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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看书网 www.32kan.com,伶人往事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帽子。奚啸伯一提起反右,就说:“我冤呀。我从旧社会来,爱吃爱喝。但我从心里没反党。”

    后来,我又从刘曾复先生那里得知:李万春在1957年夏季那篇关于民营剧团的精彩发言原来是由奚啸伯起草的,也许这就是他的“右派罪行”了。

    落脚石家庄

    他成了右派分子,石家庄地区京剧团的团长(刘同起)来北京探望。谈话中,约他去石家庄。已经离开北京京剧四团的奚啸伯,觉得自己在北京已无任何出路,便一口答应下来,同意试演三个月。

    一起到石家庄的,除了儿子奚延宏、琴师魏铭、跟包的陈宝山师傅以外,另有三人同行。到了新的单位,文化机关的负责人和他谈话,说:“因为你戴了帽子,待遇和工资都不能按从前的标准计算了。”奚啸伯同意了,可和他同来的人一看这情况,拔腿就走。最后,剩下了儿子、琴师和陈宝山。

    为了改造思想,奚啸伯除了唱戏,还干扫地、打水等体力活儿。1959年,他成为第一批摘掉帽子的人。张东屏专员很关心他,与有关方面打招呼,要求在生活方面尽量照顾。“白云深处青山下,茅庵草舍无冬夏煞强如风波千丈担惊怕。”奚啸伯觉得自己再也无法提出离开石家庄了。

    和北京的剧团相比,石家庄地区京剧团更多的是去中小城市和乡镇演出。奚啸伯的身体本来就弱,加上演出的劳累,体质开始下降,疾病也找上门来。奚延宏看了非常心痛,并觉得自己这样陪着父亲,总在乡下唱,一没意思,二无前途,就更谈不上技艺的提高了。

    一天,儿子终于开口了:“我要离开石家庄。”

    奚啸伯惊惧又伤感,说:“你母亲死得早,我把你拉扯大,如今只有我们父子相依为命。如果你走了,留下我孤独一人,可怎么过呢?这儿的演出条件是差,可人家给我摘了帽子,我不能就这样走呀!”

    就这样,奚啸伯把自己一条性命和全部艺术交给了石家庄。

    寂寞沙洲冷

    1962年,五十二岁的他,从艺整整四十年了。他毕竟有文化,觉得已经很有必要对自己走过的路,做一番整理。4月的一天,当同辈艺人还在忙活着登台唱戏的时候,奚啸伯已经在北京的家平坦胡同五号,开始口述历史,由弟子欧阳中石记录下来。其中,也有一部分是奚啸伯自己写的。全篇完成后,底稿留在欧阳中石手里,誊清一份后,他带回石家庄,准备将来作为奚派艺术专集的主篇。“文革”中书稿遗失,幸亏那份底稿在欧阳中石那里,保存完好。

    1963年春,为了选拔赴京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的剧目,河北省在省会天津市举办了盛大的现代戏汇演。那次共有六台大戏。有唐山的节振国、张家口的八一风暴和杜鹃山、天津的六号门等。此外,就是石家庄的由奚啸伯主演的红云崖了。每次看完一出戏,都要进行讨论,当时负责记录、整理会议发言的是尹丕杰先生。他虽是北师大毕业生,却又是个刚从劳教农场出来的“摘帽右派”与会者都很清楚:红云崖这出戏绝无进京演出之可能,症结所在就是主演是个右派。

    因料定红剧必遭淘汰,讨论会也开得冷冷清清。按照常规:讨论会记录稿要交给主持人,不料主持人不屑一顾地转身走了。尹丕杰正不知所措,忽见奚啸伯还在整理东西,便走过去说:“这记录稿交给先生好不好?”

    奚啸伯脸一红说:“也好。”便接过去看起来。

    少顷,他抬头问道:“这是刚记的吗?哎呀,这简直是一篇文章了,老弟的笔头功夫好了得!”然后低头又看了一会,遂抓住尹丕杰的手,说:“因为素未谋面,不知老弟的来历,请介绍一下。”

    尹丕杰苦笑道:“我与先生政治身份相似,但根柢不同,先生是四大须生,我不过是在景县京剧团当编导,临时工而已,不值一提。”

    奚啸伯沉吟不语,尔后话锋一转:“好,我单听听您对红云崖的意见吧。”尹先生谈了一大堆看法,还间杂提了一些修改建议。

    奚啸伯听完,客气地说:“高见,高见。”又问:“您看过我多少戏?”

