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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出几十张戏票。可她识货，天天买票观摩，还请周传瑛夫妇到家中做客，兴致勃勃地学习昆曲。到后来，她还跟周传瑛合作演出昆曲。
应该说，事业上言慧珠是极有远见的。但凡与艺术相关的人和事，是从不轻易放过的。还是在1955年，当梅兰芳把俞振飞、黄蔓耘夫妇从香港请回上海的时候，她就特设家宴款待，景仰俞振飞的才学的同时，也是千方百计地跟他学昆曲。有了这样一个基础，1957年经文化局批准，她调至戏曲学校，被任命为副校长。从此改唱昆曲，正好和俞振飞搭档。她真诚求教，为尽量向俞振飞靠拢，她也耍了些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小花招。比如，听说俞振飞到江西演出，她急得失魂落魄，还差几分种开车，居然赶到了车站，成了软卧车厢里令人惊诧不已的不速之客。
她与作家徐訏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在文学上获益非浅。她与音乐家郑律成也是很好的朋友。在排演春香传的时候，郑律成在朝鲜音乐与京剧唱腔的融合上，给予了具体的指导。
使唤丫头（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57年5月19日到6月中旬，她应中国京剧院邀请在北京舞台上与中国京剧头号小生叶盛兰合作演出得意缘、贩马记、穆柯寨、凤还巢、生死恨、吕布与貂蝉、游园惊梦、玉堂春。这是展示中国传统戏剧表演精粹的华筵，也是当代中国戏曲舞台最佳生、旦演员的绝配，绝演与绝唱。因为自这次演出以后，言慧珠告别了京剧，叶盛兰成了右派（另文讲述）。我每晚都去欣赏，整日价心猿意马，为此恨不得要去逃学。
我对父亲说：“我不想上学了。”
父亲问：“那你想要去做什么？”
“言慧珠美死了，美的让我想去给她当使唤丫头。”
父亲大笑说：“你给她当使唤丫头，那我还要给你雇一个使唤小丫头。”
三更归梦三更后（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也就在这个6月，中国政治的风向陡转，从“整风”转入“反右”舞台上那么机灵的言慧珠，晕了，也傻了：自己无非是一心只想多演戏的呼吁，怎么会成了“发泄不满情绪”、“猖狂向党进攻”？更要命的是，她平时的人缘就差。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道，多个冤家多堵墙”言慧珠身边没“道”了，全都是“墙”原来还算朋友的人，刹那间也都变成了冤家。而冤家们几乎一致认为，言慧珠就该是右派。上海京剧院里批判她的大字报，一张接一张地贴呀，贴呀
不明白这场政治运动的起因，却懂得这场政治运动的后果。言慧珠再是个“政盲”但自1949年以来，中共所给予民众的政治直观教育可谓生动又深刻：土改运动，有了“地主、富农分子”；三反运动，有了“老虎”、“奸商”和“三反分子”；镇反运动，有了“反革命分子”；肃胡运动，有了“胡风分子”那么，这次反右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要有些人去当“右派分子”了。如果自己当了右派，心高气傲的她从此只能是一堆土、一摊泥，别说演戏，连个人样儿也无。她后悔莫及，谁叫自己争戏演呢？谁让自己去发言呢？谁让发言上了报呢？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再往下想，她就想到了死——自杀。这是她贯穿一生的情结，死结。
一天，上海文艺界在文化广场收听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录音传达。刚传达完毕，从喇叭里念出了包括言慧珠在内的一连串的名字，叫这些被点名的人到后台去。大家估摸着：他们可能都是上海市的右派了。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暗中惋惜。
言慧珠第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敛气而行。悸动又恓惶，恐惧且哀伤。
到了后台，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徐平羽早就坐在那里了。他对言慧珠严肃地说：“言慧珠同志，你的那些话，说明你有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应该深刻检讨，取得群众的谅解。如果对抗下去，矛盾就有可能转化。”
在上海戏剧界，有两个真心替她着急的人，那就是俞振飞和许思言。俞振飞跑去找到徐平羽，希望领导能宽大言慧珠，否则，这个女人很可能走向绝路。徐平羽说：“她发言影响很不好，人缘也不好，很难过关。唯一的办法是深刻检讨。”又说：“要她自己深刻检讨是不可能的，你和你的朋友去帮帮她吧！”
俞振飞约了许思言，一齐来到华园。为了让她检讨，俩人费尽唇舌。言慧珠不是不想检讨，而是对检讨毫无信心。
许思言火了，指着孩子说：“你不做检讨，戴上帽子，你自己怎么过日子暂且不说，小清卿怎么办？”小清卿，是言慧珠在1955年秋率“言剧团”到无锡演出时，与挎刀（指戏班次主角，二牌演员即称挎刀，寓有随从协助之意）老生薛浩伟一度同居的结晶，三十六岁生子。为此，她不得不与这个自己并不爱慕的人结婚。
言慧珠仿佛被电流击中，双手紧紧抱住孩子，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洒满衣襟
她终于低头了，到京剧院向领导表示接受批评。
“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回首前尘，辗转纠结，该如何清理沉埋的心事？任你怎样的炽烈与惨淡，只有自己一一摊牌了。为了一纸检讨，苦熬两月，言慧珠把这辈子的文化知识和社会经验全调动起来。她想起小时侯，为了得到一枚钻戒，几天几宿睡不着觉，千方百计要弄到手。这件事多么能说明自己的自私与无聊呀！在美琪大戏院召集的上海文艺界大会上，言慧珠就从进幼稚园检讨起，一直检讨到当天为止。她坦白事实，批判错误，挖掘根源。联系思想，联系历史，联系家庭，联系社会，联系转瞬即逝的“一闪念”联系一切能够联系的。自觉向党输诚，也向所有的人低头。紆尊降贵，远比想像来得痛苦。人本有颜色，而需要做的是自己一层层地剥去颜色，把内里的筋骨血肉都掏出来；人本有情爱，现在需要做的是把早已入土的死者、亲者重新翻检，暴露于光天化日许多人被感动了。
当然，再多的群众被感动，也未必过关。会上，徐平羽开口了。他说：“言慧珠同志的检查很深刻，态度也很好，戴不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一锤定音。这时，再有人觉得她该是右派，也没用了——毛泽东的“干部决定一切”在这儿用得多好！
