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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和孩子们将与文艺越来越远，这也许是他心情不好的真正原因。文化馆的领导可能也觉得解散这样一个业余剧团是可惜的，他们在扶持上也花过不少的精力，他们专程到桓兆泮家里出主意，叫他带着剧团到外地去搞个体商业演出，将文艺演出事业进行到底，也有人说要他到文化站去工作，可桓兆泮选择了种责任田。
在业余剧团负责时，桓兆泮对文艺的热爱是宽泛的，虽然时时借用民间艺术的形式为政治服务，但那是时代的需要。当爱而不能的时候，他选择了放弃。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的心灵其实已深陷其中，生活要他远离，灵魂却欲罢不能，他必定会在今后的日子里以另一种方式继续这理想的精神之旅，这是他的宿命，这命运在他十七岁作出选择时就决定了，或者说，在他和童年的小伙伴们用破锅破盆“打锣鼓”、在咆哮的山洪里练嗓子时就决定了。
他作出了被遗忘的准备，但人们没有忘记他，1980年，县里编“三民集”他成为组员之一，参与民间故事的收集整理工作；到83年，先后三次参加了县里的民间文艺创作培训；84年，参加戏曲创作培训；85年，参加小说创作培训；86年，参加故事新编培训，并在这年的端午节被吸收为骚坛诗社的会员；87年，参加小说、民间文学创作培训；89年文联成立，他当上了民间文学协会的理事；95年，文联的“屈原文艺创作奖”将“文艺综合奖”发给了他；2003年，他被市文化局命名为宜昌市第二批“优秀民间艺人”
一次次的学习、交流，一个想法在桓兆泮内心越来越明确，这样说，是因为这想法早就在他心里滋生了。1973年他偷偷跟着上坝大队的张开选老先生学花鼓舞，那时是不准唱这些“淫戏”的，但他被地花鼓诙谐的情趣、优美的唱腔和动人的舞姿深深吸引了，他觉得这样的东西失传了实在可惜。白天在河坝里劳动，晚上趁乘凉的时间跟老先生学习花鼓子的唱练做打。1976年，宜昌地区宣传部、文化局在远安开办山歌、诗歌培训班，认识了王作栋老师，桓兆泮认识到自己从小就喜欢唱的那些民间小调的重要性，在王老师的指导下，他开始收集、研究并自己创作翻新民歌。1980年编“三民集”时认识了宁发新老师，宁老师一再鼓励他把肚子里的故事写出来。编、说、唱、演、乐器，桓兆泮都不怕，最怕的就是要他拿笔写东西，在远安培训时，要求每个人散会时交一首诗，吃了喝了玩了，不交卷不好意思，他拿不出诗歌，只好交了两首五句子歌去充数。以后的活动，每次别人都有文章拿出来，可他对小说散文之类的文体真的摸不着门儿，他感到用笔表达自己实在是一件难事。桓兆泮心里很急，他听课最认真，生怕漏记了老师一句话，他出门身上总带着半截铅笔和一个小本本，随时随地记下自己认为有用的素材，并在每一个素材后注明，用作小说，还是用作小品和戏曲。但桓兆泮最终没有写出多少纯文学作品，他在民间文学收集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记满了小说素材的小本本渐渐记满了山歌和民间故事。他终于在心灵的牵引下走到了理想之路上。民间文学滋养了他的心灵，来自民间的他，只能属于民间文学，他们早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拿起笔，开始全心全意地记录它们。他不断拓宽着自己的搜寻范围，力图把他所接触到的民间的东西都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
桓兆泮总说，王老师和宁老师是他的恩师，没有他们，他也许不会坚持下来。特别是宁发新老师，不仅是恩师，还是挚友。“你要有自己的东西，你就搞你的特色。”这是宁老师经常给他说的话。他的东西和特色，除了民间艺术，还有什么呢？但他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民，他得养家糊口，不可能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件事情上。但他心里那份对民间文艺的责任感却越来越重，他的想法很朴素：老祖宗的东西，好多都是在这块地方流传了几千年的，不能在我们这辈人的手里弄没了。老桓翻出丧鼓唐祭仪式里的叹词和赞词给我看，那分明就是阳春白雪的楚辞，它和楚辞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仿佛看到了一条从民间流向古今诗人的潜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民间文化的受惠者，因为诗经和楚辞的源头，本来就在民间。桓兆泮早已走在“抢救民间文化”的道路上。妻子健在时，田里的事做完了，他就带着自己的小本本走了，走村串户，一边给人打短工，一边搜集山歌和故事。
民间文学是一座复杂而庞大的森林，依专家们的分类来看，当然就简单多了，但那些在民间口头吟唱着的史诗、传说、五光十色的山歌小调、机智诙谐的民间人物、妙趣横生的谜语、浓缩着人类智慧的谚语它们并不是冰冷的分类，而是鲜活的生命、浓烈的情感，是古板的正史之外的另一种历史，它有光怪陆离的色彩，无畏而真实的内容。对现实中的我们来说，它是那么逍遥，又那么遥远，对一个热爱它、寻找它、最后拥有它、并能完整演绎它的人，我只能说，我真羡慕他。