    答:“不太多,但也不少。”“请评一评。”“不敢,不敢。”奚啸伯一再催促,尹先生说:“这样吧,我只就先生的唱工写几个字吧。”便从记录纸夹里抽出一页白纸,写了“鹤鸣九皋”四个字。

    奚啸伯看后,说:“过奖,过奖。”

    尹又写了“雁落平沙”四个字。“啊,知音。难得的知音。”奚啸伯显然有些激动。

    “先生别急,还有几个字呢。”接着写道:“寂寞沙洲冷。”

    奚啸伯半晌无语,后长叹道:“命该如此。”说着将写着字的纸片叠起来,想往衣袋里放。

    尹丕杰夺过来,撕碎扔掉。说:“无知妄见,不值得您保存。”

    奚啸伯苦笑着,说:“对,对。”这时,会议室早己空无一人。偌大一间厅堂,奚啸伯神情萧疏,显得有些孤凄。

    自1957年后,他就是一个寂寞的歌者。

    听敌台

    1963年下半年,石家庄京剧团被派到束鹿县新城镇去搞“四清”运动。奚啸伯也去了,接受革命锻炼和考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江青已在戏曲界发号施令,大力提倡现代戏,禁演传统戏的风声一阵紧过一阵。大家都不敢用老戏吊嗓了。一天晚上,奚啸伯听半导体收音机,无意中听到播出一段老戏。

    一听:“昔日有过三大贤,刘关张结义在桃园。弟兄们徐州曾失散,到后来相逢在古城”这是珠廉寨里老生的唱段,越听越觉得像是自己在唱。

    再听:“一来是老贼命该丧,二来是弟兄得团圆”他确认是在播放自己的唱片,心里害怕,但越怕越要听。这是什么电台?他决定听完:“劝贤弟休回长安转,就在沙陀过几年,落得个清闲。”

    最后,听播音员说:“这里是中华民国”他吓得赶快换台。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

    奚啸伯偷听敌台,这是他“文革”中的一大罪状。

    这叫生活?

    1964年,北京举行京剧现代戏会演。会演完毕,赵燕侠等名演员提出不再拿保留工资的建议。他听说后,马上向组织提出要按国家一般干部工资制度领取工资的要求。其实,奚啸伯无房产,无积蓄,家里连些像样的家具也没有,薪水月月领,工资月月光。有人很反感他的表态,说:“你又不是党员,干嘛这么积极?”

    他置之不顾,坚决提出减薪。说:“只要我知道是党的意思,我决不犹豫。”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剧团很多人为表忠心,彼此揭发互贴大字报。而给奚啸伯贴的大字报就更多了,因为是右派,是团长,是“反动艺术权威”从前在张学良部队当上士录事,故又加上一个“历史反革命”罪名。于是,他被压在四顶大帽的底下。剧团一向是靠他挣钱的,很多演员都是跟着他学戏、唱戏的。现在,这些人都来揭发、斗争、打击他。一时间忘恩负义成了时尚,不再是恶行。

    文明处在不文明的脚下,文化攥在无文化的手里,奚啸伯开始了人生最后的挣扎。他除了接受各式各样的批斗和体罚以外,还要扫地、生火、筛炉灰、捡煤渣。每月发五十元的生活费。后来,造反派说:五十元太高了,便降到十五元。他是“四大须生”一辈子好吃喝。生活水准骤降,精神压力陡升,使他几乎垮掉。先是牙齿脱落,又无钱镶牙。接着,就是急性肺炎。咳出来的都是血痰。奚延宏吓坏了,赶忙和孙子奚中路一起把他送进医院。

    是幸运,也是命大。在医院得遇一位顾大夫。他医术高超,又是戏迷,特别喜欢余(叔岩)派,便暗中给奚啸伯以特别关照。顾大夫也是边劳动、边看病。每次看完病,俩人都要说说戏。奚啸伯的胆小,老戏一句不敢说,只讲现代戏,或者讲点发音、吐字及韵律。有了好医生,奚啸伯才渐渐康复,出了医院。