散会后，徐平羽在楼梯口遇到担任上海市戏曲学校校长的俞振飞。他主动对这位校长解释道：“戴上帽子很容易，可就毁了一个人才，再要培养一个像言慧珠这样的演员多难呀。所以，今天我竭力主张不戴她的帽子。何况，她的检查确实写得很好。看来，她的文采也不错嘛。”
在徐平羽和其他朋友帮助与护卫下，言慧珠度过了1957年的夏季风波。但从此，言慧珠害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过关啦，过关啦！”当晚，言慧珠从剧场回到家，一进门就对等候在那里的俞振飞和许思言，大喊大叫。
跟着，她就让家里的佣人摆上准备好的螃蟹宴。酒过三巡，她抱着孩子，突然立起。说：“患难之中见人心。今天我不知道向你们说些什么好！以后，我会竭尽全力为昆曲服务。”一杯喝下，她又说：“两三个月里，我懂得了什么叫同志式的感情很多人都把我们这些人看得太坏，久而久之，我们能不多长几个心眼吗？”
批判陈仁炳（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毛泽东领导的所有政治运动，最生动的场面便是参与者、卷入者的相互攻歼，彼此出卖。出卖不再属于个人品德或私人恩怨的问题，它被官方视为塑造革命情操、考核阶级立场的有效手段。在攻击与被攻击中，两败俱伤，彼此都是贱相和丑态。场面的制造者便以这些贱和丑，一方面搜集为证据，一方面以此反衬毛泽东和党的“高贵”、“圣洁”和“正确”
言慧珠在遭众人射杀的同时，也被加工制造成一粒子弹，射向章（伯钧）罗（隆基）在上海的骨干分子陈仁炳。因为在“鸣放”期间他代表上海民盟市委在电影、戏剧、出版、文学等方面召开座谈会，请大家提意见。陈仁炳曾请王西彦等作家在文化俱乐部吃饭，也曾过问言慧珠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到了“反右”阶段，这些都是他向党进攻、“煽风点火”的凭证。
言慧珠的批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57年7月1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言慧珠发言的全文，题目就叫陈仁炳的鬼把戏。文章写道：“陈仁炳表面上摆出一副好像替我鸣不平的伪善面孔，骨子里却是贩卖向党进攻的私货，不惜捏造事实，假借名义，挑拨上海京剧院的领导和演员的关系。我们京剧演员饱尝过旧社会的贫困、压迫、侮辱的痛苦，在社会主义社会地位提高了，生活安定了，一切条件都优越了，今昔相比，我敢说任何一个京剧演员打心眼里都会感到社会主义社会比旧社会的社会制度好一千倍，一万倍！陈仁炳的挑拨伎俩是徒劳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她是在奉命批判。否则，怎么能过关？
1958年，过了关的言慧珠参加了文化部组织的中国艺术代表团，吴晗任团长，俞振飞任艺术顾问。在欧洲七国，她连演八十余场百花赠剑，不仅没喊一声累，还坚持每天写日记，在国内发表。她文武双全，没人不佩服。
照山又照水（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一日清晨，上海戏曲学校的喇叭里，传达了这样的指示：“同学们，九时召开师生员工大会，欢迎新校长。”
大家屏住气，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女郎满身金黄从学生们眼前掠过：金黄色的毛衣，点缀着淡紫的小花，橙黄色的西装短裙，浅黄色的高跟鞋。
“这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言慧珠，我们的新校长——”俞振飞开始详细介绍，可谁有心思听。
她的学生（梁谷音）在一篇怀念文章里，曾这样描述：“要紧的是赶快享受这眼前的美人吧，一睹为佳。她那么娇，娇得有点妖；那么艳，艳得有点野。身材、五官、腰腿、找不出一丝不足，过分的完美使人怀疑她的真实。”
忽然，一个女生轻轻叫道：“呀，新校长没有穿袜子？”跟着，几十双眼睛“唰”地扫向那光洁又修长的一双玉腿。后来，她们才明白，新校长是穿了袜子的，那袜子叫玻璃丝袜，透明的。
不久，她带领学生在校园拔草。女生们不专心于拔草，而专心于她那双洁白精巧的手套，彼此议论纷纷。看来凡有她的地方，就有风光。言慧珠照山又照水。美，对于别人是用来观赏的；对于她，那就是生活方式了。
如意，也不如意（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59年，俞振飞、言慧珠来北京陪梅兰芳拍摄电影游园惊梦，下榻前门饭店。不久，许思言因公也到了北京。刚进房间，俞振飞见了他，一把抓住，要求他与自己同住，还没等许思言答应。俞振飞的学生就连忙请服务员加上一张床。
学生偷偷对他说：“您来得正好，先生（指俞振飞）实在吃不消了。”
连言慧珠的保姆也附和上一句：“您住在这儿就太平了。”
显然，正副两位校长之间，有了点麻烦。原来，男校长是天天睡不醒，女校长是夜夜睡不着。睡不着的，就到隔壁找睡不醒的，一夜一夜地聊个没完。弄得正校长苦不堪言，苦不堪“言”这不，来了替死鬼。还能轻易放过？
回到上海，俞振飞几次见到许思言，都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1960年，言慧珠办理了离婚手续。两个月后，许思言接到俞振飞（黄蔓耘已病逝）电话，说：“市委领导同意我同言慧珠结婚。明天在锦江饭店订婚，慧珠要我请你来。”
“我的天！”许思言大吃一惊，刚要开口，便觉不对。忙说：“恭喜，恭喜！”
婚宴当晚，酒阑席散，许思言踏月而归，他边走边想：“这可真像一台戏，不知结局是喜还是悲？也不知这对‘欢喜冤家’能够相聚到几时？”
在这桩如意又不如意的婚姻里，言慧珠是主动的。她一到了戏校，就渐渐有了这个念头。一方面，她想得到一个博学多才的男人为晚年伴侣；一方面，她是借重俞振飞的艺术地位，提升自己的艺术身价。这是爱情与功利的双重考虑与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直接来自言慧珠独特又复杂的性格。她对俞振飞百依百顺，俞振飞觉得她娇艳可爱。
婚前，在华园。俞振飞索性对言慧珠说：“看样子，你对我很有意思，想要和我结婚了，是不是？”
言慧珠大喜，说：“你猜透我的心思啦？直到今天，我总算听到你的心里话。”
“那我们的性格合得来吗？你好胜要强，我淡泊宁静，一软一硬，恐怕捏不到一起呢！”
“一软一硬，正好取长补短，和好相处。要是两人都硬，就非吵不可；都软呢，粘粘糊糊的，也没意思。”
以后，听许思言说，他俩关系并不怎么好，经常吵架。看来，软硬搭配也非最佳夫妻组合。
