话来、可不？在那些年，这可不是玩笑。
最后这几年，奶奶依旧是很忙。天不亮就去扫街。吃了早饭就去参加街道上办的“专政学习班”下午又去挖防空洞。
“您这么大岁数，挖什么呀？还不够添乱的呢！”我说。
奶奶听了不高兴：“我能帮着往外撮土。”
“要不我替您去吧。我挖一天够您挖十天的。我替您去干一天您就歇十天。”
“那可不行。人家让我去是信任我。你可别外头瞎说去。好不容易人家这才让我去了。”
奶奶还是那么事事要强。
最让奶奶难受的是人家不让她去值班。那时候，无论春夏秋冬，不管刮风下雨，北京所有的小胡同里都有人值班。绝大多数是没有工作的老头、老太太，都是成份好的，站在胡同口，或拿个小板凳坐在墙角里，监视坏人，维护治安。每个人值两个小时，一班接一班。奶奶看人家值班，很眼热，但她的成份不好。
一天，街道积极分子来找奶奶，说是晚十点到十二点这一班没人了，李老头病了，何大妈家里离不开，一时没处找人去，让奶奶值一班。奶奶可忙开了，又找棉袄，又找棉鞋。秋风刮得挺大。
“真要是有坏人，您能管得了什么？他会等着让您给他一拐棍儿？”
“人家这是信任我。”
“就算您用拐棍儿把他的腿勾住了，他也得把您拉个大马趴。”
“我不会喊？”
“我替您去吧。”
“那可不行！”奶奶穿好了棉衣，拿着拐棍儿，提着板凳，掖着手电筒，全副武装地出了门。
我出门去看了看。奶奶正和上一班的一个老头在聊天。还不到十点。两个人聊得挺热火。风挺大，街上没什么人。那老头在抱怨他孙子结婚没有房
十点刚过，奶奶回来了。
“怎么啦？”奶奶说：“又有人接班了。”脸色挺难看。
“有人了更好。咱们睡觉。”
奶奶不言语，脱棉袄的时候，不小心把手电筒掉地上了，玻璃摔碎了。
“您累了吧？我给您按摩按摩？”
奶奶趴在床上。我给她按摩腰和背。她还是一到晚上就腰酸背疼。
我想起小时候给奶奶踩腰，觉得她的腰背是那样漫长。如今她的腰和背却像是山谷和山峰，腰往下塌，背往上凸。
我看见奶奶在擦眼泪。
“算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说。
“赶情你们都没事儿。我妈算是瞎了眼，让我到了你们‘老史家’来”
海棠树的叶子又落了，树枝在风中摇。星星真不少，在遥远的宇宙间痴痴地望着我们居住的这颗星球
那是一九七五年，奶奶七十三岁。那夜奶奶没有再醒来。我发现的时候，她的身体已经变凉。估计是脑溢血。很可能是脑溢血。
给奶奶穿鞋的时候我哭了。那双小脚儿，似乎只有一个大拇趾和一个脚后跟。这双脚走过了多少路呵。这双脚曾经也是能蹦能跳的。
如今走到了头。也许她还在走，走进了天国，在宇宙中变成了一颗星星
现在毕竟不是过去了。现在，在任何场合，我都敢于承认：我是奶奶带大的，我爱她，我忘不了她。而且她实在也是爱这新社会的。
一个好的社会，是会被几乎所有的人爱的。奶奶比那些改造好了的国民党战犯更有理由爱这新社会。知道她这一生的人，都不怀疑这一点。
当然，最后这几年，她心里一定非常惶惑。我不能原谅自己的是这样一件事：那时每天晚上，奶奶都在灯下念报纸上的社论。在那个“专政学习班”里，奶奶是学的最好的一个。她一字一顿地念，象当年念扫盲课本时那样。我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看书。显然是有些段落她看不大懂，不时看看我，想找机会让我给她讲一讲。我故意装得很忙，不给她这个机会，心想：您就是学得再好再虔诚些，人家又能对您怎么样？那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净是些狗屁不通的社论。奶奶给我倒茶，终于找到了机会。
“你给我讲讲这一段行不？”
“咳，您不懂！”
“你不告诉我，我可不老是不懂。”
“您懂了又怎么样？啊？又怎么样？”
奶奶分明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她默默地坐着，一声不响。第二天晚上，她还是一字一句地自己念报纸，不再问我。我一看她，她的声音就变小，挺难为情似的
老海棠树还活着、枝叶间，星星在天上。我认定那是奶奶的星星。
据说有一种蚂蚁，遇到火就大家抱成一个球，滚过去，总有一些被烧死，也总有一些活过来，继续往前爬。人类的路本来很艰难。前些时候碰上了惠芬三姐，听说因为她文革中做了些错事，弄得她很苦恼，很多事都受到影响。我就又想起了奶奶的星星。历史，要用许多不幸和错误去铺路，人类才变得比那些蚂蚁更聪明。人类浩荡前行，在这条路上，不是靠的恨，而是靠的爱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