    出院之后,生活依旧清苦。十五元的生活费扣除十二元的伙食费以后,他只能拿到三块钱。奚啸伯的烟抽得厉害,所以这三块钱里,还包括烟钱。他专买一毛钱一盒的“太阳”牌纸烟。如果伙食费里能剩下一两毛的话,他就拿来买火柴。

    这叫生活?中国人的忍辱负重、苟且偷生,无敌于全世界。

    因他而死,为他而瘫

    陈宝山是奚啸伯的“跟包”(京剧术语。戏班里的主要演员自己配备和随带的琴师、鼓师和后台服务人员)。奚啸伯从来没亏待过他。俩人相处极好,像是亲兄弟。“文革”中,奚啸伯挨批斗。陈宝山心里同情,可不敢有半点流露。一次,剧团到工厂俱乐部演出,奚啸伯父子下午就赶到演出地点打扫前后台、装台、打水,做演出的准备。奚啸伯有些劳累,开戏前躺在戏箱上面休息,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陈宝山看见他蜷缩着身子,怕他冻着,便偷偷给奚啸伯盖上了自己的棉大衣。这事被“革命群众”看见,揭发后被造反派狠狠训斥了一顿。

    后来,石家庄搞起武斗。奚啸伯看情况不好,就逃出剧团。等他再返回剧团却发现自己的铺盖全丢了。他每月十五元,怎买得起被褥?儿媳说:“天凉了,父亲没被子可怎么办?我记得父亲包行头(京剧服装的统称)的包袱皮儿很大,不知道还有没有?明儿请陈师傅给找找,我用大包袱皮儿给父亲做床被子。”

    陈宝山果然找到两块大包袱皮儿,儿媳接过来,就赶紧动手,做成了被子。这事又被“革命群众”揭发出来。造反派的脸上,个个都是凶相。他们厉声呵斥陈宝山“阶级界限不清,到现在还和奚啸伯往来”遂勒令他第二天向“革命群众”做出交代。这可把胆小怕事的陈宝山吓坏了,他担心自己说不清、道不明,更惧怕那些血淋淋的斗争场面。中国人原本是一个理智善良的民族,官民又是两个天下,那边一有风吹草动,这边就有回护之情。现在不同了,一夜之间专政早把个民间天地也砸个粉碎。革命者走大道,能否给陈宝山这样的草民留下一条小路?可四下里张望,哪儿还有小路呢。

    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联想到自己的经历。记得在1968年,犯有“现行反革命罪”的我,被四川省川剧团的造反派和革命委员会追得到处流窜的时候,父亲对我说:“你一定要活下来!就是改名换姓,落草为寇爸爸也不会责怪的。”我哭道:“我不改姓名,可现在哪里还有草?”所以,我非常能体会陈宝山那种抬头无天、低头无路的绝境与绝念。我终于被抓进了监狱,而陈宝山的路就是死路。陈宝山只有去死。他决定自杀,先是喝下一碗火碱,又怕死不了加罪,接着就上了吊。人世悠悠,天道渺茫。“身留一剑答君王”一剑亦可答亲人,亦可答知己。

    奚啸伯得知此事,身心受到极度的刺激,突然中风,半身不遂,被送进了医院。接着就下了“病危”通知。儿子接到长途电话,立即赶赴病房。等见到父亲时,已是神智不清。奚延宏连声呼唤,已无丝毫的反应,似乎没有了知觉。儿子守护了七天七夜,又经过抢救,他才算返阴回阳,又由儿子、孙子二人轮流看护了一个月,才完全脱离了生命危险。这时,医院知道这个被抢救的人是右派分子、反动艺术权威奚啸伯,便决定不再治疗,并勒令出院。

    奚家原来住的四合院五间北屋已被没收,奚延宏向剧团恳求给一间客房暂住,遭到拒绝。最后几经托人,好不容易找到一间堆干草的小屋子。儿子带着孙子(奚中路)把干草搬出去,奚啸伯才有了容身之处。

    没有昧过良心

    1976年5月,那时的政治形势非常紧张,欧阳中石抑制不住对奚啸伯的挂念,一个人偷偷去了石家庄。见他那骨瘦如柴的样子,真是百感交集,一把抱住老师双肩,说:“我看您来了。”