墙头马上（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59年10月1日的前一个晚上，言慧珠和俞振飞在北京演出了昆曲墙头马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而演，这是她舞台表演艺术的另一个高峰。凡参加排练的人，无不为她的严肃认真、细致周到、精益求0精的作风所感动。即使是她的冤家对头，也表示“值得学习”她根据元代杂剧大家白朴提供的文学剧本，反复琢磨设计人物造型和身段，还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配置了不同的服装、头面（旦角头上各种化装饰物的总称）。自己亲自到专门的绸缎店去挑衣料，自己重新设计点翠头面（头面中的一种硬头面，旦角头上饰物。即用翠鸟羽毛剪贴于金属底版上制成，富丽堂皇），并拿出自己的金条将点翠头面镀上黄金，这样，在灯光下更光彩夺目。又把自己的家藏的首饰，都拿出来使用。言慧珠喜欢钱，也能挣钱。我前面讲了，她对“公私合营”不感兴趣，主要是觉得私人戏班能为自己多挣钱，人也自由。但她毕竟是个艺术家，爱艺术胜过爱金银，爱舞台超过爱钱财。为了唱好一出戏，言慧珠啥都舍得。
1959年10月，已划为右派分子的父亲收到了墙头马上的戏票，一看演出地点是在中央统战部礼堂，便犹豫了——他想看台上的戏，不想看台下的人。但经不住我再三请求，父亲还是带我去了。事先，他对我说：“小愚儿，爸爸不打招呼的人，你不要去招呼。”父亲特意去得早些，挑了个靠边儿的座位坐下。他闭目养神，我则东张西望。一会儿，礼堂掀起一阵骚动，我站起来，跑到过道看究竟。然后，兴奋地对父亲说：“赵丹来了。”再一会儿，礼堂又一阵掀起骚动，我又站起来，再跑到过道看究竟。返回座位后，对父亲兴奋地说：“爸，夏梦来了。”
“谁是夏梦？”父亲问。
“香港电影演员。穿着红大衣，戴着金耳环，可漂亮啦！”
礼堂里，相继来了许多高官。他们没引起观众的任何反应。我得意地对父亲说：“爸，怎么样，搞政治的比不了搞艺术的吧？连李维汉（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进场都没人搭理，就更别提你了。”
父亲听了，居然很高兴。
1963年墙头马上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艺术片。拍摄期间长春温度在零下30度。清晨，所有的演员都钻在被子里养神，惟独她一个人在场外练功，天天如此。
想看言慧珠吗？现在的人，只能看这部电影了。瞬息风华，留此见证。而这个戏的镀金头面与各色行头，都在“文革”的一把大火中烧光。
阿庆嫂第二（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64年，正是江青亲自挂帅，击响了京剧大演现代戏的锣鼓。夏季，北京举办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汇演。上海参加的剧目有大戏智取威虎山，小戏有李玉茹的审椅子，童芷苓的送肥记。没言慧珠的戏，也没她的事儿，是观摩者，一个看客。内心的烦闷可想而知。她对别人说：“观摩观摩，专观专摩。”言外之意，我言慧珠现在只有看戏的义务，没有唱戏的资格了。她不安，更不服。
岁尾年初的时候，许思言收到言慧珠寄来的两张戏票，还附了一封短信。她说：“过去演旧戏多，现在很想彻底改造自己，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演阿庆嫂（即沙家浜女主角）是我决心改造自己的一个表现，希望得到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其实，她哪里是想彻底改造自己，还是在闹“我要演戏”！
看后，许思言非常感动，觉得言慧珠演这个戏，大概没比墙头马上少费心，少使劲。大幕落下，忙去后台向言慧珠祝贺：“好哇，精彩！你的阿庆嫂，全国第二。”
“第一是谁？”言慧珠立即追问。
“丁是娥呀！（沪剧芦荡火种里的阿庆嫂的扮演者，京剧沙家浜由沪剧移植过来）”
她高兴得笑了。这么好的一出现代戏，照理很值得宣传。谁知在当时的报纸上，连一个广告也没找到。
春节的时候，许思言到华园去拜年。他问俞振飞：“你看慧珠的阿庆嫂怎么样？”
俞振飞说：“真好！丁是娥的戏，我没有看过。别人可都不及她。在阿庆嫂身上，她花的气力真不小，动机也好——通过演戏改造自己。可是人家还是在攻击她，真是不讲道理了。”
从演梅派经典，到唱昆曲墙头马上，再到现代京剧沙家浜——她像一张满弓，但凡使出一把气力，送出箭来都铮然有声，且直射靶心。这些艺术创作是言慧珠的生命表现。而艺术创作又决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它是个神出鬼没的东西，与心智相通，与传统相接。若无一点艺术灵感和悟性，任你雄心万丈，最后也是徒劳和妄想。想想她，再看看我们自己，两厢对照，差异惊人：我们的生命很长，用很长的生命去等待。她的生命很短，用很短的生命去创造。
1965年，言慧珠得到了一个歌剧本，叫松骨峰，描写的是一个朝鲜女英雄。她不禁联想起曾经演过的春香传。不安分的她又跃跃欲试了。人家就是那么有本事，没过多久，她还真的就在上海戏曲学校的舞台上演了现代戏松骨峰。没人叫好，自己也吃力。“一分是流水，二分是尘土，不觉得春将暮。”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累了，力气也没有了。舞台不属于我了。”纵有欲望挣扎，已然力不从心。谁知这句感叹的话，在“文革”中即被视为反党的有力“证据”
江青听说言慧珠排演现代戏，叫什么松骨峰。随即放出话来：“叫言慧珠别演啦！好好闭门思过，休想到我这里沾边！”
一句话，把她踹出了三界外。
可萌绿，亦可枯黄（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革”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个国家开始了权力与暴民相结合的恐怖统治。上了年岁的中国人大多“看了些荣枯，经了些成败”但谁也没有经历过举世无双的“文革”6日早上，俞、言夫妇照常去戏校上班。一进校门，气氛就万分紧张，心头一片惊惧：校长室成了造反派办公室，排练场成了大批判的战场，所有的墙壁贴满了大字报，俞振飞和言慧珠的名字都被打上血红色的xxx。高音喇叭里不停地发出怒吼，命令这个，勒令那个。每天上午，都是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度过。几天前还是文弱的学生，瞬间都成了凶残的魔鬼。她和丈夫浑身上下刷满糨糊，前胸后背全都贴着标语和大字报。二人垂眉低首，在院子里一站就是几小时。他俩还要清扫厕所，因俞振飞平素为人和蔼，能随遇而安，便有人悄悄帮忙。别人帮忙时，他只需在门口“望风”对言慧珠则大不相同。她平日待人刻薄，出语尖刻。对她有好感的，本来就没几个。现在见她扫厕所，可有人高兴了。只要见她直直腰，稍息片刻，就会引来大声责骂。夫妻性格不同，待人接物各异，竟能生出相反的境遇来。