了。他和孩子们将与文艺越来越远，这也许是他心情不好的真正原因。文化馆的领导可能也觉得解散这样一个业余剧团是可惜的，他们在扶持上也花过不少的精力，他们专程到桓兆泮家里出主意，叫他带着剧团到外地去搞个体商业演出，将文艺演出事业进行到底，也有人说要他到文化站去工作，可桓兆泮选择了种责任田。
在业余剧团负责时，桓兆泮对文艺的热爱是宽泛的，虽然时时借用民间艺术的形式为政治服务，但那是时代的需要。当爱而不能的时候，他选择了放弃。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的心灵其实已深陷其中，生活要他远离，灵魂却欲罢不能，他必定会在今后的日子里以另一种方式继续这理想的精神之旅，这是他的宿命，这命运在他十七岁作出选择时就决定了，或者说，在他和童年的小伙伴们用破锅破盆“打锣鼓”、在咆哮的山洪里练嗓子时就决定了。
他作出了被遗忘的准备，但人们没有忘记他，1980年，县里编“三民集”他成为组员之一，参与民间故事的收集整理工作；到83年，先后三次参加了县里的民间文艺创作培训；84年，参加戏曲创作培训；85年，参加小说创作培训；86年，参加故事新编培训，并在这年的端午节被吸收为骚坛诗社的会员；87年，参加小说、民间文学创作培训；89年文联成立，他当上了民间文学协会的理事；95年，文联的“屈原文艺创作奖”将“文艺综合奖”发给了他；2003年，他被市文化局命名为宜昌市第二批“优秀民间艺人”
一次次的学习、交流，一个想法在桓兆泮内心越来越明确，这样说，是因为这想法早就在他心里滋生了。1973年他偷偷跟着上坝大队的张开选老先生学花鼓舞，那时是不准唱这些“淫戏”的，但他被地花鼓诙谐的情趣、优美的唱腔和动人的舞姿深深吸引了，他觉得这样的东西失传了实在可惜。白天在河坝里劳动，晚上趁乘凉的时间跟老先生学习花鼓子的唱练做打。1976年，宜昌地区宣传部、文化局在远安开办山歌、诗歌培训班，认识了王作栋老师，桓兆泮认识到自己从小就喜欢唱的那些民间小调的重要性，在王老师的指导下，他开始收集、研究并自己创作翻新民歌。1980年编“三民集”时认识了宁发新老师，宁老师一再鼓励他把肚子里的故事写出来。编、说、唱、演、乐器，桓兆泮都不怕，最怕的就是要他拿笔写东西，在远安培训时，要求每个人散会时交一首诗，吃了喝了玩了，不交卷不好意思，他拿不出诗歌，只好交了两首五句子歌去充数。以后的活动，每次别人都有文章拿出来，可他对小说散文之类的文体真的摸不着门儿，他感到用笔表达自己实在是一件难事。桓兆泮心里很急，他听课最认真，生怕漏记了老师一句话，他出门身上总带着半截铅笔和一个小本本，随时随地记下自己认为有用的素材，并在每一个素材后注明，用作小说，还是用作小品和戏曲。但桓兆泮最终没有写出多少纯文学作品，他在民间文学收集这条路上越走越远，记满了小说素材的小本本渐渐记满了山歌和民间故事。他终于在心灵的牵引下走到了理想之路上。民间文学滋养了他的心灵，来自民间的他，只能属于民间文学，他们早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拿起笔，开始全心全意地记录它们。他不断拓宽着自己的搜寻范围，力图把他所接触到的民间的东西都用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
桓兆泮总说，王老师和宁老师是他的恩师，没有他们，他也许不会坚持下来。特别是宁发新老师，不仅是恩师，还是挚友。“你要有自己的东西，你就搞你的特色。”这是宁老师经常给他说的话。他的东西和特色，除了民间艺术，还有什么呢？但他是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农民，他得养家糊口，不可能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件事情上。但他心里那份对民间文艺的责任感却越来越重，他的想法很朴素：老祖宗的东西，好多都是在这块地方流传了几千年的，不能在我们这辈人的手里弄没了。老桓翻出丧鼓唐祭仪式里的叹词和赞词给我看，那分明就是阳春白雪的楚辞，它和楚辞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仿佛看到了一条从民间流向古今诗人的潜河。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民间文化的受惠者，因为诗经和楚辞的源头，本来就在民间。桓兆泮早已走在“抢救民间文化”的道路上。妻子健在时，田里的事做完了，他就带着自己的小本本走了，走村串户，一边给人打短工，一边搜集山歌和故事。
民间文学是一座复杂而庞大的森林，依专家们的分类来看，当然就简单多了，但那些在民间口头吟唱着的史诗、传说、五光十色的山歌小调、机智诙谐的民间人物、妙趣横生的谜语、浓缩着人类智慧的谚语它们并不是冰冷的分类，而是鲜活的生命、浓烈的情感，是古板的正史之外的另一种历史，它有光怪陆离的色彩，无畏而真实的内容。对现实中的我们来说，它是那么逍遥，又那么遥远，对一个热爱它、寻找它、最后拥有它、并能完整演绎它的人，我只能说，我真羡慕他。