    奚啸伯鼻翼微微煽动,哽咽无语。过了好一阵,说:“别难过,让别人看见不合适。”声音迟滞,语气中一点感情也没有。

    欧阳中石把头从肩膀上抬起,只见他满脸的泪水从面颊滚落。于是,赶忙拧了块毛巾,请他擦脸。

    奚啸伯站起身,恭恭敬敬地说:“谢谢您。”“您怎么还跟我客气?”“不,不,”他申辩着,神色凝重地说:“是我有错,有罪”

    人痴痴怔怔的,仿佛是在受审一样。过了一段时间,奚啸伯才回到了自己的世界。他对欧阳中石说:“我和比较接近的人都打了招呼,说:‘你们别顾我,我老右派反正跑不了,你们都拉家带口。顶不住,有什么事儿便往我身上推就行了。’可就是这样也难过关。他们(造反派)问我什么,我都承认,按照他们的意思去承认。可是我说的,还是跟人家说的对不上茬儿。所以,他们说我还是不老实。”

    师徒谈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欧阳中石走进他的房间,奚啸伯早已梳洗完毕,端坐在那里。他对弟子说:“这几年,我总是像看电影一样地把所见到的人都想了一遍,主要是想有无对不起人的事。想来想去,没有昧过良心。”

    突然,他想起自己曾借过一个徒弟一百元钱的事,便说:“这钱到现在还没还,很对不起他。不过,现在我没法还他。等将来我的情况好转了,有了钱,第一个事儿就是还他。”

    这次会晤,奚啸伯办了一件大事,就是把奚中路交代给欧阳中石。他一定要孙儿拜师。

    欧阳中石连声道:“愧不敢当。”“这是我赐的,长者赐,不能辞。”奚啸伯一语定夺。

    分手时,二人不敢对视。欧阳中石走到门口,但听得他在背后说:“中石,我不难过,咱们都不许哭。”

    欧阳中石返回身去,扑在了奚啸伯的膝前。“快走把,不然晚点了。”他双手摸着欧阳中石的头,老泪纵横。

    这次分别也是永诀。“人生幻化如泡影,几个临危自省?”奚啸伯是能自省的。当然,是属于一个艺人的自省。

    我想再看看北京

    1974年,他的偏瘫症略有好转,便给孙子奚中路说戏,还练习用左手写字。准备日后不能演出了,自己可以为剧团写字幕。剧团一些演员、个别领导也来探望,安慰他好好养病。日子虽平淡冷清,病情倒也稳定。

    1976年10月,奚啸伯得知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非常兴奋,这时不断有人告诉他北京、上海的消息和梨园行的一些新情况,尤其对蒙冤者平反昭雪的信息,他异常敏感、激动。过度的压抑、极度的兴奋,使他衰弱的身体难以承受,外表的好转、情绪的恢复,发出的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一天,他仿佛意识到来日无多,将儿子叫到身边交代后事,说:“我最不放心的是延玲,身体多病。你欧阳(中石)师哥为她找到了满意的对象(即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我也放心了。我看,咱们家里(奚)中路(现为上海京剧院武生演员)有才华,只有他可能继承京剧艺术。日后,可请你的师哥给他说说戏。”

    最后,奚啸伯说:“现在,我心里还有一件事。如果我的右派问题解决了,我要求你们陪我去北京一次。看看我的老姐姐,看看我的好朋友,再看看北京城。”

    儿子一再地点头。

    “心如飞絮,气若游丝,空一缕余香在此”1977年12月10日下午,奚啸伯悄然离世,仓促又安详,没能看看他的老姐姐,没能看看好朋友,没能重返他的出生地北京城,也没能听到为他“改正”的决定。

    奚啸伯走了,跟在马连良的后面,二人同为京剧“四大须生”他们结伴同行,像两只凌空而舞、唳于九霄的白鹤。他们留下的是一个空虚,一个永恒的空虚。我知道,时间可以将一切涂改得面目全非,可以将沧海变为桑田,即使自家的墓园也只剩下了骸骨。但有一样是不朽的,那就是他们的灵魂与歌吟。

    2005年3月—2006年4月于守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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