这些学生在批斗的时候那么粗暴，可在抄家的时候又很是精细，连言慧珠藏在灯管里的、藏在瓷砖里的、埋在花盆里的钻戒（多达几十枚）、翡翠、美钞、金条（重十八斤）、存折（六万元）都掏了出来，整整抄了一天一夜，连天花板都捅破挑穿。言慧珠的首饰是有名的好，对此，文怀沙曾说：“言慧珠的首饰，不要说别的，单是一件就都不得了！”这一件是个啥物件？一只白金手镯，上镶八颗钻石，每颗一样大小，重多少？一颗七克拉，一共五十六克拉。而今价值几何？行家一算便知。言慧珠一生唱戏的积蓄，顷刻成空。天仙般的女人，这次真的是从莲花宝座上跌落，滑过人间，直坠地狱了。
9月初的一天，许思言凌晨从单位回家。下了公共汽车，摸出钥匙刚要开门。忽然，从旁边小路口，闪出一个女人的身影：“老许同志”
“慧珠，你怎么在这里？”
她畏畏缩缩，低声道：“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你。许先生。”
先叫“同志”后改“先生”许思言不知该如何做答，遂问：“这里没有人，你不要紧张。俞老最近可好？”
“怎么会好呢？已经戴了一次高帽子，家里的东西都抄走了”
沉默，彼此沉默。
大难已至，谁与凭依？言慧珠满含泪水，半晌又问：“你看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我该怎么办？看见人家戴高帽子游街，就浑身发抖，我无论无何受不了”是的，前有千古远，后有几万年，可是如何打发眼前？言慧珠无法超脱，她非哲人；言慧珠无法苟且，她非草民。
许思言握住她的手说：“你自己要珍重，不要忘了清卿这孩子。”
她也紧紧抓住他的手，说：“请你多关心！”说完，掉转身，快步隐没在黑暗之中。
为了小清卿，她曾偷偷拿出两三千元的现金，给几位要好的朋友，请他们替自己今后照顾好孩子。但这些朋友，为保全身家性命，把钱都如数上缴了。这样一来，罪行越搞越严重。言慧珠眼前没有一丝的光明，心中没有一丝的暖意。
人生可怜，无计可留。1966年9月10日，言慧珠拉着儿子的手，来到自己的卧室（已与俞振飞分居）。很严肃、很庄重地看着十一岁的小清卿，之后突然说：“妈妈要到有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以后你要听‘好爸’（即俞振飞）的。”说完，拉着儿子的手，又来到俞振飞的卧室。言慧珠先跪在丈夫的面前，然后一定也要小清卿跟着跪下去。孩子并不情愿，但看到母亲的神情，也就跪下了。她还要小清卿连喊几声“好爸”孩子也顺从地喊了。俞振飞忙扶他们起来。
起身的言慧珠郑重道：“请你一定要把他（指言清卿）抚养成人！”
俞振飞当场回答：“只要我有饭吃，他就有饭吃，我喝粥他就喝粥。”
托付完毕，母子二人回到自己的房间，言慧珠给了小清卿五十元钱和一块小黑板，并对他说：“明天是星期天，你好好到公园玩一玩吧。”
据保姆王菊英说，当晚的11点半到12点之间，言慧珠曾下楼到孩子的房间，坐在床边，呆呆地望着、望着只要托付好孩子，她一了百了。
9月11日清晨，华园11号里还是一片寂静。保姆像往常一样准备好早餐后，推开二楼卫生间的门——
“啊！”一声惊叫。
一代红伶，去了。她穿着睡衣，素面赤脚，直直地把自己挂在浴缸上面的横杆上，冰冷而凛然。再检查，房内桌上，放着一叠钞票，五千元。上面写着，谁抚养孩子，钱就给谁。另有信三封。一给领导，一给丈夫，一给孩子。她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做了自我批评，对丈夫表示歉意，叮嘱清卿好好做人。据说还有一封写给孩子生父薛浩伟的信。
对于有些人来说，人生是循环不已的厄运，到了走投无路的一刻，只有消失自己。她脸色苍白，一双眼睛，似开似合。开合之间，流泻出20世纪中国艺人内心永难排解的疑惑、悲苦与不平。她一辈子都讲面子，爱面子，要面子。面子是什么？是脸面、体面和情面，这里面固然有虚荣，但更有尊严。她以无比的决绝保持尊严，拒绝受辱。是的，如果愿意，人的生命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
有关方面还要召开“现场批斗会”没有人表示丝毫的同情和惋惜，到处都是人类可哀的怯懦。我不知道该怎样认识国民，他们期待仁慈，却习惯于残忍。言慧珠，自杀身亡。这是她一生中的第三次自杀，庆幸的是，她成功了！她同自杀的老舍、邓拓、翦伯赞一样，她同自杀的老舍、邓拓、翦伯赞也不一样，口袋里没装着手书“毛主席万岁”字条。
当时官方的结论，是有力的一句：“自绝于人民”；后来官方的说法，也是有力的一句：“含冤而死。”生死与好歹，依旧握在权力的手中。
我崇拜这样的女人：活得美丽，死得漂亮。一片叶，一根草，可以在春天萌绿，亦可在秋季枯黄。前者是生命，后者也是生命。
言慧珠死后，许思言曾问过俞振飞，为什么当晚没有察觉妻子的死？他说，言慧珠认为自己的问题严重，怕被红卫兵造反派抓起来。而丈夫一向人缘不错，大概可以过关，所以，一再关照俞振飞——万一自己出了问题，要好好照顾这个家，要好好抚养孩子！所以，这个举动，被他误认为是言慧珠在做坐牢的准备，而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自决。加之，双耳失聪的俞振飞也服用了安眠药，故隔壁房间发生了什么事，他也是浑然不觉。
言慧珠临终前留下的书信和现金，事后由上海戏曲学校当局交给了公安部门。粉碎“四人帮”后，小清卿曾去问过。竟然是片纸无存，五千现金也没了踪影。
小清卿（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本文初稿完成，即发送给约稿的香港明报月刊。杂志的编辑看后，对我说：“明报的编辑都很想知道小清卿后来的情况。”
我马上给上海京剧院的一位副院长打电话，询问言清卿的下落，并想从他们的艺术档案里借用几张言慧珠的照片。对方非常遗憾地说：“事情过去了几十年。现在的上海京剧院根本不知道言清卿，也没有言慧珠的一张照片。”
梅兰芳儿媳屠珍女士闻讯后，主动帮助我寻找线索，毕竟不是公家是梅家！终于有了消息。原来言清卿在生母被迫害致死的二十年里，挣扎求生。1986年10月，他下定决心，挥泪告别上海故居，携母亲遗骨，定居深圳。他在自己的寓所设立了言慧珠纪念堂，晨昏请安。纪念室正面的墙壁悬挂着母亲遗像，遗像是言慧珠生前最喜欢的那幀：身着绛红底色的花格旗袍，满脸含笑。它曾摆放在上海华山路华园十一号言宅的客厅。照片下面的红木条案，也是言慧珠亲手所置。条案正中的木盒内是一代红伶的骨骸，令人入目心酸。骨灰盒两侧放着生者的六册像簿——琼林玉树，蕙质兰姿，它记录着一个中国女艺人的生命和情感。前面放着一只女式手表，还有一只英雄牌100型金笔。
1970年，十六岁的言清卿提出索要母亲的骨灰。谁知非但没有回复，反而遭到学校当局的批判，检讨书写了一遍又一遍。他没有灰心，自己到处打听。经过许多周折，小清卿得知母亲骨灰寄存在上海县北桥公墓。又幸遇一位善良热心的老工人，在其细心寻找下，于1974年清明前夕，终于找到言慧珠的骨灰。他一把将母亲遗骸搂在怀里，失声痛哭。
2006年，是言慧珠逝世四十周年。花之晨，月之夕，如泣如诉的弱者与如火如荼的强者，都已随水成尘。“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伊人的背影远了，淡了。但她在我的心中分外高洁、清晰。这文章写完，拿给朋友过目。无缘观赏言慧珠表演的朋友，羡慕我的眼福。
我说：“现在的剧坛还能看吗？不是背靠官，就是倒向商，或者既背靠官又倒向商。说句不客气的话，所有批判传统的人，都没能超过传统。所有批判言慧珠的人，也都没能超过言慧珠。”
这话引出朋友的感慨：“我们这个时代，怎么没有言慧珠？”
我莫名其妙地愤怒起来，恶声大喊：“我们这个时代，根本就不配产生言慧珠！”
对方惊问：“那配产生什么？”
“什么都不配产生！一个无足轻重的过渡时期。”
2005年6—2006年1月于守愚斋
2006年2月修订
卖出几十张戏票。可她识货，天天买票观摩，还请周传瑛夫妇到家中做客，兴致勃勃地学习昆曲。到后来，她还跟周传瑛合作演出昆曲。
应该说，事业上言慧珠是极有远见的。但凡与艺术相关的人和事，是从不轻易放过的。还是在1955年，当梅兰芳把俞振飞、黄蔓耘夫妇从香港请回上海的时候，她就特设家宴款待，景仰俞振飞的才学的同时，也是千方百计地跟他学昆曲。有了这样一个基础，1957年经文化局批准，她调至戏曲学校，被任命为副校长。从此改唱昆曲，正好和俞振飞搭档。她真诚求教，为尽量向俞振飞靠拢，她也耍了些可以理解、可以原谅的小花招。比如，听说俞振飞到江西演出，她急得失魂落魄，还差几分种开车，居然赶到了车站，成了软卧车厢里令人惊诧不已的不速之客。
她与作家徐訏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在文学上获益非浅。她与音乐家郑律成也是很好的朋友。在排演春香传的时候，郑律成在朝鲜音乐与京剧唱腔的融合上，给予了具体的指导。
使唤丫头（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57年5月19日到6月中旬，她应中国京剧院邀请在北京舞台上与中国京剧头号小生叶盛兰合作演出得意缘、贩马记、穆柯寨、凤还巢、生死恨、吕布与貂蝉、游园惊梦、玉堂春。这是展示中国传统戏剧表演精粹的华筵，也是当代中国戏曲舞台最佳生、旦演员的绝配，绝演与绝唱。因为自这次演出以后，言慧珠告别了京剧，叶盛兰成了右派（另文讲述）。我每晚都去欣赏，整日价心猿意马，为此恨不得要去逃学。
我对父亲说：“我不想上学了。”
父亲问：“那你想要去做什么？”
“言慧珠美死了，美的让我想去给她当使唤丫头。”
父亲大笑说：“你给她当使唤丫头，那我还要给你雇一个使唤小丫头。”
三更归梦三更后（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也就在这个6月，中国政治的风向陡转，从“整风”转入“反右”舞台上那么机灵的言慧珠，晕了，也傻了：自己无非是一心只想多演戏的呼吁，怎么会成了“发泄不满情绪”、“猖狂向党进攻”？更要命的是，她平时的人缘就差。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道，多个冤家多堵墙”言慧珠身边没“道”了，全都是“墙”原来还算朋友的人，刹那间也都变成了冤家。而冤家们几乎一致认为，言慧珠就该是右派。上海京剧院里批判她的大字报，一张接一张地贴呀，贴呀
不明白这场政治运动的起因，却懂得这场政治运动的后果。言慧珠再是个“政盲”但自1949年以来，中共所给予民众的政治直观教育可谓生动又深刻：土改运动，有了“地主、富农分子”；三反运动，有了“老虎”、“奸商”和“三反分子”；镇反运动，有了“反革命分子”；肃胡运动，有了“胡风分子”那么，这次反右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要有些人去当“右派分子”了。如果自己当了右派，心高气傲的她从此只能是一堆土、一摊泥，别说演戏，连个人样儿也无。她后悔莫及，谁叫自己争戏演呢？谁让自己去发言呢？谁让发言上了报呢？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再往下想，她就想到了死——自杀。这是她贯穿一生的情结，死结。
一天，上海文艺界在文化广场收听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录音传达。刚传达完毕，从喇叭里念出了包括言慧珠在内的一连串的名字，叫这些被点名的人到后台去。大家估摸着：他们可能都是上海市的右派了。有人幸灾乐祸，有人暗中惋惜。
言慧珠第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敛气而行。悸动又恓惶，恐惧且哀伤。
到了后台，上海市文化局局长徐平羽早就坐在那里了。他对言慧珠严肃地说：“言慧珠同志，你的那些话，说明你有极端严重的个人主义，应该深刻检讨，取得群众的谅解。如果对抗下去，矛盾就有可能转化。”
在上海戏剧界，有两个真心替她着急的人，那就是俞振飞和许思言。俞振飞跑去找到徐平羽，希望领导能宽大言慧珠，否则，这个女人很可能走向绝路。徐平羽说：“她发言影响很不好，人缘也不好，很难过关。唯一的办法是深刻检讨。”又说：“要她自己深刻检讨是不可能的，你和你的朋友去帮帮她吧！”
俞振飞约了许思言，一齐来到华园。为了让她检讨，俩人费尽唇舌。言慧珠不是不想检讨，而是对检讨毫无信心。
许思言火了，指着孩子说：“你不做检讨，戴上帽子，你自己怎么过日子暂且不说，小清卿怎么办？”小清卿，是言慧珠在1955年秋率“言剧团”到无锡演出时，与挎刀（指戏班次主角，二牌演员即称挎刀，寓有随从协助之意）老生薛浩伟一度同居的结晶，三十六岁生子。为此，她不得不与这个自己并不爱慕的人结婚。
言慧珠仿佛被电流击中，双手紧紧抱住孩子，泪水像断了线的珍珠，洒满衣襟
她终于低头了，到京剧院向领导表示接受批评。
“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回首前尘，辗转纠结，该如何清理沉埋的心事？任你怎样的炽烈与惨淡，只有自己一一摊牌了。为了一纸检讨，苦熬两月，言慧珠把这辈子的文化知识和社会经验全调动起来。她想起小时侯，为了得到一枚钻戒，几天几宿睡不着觉，千方百计要弄到手。这件事多么能说明自己的自私与无聊呀！在美琪大戏院召集的上海文艺界大会上，言慧珠就从进幼稚园检讨起，一直检讨到当天为止。她坦白事实，批判错误，挖掘根源。联系思想，联系历史，联系家庭，联系社会，联系转瞬即逝的“一闪念”联系一切能够联系的。自觉向党输诚，也向所有的人低头。紆尊降贵，远比想像来得痛苦。人本有颜色，而需要做的是自己一层层地剥去颜色，把内里的筋骨血肉都掏出来；人本有情爱，现在需要做的是把早已入土的死者、亲者重新翻检，暴露于光天化日许多人被感动了。
当然，再多的群众被感动，也未必过关。会上，徐平羽开口了。他说：“言慧珠同志的检查很深刻，态度也很好，戴不上右派分子的帽子。”一锤定音。这时，再有人觉得她该是右派，也没用了——毛泽东的“干部决定一切”在这儿用得多好！
散会后，徐平羽在楼梯口遇到担任上海市戏曲学校校长的俞振飞。他主动对这位校长解释道：“戴上帽子很容易，可就毁了一个人才，再要培养一个像言慧珠这样的演员多难呀。所以，今天我竭力主张不戴她的帽子。何况，她的检查确实写得很好。看来，她的文采也不错嘛。”
在徐平羽和其他朋友帮助与护卫下，言慧珠度过了1957年的夏季风波。但从此，言慧珠害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过关啦，过关啦！”当晚，言慧珠从剧场回到家，一进门就对等候在那里的俞振飞和许思言，大喊大叫。
跟着，她就让家里的佣人摆上准备好的螃蟹宴。酒过三巡，她抱着孩子，突然立起。说：“患难之中见人心。今天我不知道向你们说些什么好！以后，我会竭尽全力为昆曲服务。”一杯喝下，她又说：“两三个月里，我懂得了什么叫同志式的感情很多人都把我们这些人看得太坏，久而久之，我们能不多长几个心眼吗？”
批判陈仁炳（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毛泽东领导的所有政治运动，最生动的场面便是参与者、卷入者的相互攻歼，彼此出卖。出卖不再属于个人品德或私人恩怨的问题，它被官方视为塑造革命情操、考核阶级立场的有效手段。在攻击与被攻击中，两败俱伤，彼此都是贱相和丑态。场面的制造者便以这些贱和丑，一方面搜集为证据，一方面以此反衬毛泽东和党的“高贵”、“圣洁”和“正确”
言慧珠在遭众人射杀的同时，也被加工制造成一粒子弹，射向章（伯钧）罗（隆基）在上海的骨干分子陈仁炳。因为在“鸣放”期间他代表上海民盟市委在电影、戏剧、出版、文学等方面召开座谈会，请大家提意见。陈仁炳曾请王西彦等作家在文化俱乐部吃饭，也曾过问言慧珠对工作安排的意见。到了“反右”阶段，这些都是他向党进攻、“煽风点火”的凭证。
言慧珠的批判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957年7月10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言慧珠发言的全文，题目就叫陈仁炳的鬼把戏。文章写道：“陈仁炳表面上摆出一副好像替我鸣不平的伪善面孔，骨子里却是贩卖向党进攻的私货，不惜捏造事实，假借名义，挑拨上海京剧院的领导和演员的关系。我们京剧演员饱尝过旧社会的贫困、压迫、侮辱的痛苦，在社会主义社会地位提高了，生活安定了，一切条件都优越了，今昔相比，我敢说任何一个京剧演员打心眼里都会感到社会主义社会比旧社会的社会制度好一千倍，一万倍！陈仁炳的挑拨伎俩是徒劳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她是在奉命批判。否则，怎么能过关？
1958年，过了关的言慧珠参加了文化部组织的中国艺术代表团，吴晗任团长，俞振飞任艺术顾问。在欧洲七国，她连演八十余场百花赠剑，不仅没喊一声累，还坚持每天写日记，在国内发表。她文武双全，没人不佩服。
照山又照水（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一日清晨，上海戏曲学校的喇叭里，传达了这样的指示：“同学们，九时召开师生员工大会，欢迎新校长。”
大家屏住气，只见一个身材高挑的女郎满身金黄从学生们眼前掠过：金黄色的毛衣，点缀着淡紫的小花，橙黄色的西装短裙，浅黄色的高跟鞋。
“这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言慧珠，我们的新校长——”俞振飞开始详细介绍，可谁有心思听。
她的学生（梁谷音）在一篇怀念文章里，曾这样描述：“要紧的是赶快享受这眼前的美人吧，一睹为佳。她那么娇，娇得有点妖；那么艳，艳得有点野。身材、五官、腰腿、找不出一丝不足，过分的完美使人怀疑她的真实。”
忽然，一个女生轻轻叫道：“呀，新校长没有穿袜子？”跟着，几十双眼睛“唰”地扫向那光洁又修长的一双玉腿。后来，她们才明白，新校长是穿了袜子的，那袜子叫玻璃丝袜，透明的。
不久，她带领学生在校园拔草。女生们不专心于拔草，而专心于她那双洁白精巧的手套，彼此议论纷纷。看来凡有她的地方，就有风光。言慧珠照山又照水。美，对于别人是用来观赏的；对于她，那就是生活方式了。
如意，也不如意（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59年，俞振飞、言慧珠来北京陪梅兰芳拍摄电影游园惊梦，下榻前门饭店。不久，许思言因公也到了北京。刚进房间，俞振飞见了他，一把抓住，要求他与自己同住，还没等许思言答应。俞振飞的学生就连忙请服务员加上一张床。
学生偷偷对他说：“您来得正好，先生（指俞振飞）实在吃不消了。”
连言慧珠的保姆也附和上一句：“您住在这儿就太平了。”
显然，正副两位校长之间，有了点麻烦。原来，男校长是天天睡不醒，女校长是夜夜睡不着。睡不着的，就到隔壁找睡不醒的，一夜一夜地聊个没完。弄得正校长苦不堪言，苦不堪“言”这不，来了替死鬼。还能轻易放过？
回到上海，俞振飞几次见到许思言，都是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1960年，言慧珠办理了离婚手续。两个月后，许思言接到俞振飞（黄蔓耘已病逝）电话，说：“市委领导同意我同言慧珠结婚。明天在锦江饭店订婚，慧珠要我请你来。”
“我的天！”许思言大吃一惊，刚要开口，便觉不对。忙说：“恭喜，恭喜！”
婚宴当晚，酒阑席散，许思言踏月而归，他边走边想：“这可真像一台戏，不知结局是喜还是悲？也不知这对‘欢喜冤家’能够相聚到几时？”
在这桩如意又不如意的婚姻里，言慧珠是主动的。她一到了戏校，就渐渐有了这个念头。一方面，她想得到一个博学多才的男人为晚年伴侣；一方面，她是借重俞振飞的艺术地位，提升自己的艺术身价。这是爱情与功利的双重考虑与相互作用的结果，它直接来自言慧珠独特又复杂的性格。她对俞振飞百依百顺，俞振飞觉得她娇艳可爱。
婚前，在华园。俞振飞索性对言慧珠说：“看样子，你对我很有意思，想要和我结婚了，是不是？”
言慧珠大喜，说：“你猜透我的心思啦？直到今天，我总算听到你的心里话。”
“那我们的性格合得来吗？你好胜要强，我淡泊宁静，一软一硬，恐怕捏不到一起呢！”
“一软一硬，正好取长补短，和好相处。要是两人都硬，就非吵不可；都软呢，粘粘糊糊的，也没意思。”
以后，听许思言说，他俩关系并不怎么好，经常吵架。看来，软硬搭配也非最佳夫妻组合。
墙头马上（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59年10月1日的前一个晚上，言慧珠和俞振飞在北京演出了昆曲墙头马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而演，这是她舞台表演艺术的另一个高峰。凡参加排练的人，无不为她的严肃认真、细致周到、精益求0精的作风所感动。即使是她的冤家对头，也表示“值得学习”她根据元代杂剧大家白朴提供的文学剧本，反复琢磨设计人物造型和身段，还为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配置了不同的服装、头面（旦角头上各种化装饰物的总称）。自己亲自到专门的绸缎店去挑衣料，自己重新设计点翠头面（头面中的一种硬头面，旦角头上饰物。即用翠鸟羽毛剪贴于金属底版上制成，富丽堂皇），并拿出自己的金条将点翠头面镀上黄金，这样，在灯光下更光彩夺目。又把自己的家藏的首饰，都拿出来使用。言慧珠喜欢钱，也能挣钱。我前面讲了，她对“公私合营”不感兴趣，主要是觉得私人戏班能为自己多挣钱，人也自由。但她毕竟是个艺术家，爱艺术胜过爱金银，爱舞台超过爱钱财。为了唱好一出戏，言慧珠啥都舍得。
1959年10月，已划为右派分子的父亲收到了墙头马上的戏票，一看演出地点是在中央统战部礼堂，便犹豫了——他想看台上的戏，不想看台下的人。但经不住我再三请求，父亲还是带我去了。事先，他对我说：“小愚儿，爸爸不打招呼的人，你不要去招呼。”父亲特意去得早些，挑了个靠边儿的座位坐下。他闭目养神，我则东张西望。一会儿，礼堂掀起一阵骚动，我站起来，跑到过道看究竟。然后，兴奋地对父亲说：“赵丹来了。”再一会儿，礼堂又一阵掀起骚动，我又站起来，再跑到过道看究竟。返回座位后，对父亲兴奋地说：“爸，夏梦来了。”
“谁是夏梦？”父亲问。
“香港电影演员。穿着红大衣，戴着金耳环，可漂亮啦！”
礼堂里，相继来了许多高官。他们没引起观众的任何反应。我得意地对父亲说：“爸，怎么样，搞政治的比不了搞艺术的吧？连李维汉（时任中央统战部部长）进场都没人搭理，就更别提你了。”
父亲听了，居然很高兴。
1963年墙头马上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电影艺术片。拍摄期间长春温度在零下30度。清晨，所有的演员都钻在被子里养神，惟独她一个人在场外练功，天天如此。
想看言慧珠吗？现在的人，只能看这部电影了。瞬息风华，留此见证。而这个戏的镀金头面与各色行头，都在“文革”的一把大火中烧光。
阿庆嫂第二（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64年，正是江青亲自挂帅，击响了京剧大演现代戏的锣鼓。夏季，北京举办了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汇演。上海参加的剧目有大戏智取威虎山，小戏有李玉茹的审椅子，童芷苓的送肥记。没言慧珠的戏，也没她的事儿，是观摩者，一个看客。内心的烦闷可想而知。她对别人说：“观摩观摩，专观专摩。”言外之意，我言慧珠现在只有看戏的义务，没有唱戏的资格了。她不安，更不服。
岁尾年初的时候，许思言收到言慧珠寄来的两张戏票，还附了一封短信。她说：“过去演旧戏多，现在很想彻底改造自己，跟党走社会主义道路。演阿庆嫂（即沙家浜女主角）是我决心改造自己的一个表现，希望得到朋友的支持和鼓励。”其实，她哪里是想彻底改造自己，还是在闹“我要演戏”！
看后，许思言非常感动，觉得言慧珠演这个戏，大概没比墙头马上少费心，少使劲。大幕落下，忙去后台向言慧珠祝贺：“好哇，精彩！你的阿庆嫂，全国第二。”
“第一是谁？”言慧珠立即追问。
“丁是娥呀！（沪剧芦荡火种里的阿庆嫂的扮演者，京剧沙家浜由沪剧移植过来）”
她高兴得笑了。这么好的一出现代戏，照理很值得宣传。谁知在当时的报纸上，连一个广告也没找到。
春节的时候，许思言到华园去拜年。他问俞振飞：“你看慧珠的阿庆嫂怎么样？”
俞振飞说：“真好！丁是娥的戏，我没有看过。别人可都不及她。在阿庆嫂身上，她花的气力真不小，动机也好——通过演戏改造自己。可是人家还是在攻击她，真是不讲道理了。”
从演梅派经典，到唱昆曲墙头马上，再到现代京剧沙家浜——她像一张满弓，但凡使出一把气力，送出箭来都铮然有声，且直射靶心。这些艺术创作是言慧珠的生命表现。而艺术创作又决非一般人所能想像，它是个神出鬼没的东西，与心智相通，与传统相接。若无一点艺术灵感和悟性，任你雄心万丈，最后也是徒劳和妄想。想想她，再看看我们自己，两厢对照，差异惊人：我们的生命很长，用很长的生命去等待。她的生命很短，用很短的生命去创造。
1965年，言慧珠得到了一个歌剧本，叫松骨峰，描写的是一个朝鲜女英雄。她不禁联想起曾经演过的春香传。不安分的她又跃跃欲试了。人家就是那么有本事，没过多久，她还真的就在上海戏曲学校的舞台上演了现代戏松骨峰。没人叫好，自己也吃力。“一分是流水，二分是尘土，不觉得春将暮。”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累了，力气也没有了。舞台不属于我了。”纵有欲望挣扎，已然力不从心。谁知这句感叹的话，在“文革”中即被视为反党的有力“证据”
江青听说言慧珠排演现代戏，叫什么松骨峰。随即放出话来：“叫言慧珠别演啦！好好闭门思过，休想到我这里沾边！”
一句话，把她踹出了三界外。
可萌绿，亦可枯黄（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革”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个国家开始了权力与暴民相结合的恐怖统治。上了年岁的中国人大多“看了些荣枯，经了些成败”但谁也没有经历过举世无双的“文革”6日早上，俞、言夫妇照常去戏校上班。一进校门，气氛就万分紧张，心头一片惊惧：校长室成了造反派办公室，排练场成了大批判的战场，所有的墙壁贴满了大字报，俞振飞和言慧珠的名字都被打上血红色的xxx。高音喇叭里不停地发出怒吼，命令这个，勒令那个。每天上午，都是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度过。几天前还是文弱的学生，瞬间都成了凶残的魔鬼。她和丈夫浑身上下刷满糨糊，前胸后背全都贴着标语和大字报。二人垂眉低首，在院子里一站就是几小时。他俩还要清扫厕所，因俞振飞平素为人和蔼，能随遇而安，便有人悄悄帮忙。别人帮忙时，他只需在门口“望风”对言慧珠则大不相同。她平日待人刻薄，出语尖刻。对她有好感的，本来就没几个。现在见她扫厕所，可有人高兴了。只要见她直直腰，稍息片刻，就会引来大声责骂。夫妻性格不同，待人接物各异，竟能生出相反的境遇来。
这些学生在批斗的时候那么粗暴，可在抄家的时候又很是精细，连言慧珠藏在灯管里的、藏在瓷砖里的、埋在花盆里的钻戒（多达几十枚）、翡翠、美钞、金条（重十八斤）、存折（六万元）都掏了出来，整整抄了一天一夜，连天花板都捅破挑穿。言慧珠的首饰是有名的好，对此，文怀沙曾说：“言慧珠的首饰，不要说别的，单是一件就都不得了！”这一件是个啥物件？一只白金手镯，上镶八颗钻石，每颗一样大小，重多少？一颗七克拉，一共五十六克拉。而今价值几何？行家一算便知。言慧珠一生唱戏的积蓄，顷刻成空。天仙般的女人，这次真的是从莲花宝座上跌落，滑过人间，直坠地狱了。
9月初的一天，许思言凌晨从单位回家。下了公共汽车，摸出钥匙刚要开门。忽然，从旁边小路口，闪出一个女人的身影：“老许同志”
“慧珠，你怎么在这里？”
她畏畏缩缩，低声道：“实在没有办法，才来找你。许先生。”
先叫“同志”后改“先生”许思言不知该如何做答，遂问：“这里没有人，你不要紧张。俞老最近可好？”
“怎么会好呢？已经戴了一次高帽子，家里的东西都抄走了”
沉默，彼此沉默。
大难已至，谁与凭依？言慧珠满含泪水，半晌又问：“你看这场文化大革命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我该怎么办？看见人家戴高帽子游街，就浑身发抖，我无论无何受不了”是的，前有千古远，后有几万年，可是如何打发眼前？言慧珠无法超脱，她非哲人；言慧珠无法苟且，她非草民。
许思言握住她的手说：“你自己要珍重，不要忘了清卿这孩子。”
她也紧紧抓住他的手，说：“请你多关心！”说完，掉转身，快步隐没在黑暗之中。
为了小清卿，她曾偷偷拿出两三千元的现金，给几位要好的朋友，请他们替自己今后照顾好孩子。但这些朋友，为保全身家性命，把钱都如数上缴了。这样一来，罪行越搞越严重。言慧珠眼前没有一丝的光明，心中没有一丝的暖意。
人生可怜，无计可留。1966年9月10日，言慧珠拉着儿子的手，来到自己的卧室（已与俞振飞分居）。很严肃、很庄重地看着十一岁的小清卿，之后突然说：“妈妈要到有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以后你要听‘好爸’（即俞振飞）的。”说完，拉着儿子的手，又来到俞振飞的卧室。言慧珠先跪在丈夫的面前，然后一定也要小清卿跟着跪下去。孩子并不情愿，但看到母亲的神情，也就跪下了。她还要小清卿连喊几声“好爸”孩子也顺从地喊了。俞振飞忙扶他们起来。
起身的言慧珠郑重道：“请你一定要把他（指言清卿）抚养成人！”
俞振飞当场回答：“只要我有饭吃，他就有饭吃，我喝粥他就喝粥。”
托付完毕，母子二人回到自己的房间，言慧珠给了小清卿五十元钱和一块小黑板，并对他说：“明天是星期天，你好好到公园玩一玩吧。”
据保姆王菊英说，当晚的11点半到12点之间，言慧珠曾下楼到孩子的房间，坐在床边，呆呆地望着、望着只要托付好孩子，她一了百了。
9月11日清晨，华园11号里还是一片寂静。保姆像往常一样准备好早餐后，推开二楼卫生间的门——
“啊！”一声惊叫。
一代红伶，去了。她穿着睡衣，素面赤脚，直直地把自己挂在浴缸上面的横杆上，冰冷而凛然。再检查，房内桌上，放着一叠钞票，五千元。上面写着，谁抚养孩子，钱就给谁。另有信三封。一给领导，一给丈夫，一给孩子。她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做了自我批评，对丈夫表示歉意，叮嘱清卿好好做人。据说还有一封写给孩子生父薛浩伟的信。
对于有些人来说，人生是循环不已的厄运，到了走投无路的一刻，只有消失自己。她脸色苍白，一双眼睛，似开似合。开合之间，流泻出20世纪中国艺人内心永难排解的疑惑、悲苦与不平。她一辈子都讲面子，爱面子，要面子。面子是什么？是脸面、体面和情面，这里面固然有虚荣，但更有尊严。她以无比的决绝保持尊严，拒绝受辱。是的，如果愿意，人的生命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
有关方面还要召开“现场批斗会”没有人表示丝毫的同情和惋惜，到处都是人类可哀的怯懦。我不知道该怎样认识国民，他们期待仁慈，却习惯于残忍。言慧珠，自杀身亡。这是她一生中的第三次自杀，庆幸的是，她成功了！她同自杀的老舍、邓拓、翦伯赞一样，她同自杀的老舍、邓拓、翦伯赞也不一样，口袋里没装着手书“毛主席万岁”字条。
当时官方的结论，是有力的一句：“自绝于人民”；后来官方的说法，也是有力的一句：“含冤而死。”生死与好歹，依旧握在权力的手中。
我崇拜这样的女人：活得美丽，死得漂亮。一片叶，一根草，可以在春天萌绿，亦可在秋季枯黄。前者是生命，后者也是生命。
言慧珠死后，许思言曾问过俞振飞，为什么当晚没有察觉妻子的死？他说，言慧珠认为自己的问题严重，怕被红卫兵造反派抓起来。而丈夫一向人缘不错，大概可以过关，所以，一再关照俞振飞——万一自己出了问题，要好好照顾这个家，要好好抚养孩子！所以，这个举动，被他误认为是言慧珠在做坐牢的准备，而万万没有想到竟然会自决。加之，双耳失聪的俞振飞也服用了安眠药，故隔壁房间发生了什么事，他也是浑然不觉。
言慧珠临终前留下的书信和现金，事后由上海戏曲学校当局交给了公安部门。粉碎“四人帮”后，小清卿曾去问过。竟然是片纸无存，五千现金也没了踪影。
小清卿（版权属章诒和先生，草间人谨校）
本文初稿完成，即发送给约稿的香港明报月刊。杂志的编辑看后，对我说：“明报的编辑都很想知道小清卿后来的情况。”
我马上给上海京剧院的一位副院长打电话，询问言清卿的下落，并想从他们的艺术档案里借用几张言慧珠的照片。对方非常遗憾地说：“事情过去了几十年。现在的上海京剧院根本不知道言清卿，也没有言慧珠的一张照片。”
梅兰芳儿媳屠珍女士闻讯后，主动帮助我寻找线索，毕竟不是公家是梅家！终于有了消息。原来言清卿在生母被迫害致死的二十年里，挣扎求生。1986年10月，他下定决心，挥泪告别上海故居，携母亲遗骨，定居深圳。他在自己的寓所设立了言慧珠纪念堂，晨昏请安。纪念室正面的墙壁悬挂着母亲遗像，遗像是言慧珠生前最喜欢的那幀：身着绛红底色的花格旗袍，满脸含笑。它曾摆放在上海华山路华园十一号言宅的客厅。照片下面的红木条案，也是言慧珠亲手所置。条案正中的木盒内是一代红伶的骨骸，令人入目心酸。骨灰盒两侧放着生者的六册像簿——琼林玉树，蕙质兰姿，它记录着一个中国女艺人的生命和情感。前面放着一只女式手表，还有一只英雄牌100型金笔。
1970年，十六岁的言清卿提出索要母亲的骨灰。谁知非但没有回复，反而遭到学校当局的批判，检讨书写了一遍又一遍。他没有灰心，自己到处打听。经过许多周折，小清卿得知母亲骨灰寄存在上海县北桥公墓。又幸遇一位善良热心的老工人，在其细心寻找下，于1974年清明前夕，终于找到言慧珠的骨灰。他一把将母亲遗骸搂在怀里，失声痛哭。
2006年，是言慧珠逝世四十周年。花之晨，月之夕，如泣如诉的弱者与如火如荼的强者，都已随水成尘。“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污。”伊人的背影远了，淡了。但她在我的心中分外高洁、清晰。这文章写完，拿给朋友过目。无缘观赏言慧珠表演的朋友，羡慕我的眼福。
我说：“现在的剧坛还能看吗？不是背靠官，就是倒向商，或者既背靠官又倒向商。说句不客气的话，所有批判传统的人，都没能超过传统。所有批判言慧珠的人，也都没能超过言慧珠。”
这话引出朋友的感慨：“我们这个时代，怎么没有言慧珠？”
我莫名其妙地愤怒起来，恶声大喊：“我们这个时代，根本就不配产生言慧珠！”
对方惊问：“那配产生什么？”
“什么都不配产生！一个无足轻重的过渡时期。”
2005年6—2006年1月于守愚斋
2006年2月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